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陳云始終高度重視黨的建設。他指出，沒有政治觀點就很容易出毛病，要求黨員必須自覺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權威，對黨忠實、言行一致，堅決做到“四個服從”，同時強調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他是學習的模范，認為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強調黨員既要學理論，也要學文化；他把紀律視為共產黨人的重要武器，強調要靠紀律維護黨的統一，要求黨員無條件遵守、真心地具體地遵守黨的紀律；他高度重視支部工作，指出支部必須在實質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壘的作用，既要把黨員隊伍建設好，又要把群眾工作做好，為此黨員干部要掌握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注重調查研究，區分中心工作與經常工作等。學習陳云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論斷，對做好新時代黨建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陳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高度重視黨的建設，認為把黨建設好，是“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1]。他注意總結實踐經驗，深入研究黨建工作特點和規律，在加強黨的建設方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和觀點。本文擬重點選取和分析陳云相關論述中的幾個代表性論斷，剖析陳云對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意義、關鍵內容、有效途徑等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認真學習陳云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這些重要論斷，對于我們當前做好新時代黨建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陳云認為，“政治是重要的，我們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2]，必須“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端正路線和方針、政策”[3]，如果“沒有政治觀點，就很容易出毛病”[4]。作為黨員干部，要時刻講政治，努力提高政治水平。他強調，考察一個人是否能入黨，首先就是看是否具備政治條件，而挑選干部，標準概括起來就兩條：一要講政治、二要講能力，其中又尤以講政治為主。[5]在陳云看來，加強黨的建設離不開講政治，而講政治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權威。不管是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新中國成立后，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云始終是講政治的模范，是維護黨的核心和黨中央權威的模范。革命戰爭年代，他服從黨中央的領導，為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作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延安舉行新年團拜會，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成立已20多年，“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6]。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堅持維護黨中央的團結統一和毛澤東的核心地位。1953年，黨內發生高崗、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破壞黨的團結的嚴重事件。在這一過程中，陳云與高崗、饒漱石分裂黨的活動作了堅決斗爭，并受毛澤東委派，代表中央到地方向有關方面負責人傳達中央精神，強調要維護黨的團結統一。1954年，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強調“黨的團結的利益高于一切”，“黨的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的中央”。[7]陳云在會上專門發言，批評高級干部中存在的個人主義，指出“高級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覺”，“這是我們黨的團結的可靠保證”[8]。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后，陳云同樣把維護黨中央權威擺在突出位置。1994年，陳云在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時，就解決當時全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特別強調要維護黨中央的權威，認為“如果沒有中央的權威，就辦不成大事，社會也無法穩定”[9]。第二，對黨忠實，言行一致。陳云要求，黨員“要忠實于無產階級事業，忠實于黨”[10]。什么是忠實？陳云認為，“忠實，講得具體一點，就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有為黨慷慨犧牲個人一切的決心”[11]。