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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化的產物。社會保障宏觀上是關涉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治理全局的重要制度安排，微觀上涉及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政府通過稅收、保險費和福利支出等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對貨幣、財政、法律、生產和消費等經濟和社會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社會保障是維護社會公平、增進社會團結合作、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傳統國家制度轉變為現代國家制度的重要標志。社會保障在大國博弈、大國興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新型生產、消費和管理模式。中國要獨立自主地走中國式社會保障道路，創新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探索高質量、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續的智慧式社會保障模式。

社會保障是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重要制度安排。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社會保障的重視程度和定位高度是前所未有的，2021年2月26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以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主題進行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指出：“社會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增進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1]。社會保障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百姓福祉的制度性建設，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具體體現，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社會保障制度能夠保障人們在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和貧困時的基本生活不受影響。社會保障是工業化、現代化和社會進步的產物。工業化、城市化打破了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和家庭保障模式。隨著社會貧富差距日漸加大，社會的凝聚力不斷下降，傳統的社會制度已難以應對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全新社會治理挑戰，創建一種新的社會保障制度，促進社會轉型成為歷史的必然。經過各國不斷探索和實踐，社會保障逐步從個人、教會、民間慈善演變為由政府實施社會群體之間收入再分配和代際之間收入轉移，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權以及分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社會保障是維護社會公平、增進社會團結合作、增強社會凝聚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傳統國家轉變為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

回顧近代世界歷史，社會保障在大國博弈、大國興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先賢孔子在《禮記·禮運》就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皆者有所養”。中國先賢所追求的大同社會的理想境界即是：社會以天下為公，大家共有共享社會財富，每個人都能享受相應的社會福利。西方先賢柏拉圖構想的理想國也是希冀人人得到保障的理想社會。

馬克思、恩格斯所構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人人有社會保障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幾千年來，人類也一直向著這個方向努力，而工業革命加速了此進程。

1601年，英國政府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濟貧法》，也稱《舊濟貧法》，1834年出臺《新濟貧法》，使民間和教會濟貧活動首次上升為法律并成為政府的重要職責，被視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前身。但是《濟貧法》是被動地應對社會貧困問題，而無法應對工業革命后原始血腥的市場經濟造成的失業、傷殘、疾病和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1883年，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頒布《疾病保險法》，被視為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產生的標志。德國是第一個動用政府力量為全民提供醫療保障的國家。從國際視角看，在所有工業化國家中，19世紀80年代的德國能夠成為第一個為社會保障制度立法的國家，這是大國競爭的結果。當時俾斯麥政府領導的德國要在工業化上趕超英國，必須進行制度創新，主動應對工業化帶來的嚴重社會問題，建立符合工業化特點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為工業革命造成的嚴重社會失序、人們的焦慮和疾病等提供總體解決方案。德國通過國家干預構建社會保障制度，為工人提供醫療保險，凝聚人心，加速經濟發展。同時，社會保障制度為德國提供了現代國家的治理機制，在推動德國崛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德國《疾病保險法》所確立的制度至今仍是現代國家醫療保障模式的典范。

近代全面系統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首先是由蘇聯創立的。1917年十月革命后，蘇聯建立了人類社會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相輔相成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是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體現，它全面保障蘇聯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會經濟權利，包括為人熟知的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免費住房，以及生活用品的補貼，等等，還有在八小時工作制（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推行）基礎上建立的全新的工人福利制度。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后，用最短的時間將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領頭羊。

