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經由知行合一，階級的經濟形態提供社會知識的統一原理，這涉及階級關系及其統治形態的如何“知識具象”問題，引發對“《資本論》原理”的重新審視。據此，必須充分重視《資本論》對商品經濟形態“知”和“行”的界定，科學引出唯物史觀的知識規定——歷史類型學、矛盾結構學及其危機形態學。階級社會知識原理進而“階級學”和“檔案學”，其實是表明：唯物史觀不外在于《資本論》，而內在于《資本論》，蓋因在知識生產上唯物史觀乃是確定工作路線和建立科學的表述的“統一的范疇”；然則在工作機理上，《資本論》確立的研究對象應視為對這一原理的應用規定?！顿Y本論》說到底是以“價值規律”（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和交換規律）為依托，實現對商品和貨幣及其基礎上的資本的全部歷史過程的全景式鳥瞰；以“價值形式發展”求得價值歷史知識，不過是將價值本身“社會具象化”，使價值“財產生活化”，使圍繞價值關系的“階級斗爭”歷史過程化。這是市場經濟的根本知識遵循，并意味著對市場經濟的危機形式及其克服路徑的分析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工作范疇為切入。通過說明價值形式分別附著在階級實踐規定上的行動（曰“總公式”）和階級理論規定上的知識（曰“生產一般”），耙梳“知”“行”合一規定的生成和“知”“行”不二認識路線的形成，繼而以“真假同體”的階級對象知識屬性為依托展開唯物史觀與“經濟知識”的對話，終能達成對《資本論》特有敘事體裁的澄明化理解。
本文系拙作《〈資本論〉與天人合一——關于勞動過程通史研究的若干問題》的理論續作 [1]。之所以進一步提出知識與理論領域的“知行合一”問題，在于科學說明馬克思主義知識不限于敘述對象和敘述方法（例如構建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體系方法和邏輯方法），乃知、行的統一，沿著唯物史觀知識生產路徑，從中明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即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交往關系的經濟形式。可見，《資本論》研究對象規定完全不是什么“邏輯起點的求解”，乃基于知行合一原則而獲得。探索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繞不開“教科書意義的知識生產”，離不開階級社會形態的知識狀況的考察，也必須實現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知識狀況的整體勘察，要完成這些，《資本論》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地基。然則，必須從中托出“階級經濟學”的統一對象——經濟形態社會，做到以“歷史走出階級”之理論覺醒，以“求真”之認識論態度和工作精神上下求索，最終以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指引科學構建。須知價值形式既是“存在”，也是“思維”，社會主義發展和利用市場經濟形式應當立足歷史實際，結合本民族的國情，從社會實踐的存在規定出發，探索與中國現實契合的價值的經濟形式。
一、如何把握“經濟形態的階級關系”：《資本論》研究對象內涵重議
研究對象是亦知亦行的規定，是唯物史觀的內在認識事件。正是對研究對象的看法不同，導致經濟學被二重化為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體現完全不同的經濟科學導向；前者的揚棄發展使自身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后者則由于拒絕“生產關系”的階級對象關系的科學表述路線逐漸淪落成為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學，轉而以“物象關系”為科學研究對象的關系設定。物象關系其實是生產關系的科學認識反面；這導致在對待商品社會的知識問題上：為了實現“知”“行”合一，政治經濟學必須進行求真的知識生產，以“價值形式”作為統一的概念架構的知識形式，乃至作為理論邏輯的統一的展開形態。為此，必須排開“認識論至上”，這也是一味以“數學模型”為師，追前沿、跟主流的研究者難以體察的工作規定。設計教科書的資產階級學者以“資源配置”為統一研究對象的范疇形式和知識邏輯的展開形態①，顯然是“知識的扭曲”，相應改變著價值形式的認知外觀，賦予其拜物教的理論的意識形態（如供求替換“買賣的形式”）。深一步看，這是“拜物教統治之成”的理論反映形式。經濟形態社會的階級“知”和“行”是理解階級的關系檔案學基礎，以“資源配置”為價值形式的認知“反面”，勢必使經濟學屈從于數學，又以直觀和形式化的數學理性掩蓋著價值形式的歷史的階級的理性。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怎樣的經濟科學呢？其既要展示每一階級生產關系類型的形成和發展、展示它的歷史沒落圖景，又要展示全體階級生產關系的歷史圖景、它的歷史生態學景象，為此，它的工具必然是階級關系之經濟形態檔案學；馬克思說的“抽象力規定”實質指向這種東西，所指的是形成唯物史觀工作批判力的范疇法。然則，價值形式既針對階級統治，又針對拜物教的統治方式和形態。這必然是價值形式前置于商品拜物教批判的根據和理由：既說明階級統治，又說明拜物教統治工具的由道路而系統的形成，最終說明相對階級統治本身而言，“拜物教統治形態”不過是階級壓迫關系發展所必須具有的工具和需要充分依靠的“理論實踐系統”。這是一種強大的自我抽象的神秘性力量，它使得“幾乎所有的以數量來加以度量的基本經濟范疇：‘價格’‘利潤’‘利息’‘工資’以及‘租金’，這些都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價值的不同形式，而且它們之間存在著‘內在的’相互聯系。”[2]108這種工作命名法取意于“道名”統一。研究對象的每一方面元素和工作內容都既是價值形式的“知的規定”，亦是它的“行的規定”，是“道之行”和“名之知”。對生產方式而言，范疇意義的道是歷史之行、矛盾之行、規律之行，范疇意義的名是歷史之知、矛盾之知、規律之知；對生產關系而言，下降一步，是矛盾之行、規律之行，乃至矛盾之知、規律之知；對交換關系而言，則再下降一步，是規律之行、規律之知，乃至有了范疇意義本身的知與行的規定。價值形式的行實際就是“價值的行動”，所以考察生產方式時，必須考察歷史的價值行動規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歷史發展形式，以引出“貨幣轉化為資本”統治類型。交換價值是資本的直接前提，要闡明這個前提，必須沿著“這個前提（即道路－系統）”繼而深入探究商品生產“道路規定”和“系統規定”；“要闡明資本的概念，就必須不是從勞動出發，而是從價值出發，并且從已經在流通運動中發展起來的交換價值出發。從勞動直接過渡到資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從不同人種直接過渡到銀行家，或者從自然直接過渡到蒸汽機一樣。”[3]215對交換關系來說，“行的規定”意味著歷史、矛盾、規律、范疇在社會關系中的現實實存，表明“價值形式”乃指示著商品社會的階級統治關系（或曰“統治原理”）的知識總范疇，是為財產統治歷史世界（規定）之終；對生產關系來說，價值“行的規定”意味著階級斗爭與階級統治，其知的形式《道德經》謂為“有名”；對商品生產方式來說，價值形式“行的規定”則意味著階級關系的始航，其知的形式《道德經》謂為“無名”，是為財產統治歷史世界（規定）之始。由于有了一貫到底的行動線索，資本主義經濟形態得以從商品經濟形態的工作地基上生長出來，形成一個階級關系的歷史“道路－系統”形態。生產關系、交換關系表現為商品生產方式發展的依次歷史展開，是為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理論之成立。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資本論》開篇的“商品”必須視為對生產研究對象的規定：第一節言道路，第二節言系統，第三節復言道路，最后一節復言系統，從中引出統一經濟形態社會的典型樣態。所謂道的層次，言歷史對象關系——類型和道路形態，確定“道路－系統”結合的基本類型；所謂名的層次，言研究對象邏輯——結構和系統形態，確定“道路－系統”結合的基本結構。從中引出的“價值形式”亦必是商品兩因素、勞動二重性、交換價值發展、商品拜物教四者統一的規定：“作為權力結構性關系的‘階級’包含在馬克思《資本論》的內在邏輯中，但是‘階級斗爭’卻不是這樣。馬克思認為充分的商品化中，人的主觀能動性所要做的就是使商品形式運動起來，運動的渠道就是人的主觀能動性。”[2]22歷史、矛盾而又規律、范疇而又知識、概念，是錨定于研究對象知識系統的不同層級規定，指示《資本論》的“知識品格”乃有關于經濟形態社會的階級檔案學的“知識具象原理”。由于指明了事物的生長方式：道路→系統，階級統治的實踐類型和理論類型在生成論上得以意義統一，并經由范疇生產達成階級統治與拜物教統治之間的“知識對話”，——這為科學的階級斗爭實踐提供理論武器。統治階級思想形態第一次以公開的、揭掉神秘紗幕的方式面世，極大啟發人們抵御“拜物教經濟學”的行動自覺及其意志力。
二、如何把握“范疇法”：知行合一與《資本論》體系之成
“在第一篇關于生產一般和第二篇第一部分關于交換價值一般中，應當包括哪些規定，這只有在全部闡述結束時并且作為全部闡述的結果才能顯示出來。”[3]280-281如何理解《資本論》對商品的范疇規定，涉及唯物辯證法的意義解析，即“《資本論》必須視為唯物辯證法考古意義上的‘活化石’，是唯物辯證法完結形態的譜系。”[4]商品范疇起因于“異化問題”，由生產形態史轉向商品形態史的問題域而來，可見所謂抽象力，在于尋求“唯物辯證法定義”。道路經之，系統緯之；在唯物史觀領域內，抽象力規定直接表現為“知行合一”，從呈現形態看，又在于尋求“知行合一式的定義”，——所謂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商品工作范疇法即充分彰顯這一點。初言道路的知，次言系統的行，復言道路的行，再復言系統的知。在規定性上，道路蘊涵偏于“經之”（言統治路徑的“母子”），系統蘊涵偏于“緯之”（言統治階級之于被統治階級結構上的“體用”）；其是對陰陽五行“偉大思維學工具”的創造性化用。這一構造即：知（道路）－行（系統）－行（道路）－知（系統），在于實現“知”和“行”的規定統一，從而，經緯合一的唯物辯證法方式又在于使“母子體用”定格為歷史之思維結構，乃至在藝術性上渾然一體。以《商品》前兩節內容為例：它對于唯物史觀范疇的明確是知與行，亦是經與緯的方式，——所謂商品生產的“歷史生產力類型”在于確立具體有用的勞動生產力“行的規定”和商品使用價值“知的規定”；同樣，所謂商品生產的“歷史生產關系類型”在于確立抽象的人類勞動“行的規定”和商品價值“知的規定”。然則在內容上，第一節的規定延伸是“道路之行”，而有了知的比類的歷史“行的具象”，第二節的規定延伸是“系統之知”，而有了行的綜合的歷史“知的具象”。于是經由歷史的知、行統一，商品世界的唯物史觀規定得以向價值形式結構轉化。以“商品有機構成”為例，是形成了這樣的知識具象路徑：
有機構成I：商品的對象性存在‖勞動過程。商品對象正是從與勞動過程“歷史照面”中自身析出“使用價值”和“價值”。
有機構成II：商品生產關系‖勞動過程。在使用價值、價值兩個對立統一的因素基礎上，商品生產關系通過與勞動過程“社會照面”進而從商品生產方式中析出“商品生產勞動”。這樣所謂由商品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實則指示和W（L）直接有關的三個工作范疇：使用價值、價值、商品生產勞動。
有機構成III：商品交換關系‖勞動過程。研究對象基于歷史對象而成，如上指出，商品社會研究對象的行動規定正是價值形式；從而在商品生產勞動的二重性質基礎上，在商品生產關系通向交換關系的意義域中必然進一步析出“價值形式”。
有機構成IV：商品生產方式‖勞動過程。對象→價值形式→研究對象，這正是知行合一的工作路線；在交換價值發展（道路形態的價值形式）基礎上，再以商品生產方式從意識形態行為中析出“商品拜物教”，由此形成有關于W（L）的生產一般。