無論從事哪一方面的工作，陳云在評價黨員干部時，都著重看這個人是不是對黨忠實，是不是言行一致。他強調，黨內不允許“有對黨言行不一致的黨員，不允許任何黨員對黨講一句假話”[12]。陳云定義的合格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第二條就是要把革命和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個人問題；第四條就是時刻忠于革命和黨的決議。他指出，說假話、對組織隱瞞，欺騙組織和人民，這是剝削階級政黨的惡習。[13]共產黨員必須時時與錯誤的思想意識作斗爭，保持言行一致，否則黨內將無法建立互相信任，黨的意志也無法統一，鐵的紀律也將形同虛設，共產黨的無產階級組織性將大打折扣。共產黨員如果把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吹牛拍馬，耍兩面派，顯然不是對黨忠實。而對言行不一并且經過教育仍不加改正的黨員，不管口頭上如何革命，不管過去功勞多大，都要清除出黨；對那些依靠欺騙手段混入黨內、政治上別有企圖的破壞分子，更是要提高警惕。第三，要堅決做到“四個服從”。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為了厘清黨內爭議，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鞏固黨的團結統一，毛澤東在會上強調全黨必須貫徹落實“四個服從”，即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之后，黨的七大將“四個服從”寫入黨章，成為全黨必須遵守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四個服從”，“既是黨最基本的組織原則，也是最基本的組織紀律”[14]，其中最核心并且最重要的就是全黨服從中央。1940年3月，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生畢業大會上，陳云就“四個服從”表明了自己的態度。他認為，個人對組織、少數對多數、下級對上級、全黨對中央，不僅要服從，而且這個服從應該是“無條件”的。[15]“組織、多數、上級、中央的決策正確時，自然要服從；如不正確，或不完全正確，怎么辦？在行動上必須服從，同時應該按黨章規定的權利，提出建議，或保留自己的意見。”[16]他告誡那些自恃工作能力強、地位比較高、資格比較老的黨員，務必不要把自以為正確作為不服從的借口。陳云還堅決反對在黨內進行“私人拉攏，搞個人系統”[17]，認為這是最可恥的，結果只能是害黨害己。第四，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是旗幟鮮明講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強黨的建設的必由之路。陳云反復強調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的重大作用，告誡黨內生活不正常是非常危險的。陳云指出，黨內政治生活要制度化，多長時間開一次會，怎么開會，要立規矩。[18]同時，只有把思想政治問題放到講政治的高度，通過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認真地解決，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的黨才能團結，才能堅持真理、改正錯誤，黨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黨的任何一級組織都要允許不同意見存在，“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19]，黨員都有在黨內發表意見、討論問題的權利。當然，有不同意見要在黨內說，要在黨支部按照組織程序和組織原則嚴肅地提出來。此外，光靠少數領導干部發現我們工作中的問題、缺點和錯誤，那是不夠的，必須發揚民主，從廣大干部群眾中匯聚智慧。總之，要實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20]。
陳云非常重視學習，強調“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21]。他批評了一些同志“總以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盡了我們對黨的全部責任”的想法，認為這種想法是很不全面的，對推進工作也是有害的。陳云說：“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讀書，不把工作和學習聯系起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斷改進。”[22]他認為：“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23]只有把學習和工作結合起來，才能不斷提高工作水平，更好地把黨和人民地事業向前推進。學習什么呢？首先要學理論。陳云指出：“我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斗的黨，首先，我們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才能培養自己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的有堅強黨性的共產黨員。”[24]比如，在革命戰爭時期，他就指出，黨領導人民軍隊要戰勝敵人，打敗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各類反動派，必須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不懂得馬列主義理論，就好比瞎子走路，會迷失方向。