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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后，中國政府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友好國家都已傾注極大人力物力遏制病毒的傳播，盡最大努力挽救中國人民的生命，遏制病毒的全球蔓延。

經中國中央軍委批準，中國人民解放軍從2月1日已經抽組醫療力量分別以鐵路、空運的方式集結武漢；根據中部戰區命令，駐鄂部隊抗擊疫情運力支援隊2日正式抽組成立，開始承擔武漢市民生活物資配送供應任務。從2月3日起，將有一支1400人規模的軍隊醫護人員承擔起武漢火神山醫院醫療救治任務，支援地方疫情防控。

然而，在救災抗疫的公共衛生與應急實踐中，也暴露出種種深層次問題，值得反思，并拿出制度性的應對方案。故此，本文試圖提出并論證：宜在現有部署的基礎上，盡快建立、擴充、磨合錘煉一支直屬中央軍委指揮、常設建制、專職應對核/生/化/流行病威脅的正軍級（以上）防疫常備軍，可歸建于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或中部戰區等軍種部門。

全軍抽組的1400名醫護人員2日進駐武漢火神山醫院，4日醫院收治首批患者（圖/人民日報客戶端）

一、必要性、緊迫性

第一，從此次疫情應對來看，部分地方政府的應急經驗、資源調配、治理能力，以及部分地方半官方機構的反應速度、工作效率、職業操守、專業素養等，都與應對疫情的客觀需求和人民的主觀期望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17年前中國成功抗擊“非典”留下一條寶貴經驗：中央政府在認識到疫情的嚴重性后，果斷派出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吳儀、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為代表的一批大員干將，高度授權，統一指揮，迅速扭轉形勢，起到很好的效果。而時至今日，在疫情爆發一月有余、武漢“封城”已近半月的情況下，不同省份之間的協調，省內各市之間的協調，市內各區、醫院、政府組織、半官方組織、民間組織之間的協調都仍存在一定問題，尚在磨合之中。

目前，在中央/頂層設計層面，已經設立“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由國務院總理親自擔任組長，體現出中央政府對疫情的高度重視。然而，在工作實操層面，即（1）在“領導小組”與各省之間（尤其是湖北省與周圍毗鄰省份）；（2）在疫情最嚴重的湖北省內部，尚無具備足夠權威、權限的執行者來具體落實領導小組的精神指示，統一指揮，大刀闊斧地剪除各種行政性和非行政性阻礙，以抗擊時疫。可見，如何統一領導，如何克服內部損耗、降低溝通成本、管控行政成本、集中整合體制內外力量，乃是當務之急。

第三，從長遠看，隨著中國各項建設工作的推進，（民用）核設施、大型（有毒）化學/生物制劑的研發、生產與儲備設施數量將進一步提升。

就在本文寫作時，2月3日00時05分在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區發生5.1級地震，震源深度21千米。這無疑又對四川地區的抗擊肺炎與抗震救災工作提出雙重挑戰。此外，全球化趨勢也導致非典、埃博拉、新冠肺炎等傳染性疾病在全世界的高速流動與傳播。

上述挑戰都要求中國盡快組建一支強力精干的專業專職隊伍，能夠以最快的反應速度奔赴前線核、生、化、傳染病等重大災害的源頭地區，利用軍隊的運力、資源迅速搭建符合防疫要求的野戰醫院；同時它還要被中央政府賦予足夠高的權威、權力，能夠統一調度涉事地區及周邊省市各級政府、資源，協調不同部委，迅速產生合力，以有效抵御災害、應對疫情。

第四，從更長遠看，此次疫情已充分證明，一場重大傳染病事件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打擊力度也可能并不亞于一場局部戰爭。因此，從維護國家安全的角度講，建設一支強大精干的公共安全常備軍，并在歷次搶險救災中表現出卓越戰力，本身就能夠威懾潛在的威脅，更好地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二、可行性

首先，70年來，在和平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歷次抗洪、抗震、對抗疾病的搶險救災中，尤其是在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中，都建立了功勛，挽救了當地人民的生命財產，證明了他們的執行力和工作效率。

其次，此前中國已組建類似部隊，有制度基礎。譬如，2006年9月22日，經中央軍委批準，解放軍第一支公共衛生應急機動作戰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疾病預防控制所公共衛生應急處置大隊”在京正式組建。但遺憾的是，在此后的救災實踐中，并沒有將其發展壯大。現在是到了重新考慮并再造一支真正能打硬仗、救民水火的新部隊的時候了。