蘇聯社會福利制度是指蘇聯人民通過共同消費社會消費基金享受福利的體制，社會消費基金是蘇聯專門用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的一項社會基金，它由國家預算、國營企業、組織和機關的資金、集體農莊以及工會和其他社會團體的資金共同積累而成，其中國家預算約占3/4。蘇聯社會福利制度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免費教育。在蘇聯，各級各類教育都是免費的，高等學校的學生還可領取助學金。第二，免費醫療。蘇聯的所有公民都享受免費醫療待遇。第三，免費療養、休養和度假。在蘇聯，國家每年為大批勞動者發放免費療養、休養證，每個職工每年可享受20天休假時間。第四，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補貼。在蘇聯，基本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價格長期以來實行幾十年一貫制，由國家財政給予補貼。據統計，到1986年，蘇聯的物價補貼達到730億盧布，占國家預算支出的18%。第五，免費住房。1928年以來，蘇聯一直實行分配住房、低房租政策。水電氣均免費使用，居民繳納的房租是象征性的，僅占工人工資的1%，占房屋維修費的1/3，其余由國家財政補貼。

蘇聯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勞動休息制度、退休制度以及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等制度安排。一是勞動休息制度。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就宣布實行八小時工作制。1932年，蘇聯在工業各行業中基本實行了七小時工作制。1967年，蘇聯進一步實行五天工作制。除了例行休息日和每年20天的帶薪休假外，蘇聯每年還有8天的節假日。這樣蘇聯職工每年的休息日為130天左右，超過全年總天數的1/3。二是退休制度。蘇聯規定一般男性60歲、女性55歲退休。退休分為年老退休、職業退休、功勛退休和殘廢退休等類型，退休后可依據類型領取對應的退休金。三是社會保證、社會保險及國家保險等內容。社會保證以國家社會保證基金和集體農莊莊員的社會保證基金為基礎，主要用于社會救助。蘇聯社會保險是1921年開始實行的，主要用于支付養老金和對臨時喪失勞動能力職工的救助。國家保險同樣自1921年開始實行，是為了彌補自然災害和非常事故的損失而設立的，既是國家積累資金的一種手段，也是國家后備的一種形式。總之，蘇聯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全面性、普惠性和慷慨性開創了社會保障的新紀元，對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同時代與社會主義蘇聯欣欣向榮的景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1929～1933年席卷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倒退了幾十年，1933年的工業生產與1929年相比，美國下降46.2%，德國下降40.6%，法國下降28.4%，英國下降16.5%，日本下降8.4%。[2] 同時，嚴重的經濟危機造成巨大的社會危機。面對當時的危機情況，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提出，“普遍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能勝任重建的任務”，“資本主義社會的衰落就在眼前，這是不容置疑的”。[3]

西方的經濟大蕭條是不適應工業化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爆發的結果，也是資本主義世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反噬政治社會的產物。幸運的是，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實施的“新政”（羅斯福新政），采取了增加政府對經濟直接或間接干預的方式，而其理論基礎之一，即凱恩斯主義就是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實踐行之有效的經驗，主張政府通過對經濟社會各個方面強有力地干預來重振經濟、擺脫危機，用政府的“有形之手”來校正市場失靈。羅斯福新政效果顯著，不僅讓美國成為西方世界中最快走出大蕭條的國家，助力美國超越英國，而且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眾多的新政措施中，影響最為深刻長遠的是《社會保障法》。1935年，美國通過《社會保障法》，第一次在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世界提出了“社會保障”的概念，成為現代社會保障史上的里程碑。羅斯福認為，一個政府“如果對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顧，不能為壯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青人注入工業體系之中，聽任無保障的陰影籠罩每個家庭，那就不是一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應該存在下去的政府”[4]。《社會保障法》規定，凡年滿65歲退休的勞動者，每月可得養老金。羅斯福對其自身為實行社會保障制度而進行的努力與奮斗一直引以為豪，而簽署《社會保障法》是他為美國作出的最大貢獻。