以上過程具象為5個術語組成：商品生產勞動、使用價值、價值、交換價值以及商品拜物教意識，以后引出剩余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資本積累以及本身以貨幣拜物教意識為導引的資本物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即資本拜物教及其市場拜物教意識形式），——后者是指涉m（L）的生產一般。這種“商品生產一般”作為商品生產方式的基本理論，必定與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理論的“資本的生產一般”內在契合，它們的生長秩序必定是嚴格對應，并且按照統一的知識形制來設置。故其正是價值形式所支持的一般知識，乃至是與總公式“知行互譯”的實踐知識②。行是統一的，知必然統一。歸根結底，價值形式是在“有機構成的歷史”“有機構成的矛盾”“有機構成的規律”“有機構成的范疇”乃至“有機構成的概念”意義上運用的中介工具，“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概念”并非辯證推理，而是知與行的辯證結合，旨在將階級、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批判落實為唯物史觀的內部工作規定③。所謂根本，即呈現事物生長方式的道路和系統，包括道路類型（如生產和再生產）、系統類型（如統治方式）和道路結構（如唯物史觀結構因素）、系統結構（如矛盾）以及道路形態、系統形態；所謂抓住根本，是抓住道路和系統內在聯系——這同時是實現對事物生長方式“歷史認識”的規定（如有機構成范疇），知行合一成為“根本”則是使唯物史觀的這個實質規定進一步落實為實體與工具的統一。《資本論》從道路出發，從歷史道路的類型和結構出發，就深層次觸及了“階級檔案學”；因此必須肯定，“對于《資本論》來說，開篇是作為‘通史’加以考察的。”[5]它指出，“道路的以太同時也是‘系統以太’，規定著實體與形式的轉化”，而“一旦某種階級關系及其思想類型在系統中占到一定比重關系，便發生總公式的形式裂變。”[6]這樣可概括完整的《資本論》“價值形式意義”：階級關系類型（道路類型和系統類型）→階級關系結構（道路結構和系統結構）→研究對象→階級關系形態（道路形態和系統形態）→有機構成的歷史知識具象（道路－系統的內涵和外延）；然道路和系統分殊乃是相對之狀態，比如：一方面對生產關系而言，生產方式是“道路”，對交換關系而言，生產關系則是“道路”；另一方面，言生產關系是“系統”，指示階級關系意義的統治方式的類型形成，而言交換關系是“系統”，乃指示拜物教統治的社會結構化形式的進一步系統形成。馬克思從中提煉出“道路－系統”的社會歷史結合，言知行說到底是道路－系統工具；知行合一是形成認識的根本所系，“因此，廣義的抽象力一定也是指人類思維的總體規定性，即總體學科的‘行－知’路線圖。”遂達成工作效果：“以‘實踐化的知識’切入行動理論，確立研究規范與敘述規范工作運用狀態的統一，為統一之歷史科學宏基。”[7]這促成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的徹底解決，亦說明“道名”的拆開即“道路－系統”與“知行”問題，但理論上的真正解決委實在《資本論》中。《資本論》原理的意義在于實現歷史唯物主義與階級（斗爭）原理的合而為一，不僅《商品》前兩節，而且全部四節內容都是一個工作整體：前兩節實現的是唯物史觀范疇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知識具象，后兩節實現的是階級關系范疇即階級和拜物教的知識具象；然則，“作為總論，《商品》邏輯是對《資本論》四卷體式尤其理論部分的工作錨定……從總體上看，四卷體式毋寧說是對《商品》的一種邏輯上的擴展和應用形態上的實現，疊合二者的工作線索恰好就是階級關系內涵的有機構成。”[5]這揭示了階級－拜物教的“知”和“行”，它的根據是有機構成世界，它的具象場域是價值形式世界，如果僅僅將價值形式理解為知，則“《資本論》資本主義社會表現出來的仿佛是一個巨大的形式系統——資本形式化系統，并且這些形式化的規定仿佛就是商品形式的若干邏輯學的‘操作’。”[4]《資本論》當然不是形式化的知的系統，所謂“形式化”，僅僅是拜物教的統治工具，又利用“1=1”的價值理性進行了數學偽裝。其得以仿真的根據是“只有在純粹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論背景下才可以運用數學公式，在這種純粹的社會里，權力關系完全被融合進社會經濟結構，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完全歸入商品形式中，這樣，數學公式才能被運用”，說到底，“以資本為例，商品化意味著一種社會關系的自我客體化。”[2]11但是，“把馬克思的分析局限在資本主義一般的層次上（如系統辯證法那樣）或現代資本主義的層次上（如關注‘全球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和所有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那樣），就把我們為了既認識世界又改造世界所需要知道的東西足足排除了一半……如果忽略了從其起源的角度來考察事物可以獲得的認識，我們也就不能全面地理解任何結果——以及什么不是某物的一個結果……《資本論》中，馬克思不僅力圖表明資本主義是如何運行的，而且力圖表明它為什么是一種過渡的生產方式，繼之而來的可能是什么性質的社會，以及如何使這么巨大的變化得以發生。所有這些都包含在他關于資本主義如何運行的辯證分析之中。”[8]“雖然馬克思的理論是在將商品形式掏空后而發展起來的資本理論，但隨著理論的展開，這個最基本的要素發展起來的理論開始成為完全資本主義的商品形式”，換言之，它表明：“資本邏輯的內在邏輯是商品形式作為一種商品經濟邏輯已完全化，并成為一種霸權。”[2]47-48商品形式何以能夠被看作合乎邏輯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全面的規定”，在于價值形式統治秩序建立的自然歷史過程。然則，它必須同時被理解為行，即價值關系的行動規定。價值形式不限于作為商品價值或社會價值關系的表現形式或方式、運動形式或形態，更為重要的是作為“價值之行”規定性。價值形式是圍繞價值關系的經濟運軸，是價值關系在結構、形態上的轉換或轉化的生成運動，是自我構造化的過程和運動系統。如在研究對象這個問題上：價值形式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行（如階級統治道路：貨幣轉化為資本），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類型知識（如簡單勞動→雇傭勞動、價值→剩余價值、商人總公式→資本總公式）；價值形式同樣屬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行（如階級統治類型：勞動力成為商品），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結構知識（如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計時工資→計件工資、資本→資本積累）；價值形式同樣屬于資本主義交換關系的行（如作為階級統治的資本積累系統），它的知是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歷史形態知識（如產業資本→職能資本→非職能資本的交換價值）?！顿Y本論》研究對象具有統一的名——財產關系的價值形式，它作為行的規定：既是直接生產過程，也是流通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還是分配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是統一形態的“階級生產的資本主義形式”④?！顿Y本論》之所以邏輯體例完美，又在于從資本主義階級統治道路的源起說起（資本之社會形態“生”），從一個剝削關系的特殊的典型的類型和形態上展示階級統治的結構化系統，繼而證明它的歷史衰敗性（資本之社會形態“死”），是為資本與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檔案學的“復調合唱”。歷史者道路與系統也，邏輯者知與行也，邏輯與歷史一致者工具的歷史唯物主義指向也。是以道路為知，系統則為行；反之，道路為行，系統則為知，如此成就以道路、系統為依托的知行合一。對研究過程來說，是從歷史和實踐中取出“道路”“系統”，乃至建立“對象第一性”“研究對象第二性”；顯然，這是《資本論》基礎的第一步工作。對敘述過程來說，則是從知行合一出發，將知行合一的“行”（即歷史學家的生產關系）繼而展開為知行合一的“知”（即經濟學家的“行”和“知”）；顯然，這是《資本論》接續的第二步工作。相較而言，對象偏重行，研究對象偏重知；乃至對象和研究對象結合起來則成為：對象是行（有機構成世界）→知（生產關系），研究對象是行（價值形式世界）→知（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交換關系），正是以生產關系為中介——生產關系從“知”（唯物史觀的知）到“行”（階級斗爭的行），研究對象復又成為“行→知”認知結構。簡單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生產關系的行”是同和異的統一：從通史方向看，這正是資本歷史道路之行之知與資本社會系統之行之知的邏輯結合之處，于是有更為巨大的唯物史觀工作規定性，可從中提取階級生產方式形成和建立統治結構的“知行合一范疇”。這給了統一的價值形式“行的規定”存在的理由。價值形式不是邏輯的意志，不限于對自我結構表現的社會形式的認知，更為重要的是作為行動的意志，最終成為階級結構化統治的生成方式和統一表現形式。
三、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知”“行”合一
可見，對資本如何定義取決于道路和系統，而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產生是在道路中，復又形成自己獨特統治系統。“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所有前資本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顯著區別，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形式是次要的和未得到發展的”，只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商品形式具有中心地位并得到了充分發展”，所以，“商品形式的理論作為關于社會自我客體化的一種特別重要的理論……對理解現代世界的基本特性極為重要。”[2]11-12是以相比系統的規定而言，資本前史的道路更為稀薄，它的澄清只能依靠歷史學家生產的總公式。馬克思聲明：“從前的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感性的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這是“哲學唯理派”的工作不足之處，根本“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9]54-55走出“理論自戀”，于是有從實踐出發的歷史財產關系的總公式表達：在對知識來源與根據的求索上，這個表達實際由類似“龍場悟道”的“費爾巴哈提綱”所提出：理論嵌入在實踐中；它從自覺意識上首次提出“以理論為實踐”，轉而“以實踐為理論”，即秉持從“理論型實踐”（知行）到“實踐型理論”（行知）學術實踐主張⑤?？梢?，“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為著革命行動，馬克思傾向于指出實踐、理論不二，又根本是一個東西，即理論和實踐的相統一乃是理解歷史和真理關系的中介。然則，“對于這個世俗基礎本身應當從在自身中、從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實踐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發現了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被消滅。”[9]55所以必須再次肯定：實踐（行）、理論（知）的統一說到底是以“行”（歷史之行、階級之行）為第一性，以“知”為第二性，確立對階級性內容的科學研究路線和表述，——此所謂唯物辯證法的工作定義法。由于做不到這個定義，“直觀的唯物主義，即不是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至多也只能做到對單個人和市民社會的直觀。”[9]56-57實踐一貫到底，理論一貫到底，即是“知行合一”問題，它們的關系問題是這個唯物史觀知識定義的科學制訂與歷史執行問題。這樣看來，處于歷史工作領域的實踐、理論必須認定為唯物史觀的特定術語；知行合一則是以后實踐和理論“相對分立”（即“不二”）的基礎。所謂實踐，有四重涵義：（1）歷史行動，又有兩種狀態：曰道路（道）、曰系統（德）；（2）調查歷史對象關系狀況，——以實踐為“理論”，可謂“第一個理論”；（3）總公式的“行”；（4）作為實踐主體和對象本身，即唯物史觀的“知”（如勞動過程、生產方式范疇）。所謂理論，同樣有四重涵義：（1）歷史認識，并有兩種狀態：曰發生、曰結果；（2）繼而以“理論”為實踐，形成“第二個理論”；（3）生產一般的“知”；（4）作為歷史理論本身，即唯物史觀的“行”（如生產力、生產關系范疇）。置身這個場境，我們來看《資本論》處于怎樣的知識狀態，知與行的結合關系繪制于表1。
