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演繹式新解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是改革開放之初全國人民最大的共識之一。然而，筆者在這里需要強調，“貧困”這一概念在經濟學中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絕對貧困”；二是“相對貧困”。對此，我們應更加深入理解“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中的“貧困”概念。

1988年5月25日，鄧小平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雅克什時指出：“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由此可清晰看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對“貧困”概念的界定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基于此，我們可以先提煉出兩個尚不完備的命題，后文再對其進行修正。

命題一：絕對貧困不是社會主義。

命題二：相對貧困也不是社會主義。

在經濟學中，如果一項改革能夠帶來帕累托改進，就是一項合意的改革。綜合“命題一”和“命題二”可知，通過改革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有著比帕累托改進更高的標準：依據“命題一”，當改革消滅了絕對貧困，使所有人都更加富足時，即達到了帕累托改進的標準；依據“命題二”，改革還應當最終消滅相對貧困，這是對完成什么樣的帕累托改進所提出的要求，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標準。

通常認為，改革開放前的絕對貧困是促成社會反思、凝聚改革共識、蓄積改革力量的重要因素。現在當人們回想起“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句話時，腦海最先浮現的可能便是“絕對貧困”的場景。然而，如果改革即便完全消除“絕對貧困”，卻沒有消除“長期”且“嚴重”的“相對貧困”，由“命題二”可知，依然沒有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但是，由“命題一”，我們又很容易產生疑惑并進行不恰當的推論：既然在1978年前的新中國國家建設過程中，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較普遍的絕對貧困現象，那么是否可判斷我們國家在當時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即便在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大地上出現過絕對貧困現象，我們國家也始終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這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后的貧困主要是由我們背負的貧困歷史包袱造成的。

為避免出現類似的由“命題一”導出的不恰當推論，我們修正“命題一”，得到

“命題三”：“長期的絕對貧困不是社會主義，暫時的絕對貧困不能作為判斷社會性質的依據”。

改革開放后的事實，尤其是脫貧攻堅的偉大勝利已經證明，“改革開放前的絕對貧困是暫時的”。

相應地，可以修正“命題二”，得到

“命題四”：“長期的相對貧困不是社會主義，暫時的相對貧困不能作為判斷社會性質的依據”。

雖然當前我國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依然存在相對貧困現象，但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這種相對貧困應當是暫時的。我們要堅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打贏扶貧攻堅戰后，我們國家一定能扎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減少相對貧困、避免兩極分化。當然，為保持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變，筑牢紅色江山，我們必須有效應對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多種誘惑與挑戰。

在厘清上述較復雜的邏輯關系后，需要直面一個涉及改革對象與邏輯起點的問題：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前的歷史包袱無可避免地使“絕對貧困”在新中國成立后暫時性延續，那么就需要探討一個問題，即計劃經濟制度本身是否是導致“絕對貧困”在新中國成立后延續的原因？

從學理性研究視角來看，這一問題意味著探究計劃經濟制度與暫時性的絕對貧困現象之間“表面上”的因果關系，是否受到過于強調內生變量的干擾，是否可能存在被遺漏的外生變量，同時導致計劃經濟制度的選擇以及暫時性絕對貧困現象的產生。

這類外生變量顯然是存在的。有學者就曾提出：朝鮮戰爭爆發引致國防需求，迫使中國為加快重工業優先的資源密集型的工業化進程而選擇接受蘇聯援助，并向蘇聯學習建設計劃經濟體制的經驗以管理這套工業經濟體系；此外，蘇聯的工業援助不完全符合中國民用需求，這使工業化在提取勞動剩余的同時，對民用產業的正外部性補償在短期內又難以顯現，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就會有更明顯的“貧窮”感。在這一分析中，中國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正是這樣的外生變量。

上述分析雖然打破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暫時性絕對貧困的直接因果鏈，但似乎將外因作為了主因。通常來說，內因應當是主因。一個國家選擇怎樣的經濟發展戰略，首要應基于內因。歷史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為：在推進工業化初期階段，采用計劃經濟體制；在工業化中后期，采用市場經濟體制。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同的優缺點，這種依據經濟發展不同階段而選擇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體制發展戰略，就是一種最優戰略。