“共產黨員有了革命的理論，才能從復雜萬分的事情中弄出一個頭緒，從不斷變化的運動中找出一個方向來，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25]在理論學習中，陳云還特別強調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要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陳云一貫反對機械地背誦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條文，而是積極倡導學習理論中蘊含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義，學習其中蘊含的觀察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理論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對黨對革命是有很大好處的”[26]。其次要學文化。這一點，陳云是有所指的。他認為，“要讀懂馬列主義，而沒有一般的知識，那馬列主義也不容易消化、掌握和接受”[27]，從而難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馬列主義，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淖。只有努力提高文化水平，才能做到真正讀懂馬列主義，避免出現唯書是從。學文化是學其他知識的基礎。特別是在革命戰爭年代，文化程度低的黨員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只有文化程度的提高，才能求得政治上的更加進步”[28]。當然，學文化不僅是識字，還要學習各方面的知識，包括軍事知識、歷史知識、自然科學知識，等等。除了明確學什么，還要知道怎么學，也就是要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陳云認為，每個人的文化程度不同，工作生活環境不同，學習的方法也不盡相同。陳云的學習方法，歸納起來有五個方面：一是老老實實做小學生，《共產黨宣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哲學概論》等基本書目要一本一本地讀，每字每句都要讀懂，不懂的就要認真請教。二是學習理論要聯系實際。三是讀書要做筆記，這可以幫助讀書人認真思索、深刻理解。四是可以成立學習小組，大家一起學習、一起討論、互相啟發。五是訂出學習計劃，與懶惰作斗爭，堅持不懈。[29]在抓好學習方面，陳云堅持終身學習，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了表率。小時候由于家庭經濟困難，陳云數次輟學回家，這使得他深知學習的重要性，比起平常人更能珍惜一切可以學習的機會。在商務印書館期間，陳云將工作之外的時間，幾乎全部拿來學習，每天不是讀書練字，就是到夜校聽課。他還多次到黨內流動訓練班，去閱讀《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有了明顯提升。1935至1936年在莫斯科期間，陳云進入列寧學校學習。面對這次難得的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的機會，他刻苦學習，還因此獲得了學校頒發的“學習突擊手”稱號。陳云不僅自己帶頭刻苦學習，而且注重帶動身邊的人一起學習。1937年，當看到到達新疆休整的西路軍指戰員普遍文化程度較低的情況時，他提出要組織指戰員開展學習，并發動大家對槍桿子和筆桿子的關系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使大家普遍認識到學習的重要性，開始沉下心來學習文化知識和軍事知識。陳云還親自給大家上政治課，作政治報告。在他的推動下，學習在各級指戰員中蔚然成風，文化素養有了明顯提升。[30]之后組織的語文和算術測驗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參加測驗的官兵有近一半人達到90分以上。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學習問題的決議，號召全黨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陳云積極響應號召，在中央組織部成立學習小組并任組長，帶頭系統研讀和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著作。在學習中，首先由每個人自學原著，在此基礎上，每周組織一次討論會，由一個或兩個同志作主要發言，然后大家進行討論補充，一直堅持至全黨整風運動結束。[31]1942年2月，毛澤東先后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和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黨整風運動正式開始。為了把整風運動引向深入，同年5月，中央成立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愛好學習的陳云成為五名成員之一。1969年10月，由于戰備等原因，陳云疏散至江西“蹲點”生活。行前，他特別交待身邊工作人員帶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澤東選集》《魯迅全集》等書，以便到江西后繼續抽空看書。在晚年，由于眼疾，陳云看書讀報少了，但仍堅持每天早晚收聽半小時新聞廣播。正如他身邊工作人員所回憶的，陳云“一有空就學習，這已成為他的生活習慣”[32]。