《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何以名“危機形式”？道也！“道知”是“資本形態變化及其循環”，危機形式即“道行”也。對《資本論》研究而言，所謂：“第一、二卷終歸是本質研究，從而‘市場／危機’范疇的生產必定格于此。”[4]猶如商品條目1-2節必須作為統一的一個寫作單元看待，——這是階級壓迫關系的“何以是”（自統治階級發動）和“何以能”（施于被統治階級），對資本的循環和周轉的考察也必須首先從歷史學家工作角度做出；其旨在說明階級統治既是道路的，也必然是系統的，后者以“階級壓迫”關系的歷史形成為前提。其次，從生產方式到生產關系，這是歷史權力的考察視野；而從生產關系到交換關系，則落入經濟權力的考察范圍。是以伴隨經濟權力結構的生成，需要考察所謂的質與量統一的社會運動過程，從中引出“生產危機——經濟危機（市場危機）”的結構轉換。危機形式乃是交換價值的道路和系統的全面潰敗，它的前提和結果是“資本主義企業破產”（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循環形式失?。┖?ldquo;資本主義產業凋敝”（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周轉形式失?。?。如此看來，資本周轉的內涵公式不過是“M = n（相對剩余價值規定）× m（絕對剩余價值規定）”，其邏輯是說明了資本作為統治階級之于被統治階級的壓迫狀況。以上進一步說明不僅道路，而且系統乃是“知”“行”合一，它們相互支撐、互為設施條件。《道德經》第二十一章有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中有信”，誠哉斯言！價值形式的一般理論⑥，錨定于茲，乃至于作為“價值之行”，價值形式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既然這樣，我們必須繼而察看《資本論》中價值形式復又處于怎樣的知識狀態。接續表1，表2是價值形式“事格”的肖像匯總。所謂“象”，所謂“物”，所謂“精”，所謂“信”，言價值形式之事；“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價值形式其實是價值規律、價值范疇“理論”“實踐”雙重意義的化身。在另一種意義上，所謂抓住“根本”，也就是抓住商品經濟形態社會的這個實質規定，從而將價值形式確定為這一社會形態的統一經濟實體關系的代表，乃至化為階級關系工具，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道路－系統”知識生產。因而在認識上，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難以企及的高度，正是它的最優秀的代表——古典學派——從這個問題上退縮下來。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從來沒有成功地從它對商品、特別對這種商品的價值的分析中推導出使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形式。這是它的主要缺點之一。”繼而，“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現實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現實生產方式獲得了歷史的性質，即特殊的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但是，“如果人們錯誤地把這種形式看作是一切社會中一切生產的自然的永恒的形式，那么，就必然看不到價值形式，進而看不到商品形式以及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的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的方面。”[10]50
表2 價值形式之事格匯總——以《資本論》實際形成的“生產一般理論”為例
“一方面是歷史學家的方式、一方面是邏輯學家的方式，既是‘歷史’又是‘邏輯’，然則研究對象必然是求得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具象統一。”[6]可見由于堅持通史研究事項，無論《資本論》或《道德經》，其開篇文字——“作為全書的‘總論’”，“其實并不神秘”，“只是說了兩個字：道和象”；“以《資本論》商品章的比較為例，其結構和《道德經》的第一章也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實際上，它們都是講‘規律的方法’和‘范疇的方法’在思維學架構內如何實現工作統一的問題。”[11]表2展示：價值形式之所以成為“事格”，在于它是價值關系的統一的形式，直接承擔了總公式實踐和生產一般理論的“對話工具”，從而有效統一商品生產一般、剩余價值生產一般、剩余價值流通一般乃至剩余價值分配一般，使之獲得“一致的邏輯”和具有一致的邏輯表現。道象相成、知行合一，作為統治類型與統治形式，對價值形式的研究必須由對象進到研究對象，在實現道名統一中托出“生產關系的知”。再以《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的寫作安排為例，它同樣是堅持在實踐與理論“歷史照面”的架構中工作取出“價值形式的特殊理論”，即第十章“相對剩余價值的概念”作為“道路(實踐)•結果(理論)•知”，第十一章“協作”作為“系統(實踐)•發生(理論)•行”，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場手工業”作為“道路(實踐)•發生(理論)•行”，第十三章“機器和大工業”作為“系統(實踐)•結果(理論)•知”。以道路實踐為切入，以對歷史認識的理論形成為結果，從而產生“唯物史觀的知”：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生產具有兩個因素，即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以后在這個基礎上，探究系統的一個普遍的生產規定——“體現在資本主義協作中的管理的二重性”。如同《商品》的“理論型實踐”到“實踐型理論”，這里的道路－系統的“知行”很快推向道路－系統的“行知”，即從第十二章開始，事實上是探究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形式，或者說就是資本主義特有的分工形式；這當然是一個理論抽象：“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也就是工場手工業，最初是自發的無意識的創造物。一旦它得到一定的鞏固和十分廣泛的基礎，它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有意識的、有組織的形式。”以致可以認定，“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專門的科學，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出現的，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來考察整個的社會分工，把社會分工看成是用較少的勞動生產更多商品，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10]367-368一般等價物的經濟形式在這里獲得了剝削生產形式上的直接對應。經由這樣的發生過程，才會有最終的理論結果——Pm：A，作為系統的實踐，它同樣是一項唯物史觀知識，并且作為了分工和工場手工業的轉化形式；其結論就是，“作為工場手工業分工的產物的這種工場，又生產出機器。機器使手工勞動不再成為調節社會生產的原則。一方面，技術上不再有必要使勞動者終生適應于某種局部職能；另一方面，這個原則本身加于資本統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10]372這個剩余價值生產形式的特殊理論即剩余價值生產一般。知之則行之，復行之知之⑦。對研究方法而言，抓住道路和系統即可；對敘述方法而言，則還需要注重抓住知和行工具，所謂優先制訂定義（知→行），再執行這個定義（行→知）。馬克思在通史中取出“商品形式”，實現了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相互區分；在此基礎上，價值形式重新結合二者，目的是強調：“商品是使用價值……這是商品的物質的方面，這方面在極不相同的生產時期可以是共同的，因此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使用價值一旦由于現代生產關系而發生形態變化，或者它本身影響現代生產關系并使之發生形態變化，它就屬于政治經濟學的范圍了。”[12]293通過利用使用價值的形態變化，乃至達到價值統治的經濟目的，這是政治經濟學研究使用價值的用意所在?？梢?，價值形式規定所基于的大前提仍然是商品形式，在分開使用價值和價值之后再度結合它們，以至于《資本論》中關于使用價值的討論具有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在交換層面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不同規定性，以及使用價值在交換過程中的作用，因此，對使用價值的討論必須與特定的經濟結構聯系起來，而不是陷入純粹概念的論爭中；二是剩余價值生產層面商品的使用價值對于價值增殖的作用，這種使用價值即是特殊商品，即勞動力的使用價值。使用價值之所以能發生這些作用，這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相關聯。”是以說到底，“要想進一步討論使用價值在商品生產中的位置，必須將之與勞動二重性聯系起來。”[13]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價值形式一般的探究同樣如此。在區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基礎上，通過引入勞動過程的資本主義管理，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行動在規定上重新結合了，——這種結合本質上是階級統治在工藝學上的實現過程。剩余價值生產的價值形式理論基于區分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前提，但不同于商品的價值形式理論之處在于：它不是將生產和交換合而為一，而更加專注于直接生產過程的發展，于是托出資本生產的“統治一般”的理論邏輯。商品體現出來的“勞動的二重性”本質上是階級統治關系的發展，它延續在表1的“《資本的生產過程》之二”中；在階級統治上：“絕對剩余價值的生產”講述了道路的設施、條件、形式，“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則講述與之適合的系統設施、條件、形式，——所謂勞動對資本的“形式隸屬”發展到“實際隸屬”關系。相較而言，“工資統治”是階級統治的轉化形式，即作為拜物教統治所必需的道路設施、條件及經濟形式形成的開端。正是在這里，馬克思深入研究了“總體工人創造價值”，但僅僅是發展實際隸屬關系的一個管理工具，它絲毫不改變價值創造的實體關系的勞動實質；因為只要是為了實現交換的商品生產，勞動過程的協作就會化為“分工形式”——這意味著勞動的社會變換性與單向度發展的同時并存，作為道路產物，它的唯一的系統結晶物只能是“簡單（平均）勞動”。系統必須回歸道路，然則對于理解商品生產的歷史對象來說，馬克思著重強調，“要理解交換價值由勞動時間決定，必須把握住下列幾個主要觀點：勞動化為簡單的、可以說是無質的勞動；生產交換價值因而生產商品的勞動借以成為社會勞動的特有方式；最后，以使用價值為結果的勞動和以交換價值為結果的勞動之間的區別。”[12]422
四、總公式和生產一般的“知”“行”不二
簡單勞動從道路上來，結晶為系統的簡單平均勞動，使得勞動形式定格為總公式實踐意蘊的發展規定，同時價值形式成為與之同步的“理論制動閥”（刻畫階級統治的一般邏輯即生產一般理論）的隨行裝置。這是以商品生產（包括由之發展出來的剩余價值生產）為“化成中心”的歷史世界考察需要用勞動價值論作為對象思維學——實體與工具統一，進行生長方式具象和認識構圖的根本理由。勞動價值論的“知”通常為人熟知，勞動價值論的“行”往往為人們所忽略，而這是階級生產的直接統治結構。立意莫若象，“勞動價值論的成長規定”（如總體勞動創造價值→資本主義簡單勞動創造價值）的歷史軌跡如圖2。
【圖2 W（L）及其m（L）的歷史化成路線】