顯然，外因和內因不是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外因對內因的展開過程起加速作用。即使沒有外部嚴峻的地緣政治環境威脅，追求以工業化為關鍵特征的現代化轉型的新中國，只要選擇最優經濟發展戰略，便會在經濟發展的前一階段選擇計劃經濟體制，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引致”國民經濟中暫時性的絕對貧困。這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所擅長的生產建設場景是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生產，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全國性交通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具有當期投入大、收益低，但能在后期帶來持續性較高收益的特征。因此，這一時期的建設具有“為后人栽樹，讓后人乘涼”的性質。

計劃經濟體制下進行的基礎性生產建設，在為后期經濟發展做好鋪墊的同時，不得不使國民生活面對貧困問題。尤其是中國人民在這一階段不僅進行了基礎設施生產，還進行了大規模的人口生產，這也加劇了當時的貧困，但同時為后一階段的經濟騰飛蓄積了更多能量。簡言之，我們采取了“先苦后甜”式的符合中華民族優良傳統道德價值取向的發展戰略。而在“苦”的階段，的確更需要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政黨帶領全國人民共克時艱，中國共產黨以不斷的自我革命推動偉大的社會革命，很好地完成了這一階段重要的歷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這一時期的勞動人民也實現了“以苦為甜”的思想境界升華，這在根本上有助于保障隨后的市場化改革所導向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至此可進行初步總結：雖然如今一些人可能會認為“貧窮是促使改革發生的主因，貧窮也為改革凝聚了主觀共識，所謂‘不改革過不下去’”，但這只是一種表面化認知。改革的邏輯起點并不能被歸結為暫時性的絕對貧困現象，并且這種現象的發生也并不能動搖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改革，恰恰是由建設社會主義的最優發展戰略選擇所決定的；改革的對象是最優發展戰略在前一階段所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更深入地執行最優發展戰略，推進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由此，我們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得出一個重要的

“命題五”：“當外生地選定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優發展戰略后，改革的發生就是內生的，改革是必然的”。

“命題五”正是改革最基礎的邏輯起點。從這個邏輯出發就能在總體上比較順暢地理解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后兩個階段不能互相否定。改革的邏輯蘊藏辯證法。如果依照前述表面化認知，改革的發生就會被形式化地簡單理解為對改革前某種狀態的否定，這的確是一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見識。

前述討論重點在于改革的邏輯起點不是改革前的貧困問題，改革是內生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那么在改革后，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市場化進程中的相對貧困問題？

1978年以來的改革實踐是從推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的，通常認為這種包干制改革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但在不解除人地關系緊張的自然約束或技術約束條件的情景下，難以想象僅靠這種制度安排就能使廣大農民過上富裕生活。歷史實踐也證實了這種判斷，即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解決農民的絕對貧困問題、實現溫飽，卻不足以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城鄉差距變大，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也變大了。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被解散的同時，也有很多城市國有企業與村鎮集體企業在市場化改革進程中消失甚至轉變為多種所有制企業，這使貧富分化發生在一個更高位上。

因此，對于戰勝相對貧困，我們既要堅定信心，又不能掉以輕心。

首先，依據“命題四”，只要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變，這種相對貧困就只能是暫時的。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提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偉大戰略構想。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然而收入分配差距也急劇上升，相對貧困問題尤為嚴重。國外學者的研究可以做一定的參考，從1978年到2015年，占國民收入前10%人口的累計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由27%上升到41%，與此同時，占國民收入后50%人口的累計收入占國民收入總額的比例由27%下降到15%；這意味著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從曾經具有“平均主義”傾向的情形快速上升到接近美國的水平。

在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絕對貧困完全消滅后，“先富帶后富”將逐漸成為新發展階段的主旋律，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事實上，早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鄧小平就對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時間點選擇提出過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相對貧困是一個自發產生的現象。鄧小平明確指出過“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依據現代經濟學中效用論的相關研究，人們對相對消費地位的追求是微觀經濟行為的主要動機之一，被稱為“追趕瓊斯”效應，這也是經濟活力的重要來源。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充分釋放這種活力，使人們追求相對消費地位的動機成為經濟發展的引擎，具有積極意義。而要強調的是，我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也絕不是平均主義。

最后，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市場機制與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地位動機的結合是生產“建設性”的，那么當貧富差距達到臨界值時，這種結合則可能是生產“破壞性”的；臨界值的存在就意味著收入分配差距不能過小，也不能過大。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超過臨界值時，相對貧困問題便產生。而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地位的動機由貧富差距較小時具有生產“建設性”轉變為貧富差距較大時具有生產“破壞性”，則與非公市場主體的狹隘性相關。