社會保障再造了美國，奠定了美國崛起的制度基礎。美國國家結構形式是聯邦制，中央政府權力有限，各個州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力。羅斯福建立的社會保障制度顛覆性地改變了美國政治格局，中央政府通過全民社會保障擁有了真正把美國聯合到一起的抓手。美國人沒有身份證，其社會保障號就是身份證。美國一步到位建立的養老保險是無論什么種族、職業或經濟條件，無論在哪個地方，無論是何性別、階級或宗教信仰，無差別覆蓋全民的公平公正的制度。美國依靠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的一系列制度創新率先從20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恢復，后于二戰期間向全世界提供軍火大發戰爭財，終于在二戰后超過英國，成為整個西方世界中最強大的國家。如果說社會保障制度從某種程度上是大國興盛的制度保障，則其在美國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美國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創新，重構了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而社會保障制度為其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歷史上，英國曾經引領世界兩百多年，但19世紀中期之后，其優勢不斷減弱，到20世紀初期其工業總量接連被德國和美國超越，世界霸主地位完全不復存在。這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英國沒有能夠抓住機遇建立起與工業化社會相適應、匹配的社會保障制度，沒能有效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英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二戰以后才建立起來的。1942年，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在對英國當時社會狀況和相關服務進行全面調查后，借鑒蘇聯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編寫并發表了《貝弗里奇報告》。這份報告可以說是蘇聯福利制度的英國版本，提出政府要為因失業、疾病、年老、生育和鰥寡孤獨而在經濟生活中處于不利地位的人們提供社會保障，為所有人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英國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福利國家。

然而，社會福利具有剛性，盡管經歷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英國也未能縮小福利開支規模。因此，部分政治家和學者從福利國家身上尋找英國從世界一流國家淪落為二流國家的原因，認為正是因為將本應投入在戰后重建和經濟復興上的資源用在建設福利國家上，才導致國家走下坡路。但事實是，早在1948年福利制度建立以前，英國就已經不復雄風，失去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二戰后，英國的地位被美國取代，反倒是福利制度的建立使其躍進現代國家治理行列。是二戰后在一片廢墟上建立的福利制度讓英國國民有了信心和希望，使其團結起來重建國家。英國福利制度是英國從困境中重新站起來的基石，該制度為國家和國民保障和提供了能給人帶來發展的兼具可能性與確定性的發展，而這樣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發展。

審視大國博弈，冷戰時期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競爭中，一個很主要的內容即是社會保障制度。二戰以后，歐洲主要國家均陸續在一片廢墟上建立了福利國家。蘇聯社會保障制度被資本主義國家借鑒，西方國家紛紛建立起帶有強烈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特征的社會保障制度，有效克服了市場經濟帶來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為國家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西方國家轉型為福利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競爭的產物。以美國為例，最富有的0.01%美國人所獲得的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與美國收入差距同向變化，即比例越高，收入差距越大，也意味著社會越不公平。如圖1所示，在1913年到2021年的100多年中，20世紀初，在美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最富有的0.01%美國人所獲得的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不斷創新高，貧富差距日益擴大；而隨著1935年美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最富有的0.01%美國人所獲得的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持續下降，特別是在冷戰期間達到最低，這意味著此階段收入差距縮小，社會矛盾緩解。

事實證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使得美國貧富差距有所下降，社會問題和矛盾得以一定程度解決和緩解，經濟得以較平穩發展。但是，如圖1所示，20世紀80～90年代，最富有的0.01%美國人所獲得的收入占全民收入的比例又快速上升，整體上看，該比例在過去100多年的變化趨勢呈現為U型曲線。出現轉折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冷戰結束，美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競爭中獲勝，沒有了大國競爭的對手，新自由主義盛行起來，繼而給富人減稅、減少社會保障成了新的政策取向。因此，冷戰后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美國社會又進入失序和動蕩的困境。

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促進了美國的強大，改良和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國政府財政支出和債務占GDP的比重均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發展不斷提高。如圖2所示，從數據上看，在大蕭條之前，美國是典型的“小政府”，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5%。但是大蕭條以后，尤其是二戰以后，美國政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快速增長，進入21世紀，該比重基本年年在20%以上。[5] 20世紀40年代二戰、2008年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公共財政支出均大幅提高。今天美國的問題是嚴重的債務危機。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也是欠債最多的國家，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不斷創新高，2022年2月，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突破30萬億美元大關。[6]