何謂勞動價值論？如上指出，這個理論其實和唯物史觀與階級斗爭的原理統一有關。圖2展示了“勞動形式（總公式實踐）+價值形式（生產一般理論）”的勞動價值論內部規定成長構造，它同時適用于簡單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這是個道路規定，也不斷生出自己的系統運行形式。所謂知行合一定義，始源于此；在知識生產上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言《資本論》不獨是知識，更重要之處在于其為行動而設。依據這一原理，勞動發展以勞動過程為實踐“總公式”，并決定勞動質的狀態。在階級社會中，勞動的發展同時置身于一定的統治形式，如在商品社會形態中必須具有W（L）和m（L）形式；與之對應的各種價值形式一般在原理上可以統一為個別的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轉化的價值形式，在階級統治關系上即“價值統治”的四重經濟形態。所謂元、亨、利、貞，乃統治的行動，對應統治層級的不斷攀升；故而，“轉化的價值統治”也即該運動循環層級最高意義的階級統治水準，并且將過渡到下一歷史運動循環類型。這種歷史化成路線同時意味著商品生產的各種歷史總公式必然由勞動過程化來，由于階級統治例如資本的統治，使勞動過程的組成元素各自具有截然不同的發展形態，以外在方式或異化形態結合⑧。正如天人合一內在結構是勞動過程，知行合一的“內在結構”乃有機構成也，是以在總公式實踐和生產一般理論之間展開的一場場“對話”，皆由W（L）及m（L）所化成，所謂邏輯起點范疇說實指知識具象的秩序。價值形式（作為“意”）錨定在實踐行程的深處，化為“言”，就是歷史知識；這樣商品生產的總公式本身必須作為統一的“象”予以對待，正是經由這個總象，“價值形式一般”得以道承。價值一般是個總道的規定，必具象于道路，然后落實于系統實踐，從階級統治到拜物教統治，完成其歷史使命。作為理論知識，價值形式一般繼而是將“知－行－行－知”形式化，例如，行－知－行、知－行－知可以說是體現在實踐和理論環節的“價值形式總公式”。顯然，若言抽象力即范疇法，是就這些總公式的內涵而言的?！顿Y本論》說到底是關于“唯物史觀知識”的具象——所謂“價值形式之變”：由于堅持做到歷史觀上的知行合一，即意味著道路與系統的工作連體性得到貫徹，復由事物生長方式轉向對事物認識方式的追問，于是使研究－敘述方法統一的問題得以解決（見表3）。
表3 《資本論》價值形式之變——知、行對話維度
封之（統之）、建之（治之）是一體的。然則，商品形式代表著階級壓迫的歷史關系形成，是階級關系對象即統治規定本身，與之不同，價值形式進而表征“統治方式和社會工具”，從工具層面回答階級統治“何以是”和“何以能”。表3集中展示了“唯物史觀知識”具象之路，展示由價值形式不間斷的轉化運動所引致的發生在“總公式”（作為“實踐的行”）與“生產一般”（作為“理論的知”）之間的對話，以及這一對話對該具象途徑的意義。“價值形式何以能變”和“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同一命題的不同方面。既是“知”“行”合一，又是“知”“行”不二，即是說，價值形式必須被理解為知的規定（如商品、貨幣、資本、職能資本、非職能資本等等）和行的規定（如產業資本、資本積累、競爭活動、壟斷活動、信用活動、虛擬資本等等），作為具有理解中介規定意義的統一。一面是階級，一面是拜物教，理解中介是“階級”（階級客觀）與“拜物教”（階級主觀）的關系統一，是以資本乃“兩面體的規定”。資本歸根結底是“價值形式”。正是由于采取價值形式統治的緣故，導致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何以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在認知上極難被察覺，——于是乎，“根據‘拜物教’的概念，馬克思證明了在純粹的資本主義商品化中，社會關系會逐步消失”，換言之，“如果商品是主要的社會經濟連接器，那么商品化程度將決定社會關系客觀化或者物化的程度。”[2]52-53“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不僅是知的命題，也是行的命題：圖1中，它作為“價值形式”，既是價值向剩余價值的階級生長關系，又是“拜物教的價格”向“拜物教的利潤”生長意義的規定形成⑨；圖2中，作為“價值形式”，它將W（L）的化成運動和m（L）的化成運動合而為一。價值形式的知識原理具有兩維，導致任何推理哪怕是“辯證推理”都不能實現對“資本內在本質”的揭露。唯一的辦法是將資本邏輯視為從歷史走入現實的“行動邏輯”與“知識邏輯”合成，在意義上進行分裂，通過形成理解張力，實現本質的自我顯露。既作為“理論上的辯證法”，又作為“實踐上的辯證法”，理論與實踐的對峙與互看就成為資本實現自我生長的“歷史世界”規定。資本的價值形式由對峙與互看的“歷史行動生成”而來，又通過自身特有的階級實踐，直接強化著這種規定性。然則，總公式最后必然成為價值形式實踐狀態的具象，而生產一般對應成為價值形式理論狀態的具象，是為“資本具象”；它們既是資本的構筑元素，又是資本對自身進行顯露的“不二法器”。“價值形式之變”的實踐根據是總公式，理論根據是生產一般；一陰一陽謂之道，使資本“生死歷程”得以全面呈現和展示。實踐的轉化以理論為中介，理論的轉化以實踐為中介，這同時使得《資本論》不可能依照單一路線前進，而必須既按照歷史、又按照邏輯進行。歷史在這里起到了總公式的作用，以至于它和邏輯可以是同一個東西，但是如果否認實踐歸根結底是決定理論的東西、一切理論說到底是“歷史理論”，那么，就很容易把資本邏輯抽象化、形式流程化，忘記了資本原來是從歷史走入現實、又根本是要走向未來即一種歷史過渡的實踐性的東西。說馬克思關于資本所做出的理論不外乎是商品形式的理論，因為這種規定貫穿了整體經濟生活，這個說法基本是正確的。但若要說由資本所產生的經濟邏輯是基于“商品化的假定”而被嚴格地推理出來的，則十分錯誤。畢竟，從商品形式“開始接管”經濟生活一直到“商品化程度”的完全化，這是個歷史關系的漸進生長過程，從而，邏輯的東西始終是歷史的東西，醞釀階級關系的邏輯不具有自我推理性。以價值規律為例，它實際上不是任何的推理，而是對商品生產規律和它的交換規律（即“貨幣流通規律”）的一種知識綜合，是對“商品生產方式的規律”的客觀陳述。表3中，價值規律的經是“商品生產方式的規律形式（總形式）”，價值規律的緯則是“生產一般I”（價值形式一般總論）?？梢姡?ldquo;‘經濟規律’不能脫離歷史生產規律本體。”結論是，“從歷史內容看，價值規律屬于商品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以至于“價值規律在完整意義上是按商品所有權生產和交換的統一，即作為了商品的歷史生產規律與其經濟運動形式的規定的統一……并且依照這個觀點，‘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毋寧說是價值規律本身的范疇形式。”[6]同樣的情形適合于馬克思對資本積累一般規律的說明：這其實是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社會的一個總象意義的圖景描繪，即決定該經濟形態歷史發展趨勢的“總規律”；從資本主義生產規律的歷史形成到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向資本主義流通規律的轉化，從資本主義再生產規律的社會形成到資本主義流通向分配的轉化，最終促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性規律”的形成，——并且在這里，資本主義的資本積累規律成為統一它們的“總形式”。這是馬克思最終決定以“資本積累”為《資本論》全部主題最初總結的根由。然則，“以《資本論》而論，如上指出，設若《資本的生產過程》和《資本的流通過程》為‘合卷體’，那么，資本積累、市場、危機這三個范疇的寫作就會是另外一種布局，或寧可說目前的版本乃是原有底稿的‘重新布局’……一是資本的簡單再生產及其轉向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形式的研究……二是結合資本積累過程的危機階段機理的解剖……以說明資本積累兩種基本形式的動態回環過程……（可見）上述三個范疇的寫作內容，只不過是作為了資本主義全部本質研究的總結。”[4]統之則治之，所謂錢而統之、分而治之。然則，“理論與實踐不是相互孤立的工作領域”，雖然在知識形制上，理論的自我結構化邏輯和實踐的歷史路徑彼此相對區隔，但由于堅持“經緯合一”，“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展開——從資本的生產過程到流通過程、再到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形式”，最終在價值形式“知”“行”的重新統一中，“實現了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事的意蘊的生長，從中定格階級的社會生產對象、流通對象、分配對象乃至認識對象。”可見，表3引入《資本論》第四卷的方式在于肯定“《資本論》實際是從歷史部分和理論部分的統一開始。”[6]研究對象是行的基礎上的唯物史觀知識命題。常見的誤讀是：它是不同歷史層級或對象范圍的“規律知識”的意義組合，這些知識在內容上彼此獨立、互斥，甚至混雜無序，只是依靠邏輯法則的強制或某種特別的綜合方法，它們才結成統一的工作整體。殊不知，《資本論》中各種規律并非“孤島的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的同一經濟形態規律的不同方面規定，可見，強調真理即規律之統一，并源自歷史本身，是多么重要啊！在歷史領域內，強調“知”“行”合一，猶言實踐與理論之統一。所謂“知”“行”不二，則繼而指示知識生產的理論部分（邏輯）、歷史部分（歷史）統一，猶言研究與敘述之統一。知行合一歸根結底決定知行不二，如《資本論》首篇設計即是具體的體現，是故商品生產方式的知識范疇必然是“商品和貨幣”。“價值形式轉化”是認識產物，也是實踐形式：道路規定是“交換過程”，系統規定是“貨幣=商品流通”；階級與拜物教的知識二重化運動自此萌發，復由此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真假學的重要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生命力在于其本質規定性的形成，即總公式II領導生產一般II的歷史規定性形成及其向總公式III領導生產一般III歷史規定性的轉化，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真的規定”；相較而言，資本主義藉以階級與拜物教統治之各種收入的形成乃“假的規定”⑩。理論上的緣由似乎是“利潤率取向下降的規律”（剩余價值分配的一般規定）使然，而“事實上，在資本理論的深層結構動力學中，生產的所有輸入和輸出必須完全商品化。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沒有商品經濟的邏輯，資本也就不能作為自行增殖被概念化，同樣，經濟也不能清楚地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中區分開來。”[2]29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征性規律”的出現決非偶然，它是資本主義再生產矛盾的社會產物，進一步是“以流通為中心的資本再生產運動”歷史生成規定的運動結晶。以價值形式統轄資本，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的權力乃至權力、權威、權利之間的關系得到很好厘清，而有完整的資本生死歷程的生活呈現。資本形式的職能形態全面轉向“非職能形態”則表明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轉型升級達到了峰值水準，這是一個“死亡區間”，其必然導致“數量（計量）經濟學的極大崛起”，這種“形式化的牢籠”使人忽略乃至忘記資本的權力結構，直至將其剝削屬性和它可能帶來的生產效率直接等同起來。那種把商品混同于產品，又把根植于交易過程的商品看成是完全的自然進化過程的人們最終試圖否認：“商品形式在歷史上（包括資本主義）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經濟生活的，但是它在資本主義中是至關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有了其獨特的性質，結果也表明了它是現代社會的核心。”[2]41
五、“真假同體”階級知識的出現及其歷史具象之路