微觀主體追求相對消費地位的動機滿足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自己創造并獲得更多的價值，二是阻止他人獲得價值。顯然被阻止獲得價值的人群的勞動積極性與創造性會大幅下降，這在宏觀上造成了對生產能力的“破壞”。而當存在持續的較大貧富差距時，“先富者”可以積累較多的生產資料形成資本，獲得相對于作為勞動力的“先貧者”的談判優勢，從而繼續擴大貧富差距，形成正反饋的惡性循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和現狀已經證明，生產資料私有制無法實現共同富裕，更不是適宜實現共同富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條件下，容易出現先富者阻礙后來者致富的不良情景。這種情景與在博弈論中已得到廣泛研究的“在位者障礙”的不同之處在于：博弈論研究的是市場競爭中的“在位者為后進入者設置障礙”，屬于橫向的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競爭，這在大部分情景中屬于可接受的市場行為；而本文討論的“先富壓制后富”，則屬于縱向的生產資料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不和諧的緊張關系，勞動者通過勤勞致富的可能性降低，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被削弱。顯然，社會階層間流動性的減小，削弱了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動能，降低了經濟活力，繼而在宏觀上使潛在經濟增速放緩。

2015年1月，《人民日報》刊載文章《不讓平均數掩蓋大多數　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當日，多家媒體對該文以《一些貧者從暫時貧困走向跨代貧窮》為標題加以轉載。既然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那絕不允許在中國大地上，相對貧困普遍地由暫時性轉變為持續性，特別是代際持續。

宏觀層面的改革邏輯需要通過微觀主體的操作執行才能被貫徹。前述分析已經表明：包括民營企業在內的非公有制經濟很難成為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要依靠力量。此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長期改革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責便落在了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上。

然而，在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中（尤其是早期），有種思潮認為，作為改革對象的計劃經濟體制是與國有企業關聯在一起的，中國的國有企業承載著計劃經濟體制。因而有觀點認為：計劃經濟體制導致貧困的具體執行單元正是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成分，國有企業生產效率較低，難以提升生產效率，難以實現“致富”目標。這種觀點暗含了一種假設：國有與集體經濟成分不宜采取市場化競爭機制。否則，改革的重點應是使國有企業從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轉向適應市場經濟體制。這種暗含假設的論證往往借用西方公司金融研究中的委托代理理論。這種論證的缺陷正在于“理性人假設”，而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構建中，人最根本的屬性是社會性。人的社會性存在削弱了委托代理問題的嚴重性，當然削弱的程度存在多重均衡態，這取決于具體社會制度構建方式。人的社會性是天然的，人具有集體生活的內在需要，這種需要促使人建設并維護集體，在集體生活中實現個人自由。反過來說，對人的社會性的破壞，就會加劇委托代理問題。因此，當私有化意識形態發展到一種異化模態時，人際互信遭受嚴重損害，各類隱性交易成本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不僅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生產效率會下降，而且民營企業的管理運營成本也會上升。改革開放之初，有論者依據所謂“所有者缺位”理論，判定“國有企業內的委托代理問題比民營企業更加嚴重”。而如今，發展壯大起來的民營企業呈現的內部治理問題（包括貪腐），可能已經說明：在其他影響因素接近的條件下，相較于所有制差異，企業規模對委托代理問題程度的影響應該更大。在企業規模相同的情況下，尚無充分的實證材料能說明國有企業中的委托代理問題一定比民營企業嚴重。與此相關，國有企業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發展壯大也提供了與這一判定相反的證據。

然而，國有與集體經濟成分不宜采取市場化競爭機制的觀點，卻在改革的初始化進程中產生了影響，事實上為國有資產的不合理流失提供了理論辯護，集體經濟的力量也相對削弱。在“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中，“放”并不等同于“放任”國有資產流失，即便這個國有或集體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那些不合適、過分的“放”，恰恰削弱了人的社會性，過分地把人推向自利性的價值取向，為后來較嚴重的相對貧困埋下了隱患，在整體上不利于經濟發展，削弱潛在經濟增長動力。這也是反身性原理在社會運行中的具體體現。如果改革被誤導走上“國有企業私有化”軌道，那么國有企業的確會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愈加不利的地位，相關思潮觀點所引導的預期便完成“自我實現”。國有企業的行為表現不應被“孤立”觀察，而應被置于與特定意識形態場域的關聯中。要理解國有企業，并正確引導國有企業改革，我們還應當回到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層面。

