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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光偉：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策略問題 ——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研究策論

點擊：4250 作者：許光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1-15 07:41:19

【作者按】該文選自筆者“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第四、五兩部分（即結論部分）。系為紀念恩格斯誕辰200周年暨列寧誕辰150周年專稿。期待藉由這個專題深入闡述恩格斯與列寧基于“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性質及其對當代社會主義所發揮的巨大指導作用。在歷史道路選擇上，馬克思是高度的歷史論者；在向“未來社會”進軍問題上，馬克思是“科學的唯物史觀”論者。二重意蘊的統一則構成馬克思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思考和予以堅守的原則。具體而言，馬克思早年持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觀，以抵制和糾正烏托邦的“空論社會主義”，這可看成針對資本歷史本位的“國家過渡本位論”（在規定上稱為“國家本位II”）；晚年根據對東方社會的觀察，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命題，實則是肯定了和土地歷史本位對應的作為揚棄意義的“國家本位I”。相比“國家本位II”，其不獨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而首要是“建設的社會主義”。這些系統性思想為恩格斯和列寧在其活動時期的社會主義實踐所驗證，留下寶貴的理論財富。該專題依據“國家本位I”“國家本位II”圍繞社會主義經濟實踐進行了精心論證，可謂“同謂之玄”。作為對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科學總結，探索性是第一位的：所謂“生僻概念”并不陌生，乃“范疇生產知識概念”也，對任何的概念均不應預設定義，而必須依據歷史本位的“范疇”嚴謹做出規定。全文依據史實說話，絕非倚靠什么“新”的概念或思維創設。大道不孤，當前對經典作家思想的把握與應用，委實是防止那種搞切割的做法。通過制造經典作家之間的所謂“對立”，其意圖就在于試圖瓦解他們的共同事業，尤其在當下是要警惕“去列寧主義”的理論研究“屠龍術”！是以該專題嘗試了一種學理化的“邏輯模型”，做必要的文本呼吁。

（一）

任何生產方式均是自然歷史過程的規定。據之，可將自然歷史過程從發生機理和唯物辯證法認識屬性上分解為：自然過程（表征“生產力”規定）和歷史過程（表征“生產關系”規定）。于是，唯物史觀范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在《資本論》中，實際對應了兩個層面的工作關系：（1）勞動二重性——屬性的互系，以及（2）商品兩因素——關系的對峙；前者代表系統相生的過程，后者代表系統相克的過程。這樣可將自然歷史過程之自然過程內涵進一步確定為是“生產力及其復雜性系統的發生”，相應，將自然歷史過程之歷史過程內涵進一步確定為是“生產關系及其復雜性系統的發生”。“以此觀之，生產力（自然過程）與生產關系（歷史過程）相生相克關系中就包含有‘勞者－官者’‘勞者－資者’雙重階級矛盾的關系（可謂‘一體二重’）。”【許光偉.《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6）：5-31.】

然則，可以對比“共同體－國家”及“商品－資本”社會形態發展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是其必然的反映形式）：

以“自然過程（陰）→歷史過程（陽）”為經（圖1以水平方向表示），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之間構成發生學意義的母子關系；同時，以“社會的歷史過程→社會的自然過程”為緯（圖1以豎直方向表示），這是在母子關系結合體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起來的“體用關系”，——蓋因自然過程（生產力）是“相生的系統”、歷史過程（生產關系）是“相克的系統”。這樣，我們完全可以把“有用勞動和身份勞動”——分別代表勞動的物質身份性和勞動的社會身份性，相應稱為“體現在共同體生產中的勞動的二重性”。【許光偉.《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6）：5-31.】

經濟結構不外是豎立在勞動二重性發生路徑之上的一種特別的“體用結構系統”，但它們擁有了截然相異、又內在聯系和共有“同一原理”的不同歷史邏輯。

（二）

按照認識論來看，唯物史觀似乎展示了兩條道路：“列寧－恩格斯”（圖1的關系示意：左“主”右“從”）以及“恩格斯－列寧”的道路（圖1的關系示意：右“主”左“從”），并且如上指出，似乎它們是“對立”的。這是把唯物史觀范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僅僅作為認識本體，從而割裂了辯證法的工作統一性，是沒有認識到：在兩者關系上，“合”是前提，“分立”乃是歷史作用過程和表現。自然過程→物質形式→社會過程→歷史形式，于是自然歷史過程必須視為自然過程基礎上的“歷史過程的辯證法”；按照恩格斯的觀點，歷史過程的決定性因素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也需注意：階級斗爭從來不是外在于這個過程的因素，而恰恰是內在于該過程、決定歷史進程的一個工作規定。歸根結底，無論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抑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它們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以此觀之，不僅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要綜合來看，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和“建設”也必須結合一體予以規定；一言以蔽之，科學社會主義的文明形態、建構形態本身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統一體”另一種意義的表達。