為什么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欠這么多債？是什么導致其欠債？這要從美國政府財政收入和支出結構中尋找答案。美國政府財政的收入主要來源于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障稅，而政府支出主要是支付社會保障、老人醫療保險和窮人醫療保險。美國1965年建立的為弱勢群體提供的醫療保障制度規定，65歲以上老年人和窮人看病由政府買單，這兩項醫療保險加起來就是美國政府最大的支出項，而這兩項醫療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加起來占美國財政支出的近一半。由此可見，由于龐大的社會保障支出，美國政府財政負擔很重，但卻無法更改，因為社會保障是龐大的社會契約。在市場化醫療環境中，老年人醫療保險和窮人醫療保險就是由政府給弱勢群體買單看病，大量醫療資源有極大可能消耗在無謂的治療上，因此醫療費用將快速上升，終使政府和社會難以承受。歷屆美國總統都看到了這個問題，從克林頓到奧巴馬再到拜登，都想要改革，但是改革要么無法成行，要么無法推進，要么成效了了。在缺乏大國競爭的外部環境里，美國變得自高自大，固步自封，其政治體制僵化、利益分配格局固化，任何有利于大多數普通人利益的改革都舉步維艱。根據美國國會預算管理辦公室（CBO）的相關資料，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項目和美國政府支付的債務利息占美國財政支出增量的85%，而美國債務不斷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龐大的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項目。當年社會保障托起美國的崛起，而今天卻成為美國前進路上的絆腳石。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美國自始至今都沒有像我國這樣承諾并提供免費救治、免費疫苗、免費檢測。對待俄烏沖突，美國雖然不斷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但是一再重申不會出兵烏克蘭。盡管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但是其財政支出是固定的，尤其在社會保障方面是剛性支出，沒有辦法改變，因此美國政府財政沒有空間支撐新的支出。

一百年是一個大的周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世紀疫情疊加的大背景下，中國的復興已經進入到不可阻擋的歷史進程。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為國家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新中國成立后農村集體經濟的保障制度、城市的勞動保障制度，都是傳承“家國天下”文化、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這個階段，城市中個人以工作單位為集體依托，獲得全方位社會保障。各單位除了提供就業，還提供住房、教育、醫療、托兒、食堂等福利。農村以集體經濟為單位，利用組織優勢，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民生成本，使大家有歸屬感、安全感。集體是放大了的家，大規模的集體協作超越了傳統小家的能力，解決了傳統農業社會一盤散沙、無法集中資源進而形成合力的弊端。毛澤東同志領導開展的群眾運動是有效促成集體協作的方式，是珍貴的社會資本。[7] 衛生領域的愛國衛生運動，教育領域的掃盲運動，中國式扶貧以及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模式都是大規模社會協作的成果，而協作過程中普遍運用的人際互助模式比西方通過契約確立、政府花錢買單的服務模式更加節省成本、更加高效。這種動員組織群眾，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模式，在群體意義上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這種以少量外部資本投入，通過集體協作滿足人本身的發展需要的發展模式，與西方通過物質消費刺激個人需求的發展和保障模式有著根本不同，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和社會主義的優勢，是中國人創立的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續的社會保障模式。