解決企業經營中的委托代理問題，最終目標當然是提升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高利潤率來體現的。然而，我們必須明確：高利潤率與強企業競爭力并不等價。這也可以成為區分社會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的關鍵：資本主義企業的直接目標是追逐利潤，被迫通過提高生產率來提升企業競爭力；社會主義企業的直接目標是提高生產率、提升企業競爭力，以提高利潤為中間手段。這就說明存在這樣的情況：如果一個社會主義企業通過其他非“利潤激勵”方式提高了生產率，強化了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后，并非一定要利用優勢地位“攫取”高額利潤。

問題在于，利潤激勵是否是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有效激勵方式，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人的非異化自然狀態下，每個生產者是有“做好事情本身”的內在激勵的，這是一種生命力的自然展現，例如北京大學青年數學家韋東奕的事例。只是在資本主義邏輯的支配下，利潤目標上升到“第一位”，勞動者在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下也被異化，勞動從人的屬性式“需要”異化為人所逃避的“苦役”。從這個意義上說，以中國國有企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企業的歷史使命在于實現企業的解放，探索企業如何擺脫“利潤”與“行政指令”等外在的潛在異化體系來直接實現生產目的，最終解放人，讓“勞動”回歸人的本能屬性。國有企業的最終目標是成為“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微觀單元；或者說國有企業是向“自由人聯合體”單元的過渡形態，是人不斷增強的社會性在生產領域中得以呈現的載體。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前，我們以行政權力為工具初步建成國有企業，實現了勞動者在一定范圍和一定程度上的生產和社會聯合，那么，國有企業的市場化改革理應能促進勞動者在更大范圍和更高程度上的生產和社會聯合。

這就從科學社會主義原理出發說明了國有企業的功能必然不同于私有企業，國有企業需要發揮自身特殊功能以完成其歷史使命。國有企業中的管理勞動者和直接生產勞動者都應處于更加“解放”的狀態、更加“安全”的心理狀態，更不容易為金錢和權力所異化。而國有企業能夠在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最終取代私有企業，是以其市場競爭力為基礎的。這種競爭力正確的體現方式應是：國有企業能夠在實現對勞動者更大程度“解放”的情況下保持競爭力。

如果國有企業為了保持市場競爭力，對待勞動者的方式與私有企業類似，那么這種競爭力就仍陷于資本主義邏輯，并不能引發勞動者內心的情感認同。我們提高國有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當然是要服務于發展完善社會主義社會的大目標，不能南轅北轍。國有企業對勞動者的解放正是通過自身特殊功能來實現的，例如提供更穩定的職業前景（曾被詬病為“鐵飯碗”）、更周全的福利保障（曾被詬病為“企業辦社會”）和更強的集體歸屬感（“愛廠如家”的主人翁意識曾較為普遍，而非“打工人”的自我定位）。當然，此處羅列的國有企業特殊功能只是微觀層面的，國有企業的宏觀功能則體現為依照宏觀調控部門的逆經濟周期政策而進行的產能調節。顯然，民營企業的生產行為更具有順經濟周期性。正因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宏微觀功能上存在差異，如果像主流經濟學那樣主要用利潤率高低來衡量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則類似用小轎車的速度標準來評價拖拉機。反過來說，如果民營企業不能在某一評價維度（如利潤）上表現出一定優勢，那么就不能體現競爭力了。這也意味著市場化條件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應當具有不同的競爭力評價標準。“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有企業也要考慮利潤，這也是為了對國有企業進行財務“硬約束”。

在原則上，只要國有企業履行好其使命性功能，那么在市場化條件下就能有效承擔起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的中堅力量的角色。然而，實踐中有些具體的改革措施及其理念，存在著使國有企業偏離其使命性功能的傾向。

從廣義上說，無論對于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提高利潤率都應是在履行好企業職責與實現好企業功能的前提條件下進行的。在滿足“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利潤率提高表征了競爭力的良性增強，而如果為了提高利潤率而破壞“前提條件”，則最多實現短期競爭力的惡性增強，且不可持續。

例如，如果一個在國內擁有市場壟斷地位的民營企業通過降低產品質量來提高利潤，則必然受到懲罰，因為這種高利潤不代表企業競爭能力的健康提升，且損害消費者利益。以這種方式進行市場競爭或保持市場地位的民營企業，違背了保證產品質量的企業職責。如果長期任由這種企業行為發生，則市場必然崩潰（劣幣驅逐良幣的最終結果）。