關于《資本論》著作的科學品格，“恩格斯和列寧指出，馬克思不是把物的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硬搬進社會領域，而在于建立社會歷史領域的統一分析。”[14]然則，《資本論》從研究到敘述的知識具象實質是指出由作為“調查階級關系的科學家”的歷史學家工作身份進至“同樣類型的科學家”的經濟學家工作身份，即“知行合一→知行不二”的工作路線（表1至表3顯示的行程），實現以唯物史觀知識的規定（理論生產和知識生產——各種規律的如何統一）對“經濟知識”（實踐與理論同步并行到知識分立的狀態）的涵容和托出。在馬克思看來，所謂研究，是在唯物史觀工作領域內以“各種價值形式”為耙梳對象，充分地占有歷史材料，利用包括考古學在內的多種科學手段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全部對象形式的內在聯系，形成歷史檔案學意義的認識總體即價值形式的類型學、 結構學和形態學，——這是唯物史觀知識規定的實際形成，構成所謂“價值形式的歷史知識類集”。繼而在形式上（如方法和程序），敘述必須與研究有所不同，因為知識學是其本相，必須用恰當的方式把“知識的類型學”“知識的結構學”及其社會歷史的形態學（此處成為它們的“知識的形態學”），在形式邏輯的語義上進行工作串聯。然則所謂敘述：對《資本論》而言，是尋求對統一有序的價值形式轉化運動（表3所示之系列I→系列II→系列III→系列IV）的邏輯反映，進行敘述科學意義的知識生產。于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乃是以“批判”為知識，采取的理論知識形成序列是：唯物史觀范疇→階級范疇→階級知識→經濟知識，并將范疇組裝前置于知識組裝。其中，“唯物史觀范疇→階級范疇”環節應界定為“唯物史觀知識”（范疇學），而“階級知識”則可謂之為識別乃至離析出“真”“假”的環節。如對資本主義GDP而言，從階級知識出發，是揭示它的“真→假”“階級統治→拜物教統治”以及立足v + m結構的“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知識形成路線，最終將之確定為“真假同體的價值形式”的工作產物；究其實質，則不過是經濟關系上的又一種量的表達。即價值形式的真假同體乃是質、量統一的規定，與之對應的GDP——屬于“真假共相”——則是“量的規定”，是基于量的引申，最終形成“數量（指標）拜物教”?。價值經濟形式作為真假共相，乃至價值規定是真假同體，這種特有的知識生產性質引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特殊工作規定：如上指出，它引出了對資產階級形式邏輯的“反動”，從而可能完成對資本主義經濟從其虛假外表上的認知揭秘。“真假同體的階級形態對象”乃是特殊的階級知識，因應著同樣特殊的知識呈現路線。馬克思舉出“范疇學”，在于強調階級社會域內的經濟范疇乃是生產關系的理論反映形式，即對“真假同體”進行肯定。如此看來，價值形式無疑是一項“階級知識”。再以GDP的知識結構與形態落成為例，可列出如下工作路線：
唯物史觀范疇（勞動、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階級）→階級范疇（價值）→階級知識（價值形式）→GDP（工資、利潤、利息、地租）
在唯物史觀知識的第一環節，必須認識到：勞動是唯物史觀的始基范疇，勞動發展史是價值的“唯物史觀的第一項知識”（如圖2所示）。在唯物史觀知識的第二環節，則必須認識到：生產力、生產關系是唯物史觀的本體范疇，生產方式矛盾與價值規定的結合引出所謂“價值如何創造”；勞動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中創造商品價值，這就是“簡單（平均）勞動創造價值”命題的根據。在唯物史觀知識的第三環節，進而認識到：生產方式終歸是唯物史觀的內核范疇，然則生產方式規律與價值規定之結合，乃“價值規律”之真正引出；這是必須將唯物史觀范疇與階級范疇的合成規定稱為“唯物史觀知識”的理由。在唯物史觀知識的第四環節，則必須明確“階級”同樣是唯物史觀的五個基本范疇之一（如上括注），甚至是唯物史觀的基礎范疇，說到底，勞動與階級的聯合規定算得上是唯物史觀的“真正工作本位”；在這一環節，階級與價值規定（財產關系）的結合最終落成，形成所謂“階級范疇”的規定性。這樣在唯物史觀知識的實現環節即第五環節，它的任務是將自身再易變為“階級知識”；廣義地看，價值已經是階級知識了，即直接作為“階級范疇”的階級知識，它將自身一分為二：階級范疇（價值）和階級知識（價值形式）。故此，《資本論》的諷喻是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物化現實的，只有價值形式才能托出“唯物史觀知識”的類型、范疇與結構形態，然則“價值形式，不獨是概念，也是范疇內部質和量統一的矛盾關系的外在化表現”，“自發拜物→自覺仿真→偽裝自為→理論絞殺，伴隨資產者‘階級自在’到‘階級自覺’的意識覺醒，資產者在策略上講出‘沒有所有制基礎的價格理論’就是‘社會自在規定’，但其理論的體系絞殺亦必歸于‘理論自殺’。然而在‘社會自為規定’上，必須將‘拜物教批判’同時視為勞動價值論的理論組成，因為拜物教視角的所有制內涵邏輯乃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14]說經濟拜物教的源泉是價值形式（所謂“經濟拜物人”），實際指明了價值與價值形式的統一不過就是階級（規定）與拜物教（規定）的統一。價值是行，價值形式是知，反之，價值形式是行，生產關系是知；這樣就徹底統一了對象和研究對象，把歷史工作對象轉換為唯物史觀的研究對象規定。如果唯物史觀知識與階級知識的紐結是價值，那么可以說，階級知識與經濟知識的紐結則是價值形式；又或說，價值形式不僅僅是工作中介，它本身就是唯物史觀知識與經濟知識的統一。概念是無根的，價值形式作為概念，則真假難辨，——因為在這一環節，它“無類型”“無結構”，直至“無形態”；由于失去對象性，價值形式概念將淪為“知識定義的虛無”。為了去掉無根性，價值形式必得將自身實現為范疇和概念的統一，而要達到這一點，又勢必經由“知行不二”。這意味著GDP為價值形式所“變”：既為價值形式的理論所“變”，又為價值形式的實踐所“變”，——GDP表面統一的意義本體于是被炸開；無論工資、利潤、利息或地租均是“歷史－矛盾－規律－范疇－概念”，這一鏈條的每個運動環節釋放的意義合成，乃至是各個環節規定意義的依次傳遞。這樣，它們成為全體不是在各自獨立形態的經濟形式上，而在于獲得共同的“價值的純粹形式”，換言之，它們都是價值特有的表現形式。這使得“馬克思對經濟范疇的特點的具體化理解，與主流的資產階級經濟的經濟概念完全區分開來了”。即是說，“在他的理論中，他從來不會簡單地假定或設想（離開生產或生產關系的）商品、貨幣、價格或者利潤的存在。相反，他提出它們是通過合乎邏輯的思考商品化過程的影響而獲得，這個是把社會權利關系歸并到商品形式的過程，這樣，權力關系被轉化成數值關系了。然而，馬克思是不會那么輕易地給出數值關系，總是會被所謂的權利關系所困惑，——（須知）當思想進入到數值運動中，困惑便會消失不見，這在數理經濟學中是常見的。”[2]65-66圖3旨在說明商品的階級關系社會類型、歷史結構及社會經濟形態特征的根據和由來。在這里，唯物史觀的“陰陽之道”（物質資料生產‖再生產）成了研究“階級社會一般”的工具，一定的階級關系社會形態倒成了實體的對象關系本身。《資本論》將唯物史觀的“陰陽之道”變身為“商品生產‖商品流通”，由此得到統一的商品社會形態的“階級史”（理論和實踐規定）：大循環是買賣，小循環是勞動力與資本之間的交換。對資本主義生產而言，這意味著雖然一般商品的流通處處是出發點，但生產關系的實際出發點是勞動力（A）成為特殊商品。“可見，總起來看，流通有三種表現：（1）總過程——資本通過它的各個不同環節，因此資本表現為處于流動中的、流動著的東西……（2）資本和勞動能力之間的小流通……（3）大流通。資本在生產階段以外的運動，在這種運動中，資本經歷的時間表現為同勞動時間相對立的流通時間。”[12]73-74盡管如此，唯物史觀的再生產原理其實并不能獨立存在，在道路－系統的構筑形式上必定作為一定階級關系的工具，即若要成為實體與工具的統一，其必定轉化為階級關系狀況之“共同體生產原理”。就資本產生資本主義而言，必須認識到“資本和勞動的關系，資本家和工人的關系，本身表現為生產過程的結果”；“資本的前提是：（1）生產過程一般，它是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也就是沒有歷史性，也可以說是人類的；（2）流通，就它的每個因素來說，尤其是它的總體來說，本身已經是一定的歷史產物；（3）資本，是兩者的一定的統一。”然則，歷史道路－系統類型學完全由階級的社會形態所決定：“一般生產過程本身，當它只是作為資本的因素出現時，會發生怎樣的歷史變化，這必然會在它的分析過程中顯示出來；就像對資本的各特有區別的單純把握中，必然會顯示出資本的一般歷史前提一樣。”[3]280
【圖3 階級經濟學的歷史生產原理及其應用】
以上論述指向即是圖3左側指示的工作規定性：封－產－建為階級關系狀況的共同體生產原理，購－產－銷為其補充和應用。是以《資本論》本身必須視為對“一般知識原理”（即階級社會的共同體生產原理）的一個特別運用：勞動力成為商品為“買”，意味著價值增殖過程即“封之”（具有生產力基礎的歷史統治關系）。在此意義項下，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是工廠統治關系的直接規定——雇傭勞動關系的直接意義的“建之”（或曰社會權力之建），所謂“只是在資本發展的一定階段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交換實際上才成為形式上自由的交換。”[12]173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則是名副其實的資本社會統治勞動的“建之”（或曰社會權威之建），所謂“自從工人階級不斷增長的反抗迫使國家強行規定（首先為真正的工廠規定）正常工作日以來，也就是說，自從國家禁止用累進增加勞動時間的辦法來增加剩余價值的生產以來，資本就竭盡全力一心一意加快發展機器體系來生產相對剩余價值。”[10]413進一步，“如果我們考察整個資本流通，就可以看到四個要素；或者說，如果把生產過程和流通過程這兩大要素當作兩個要素來看，那么其中每一個又都以雙重身份出現。”這其實說的是圖3右半部分情形，然則，“資本的一部分同活勞動能力相交換，這可以看作一個特殊要素，而且必須看作一個特殊要素，因為勞動市場不同于產品市場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規律支配的。”[3]517在一般的階級社會中，作為財產占有關系的勞動條件、生產條件、產品或商品（W）由“O”即共同體的主體（具有一定身份規定的生產勞動者）所托出；在資本起主導作用的階級社會中，W最終由A托出，這就肯定了：“剩余價值理論既是馬克思理論中絕對的中心，也應當是任何想理解資本主義利潤本性的理論的絕對中心。”[2]69A→W是“絕對的真”即W（L）；經濟形式一旦采用商品形式，則其傾向于隱藏形式背后的權力關系（階級）。以GDP的形成為例，其僅僅代表工資、利潤、利息、地租在其表層意義上的結合；馬克思據此區分了價值形式規定的本質和現象，通過區分歷史的唯物史觀、階級的唯物史觀以及經濟的唯物史觀并用權力尺度衡量范疇關系及其階級經濟知識狀況，提倡“真→假”的知識批判實踐。歸根結底，馬克思尋求價值形式的真假同體規定，目的是實現實體與工具統一。在價值形式知識生產領域實現“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它的前提是邏輯與歷史保持“相一致”和“相統一”，根本原則是實現“從個別上升到一般”意義的研究與敘述相統一。唯物史觀知識生產的工作特性是知行合一，在這種情形下，研究的優先在場至關重要，確保以批判為中介對階級知識加以客觀呈現——既說明真也說明假之知識狀況，經由這個中介以唯物史觀工作命題托出經濟知識，對“真假同體”進行過程跟蹤與智慧學呈現。
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在原始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橫亙著階級社會形態，為走出這個歷史區間，共產黨人必須集中全黨智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歷史，分析矛盾，探索規律，提煉時代范疇，不斷深化對黨的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認識。然則，如何科學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以市場為導向的剩余生產及其經濟流通形式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首要弄清楚：何謂研究對象？對政治經濟學而言，其意味著通史的知行架構也。任何一個經濟形態社會，但凡是以獨立的生產關系為自己的觀察客體，就會首先涉及對象（即主體關系）與研究對象之學理關系考察。必須明確對象是歷史的規定性，研究對象是歷史與邏輯之統一，這樣才能理解“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關系’在研究－敘述的意義上之所以一分為三”，在于“研究對象之于‘對象’運動的依歸性”，歸根結底，“歷史的研究對象決定一定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總歸就是研究把握‘既定的生產關系史’，包括發生史、生長史、運動史和全部的發展史。”[15]研究對象工作邏輯在圖3得到較為完備的說明，以階級社會知識的“生產一般原理”為例：所謂階級生產方式，由O-W及其衍生的A-W關系鏈條集中表征；所謂階級生產關系，由“封－建”關系鏈條表征（圖3左側）；所謂階級交往關系（對商品社會而言即交換關系），由“買－賣”關系鏈條表征（圖3右側）?。顯然，“封－建”就是直接生產過程的基本權力結構關系，也具有更加廣泛的階級統治關系的代表性：包括封建制（部落制、宗法制、領主制）、雇傭制以及“人而統之、身而治之”的集權官僚制，甚至可指代奴隸制類型之階級生產形式，等等；其從形式上直至可將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的階級揚棄規定延攬入內。這樣的研究對象工作結構可用統一的術語加以名稱規范，于是有圖3右半部分所展示“異化的共同體”經濟形式，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具名于一”（財產關系的價值形式）。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工作區間，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進一步發展形式是圖4列示的工作形態。