黨的團結統一是我們黨能夠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重要保證。在如何維護黨的統一方面，陳云十分看重紀律的作用，把紀律作為共產黨人的重要武器。他指出，“維護黨的統一，不靠刀槍，要靠紀律”；“全黨嚴守黨紀是革命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無產階級政黨如果沒有鐵的紀律，就不能鞏固自己，團結群眾，堅持斗爭，戰勝強敵”。[33]1943年3月，在出席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在延安召開的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上，陳云專門就要不要遵守黨的紀律作了講話。他強調，“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34]，這是六大黨章規定的，均應毫無例外地遵守。陳云還指出，如果不遵守紀律，大家就不會取得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的一致，就會落得毛澤東所講的“亡黨亡國亡頭”的下場，并且一定不可避免。他形象地說，“我們的黨是一個戰斗的黨，我們在斗爭中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只有“由有紀律的黨領導群眾斗爭”，才有了機關槍，“并且越是有了機關槍，就越要依靠紀律”。[35]那么，應該如何遵守紀律呢？陳云從三個方面作了回答。首先，“黨的紀律是統一的，必須無條件遵守。”“嚴格地遵守黨的紀律為所有黨員及各級黨部之最高責任。無特殊人物，無特殊組織。”[36]領導干部、領導機關必須成為嚴守黨紀的模范。其次，遵守紀律必須是自覺的。陳云強調:“堅定的革命者視紀律為自由。”[37]凡入黨者都應有此自覺性，遵守紀律要從自己做起。再次，紀律要真心地遵守和具體地遵守。陳云指出：“所謂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38]嘴上說遵守紀律并不難，但我們共產黨人要求的是不但要這樣說，關鍵要這樣做。“所謂具體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種具體的情形下面來遵守。”[39]比如，個人要服從組織，下級要服從上級，就要求黨員既服從黨中央，又服從支部和直接的上級。陳云強調：“具體地遵守紀律，就一定要服從支部，服從直接的上級，即使上級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從”，“因為假如誰都是覺得自己的本領強，自己的意見對，沒有一個約束，結果就誰都服從自己，不服從別人，而黨的統一就完全沒有可能了”。[40]為此，陳云提出的合格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中，第三條就是堅決地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使自己成為遵守黨紀的模范。[41]要做到嚴肅黨的紀律，除了黨員真心地具體地遵守黨的紀律以外，還必須對違反紀律的人給予必要的紀律教育和制裁。陳云要求，各級黨的負責人，都應時常對本級組織的紀律教育情況詳加檢討和總結，并把紀律教育作為日常考察的一個內容，堅持在每個具體違反紀律的問題上給黨員以紀律教育。1940年，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第五期學員畢業大會上，他專門強調了紀律，指出：“為維護黨的鐵的紀律，每名黨員、每個組織，都應該自覺自愿地接受其他黨員和上下周圍組織的監督，同時誠懇虛心地接受群眾的監督。”“紀律有強制性。不自覺遵守，必須強制執行。明知故犯者，要給以處分；情節嚴重而不愿改正者，應開除出黨。”[42]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堅持嚴于律己，自覺作遵守紀律的模范。改革開放后，陳云兼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對維護黨紀國法和抓黨風尤為重視。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的由陳云指導起草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就是一部比較全面系統的黨內法規，為我們黨切實樹好黨風、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提供了遵循。1982年，在中央紀委編印的一份反映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信訪簡報上，陳云這樣批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最大惡極的，雷厲風行，抓住不放，并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43]這些都體現了陳云維護黨紀國法的決心和意志。
陳云十分重視黨的支部工作。每到一個工作地點，他都要首先詳細了解這個地方黨組織的基本情況，經常參加黨組織特別是支部的工作會議，并盡可能地利用支部去開展各項工作。1938年，他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之后，經常向學員講授黨的建設課程，其中“支部工作”就是重要一課，授課提綱也由他親自撰寫，其講授內容和方法都很有特點，深受學員歡迎。1939年6月，陳云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73期發表《支部》一文，就支部的組織、任務和領導談了自己的看法。陳云認為，“支部不但要在組織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壘的姿式，而且要在實質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壘的作用”，“要領導黨、政、軍、民、學各項工作”。[44]如何使支部真正發揮堡壘作用，陳云說得很多，歸結起來，主要是對內和對外兩個方面。對內，要把黨員隊伍建設好。陳云指出：“支部在革命斗爭中領導和教育黨員，培養黨的干部。所以支部是黨的基本組織，是黨的力量增長的主要源泉。”