【注：需要知道，“在前資本主義中，社會生產的組織、生產資料的分配和對直接勞動者的支配都主要依賴于各種超經濟因素，經濟結構雖然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通過各種超經濟因素發揮出來，因此不具有獨立性。”“總之，社會生產力始終都對歷史過程具有決定性作用，只是并非在所有的歷史階段中，生產力都可以直接通過經濟因素來表現出它的這種作用（這種情況只有在生產力發展到較高的程度時才會出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中或在它發展不夠充分時，它可能會通過各種超經濟因素來表現這種作用。”（陳廣思：《結構、權力與方法：論馬克思的所有制思想》，《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因而無論如何，列寧主義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同樣作為“原理”來看待，它不僅僅是“革命的策略”，這樣就統一了民族與世界關系域的國家范疇。

生產關系是統一的。盡管如此，在統一的勞動二重性意義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發生路徑上，在面向社會主義文明形態進行過渡時，仍然不可避免地遭遇了“道路的分歧”。尤其社會生產關系的“結構系統對立”引發人們在認知上的分歧，觸發持久爭論，并且，“生產力標準”愈被神秘化，共同體本身作為“原生關系的類型”就愈被嚴重忽略。是原理服從策略，還是策略服從原理？這顯然不會是“辯論賽的題目”。于是不同于這一觀點：“在此意義上，經濟結構就不是由兩類生產關系按某種比例結合而成，而是由具備了兩種不同功能的同一生產關系構成的，這兩種功能分別占據不同的比重。”【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47】

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退與進上，列寧再次顯示出大智慧，實現原理與策略的有機統一。“退一步”，實行帶有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新經濟政策”；同時“進兩步”，“在無產階級國家掌握的大工業得到足夠發展的情況下必須把農民小生產改造成社會主義大生產”，“是一個探索經濟文化落后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怎樣過渡到社會主義并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夏克強.1978-1999年間國內理論界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研究述評[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1）：44-52.】因此，列寧指出，“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是：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總是具體”，“退一步，進兩步……在個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歷史上，在政黨的發展中，都有這種現象。”【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23-526】

（三）

然則，設若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公有制是它的內容）以“計劃”為本體范疇，如上指出，那是基于民族與世界統一關系的“國家行動”（由生產目的本位要求所決定），是亦原理亦策略的工作本位規定。蓋因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市場是資本關系上的“范疇”，計劃僅僅是“手段”；與之相反，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形式的“本質”是計劃（本位），所以，它除繼續承擔手段規定以外，必須同時是“目的范疇”。只不過在多種所有制關系并存的發展階段，市場和計劃的矛盾尚處積蓄期、在形成中，計劃還不能成為被社會認可的主要或領導性的“經濟在場者”，更不可能是“唯一在場者”了。

【注：就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的歷史客觀發展而論，“既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可以自發地孕育和形成社會主義因素，就說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既有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一面，又有互相依賴、互相促進的一面。所以，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就不應該急于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而應該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把二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互相促進，共同發展。”（趙家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是否能夠孕育和形成社會主義因素？馬克思恩格斯思想與列寧思想的比較》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盡管如此，計劃應作為公有制的實現范疇和內在調節的規定性予以對待，其將促成以產品為中心的資源配置機制的完善，使在生產目的上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系顛倒”通過“決定論”來獲得解決。這將極大啟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當代理論與實踐。“國家本位”作為身兼文明、建構形態兩重工作性質的理論實踐規定，決定“社會主義國家”（取和無產階級專政合而為一的內涵）必須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進入“所有制”，作為其內在成分，并發揮“體用合一”的領導功能。