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于國有企業，則社會必然承受代價，引發經濟系統以外的危機。遺憾的是，有些以市場化之名作用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措施實有違背“前提條件”的嫌疑。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不應也不可能是將國有企業變得與民營企業相同。如僅按照利潤導向標準對國有企業進行市場化改革，與其說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不如說是對國有企業“去神留形”。而除去特殊功能后的國有企業確實在企業行為上與民營企業相似，國有企業的順周期行為顯著增加，甚至在充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扮演影子銀行的過程中“助推”了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累積。因此，進一步地，這樣“去神留形”的國有企業必然被資本化。事實上，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的監管指向也包括國有資本，而防止國有資本“闖紅燈”的重要方式就是讓國有資本以國有企業的實體經濟形態存在，切實履行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宏微觀特殊功能。

事實上，當前以市場化之名作用于國有企業的改革措施還存在邏輯悖論。例如，“國有企業辦社會”被長期視為歷史遺留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所謂“硬骨頭”。國有企業“辦社會”的特殊功能之所以被視為“問題”“沉重包袱”，正是因為從以利潤率衡量競爭力的單一思維出發，把不同功能的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拉入同一“賽道”，從而得出“辦社會”功能使得國有企業不能與民營企業“公平”競爭的結論。然而，如果“辦社會”功能降低了國有企業的利潤率，使得國有企業不能與民營企業“公平”競爭，那么國有企業執行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無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會降低其利潤率。難道國有企業還要將宏觀調控功能也視為應甩掉的“包袱”？這顯然是不能的，否則國有企業存在的合理性就被大大削弱了。這也說明：以提高利潤率增加競爭力為由，來除去國有企業“辦社會”功能，是不能成立的。

類似的，如果將“辦社會”視為政府的職能，而國有企業“辦社會”則是“政企不分”的表現，那為什么國有企業執行政府的宏觀調整政策就不被視為“政企不分”？這同樣說明當前國有企業改革思路中存在邏輯悖論。

悖論的癥結正在于沒有認清國有企業功能本就應不同于民營企業的客觀事實。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應向民營企業學習適應市場的經驗，但這絕不意味著將國有企業改造成國家控股的“大號”民營企業。習近平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市場不能或不宜起作用的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國有企業的特殊功能來發揮作用，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絕不能把國有企業不同于民營企業的功能給改沒了。我國國有企業必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而不能成為其他主義的“頂梁柱”。

本文從對貧困與社會主義間關系的分析切入，說明貧困并非改革的邏輯起點，改革是內生于國家經濟發展戰略選擇的。然而，改革必須直面貧困問題的解決，以在長期過程中消除相對貧困，促進共同富裕的實現。對此，筆者認為需要強調以下三點：

第一，改革的主要對象是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手段與方式，其在邏輯上與社會主義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并無必然聯系。將市場化改革與生產資料私有化等同起來是一種有影響力的錯誤思潮。當然，為了利用市場經濟這種手段與方式，我們可以合理利用多種所有制經濟，這也是改革的歷史進程中辯證思維的體現，改革的最終目的當然是實現全民福利最大化，并使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福利，實現共同富裕。

第二，即便改革的對象是計劃經濟體制，也不意味著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完全退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機結合與平衡運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能發揮出比單一經濟體制更好的效果。這是因為即使在改革后，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也需要基礎設施不斷更新與升級，這意味著計劃手段依然有其效力空間。

第三，公有制經濟應當承擔消除相對貧困的主責，國有企業的使命性功能在于促進勞動者的“解放”。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的目標在于提升企業競爭力，但這種競爭力不能被狹隘地理解為利潤率。我們應當吸取經驗教訓，更具創造性地探索公有制經濟與市場化機制的有效結合方式。尤其是當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對生產的促進作用下降時，我們更應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有效實現先富帶后富，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至此，可總結出全文最重要的結論——“三步走”最優發展戰略：

第一階段，以計劃經濟體制為主導，進行經濟體系的基礎建設，帶有暫時性絕對貧困的特征；

第二階段，開啟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利用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的積極性作用建設市場機制，帶有暫時性相對貧困的特征；

第三階段，開啟市場經濟主體的改革，讓公有制經濟在市場化生產中發揮主導作用，消滅絕對貧困與相對貧困，實現“先富帶后富，最終走向共同富裕”的歷史性偉大規劃。

（作者：于鴻君，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吳文，通訊作者，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