[45]支部是由一個個黨員具體組成的，黨員水平的高低、黨員隊伍建設的質量好壞，直接影響支部作用的發揮。要把黨員隊伍建設好，首先要把好入口關。什么人有資格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黨的組織建設必須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也是每名黨員應該通曉的問題。1939年5月，陳云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第72期發表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一文作了詳細闡述。他指出，入黨是一項政治性非常強的工作，要嚴肅對待，入黨條件要緊盯黨的性質和黨員的成分。只有真心承認黨綱，一切服從組織和愿意將自己全部貢獻給解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分子，才能加入共產黨。他要求，黨一方面要注意從工人階級中吸收最覺悟、最積極和最忠實于工人階級事業的優秀分子加入，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吸收能夠獻身于共產主義和無產階級事業的貧苦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入黨對象選定之后，陳云強調，入黨還必須經過嚴格的手續和候補期，決不可忽視和忽略了事。[46]同時，要教育培養好現有黨員隊伍。陳云指出：“支部是教育黨員訓練黨員最基本的學校”[47]，要求支部對黨員進行有計劃的教育，讓每名黨員都成為合格的共產黨員。陳云認為，成為一名合格共產黨員是有標準的。一是終身為共產主義奮斗。要堅信共產主義必然實現，對于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有不怕犧牲、不怕困難和奮斗到底的決心。二是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三是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秘密。四是百折不撓地執行黨的決議。不能只是口頭上擁護黨的決議，要在實際工作中，特別是在困難中，在生死關頭時，堅決地執行決議。五是在群眾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無論在何時何地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給非黨群眾一種好的影響，使他們更加信仰我黨，更加敬重我黨。六是加強學習。要隨時隨地學習理論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培養政治遠見。[48]關于教育黨員，陳云很講方法。他不贊成簡單灌輸理論條文，也不贊成“一刀切”的教育方式，而是認為要根據不同黨員文化水平的高低采取不同的方式，要用“現成的事例和經驗教訓，教育黨員”[49]。陳云還特別強調，支部領導機關和支部中黨齡較長的黨員，應該擔負教育新黨員的責任，要以自己在思想作風上、工作上、遵守黨紀上的模范行為做表率。[50]對外，要做好群眾工作，通過支部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陳云深刻認識到：“支部是黨的最下層的組織，也是黨的最基本的組織。黨的一切口號、主張、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體深入到群眾中去。”[51]支部開展群眾工作的目的，就是要爭取周圍的群眾接受黨的領導；支部開展群眾工作的形式，必須依據當時當地的具體環境和群眾的切身需要來作適當選擇。比如，抗日戰爭時期，支部要落實黨的各項主張，領導群眾組織武裝力量、農民救國會、婦女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工人救國會等群眾團體，參與民主選舉，保證根據地政權成為群眾自己所管理的抗戰的革命的政權。而新中國成立后，支部要宣傳貫徹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動員人民群眾鞏固新生人民政權，團結一致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努力奮斗。陳云還指出，支部不僅應該接受并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而且應該幫助群眾解決困難，把解決群眾切身問題列入經常議事日程。群眾日常問題解決得好，支部和黨員在群眾中才能得到擁護。[52]他要求，支部及其每名黨員都必須密切聯系群眾，了解群眾的情緒，傾聽群眾的呼聲，向群眾有計劃有針對性地宣傳解釋黨的政策方針和部署。[53]當然，支部和黨員不能采用包辦的方式，要以民主的作風與群眾一起工作，要尊重群眾、相信群眾，向群眾學習。“什么東西都要依靠群眾，經過群眾去做，這是我們最要注意的。”[54]而陳云本人也是十分善于做群眾工作，并通過支部發揮黨的領導作用的。比如，1933年，陳云正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局黨團書記。他在工作中發現工人與雇主簽訂的合同存在千篇一律機械照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等問題，工人意見很大。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偏向，陳云在閩西選擇了一家經營南北土特產的京果業店鋪，探索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的做法。這是他充分利用支部開展工作的一個典型案例。陳云首先找店鋪里的中共黨員詳細了解京果業的營業情況和之前合同的執行情況。充分了解情況后，陳云三次召開黨支部會議，以黨支部為中心去動員群眾，以加強對重新簽訂合同這項工作的全面領導。