如此看來，中國范疇需要在“所有制”上有重大突破。蓋因這是個亦民族亦世界、亦共同體亦國家的綜合規定，蓋因這個存在者規定（國家＝所有制關系）主導了當前人們對“市場”和“計劃”關系的討論。如前文論及，所謂計劃、市場：既是所有制意義的經濟形式，又和特定社會制度相聯結，還是一般工具如資源配置工具和系統目標分解工具的規定；這決定需要建立圍繞“歷史范疇”之所有制形式本位的通盤考察，任何脫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市場經濟（規定）顯然是“概念烏托邦”。深層次看，所有制究其實質乃是“共同體社會”事的規定，即是“勞動過程范疇”（共同體本身并入所有制的規定）和“生產方式范疇”（國家乃是所有制的內在成分）。由此在外表和實現機制上，所有制分別采取產品的形式、商品的形式、市場的形式以及計劃的形式，其決定資源配置的具體領域歸屬。馬克思所謂：“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四）

走出本體論的意義鎖定，以“完整的唯物史觀”工作概念指導實踐，社會主義經濟學需要作為“歷史理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意蘊的“價值理論”進行雙重建構。一是以“計劃”，二是以“市場”；前者針對于結構機理的研究（生產波動管理），后者針對于和結構機理伴生的“數量機制”研究（經濟波動管理）。可見，正是由于計劃本位和市場本位的并存，導致資源配置的“特殊分類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和交換條件”，意義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類社會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后形成的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為研究對象的狹義政治經濟學。”【劉學梅，郭冠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探索[J].經濟學家，2019（12）：14-23.】【孫立冰.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J].社會科學戰線，2019（7）：83-90.】其也透露這一信息：“出現了一種試圖避開生產力、生產關系、生產方式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界定的新主張。”【周文，代紅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爭論與成效[J].人文雜志，2020（2）：53-62.】

然則撇開理論爭議不說，純粹的策略行動依然難以奏效。經濟學在當下仍然必須首先是“政治經濟學”，因為政治經濟學反映的正是一種社會階級意識。為此，我們也仍然必須像列寧一樣執行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告誡：“由整個發展論和全部科學十分正確地肯定了的首要的一點，也是從前被空想主義者所忘記、現在又被害怕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那一點，就是在歷史上必然會有一個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特殊時期或特殊階段。”【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M].人民出版社，2009: 26.】

在這個階段上針對經濟特性與功能采取了更加積極的行動，但社會主義原理必須體現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一般結合，從而對“生產關系”的表述更需發揮本土化思維的智慧支持。社會主義的階級格是重建共同體意蘊的“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階級格顯然就是“資本”，——這是全部含義的“姓社”“姓資”理論問題，同時表明基于東方社會語境，唯物史觀工作路徑遂得以澄明化，獲得意義上的一種“新詮釋”。

（五）

須知，恩格斯和列寧不是改良主義、折中主義者。所謂“恩格斯與列寧社會主義思想對高質量發展具有指導作用”，在于不局限于經濟對政治的關系，而引導認識深入到所有制對生產方式的關系中去：與其說社會主義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經濟指標高質量”，毋寧說體現“所有制高質量”。生產方式不會自己說話，生產方式是通過自然歷史過程判別自己的“生產力”（自然過程）和“生產關系”（歷史過程）分別所處的不同狀況的，決定其是否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社會形態選擇包括具體經濟形態的選擇，從根本上說，都是依據“生產方式矛盾”進行的，——無論如何描繪這種矛盾性，最終規定性只能由反映在勞動二重性內部的矛盾來歸結。

【注：“以商品生產為例，即是說，社會發展形態意義的最高矛盾規定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和不可阻擋的生產社會化內在趨勢的矛盾性，然而基層單元是勞動二重性矛盾，作為客觀發生在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之間的矛盾的統一性與沖突性。它們首尾相連，作為一個工作總體——母子體用關系總體——刻畫了矛盾規定性的聯系與發展的‘歷史道路’。然則在范疇生產上，需要一個統一性的認識總結，我們可以將之合成為意義單元：階級生產方式矛盾（簡稱‘生產方式矛盾’），而暫且不論中間的過渡、轉化以及各種轉折發生的形式。”（許光偉：《<紅樓夢>與<資本論>：歷史過程定制范疇的機理剖解》，《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20年第6期）】