【圖4 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及其交往形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上是人民主人身份本位的財產經濟，國家經濟部門和私有經濟部門相對而立，導致圖4與圖3右半部分內容似乎基本雷同。“由此可見，資本是生產的，也就是說，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的關系。只有當資本本身成了這種生產力本身發展的限制時，資本才不再是這樣的關系。”[3]286由于利用資本發展市場分工和社會生產力的職能作用，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私有制生產歷史應運而生。圖4也同樣沿承圖3右半部分的形式規定，完全延續著“價值形式的統治”?。不過有一點例外，社會主義私營企業的“勞資關系”由社會主義勞動關系調節，這樣，它的出發點即“W（L）”必須由左側圖的“P（L）”即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形式所規定；如果進一步延伸，社會主義私營企業的“m（L）”又由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性質所規定以及“P（L）”又由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所規定，后者的核心內容是由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所展開的各種共同體形式的主體生產即“O（L）”。綜合上述發生作用的機理可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統一工作鏈條，即O（L）→P（L）→W（L）→m（L）→O（L）關系。這決定“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在國家生產系統中，可得到“新的社會主義重現”，——這里出于國家調節與人民主人身份所施予的前提限制，它失掉了剩余價值生產的絕對性。剩余價值增長和生產力進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攜手并進”，從而擴充著市場經濟的動態效率。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以利用“資本”的成果之處，但是僅以資本的生產職能和流通職能為限——后者如競爭狀態的資本周轉促進作用，換言之，在對社會主義生產進行整體制度管束與經濟調節下，“重構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或可成為理解現代市場經濟生產效率的一個特殊理論?。相較而言，買－賣是所實現著的財產形式，封－建兼具身份和財產關系兩種類型成分，或毋寧說后者是身份、財產的混雜或化合的形態?；從和前者結合的角度看，后者的工作規定委實是旨在實現階級身份對財產關系的轉化。如對于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強調：“資本不是以個人的身份進行交換，而是以許多人的消費和需求的代表者的身份進行交換。資本不再作為單個交換者進行交換，而是在交換行為中代表社會。這是資本方面同分散勞動的織工等等進行集體交換和集中交換。”[3]589這當然是身份和財產化合的特征形態，乃是消除混雜現象的結果，于是馬克思又說：“可以說，在英國只是在18世紀末，隨著學徒法的廢除，雇傭勞動才在形式上得到完全實現。”[12]173之所以經濟流通后來具有統一的買賣形式，在于貨幣計量使然，在于貨幣成為商品價值形式的最后形態。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誕生于這種歷史土壤：“這樣的關系，必然在或多或少以交換為基礎的一切生產方式中發展起來，隨著同特殊的、有限的農業財產形式或手工業財產形式相對立的商人財產或貨幣財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12]266而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歷史上站穩腳跟，它將擁有自己獨立的研究形態：例如，“第一個因素是從流通中產生的并以流通為前提的價值出發的。這是資本的簡單概念；是進一步直接規定為資本的貨幣。第二個因素是從作為生產的前提和結果的資本出發的；第三個因素把資本設定為生產和流通的一定的統一。”[3]279-280在考察資本主義形態時，馬克思格外強調：“這種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換價值這種支配著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總和的經濟關系的前提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資產階級社會即發達的交換價值的社會的歷史產物。”[12]349這導致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形態社會研究對象時，《資本論》事實上以“G－W－W－G”（貨幣－商品－商品－貨幣）為統一的結構形式，以別于它的歷史形式的前身——“W－G－G－W”（商品－貨幣－貨幣－商品）。相比W－G－G－W而言，G－W－W－G首先是流通的特殊形式，其次，它的前提包含了一種特別的生產方式即“G－A”；因而在形式化的流通關系背后，實際是資本生產關系的特別規定即蘊涵m（L）的“W´－W´”和“G－G´”。這是“商品的貨幣”（貨幣的第一種、第二種規定）向“貨幣的貨幣”（貨幣的第三種規定）的轉化；于是可以說，“研究對象是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形式”，“通過確立勞動力商品概念，馬克思科學論證了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實現條件：作為勞動力占有者的工人，作為貨幣占有者的資本家，兩者在流通領域相遇。但是，這種條件或關系的產生是歷史的產物……這種關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關系，也不是一切歷史時期所共有的社會關系。它本身顯然是已往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次經濟變革的產物，以一系列陳舊的社會生產形態滅亡的產物……這里的‘社會生產形態’就是‘社會生產形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16]任何階級經濟學都旨在探究經濟形態的歷史形式、矛盾形式、規律形式以及范疇形式，在對象結構與理論組成上結晶為三項內容：階級生產方式、階級生產關系、階級交往關系。資本主義階級化的生產方式極度發展了“身份－財產”化合形態的另一個版本，以至于“個人的產品或活動必須先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幣，并且個人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證明自己的社會權力。”[3]286這相應是“貨幣的貨幣”向“資本的貨幣”的轉化。作為“貨幣的貨幣”，馬克思稱之為“貨幣的第三種規定，它是流通的第二種形式G－W－W－G的直接的產物”。“充分發展的貨幣的第三種規定，以前兩種規定為前提，并且是它們的統一。因此，貨幣在流通之外具有獨立存在；它離開了流通。”[3]168-169結局是，“貨幣同時直接是共同體，因為它是一切人賴以生存的一般實體；同時又是一切人的共同產物。但是，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在貨幣上共同體只是抽象，對于單個人來說只是外在的、偶然的東西；同時又只是作為孤立的單個人的個人滿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體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個人關系為前提。因此，貨幣在其第三種規定上的發展破壞了古代共同體。”[3]178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階級經濟形態來說，在研究對象上既要明確其統一結構形式是與“G－W－W－G”相對立的“O－C－C－O”（O為主體身份、C為主體財產），又要充分說明它對“W－G－G－W”的結構兼容；其中的“C－C”即是士農工商的主體生產關系——身份關系向財產關系轉化的產物，它是O（L）的關系結晶物，從而，勞動者的基層形態是“役”。然則可以看到，“小農要素”（小農勞動條件和生產條件）既是身份同化的設施條件，又是這種系統同化作用必然有的產物形式——從中醞釀“小農生產”（無論長子繼承制抑或諸子析分制均是這個規定）；并且，這也是P（L）在歷史上的最初系統形態。小農不“小”，它的學名其實是“編戶齊民”，正如市民主體決不限于商人，小農作為系統要素形態上的工作命名，同樣決不限于“農”，而指示“士農工商役”全體主體規定。小農要素系統和資本要素系統相比，主體性喪失的位置與類型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勞動者“身份主體的成長規定”喪失，一個則是勞動者“財產主體的成長規定”喪失，從而，它們整體反映了“異己主體”的歷史具體狀況。相較而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是財產本位（財產同化作用）的“身財化合”，而中國典型的封建官僚生產方式發展的則是身份本位（身份同化作用）的“身財化合”：以工資為例，一個是“財產工資”形式，一個是“身份工資”形式。它表明：“工資規定性乃由階級生產方式的所有制規定而來”，“古代社會的以身份形式為主→資本主義的以財產形式為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實踐，這條道路的脈絡是解說工資的身份形式與財產形式的基本領域，它超越了分配領域可以獨立化認識的‘神話’。”[17]可是，“如果看看普通的經濟學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兩次……在分配上出現的是地租、工資、利息和利潤，而在生產上作為生產要素出現的是土地、勞動、資本。說到資本，一開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兩次：（1）作為生產要素；（2）作為收入源泉，作為決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東西。”然而，“上面提出的一些問題，歸根到底就是：一般歷史條件在生產上是怎樣起作用的，生產和一般歷史運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顯然屬于對生產本身的討論和闡述。”亦即，“這種決定生產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產處于怎樣的關系，這顯然是屬于生產本身內部的問題。”[3]36-38直接生產－再生產（流通）－分配，這意味著生產和分配是彼此“關系化合”的狀況，無法各自獨立研究和敘述。在“各種收入及其源泉”的《資本論》理論部分最后一篇，馬克思制訂五章的研究計劃，曰：“三位一體的公式”“關于生產過程的分析”“競爭的假象”“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階級”，對應了表3列示的資本主義統治的最后一個環節，曰：階級與拜物教統治的“各種收入”形成（行）和剩余價值分配的轉化規定（知），——這是分配和生產“最終化合”的情況。因此，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態而言，生產和分配顯然不能“分兩次”來說。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本質上具有同一性的原理同樣適用于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研究，不過對實踐形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言，情況也略有不同。蓋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承這樣一種歷史遺產：“中國共產黨自她誕生之日起，即同時面臨‘兩種斗爭’‘兩種道路’的彼此牽引：既面對理論的內在緊張關系，也面對實踐的內在緊張關系，是在不同歷史張力的關系協和中尋求力量整合。”[17]即是說，它一方面使社會主義主體關系和財產關系采取“資本的實現形式”，同時也迫使資本財產關系為社會主義國家形式所規定。國家要素（規定）替代資本要素發揮“系統中介的作用”整體改變了勞動社會締約的被動生產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住市場拜物教統治的經濟行為的泛濫，乃至消除“無意識締約”的統治神秘。