對比美國低效率、高成本、難以為繼的醫療保障制度，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健康奇跡。新中國成立七十多年來，中國的人口數從1949年的5.4億上升至2020年的14.12億，人均預期壽命由1949年的35歲增長至2021年的78.2歲，超過同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76.6歲。能取得這樣的成果是因為中國在“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理念下，構建了在國際上具有開創性的衛生健康制度：愛國衛生運動。愛國衛生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把群眾路線運用于衛生防病工作的偉大創舉和成功實踐，是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的結合，堅持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積累了以三級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等制度為代表的獨特經驗，使我國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初級衛生保健的唯一典范”，創造了衛生與健康的“中國奇跡”。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迅速推進，醫療衛生技術和質量實現跨越性發展。在自2019年底開始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斗爭中，我國醫療衛生體系和大數據、信息化手段為迅速控制疫情發揮了巨大作用。中國獨創的醫療衛生制度有效地防控了疾病、保障了人民健康。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向中國政府頒發“社會健康治理杰出典范獎”，以紀念中國愛國衛生運動開展65年，表彰愛國衛生運動取得的輝煌成就，感謝中國為世界提供了獨特的醫療衛生模式與經驗。此次成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有效衛生健康治理的重大成果。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成功建設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世界上規模最大、功能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許多西方國家一百多年走過的歷程，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了愈發可靠、充分的保障，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

但是我國社會保障也面臨很多新的挑戰，尤其是人口結構的重大變革。社會保障是為人服務的，這是社會保障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人口結構整體變化，勢必要求社會保障制度也隨之變化。除此之外，我國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兼之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到來，也給中國社會保障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

蘇聯、西方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工業革命的產物，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信息化、智能化時代的新型生產、消費和管理模式。中國要建立和完善的高質量社會保障制度應該是適應未來的信息化時代、智能化時代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

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探索高質量社會保障的社會實驗。我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充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充分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擔當。我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迅速形成統一指揮、全面部署、立體防控的戰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積蔓延，有力改變了病毒傳播的危險進程，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國人均GDP、人均財政和醫療支出都遠低于西方國家，但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國能做到有效防控疫情，全面恢復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基本生活，而且成本也相對較低。美國的巨額抗疫支出使其政府財政支出在抗疫時期一下增加了10個百分點，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情況也都類似，只有中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幾乎沒有增加。事實證明，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上取得了偉大的成功，這強有力地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集中反映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優越性。

在這場抗疫斗爭中，我們積累了重要經驗，收獲了深刻啟示。花的錢少，效果好，經濟還增長，這才是正確有效的花錢方式。要促進中國社會保障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如何把中國的制度優勢轉換成人民的福利是關鍵。中國的社會保障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們邁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能用最低的成本達到最好的效果，國家就有競爭力。短期內中國人均GDP難以達到美國、歐洲水平，但是在這次抗疫中，人均GDP有明顯的優勢的西方國家，在疫情面前卻一致表現得無能為力。經濟再強，社會保障水平再高，但因為西方國家沒有像我國一樣的，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理念，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人民群眾的團結配合，系統綜合全面的真正大保障方法，所以也終將不能像我國一樣向著抗疫斗爭全面勝利的目標不斷邁進。

我們應該將此次抗疫斗爭中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轉變為中國式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要獨立自主地走中國式的社會保障道路，促進社會保障事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需要的是制度創新，需要的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建立與智能化時代相匹配的社會保障體系，探索出符合我國國情和百姓需求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智慧式社會保障模式。

注釋：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的講話》，2021年2月27日，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7/content_5589187.htm？gov。

[2]《世界經濟危機》，https：//wiki.mbalib.com/wiki/1929%EF%BC%8D，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2022年7月31日引用。

[3]P.阿姆斯特姆等：《戰后資本主義大繁榮的形成和破產》，史敏、張迪思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0頁。

[4]崔卓蘭主編：《保障基本民生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頁。

[5]江宇：《大國新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80頁；李玲、李明強：《人力資本、經濟奇跡和中國模式》，朱佳木主編：《當代中國與它的發展道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第379~392頁。

[6]《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首次超過30萬億美元》，2022年2月2日，

https：//m.gmw.cn/baijia/2022-02/02/1302787664.html。

[7]李玲：《新中國七十年衛生與健康發展》研究報告，2019年9月22日發布。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學術前沿》雜志2022年8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