而東方社會特殊的經濟形態形成原理使得以“主體身份”為基本內容的社會生產關系成為矛盾主要方面，相應唯有有效地通過生產關系來領導社會生產力，組織物質生產實踐，進行生產革命、技術革命（科學實驗）、社會革命，方可歷史實現由“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之任務。

【注：有學者據之總結出“生產關系優先性原理”。但這是東方道路特別是中國共同體社會的“原理”，其后轉為政策和策略上的規定。什么叫“亞細亞”，實際就是集體化大生產。這是不能用“哲學＋科學的行為模式”加以思考的。】

“‘發展’不是抽象的無社會目的的發展，‘發展’本身是歷史的社會的，因而就必然包含‘為誰、為什么發展’的問題。”【劉偉.堅持新發展理念，推動現代化經濟體——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新發展理念的體會[J].管理世界，2017（12）：1-7.】

言下之意，大力發展公有制是“高質量發展”應有之義，藉以鞏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主導形態。從而“高質量發展”不是政治的向左向右問題，乃是勞動過程的社會主義文明規劃問題（本質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自我錨定”之規定），是經由這一規劃發揮社會主義國家所有制對民營經濟（黨領導的私有制經濟）的更好領導力的問題。于是依照列寧的看法，這就是生產關系“社會高質量”問題。列寧是“全面過渡論者”。對于面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明規劃，他指出：“一個真正的‘經濟工作者’一定知道，即使在最先進的國家里，資本家和托拉斯組織者，也要費好多年時間……研究和檢查自己的（和別人的）實際經驗，糾正和改變已經開始的工作……而我們則是在新的基礎上進行建設，這就要求我們對資本主義遺留給我們的習慣進行極其長久的、頑強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來。”【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8】

接下來，針對革命隊伍中的折中主義者的錯誤，列寧繼續指出：“辯證邏輯則要求我們更進一步。要真正地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我們永遠也不會完全做到這一點……從托洛茨基整個綱領性小冊子中的提法來看，錯誤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懂得工會是學習在行政和技術上管理生產的學校。不是‘一方面是學校，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別的東西’……國家，這是實行強制的領域……工會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這個領域的特殊之點和主要之點不是管理，而是‘中央’（自然也還有地方）‘國家管理機關、國民經濟和廣大勞動群眾之間的’‘聯系’。”【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4-318】畢竟，“主體關系是工作統帥，統領一切關系，主體關系調節、規制、引導著客體關系。”【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1999（5）：5-22.】

（六）

再看恩格斯怎么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只要我們固執地拒絕理解這種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辯護士正是抗拒這種理解的），它就總是像上面所詳細敘述的那樣，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把我們置于它的統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會在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手中從魔鬼似的統治者變成順從的奴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30.】

顯然，恩格斯必定同樣是“全面過渡論者”。有關于向科學社會主義的過渡，恩格斯從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形態選擇的前提和事實出發，強調了生產方式運動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社會生產力。結合“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高質量發展根本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要求，是生產力（發展）維度和生產關系（發展）維度的有機統一。

【注：高質量發展事的本體當然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這也是它的工作本位的指向性。所謂本位即“事之體”、事的聯系、事的機理（引申為“體對用的工作關系”），所謂本體則指示“物之體”、物的聯系、物的機理（引申為“體對用的邏輯聯系”）。高質量發展的“事物合一”：“物的高質量”“事的高質量”的統一，即在于建立“體”對“用”持續性的工作領導關系，堅決摒除“抽象本體論”。然則，“客觀而論，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前仍處于構建之中，主要因為本位的缺失，未曾明晰本位和本體關系，以及未曾妥善建立‘方法論→理論’的技術研究線路。”（許光偉：《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品性與理論品格——基于<資本論>的視角》，《經濟縱橫》2018年第3期）】

是故依照恩格斯的看法，社會主義的高質量發展仍然會首要地體現于生產力系統的高質量問題（如以“勞動生產力高質量”為前提的全要素生產率、科技創新），但同時必須明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就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消除現代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固有弊病，確保國民經濟走上高質量發展道路。”【許光偉.中華思維學再研究——陰陽五行經濟系統論兼談新中國70年的方法論[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1999（5）：5-22.】