因此，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體形式生產在本質上就是行動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合約”，通過國家、所有制與勞動合約的有機紐結，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邏輯統一性得到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講述的是“國家時代”的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它在研究對象的知識生產問題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理論清除“拜物教統治意識形態”。鑒于此，“需要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原理予以單獨對待。”[18]這是一種O－C－C－O規定意義的“嶄新類型”“嶄新結構”和“嶄新形態”：在兼容W－G－G－W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對G－W－W－G的以揚棄為目標的內容重塑與結構清理。在中國古代，“主體交往形式+商品價值形式”構成了和價值形式統治類型相對的“主體關系形式”；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說，社會主義的主體關系形式形成的前提是社會主義主體關系及其土壤——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體生產方式。然則，社會主義主體生產方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態”是表現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體形式生產與社會主義國家主導的私有制生產統一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方式。為此在實踐行動上，首先是達成一種主體生產行動“有意識狀態下的社會合約形成”，這就是社會拒絕“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社會主義O（L）規定性是簡單勞動與復雜勞動協同創造價值，作為社會總產品實現的商品形式乃是滿足“主體人的需要”規定，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以，在取消‘異化勞動的生產目的’（異化勞動創造資本主義貨幣和資本）的同時，社會主義必須進行建設，即尋找取消嚴重背離社會主義宗旨（像‘市場論－中性論－特共一體－財產論－工具論’思想鏈條鼓吹的那樣）的發展生產的社會條件。為了解決物格化的資源配置問題，黨必須加強對生產協作形式、經濟交往形式、分配形式的監管與治理，拱衛公有制生產目的。”[19]其次，一旦“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失去絕對性前提，它在社會主義體系中會慢慢褪去“剝削性質”，社會主義國家剩余范疇于是開始形成，在實踐規定上表現為黨的絕對領導和相對剩余生產的統一。行－知－知－行（知行合一），知－行－行－知（知行不二），所謂《資本論》原理，蓋由二者之統一所致，遂完成對階級根據的歷史與系統勘察，成就了“階級（統治）原理”。知行合一始終是《資本論》總的知識（具象）原理，《商品》不由勞動價值論說起，由歷史直接說起，由唯物史觀說起，在原理的總根本上，則由階級斗爭的知識檔案學說起。“地大”不若“天大”，天大地大不若“道大”；“天”“地”是統治之道形成的前提和始終不離不棄的基礎，然則《商品》言明商品經濟形態藉以進行階級統治的道法是“價值形式”，而拜物教則是階級統治的術技；道法術技更進一步說明了規律是介入范疇的入口，是打開范疇庫的“鑰匙”。換言之，為了保證“范疇是真理工具”規定（來自內部世界），必須實現“道的方法”（規律行的規定）和“名的方法”（范疇行的規定）的工作合一，強調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在“思維與存在具有同一性命題”意義上的革命行動統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生產關系的研究對象”是言范疇，西方經濟學強調“資源配置的研究對象”是言概念，然而，無論規律或范疇皆“知”皆“行”，最終都要獲得革命科學知識概念，以針對庸俗科學概念形式的偏見?。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依舊繞不開，甚至于沿著“階級檔案學”繼續前行，通過拒絕普世知識之方法論品性進行新時代“知識革命”，直至用這個鏈條瓦解形式邏輯“概念法”的解釋學自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絕不是孑然獨立的“邏輯”，它以對歷史統一勘察的方式排開“邏輯本體論”，使這個體系可能成為真正具有本土工作意蘊之“歷史本位論”路徑的一個建構。毫不虛妄的說，階級社會及其經濟形態知識狀況的調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根據和科學之根。為成功推進社會主義事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世紀之交前夕黨中央決定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發展目標，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生產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繼而將之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黨的十八大以后，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又明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使得中華文化的思維學元素在闡述21世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方面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黨領導經濟是整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與理論工作的“活的靈魂”，這種知識形式首先是“知行合一的”，其次是“中國精神的時代表達”。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引領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邏輯一定迎來新曙光，在其指導下的經濟工作思路必定更加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社會主義實踐新的飛躍。
七、市場危機形式及其克服路徑
依據表1和表3，資本的統治理論集中建構于流通轉向生產以及生產再轉向流通這兩個運動環節，由此形成“資本權的社會統治”的理論；機理如下：勞動和生產的發展——生產形式的統治（勞動階級的分配實踐及其理論）——經濟形式的發展——流通形式的統治（資本階級的分配實踐及其理論）。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直接肇因來自統治工具失靈，并且，危機本身必須同樣視為關于“階級壓迫關系”的一種特殊存在；危機是孵化器，它激發了人們對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何以成為“總領導機制”的經濟認知，以此掌握歷史發展線索：資本積累→資本集中→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大總結）。這是將危機形式命名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總根由。危機=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這個總公式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危機的經濟形式的不可避免性，其在“社會統治理論”上的工作內涵可用圖5加以具象的表達。
【圖5 市場危機：循環之治理·周轉之治理·國家之治理·國際之治理】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以‘克服危機’為敘述起點，只因在研究性質上其試圖否認危機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上的內在原因，這個對事實的否認從反面突出《資本論》結構的‘體用性’，‘危機闡明了資本邏輯的內部矛盾’……從矛盾發生起點到市場關系無處不在的‘用’，危機‘亦體亦用’，因為：‘這一內在邏輯揭示了資本的本質：純粹的資本不會受外因干擾。’‘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邏輯，也不是資本家的邏輯，而只是資本本身的邏輯。’……所有這些表述，使得我們必須立足《資本論》業已給出的‘矛盾’分析，進行唯物辯證法再出發，藉以結晶出資本主義危機完整的圖像來。”[4]然則，圖5直接延伸了圖2的歷史思路，表明：就實質而言，流通形式的統治必然是生產形式的統治一種必要的“派生”。任何社會形態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剝削，都由直接生產關系決定，資本主義采取“剩余價值”的經濟形式進行勞動剝削和財產剝削具有歷史進步性的一面，其巨大的歷史局限性在于產生具有嚴重內在浪費傾向和社會破壞力的“周期性危機”。該圖進一步展示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機理：流通（交換關系：醞釀危機的可能性）——直接生產（社會再生產關系：定格危機的現實性）——流通（分配關系：催生各種危機“病癥形態”）。如上所論，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危機的發生無法避免，并且同樣無法治理；其原因在于所謂“危機的個別形式”蘊涵著特別的歷史規定——資本剝削，而其“危機的特殊形式”則是勞動二重性社會矛盾的全面爆發。社會主義之利用市場經濟形式在于切割資本私有制生產規律（如剩余價值規律）和社會再生產流通規律的生理聯系，這樣也就消除了資本成為“統治階級”的可能，——蓋因這個階級內部分配關系完全由流通生產關系所決定。一旦生活資料權脫離“資本的社會控制”，工資形式將不再成為資本階級的“統治工具”：危機的個別形式之轉向“危機的循環（過程）治理”，即在于“勞動力商品的交換價值”統治前提的失去，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過程成為“社會主義有機構成”醞釀自身規定的經濟的社會場。而一旦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國家介入“資本周轉”，私有資本的生產資料權將明顯具有國家生產條件系統的經濟要素屬性，——也就醞釀了徹底解決危機問題的可能性。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市場危機的個別形式同時是“危機的循環治理形式”，市場危機的特殊形式同時是“危機的周轉治理形式”，這樣形成“危機的國家治理一般”。經濟即政治，對資本主義而言，危機是社會再生產的一般規定；這里明顯可看到“危機的國家形式”（危機一般形式）規定，它同時表明：資產階級國家就實質而言乃是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的“人格化”?。與之截然不同，社會主義“國家再生產”是揚棄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積累體系，因而意味著“危機的國家治理形式”。資本主義體系的世界市場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轉化形式，——所謂“危機的國際形式”，實際是危機的“加強版”：畢竟，軍事是政治的繼續。資本主義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規律所結出的“經濟碩果”：如果說危機的范疇是“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那么，其最高范疇顯然是“資本的國際再生產”。反過來，社會主義進行市場危機“國際治理”的條件和形式也即公有制由“形式權威”轉入“實質權力”的經濟生成規定，乃是全面克服由市場拜物教引致的流通與生產的矛盾問題，——并且是如何從直接生產層面“剝離危機規定”的問題。