充分利用支部的中心作用而不代替支部去開展工作，使得重新簽訂合同工作順利完成。[55]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做好支部工作的關鍵。陳云認為：“要把正確的決議運用到群眾中去，成為對實際工作的指導，還必須經過一種靈巧的工作方法和藝術的領導方式。”[56]在《支部》一文中，他提出，“要經常注意挑選和培養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或干事），在政治上工作上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掌握開展工作的方法”[57]。另外，在《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法好不好？》一文中，陳云又以一個看似很努力工作的巡視員為例，具體剖析在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上存在的錯誤之處，讓大家意識到，不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不僅妨礙支部人員的積極性，還會阻礙支部工作的進步。那么，正確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有哪些呢？陳云特別強調如下三條。第一，“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58]。陳云有一個好習慣，就是每到一個工作地點，首先要深入調研、詳細了解當地的經濟狀況、社會關系和黨組織狀況，然后再提出建議或作出決策。他指出：“地方黨部及領導某一支部的同志，要使自己的領導正確而適當，就必先熟悉這個支部黨內黨外的具體情況。”[59]對于怎樣搞調研，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要親力親為。1937年底，陳云開始擔任中組部部長后，就高度重視并親自抓調查研究與制定干部政策、干部調配等工作。1938年3月，他專門向中央書記處建議，調一些下面的干部到中央匯報工作，以了解情況。當時，不論來的是大區書記，還是鄉村支部書記，他都親自接待和交談，有的甚至一談就是三天，有時甚至談到深夜。1961年，為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摸清國內經濟情況，陳云分兩次前后共歷時5個月，赴10余個省市進行調查。又如，要聽真話，見實情。1961年6月，在青浦調查時，陳云特意安排熟悉當地情況的人同行，使得接受調研的農民敢于講話，可以了解到真實情況。為了摸清實情，陳云還吃住在農民家里，每天親自到田間地頭和養豬場實地考察。回京后，陳云寫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篇高質量調查報告，并在之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產生了積極影響。第二，“中心工作與經常工作要分清”[60]。工作千頭萬緒，陳云總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戰略問題上，放在最要緊的事情上。他不僅自己善于想大事、抓重點，還經常教導分管部門或方面的負責人都要學會想大事、抓重點。在《這個巡視員的領導方法好不好？》一文中，陳云就指出，有的巡視員在出席會議以前毫無準備，在支部會議上提出一大批工作，沒有抓住群眾最關心的中心工作，自然把握不住群眾的情緒，而導致支部會議毫無結果。他要求，“地方黨部的領導，要善于抓住當時推動工作的最中心的一環，不慌不忙地首先抓住這一工作去推動”，“去全部完成上級的決議”。[61]他強調，中心工作與經常工作必須分清，要防止事務主義，眉毛胡子一把抓，經常工作和中心工作平均用力，成效必大受影響。工作一件一件來，每件工作做到底，就是最有成效，最快速度。“領導要具體區別不同地方，分配以不同的任務；區別任務的緩急；區別主要工作和次要工作。掌好舵，指出主要的努力方向，預防某種偏向。”[62]第三，“開會要有準備”[63]。開會是一種日常的并且是重要的領導方式和工作形式。無論決策，還是執行，好多時候都要開會，但如何開得切有實效，而不流于形式，的確需要動一番腦筋。陳云認為，首先，開會要有實際內容，要有準備，“少去召開那些開不成的會”[64]。1939年，他與華北不同區域的九個支部同志談話以后，專門點出他們支部會議存在的問題，“許多支部會議沒有什么明確的內容，同志們并不知道開會做什么，會議只是一種宣傳”[65]。對此，陳云強調，支部會議必須聚焦于解決群眾的切身問題，把領導群眾開展具體的政治斗爭和經濟斗爭作為明確的會議主題。其次，領導者的態度要好。陳云認為，一個領導者別人見了他就不敢說話，事情就很難辦好。所以，開會的方式不要刻板，場面不要過度嚴肅，不要拘泥于形式，要盡可能讓到會者充分發言，展開熱烈的討論。[66]再次，領導干部要特別注意聽取反面意見。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于領導不夠虛心，參會者不敢講，不容易聽到。不要因為一個人說錯幾句話，就對他來一頓批評，隨便給人家戴上大而無當的帽子，不能把每個微小的錯誤都提到原則的高度。[67]總之，陳云在黨的建設方面有重要理論建樹，提出很多富有前瞻性、戰略性的重要論斷。這些論斷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結晶，是對黨的建設規律的深刻總結，體現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出色的領導才能。同時，陳云堅持以身作則，用一生踐行了自己提出的合格共產黨員的“六條標準”，是當之無愧的優秀共產黨員。這正如習近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所指出的：“在20世紀中國苦難而輝煌的歷史進程中，涌現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優秀共產黨人。陳云同志身上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堅強黨性原則、求真務實作風、樸素公仆情懷、勤奮學習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68]