最后，類似編制也有他國成功經驗可資借鑒。譬如，美國聯邦政府設有“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 PHSCC），是美國公共衛生局隸下的聯邦制服部隊，亦是美國七支制服軍種之一。他們既是軍人，又是公共衛生人員。這支大約6000人的部隊，不僅承擔美國國內防疫工作，也可以派駐海外，參與國際救援。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受到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的管理。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的首長是具備等同海軍中將級別的醫務總監。醫務總監直屬于具備海軍上將階級的衛生助理部長（如果該部長為公共衛生服務軍官）。

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資料圖/PHSCC官網）

三、具體方案

第一，部隊編制

1、該部隊的軍銜/行政級別不宜低于“軍”，否則難以調度資源。在中國現行制度下，“正軍級”相當于“省部級”。作為疫區/戰區抗災工作的總執行人（直接聽命于中央軍委和正國級的“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防疫軍指揮官必須有足夠的級別、權力才能有效調動資源，協調領導當地干部，做到令行禁止，統一指揮。

2、防疫軍人數不妨設在2萬人左右。總部、參謀及辦公廳文職人員、以及軍直屬的科研院所編制約5000人。作戰部隊15000人可分為三個大隊，每大隊5000人。在平時，“中央大隊”留駐北京總部，監控可能疫情，拱衛首都。

“地方大隊”轄30余中隊，分駐全國各省，獨立于地方政府，自行運作，直接對中央負責。他們當密切監控當地可能出現的疫情，在第一時間向北京總部匯報；與此同時，知會地方政府，提請應對。

“海外大隊”駐扎國外，作為中國履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國際義務、積極參與全球人道主義救援而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這絕不僅僅在于提升中國國家形象和國際道義影響力，更重要的是隨時搜集海外病疫情報，第一時間掌控新病毒、新威脅的發展動向，第一時間向國內總部匯報、預警。畢竟在全球化時代，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的新疫情、新毒株，都有可能對中國海外利益、駐外“一帶一路”建設者和國內人民的生命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第二，平時管理

三大隊，以2年或3年為期，進行輪崗，以確保防疫軍任何一名指揮戰斗人員在6-9年的服役期限中，都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戰斗在第一線，經受疫病災害的“戰火”考驗。

這是因為，如此一支耗費國家重金打造的精英部隊，僅有訓練是不夠的，必須在最危險的第一線經受真實戰火的錘煉。美軍戰斗力強，除了裝備好、訓練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常年全球作戰，在真刀真槍中練兵。中國奉行和平發展國策，不發動對外戰爭，但作為負責任大國，也確實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救援，幫助友邦共同應對病毒、災害的威脅。通過獨立或參與聯合國組織的相關救援活動，可以使防疫軍常年保持戰斗狀態，而不至于悠游懈怠。

為此，防疫軍章程應明確規定，所有升職、授銜、提拔，只能發生在國內抗擊重大疫情或海外大隊在國外的實戰執勤過程中；平時狀態下的中央大隊和地方大隊，原則上無提拔機會。這一制度設計旨在將軍人榮譽心、逐利心與國家利益、人民需求有機結合，激勵其在抗疫戰場上殺“病”立功，升遷受賞；避免“打得好不如送得好、吹得好”現象；讓基層實戰第一線的勇敢軍人得到應有的拔擢，被放到最重要的崗位上，并獲得相應待遇。

第三，戰時部署

1、在國內發生重大疫情時，經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軍委核準，將爆發疫情的省份（或包括其周邊地區）劃為“疫區”。“疫區”即“戰區”。在實行軍管的省、市，防疫常備軍統一指揮，全權指揮協調各方，合理迎擊疫情。疫情結束后，中央大隊撤回首都修整，地方大隊輪崗對調。

2、疫區/戰區劃定后，中央大隊攜物資、器械空降疫區，與原先駐扎于該省的地方大隊匯合，組裝空運來的集裝箱模塊，搭建野戰醫院。同時召喚鄰近省份的地方大隊前來增援。在出現極端重大疫情時，也可召喚海外大隊回國支援，協同作戰。

3、防疫軍指揮協調疫區內的市內物資運輸，有力保障醫務人員和市民的日常需求。疫區內的醫用、民用生活物資，包括外界捐贈錢款、物資，都由防疫軍在當地政府配合下收納、指揮、調度，并在其官網上實時更新、公示，確保每一筆慈善捐款和國家劃撥的專項物資、資金，來有源頭，去有落實。防疫軍不是“太上皇”，同樣要接受中央軍委和全國人民的監督，如有任何貪腐、挪用、延誤，同樣將受嚴懲。

本文原載于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