這觸發對“GDP”的再認識，涉及對如何科學有效管理“社會主義價格”及其核算形式的深層反思。說到底，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形態學?！渡唐贰氛w給出“階級學”（行）和“知識檔案學”（知），它的頭兩節界定商品社會階級壓迫關系的類型學（特殊的歷史剝削方式）和結構學（特殊的矛盾“危機論”），其后兩節在內容上是指向了“形態學”，繼而講明階級統治工具的“何以是”和“何以能”。危機是資本主義統治工具的“何以不是”和“何以不能”。例如，資本主義現代危機是由生產危機所滾動起來的金融危機，通過對資本邏輯的內在否定，它更加“說明資本辯證法總體上是危機理論的展開”；因而，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是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中迅速分離出來的規定，后者則否認危機是源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原因。”[2]危機從循環和周轉意義的再生產個別規定始航，徑直指向社會再生產的國際規定，給經濟治理帶來難于想象和難以克服的困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交往形式包括彼此具有規定性滲透的主體交往形式與市場交往形式，同樣是社會形式的塑造；資本生活過程是經由形式塑造的危機統治，然則在資本主義總體掌管著經濟全球化發展節奏和步伐的歷史區間內，社會主義市場危機不可避免會帶有這種經濟危機的表面性質，從而治理工作與之同步，必須升級治理層級，直至做好“與狼共舞”的準備。一句話，社會主義必須經歷“市場經濟考驗”。對危機治理的邏輯展開將是堅持黨的領導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過程”，核心和一般內容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這同樣是特殊意義的“知識形態學”——矛盾的歷史論、矛盾的實踐論、矛盾的認識論，也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治理邏輯不能由“形式邏輯”予以串聯，它的“反危機形態”向實踐展開而知行合一，它求取勞動解放，并最終科學回答了社會主義工具的“何以能”和“何以好”。
注釋：
① 這是對于“形式化的牢籠”理性工具的需要。“所謂資源配置，在資產階級理論家看來，不過是‘物象化’的一種秩序。”（參見《〈資本論〉與唯物辯證法原理考略——東方社會“思維舞步”的方法論性質及政治經濟學通史考》，載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4期）② 所謂：“考慮到有關深層理論的重要性和商品形式的廣泛性，勾勒出商品的一些基本特征是非常有用的。商品，首先它是一個東西（實際上是私有財產的一部分），可以賣出或買入，作為一個單元，它是一種私有財產權力的社會關系……是一種私有財產的形式，商品形式給資本家的占有權提供了巨大的結構力量。”（參見《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第30-31頁，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③ 相比W（L）形式，O（L）即共同體生產。無獨有偶，如果我們將商品構成對生產一般術語的生產轉換成共同體構成的場合，結果也是一樣：（1）有機構成I：共同體‖勞動過程，從共同體對象中析出“分工”和“協作”。（2）有機構成II：共同體生產關系‖勞動過程，在上述兩個對立統一因素基礎上，在共同體生產關系中繼而析出“共同體生產勞動”。所謂由共同體所體現的勞動的二重性，同樣指示了三個工作范疇：分工、協作、共同體生產勞動。（3）有機構成III：共同體交往關系‖勞動過程，從共同體生產勞動的二重性質的基礎上，在共同體交往關系中進一步析出“協作形式”。（4）有機構成IV：共同體生產方式‖勞動過程，在協作形式發展基礎上，通過落腳于“歷史生產方式的意識”，最終形成“O（L）的生產一般”。在知識圖像上，其同樣具象為5個術語組成：共同體生產勞動、分工、協作、協作形式以及共同體人格崇拜的生產方式意識，以配合于統一的行動規定——主體關系形式。④ 唯物史觀知識命題定格研究對象表達。這種表達集中于經濟的社會形態范疇，專注于質與量統一的如何社會實現，而不屈從于一般的科學邏輯。它通過研判“階級史觀”獲得對權力結構的完整理解，致使歷史與經濟不同層面的考察以極為合理的方式被組合。然則，這一路線意味著“唯物史觀知識”貫徹在對象的全部領域中的實現，造成對歷史典型事實的需求。以至于《資本論》英文版對研究對象的處理，更多采用學科類型比較視角的社會形態結構學的定義方式，所謂：The physicist either observes physical phenomena where they occur in their most typical form and most free from disturbing influence, or, wherever possible, he makes experiments under conditions that assure the occurrence of the phenomenon in its normality. In this work I have to examine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hat mode. Up to the present time, their classic ground is Englan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England is used as the chief illust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y theoretical ideas.⑤ 理論和實踐是知、行的科學研究意義的工作范疇。故而對于任何“知的科學”，知和行相統一是在先的，明確這一點，是自然科學的巨大貢獻。馬克思強調它是“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并且“顯然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行動相比認識而言，在規定上：可謂“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考察知的科學必須明確的前提是，“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著它的獨立性；只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著。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7-1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⑥ 在《商品》中，所謂生產一般理論，或者說總公式的“商品生產一般”，即指此。⑦ 所謂知－行－行－知，概括起來，就是這么三句話的要義，曰：知后必有行；行后必再行；行后必有知。⑧ 正因如此，“馬克思不認為這些抽象是‘暴力抽象’，因為勞動隨著歷史的改變而改變，也趨向于變成簡單抽象勞動。因此，作為理論學家，他只是擴展完成理論，這個改變的過程一直隨著資本的改變而不停地改變著。”（參見《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第71頁，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⑨ 根據拜物教的理論，價格系統似乎只能以數學的方式進行決定，——這其實是暗示了社會關系的完全被商品化。⑩ 沒有對價值形式“真假同體”性質的揭示，就不能從知識生產上完成對“真假共相”的認識澄清。GDP（資產階級理論工作者對“各種收入”的命名）從統計實踐看，必然是真（價值計量）和假（價格計量）逐漸化合的經濟數值。從真假同體最終演變為真假共相，然則，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在外表上偽裝起來的經濟形式的知識形態學。? 對這個過程加以總結即是：“政治經濟學理論范疇的形成來自三方面：社會勞動過程、階級斗爭以及以‘秩序’為中心的物象均衡。經由‘拜物教意識’批判，‘仿市場’范疇的根基被瓦解，階級斗爭被‘事格化’，并置身于勞動過程文明規劃。”（參見《勞動過程與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對<資本論>方法貢獻的性質》，載于《當代經濟研究》2020年第4期）? O-W的轉化形式“A-W”構成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它的核心內容是“勞動力成為商品”，產生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以此為工作地基，“絕對剩余價值生產－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應當視為“封－建”的轉化形式；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在外表上是金錢關系，這是它的“買－賣”關系和歷史上已有類型的不同之處，它導致“經濟學具有成為一門閉門造車的學術領域的傾向，并且這還伴隨著對數學方法的頂禮膜拜……在商品化被認為具有徹底意義的抽象經濟理論層次上，這種權力關系消失在貌似客觀和中立的數字下，這些數字被視為經濟理性的縮影，而經濟理性則被視為人類理性的縮影”。（參見《經濟轉型：馬克思還是對的》第9-10頁，新華出版社2013年出版）但真實的情況是，“經濟學應被認為是‘科學’從而贏得聲望是一場重大的學術丑聞……作為一套思想體系，經濟學普遍地既欺騙了買者也欺騙了賣者。”（同上，第1頁）? 以分工為社會生產過程的“封”，以協作為社會生產過程的“建”，這是基于私有制財產生產的發生學考量。“分工產生出密集、結合、協作、私人利益的對立、階級利益的對立、競爭、資本積累、壟斷、股份公司，——全都是對立的統一形式，而統一又引起對立本身，——同樣，私人交換產生出世界貿易……在一切價值都用貨幣來計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顯示出，物的社會性離開人而獨立，另一方面顯示出，在整個生產關系和交往關系對于個人，對于所有個人表現出來的異己性的這種基礎上，商業的活動又使這些物從屬于個人。”（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9-110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這是黨堅持對私有資本實施科學的經濟引導，使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理性根據，“資本作為財產組織方式和共同體生產本位的結合屬于運行層面的規定性，是財產概念隸屬于各種形態的主體工作范疇。然則必須破除推理解釋的神秘，進行真正意義的歷史知識生產。”與之相反，“市場論鼓吹者在宣揚‘沒有所有制基礎的市場’，其實是理論滑向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加區分的資本范疇觀。”（參見《論生產目的規定的抽象性與具體性理性——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學“哥德巴赫猜想之謎”實踐解決的理論內涵和意義》，載于《內蒙古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中國的士農工商主體形態則是混雜的類型向化合的類型過渡。? 《紅樓夢》是欲“補天”的，但終不究規律，失之于“僧道儒”；《紅樓夢》“補天之法”旨在尋求革命，而終未獲成功?！顿Y本論》因致力于階級之知識檔案學描述，遂終于留下成果，其政治經濟學批判收之于“歷史－矛盾－規律－范疇”工作鏈條。? 為了突破“形式化的牢籠”理性認識，必須在科學上把握剩余價值實現一般；同時經濟形式乃統治工具化身，作為數學形式和階級工具的統一，作為虛幻形式的社會共同體，“資本的國家”必然為社會關系所規定。然則《資本的流通過程》在考察上之所以是抽象的，在于指向階級統治的一般結局。資產階級國家無疑是資本階級統治意義的“最大跟班”。正是這一規定鎖定“GDP王國”的形式理性領地，它的歷史出場啟動全部的現代庸俗生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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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原刊于《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2年第1期，修訂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