注釋：
[1]《陳云傳》（一），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294頁。
[2]《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5頁。
[3]《陳云文選》第1卷，第196頁。
[4]《陳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頁。
[5]參見《陳云傳》（一），第270頁。
[6]《陳云傳》（一），第334頁。
[7]《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共黨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445頁。
[8]《陳云文選》第2卷，第233頁。
[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頁。
[10]《陳云文選》第1卷，第212頁。
[11]《陳云文選》第1卷，第212頁。
[12]《陳云文選》第1卷，第201頁。
[13]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201頁。
[14]習近平：《論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48頁。
[15]《陳云文選》第1卷，第196頁。
[16]《陳云文選》第1卷，第197頁。
[17]《陳云文選》第1卷，第217頁。
[18]參見《陳云文選》第3卷，第359頁。
[19]《陳云文選》第3卷，第275頁。
[2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頁。
[21]《陳云文選》第1卷，第187頁。
[22]《陳云文選》第1卷，第187-188頁。
[23]《陳云文選》第1卷，第187-188頁。
[24]《陳云文選》第1卷，第143頁。
[25]《陳云文選》第1卷，第142頁。
[26]《陳云文選》第1卷，第261頁。
[27]《陳云文選》第1卷，第261頁。
[28]《陳云文選》第1卷，第143頁。
[29]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88-189頁。
[30]參見《陳云傳》（一），第216頁。
[31]參見《陳云傳》（一），第316頁。
[32]余建亭：《向陳云同志學習什么？》，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陳云百周年紀念——全國陳云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頁。
[33]《陳云文選》第1卷，第196、195頁。
[34]《陳云文選》第1卷，第196頁。
[35]《陳云文選》第1卷，第275頁。
[36]《陳云文選》第1卷，第196頁。
[37]《陳云文選》第1卷，第197頁。
[38]《陳云文選》第1卷，第276頁。
[39]《陳云文選》第1卷，第276頁。
[40]《陳云文選》第1卷，第277頁。
[41]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39頁。
[42]《陳云文選》第1卷，第197頁。
[43]《陳云文選》第3卷，第273-274頁。
[44]《陳云文選》第1卷，第147、152頁。
[45]《陳云文選》第1卷，第145頁。
[46]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32-133、134-135頁。
[47]《陳云文選》第1卷，第151頁。
[48]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37-142頁。
[49]《陳云文選》第1卷，第151頁。
[50]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51-152頁。
[51]《陳云文選》第1卷，第145頁。
[52]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68-169頁。
[53]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48頁。
[54]《陳云傳》（一），第129頁。
[55]參見《陳云傳》（一），第140-142頁。
[56]《陳云文選》第1卷，第24頁。
[57]《陳云文選》第1卷，第155頁。
[58]《陳云文選》第3卷，第46頁。
[59]《陳云文選》第1卷，第154頁。
[60]《陳云文選》第1卷，第221頁。
[61]《陳云文選》第1卷，第154、155頁。
[62]《陳云文選》第1卷，第221頁。
[63]《陳云文選》第1卷，第222頁。
[64]《陳云文選》第1卷，第159頁。
[65]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67頁。
[66]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15頁。
[67]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第116-117頁。
[68]習近平：《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6月13日。
（來源：本文原載《黨的文獻》2023年第1期，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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