（七）

與此同時，庸俗化的高質量發展研究一方面努力使之和純粹的資源配置問題相掛鉤，把它說成和提高GDP直接相關的經濟指標，另一方面則極力打造一個完全脫離性質的“定量分析”，進行“體系忽悠”，要將其粉飾為“求穩定、構體系”的必由通道。但是，離開生產方式和所有制——如社會主義主體規定（主人翁地位／勞動關系的高質量）——來談的“高質量”發展究竟是什么？曰調控工具（箱）質量、曰經濟動力質量、曰經濟結構質量、曰產業（或技術）創新質量、曰經濟體系質量、曰產品（供給）質量、曰勞動質量、曰資金質量、曰營商環境質量、曰開放質量，如此等等。在這當中，我們則看不到勞者和官者身份的區分，更看不清勞者和資者在經濟分配上的區別，“高質量”似乎是掩蓋矛盾的一種障眼術。

【注：單純用GDP水準衡量的“小康社會”即是如此。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意味著“人本位”經濟時代的來臨，由其內蘊的“高質量”顯然直指“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自我完善”，即所謂“后小康時代”，不應混同于“以物為本的生產力→以人為本的生產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路，乃意味著以共同富裕為尺度的社會主義分配關系以及以“重建個人所有制”為遠大目標的工作本位的逐步確立。】

又似乎不是“高質量＝勞者（關系）成長”，而是“高質量＝資者（能力）成長”或“高質量＝官者（指標）成長”；結局自然是一團漿糊。試想，當下中國內需不足難道不是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虛擬金融（如房地產金融）等非生產性活動過度膨脹的結果嗎，難道不是由多種直接體現“資者”“官者”訴求的經濟因素（如大量以牟利為目的的銀行的盲目涌現、資產的大量證券化、大學的過量擴招等）共同誘致而形成的嗎？

歷史是“矛盾道路的歷史”。很顯然，高質量發展仍然是解決生產目的的必然性問題，是在“社會的自然過程”這個運動環節實施大手術，通過重塑勞者對非勞者（官者和資者）的能動博弈關系，并通過極大提升社會生產勞動者實際之地位、給予社會弱勢群體關懷，從中創造和發掘一種新發展格局。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規律是現實具體的規定，——在公有制和資本生產并存狀況下，無論從生產力發展的直接要求出發，還是著眼于生產關系內部直接沖突性的解決，在當前加強社會主義的國家生產性質均屬必然。從而，它的辯證法范疇也應該就是“列寧－恩格斯道路”和“恩格斯－列寧道路”現實性的統一。黨的政策是“謀全局”，而非“謀一域”；為此必須拒絕庸俗化之路，以“科學的社會主義道路觀”為指導，在社會主義矛盾的內在事件中解決階段性問題，把不斷增多的階段性表現、結構化難題推進到不斷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組織化的國家治理進程中予以消化解決。

【注】本文原名《恩格斯與列寧：不同道路的思想共同體——通史原理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策略問題研究》，載于《貴州社會科學》2020年第11期P4-17.

【原文提要】關于向未來社會進軍的道路選擇，馬克思依據“二重意蘊歷史觀”進行了考察，其卓越的理論思想啟發了“恩格斯－列寧道路”與“列寧－恩格斯道路”，引導人們認識把握指導東方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實踐的“恩格斯列寧思想共同體”。本著對思想共同體“唯物”“唯實踐”的原則，對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原理發掘應遵循“統一辯證法”；沿著“共同體→國家”路徑，藉由對“人（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與“物（本位）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交互作用”結構交融的歷史系統機理的全面展示，清理出“國家本位I→國家本位II”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道路理論特質。據之可以發現，恩格斯與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的論述“道路分殊而原理統一”。然則基于思想共同體的研究視角可探究到和歷史道路生成運動方向有關的唯物辯證法總原理：“歷史總體的個別”對“歷史總體的一般”的一般性關系；由于經濟形態社會類型依存于所有制這一內在因素的具體歷史中介（屬性），遂達成“所有制形式本位論”意義的歷史世界的復雜性工作異同關系；應以此為指導進一步處理好共同體與國家、民族與世界、計劃與市場、自然過程和歷史過程的辯證認識關系，以 “唯物史觀實踐規定（國家本位論）”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定格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內在”維度。

（作者系江西財經大學教授、博導，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院研究員，研究領域為《資本論》方法論、社會主義經濟與實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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