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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明朱思遠：列寧社會主義革命策略思想及現實意義

點擊：7635 作者：劉志明朱思遠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9-12 08:43:23

【提要】在領導俄國革命、鞏固蘇維埃政權、建設俄國社會主義和指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列寧以馬克思主義革命策略理論為指導，創造性地回答了把工人階級大多數吸引到社會主義革命周圍的途徑，組織共產黨人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奮斗的方式，無產階級對小資產階級集團的態度，加速瓦解和摧毀資產階級政權機關的辦法，以及做好爭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決戰準備等策略問題，形成了系統的社會主義革命策略思想。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整體仍處于低潮的形勢下，深入學習列寧的革命策略思想，對我們科學把握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和高潮的辯證關系，動員和鼓舞各國共產黨人在低潮中奮進，具有重要意義。

在社會主義革命策略問題上，列寧以馬克思主義策略理論為指導，強調對每個歷史關頭的具體特點和階級對比關系作出經得起客觀檢驗的最確切的分析，并據此制定適合各國自身情況和特點的革命策略。

正確看待革命運動的低潮和高潮的辯證關系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無產階級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同樣要受歷史條件的制約。正如列寧指出的：“革命是不能‘制造出來’的，革命是從客觀上（即不以政黨和階級的意志為轉移）已經成熟了的危機和歷史轉折中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爆發不可能憑空發生，當然也有其客觀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包括生產力發展程度、各國的具體國情（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等）、一定時期內的階級力量對比、無產階級政黨的成熟性、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性等。這些條件，又可以簡略歸為兩類，一是生產力發展水平，二是無產階級的準備。正如列寧在分析巴黎公社失敗原因時指出的：“勝利的社會革命至少要具備兩個條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充分準備。但是在1871年，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生產力發展的程度是客觀的，不能跳過或取消，是無產階級制定自己戰略和策略的客觀依據，而無產階級的革命準備則依賴于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理論水平、革命首創精神和組織性、紀律性等。這兩類條件決定了無產階級推進社會主義革命，既要做好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準備工作，又要頭腦冷靜，不能超越或落后于生產力發展程度的客觀條件，犯“左”和右的錯誤。

在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兩種歷史條件的辯證關系問題上，特別是涉及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時，列寧與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長期存在著爭論。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過高估計生產力因素，片面強調生產力水平，陷入“唯生產力論”的泥潭。十月革命前，普列漢諾夫就認為俄國由于生產力落后不具備搞社會主義的條件，宣稱：“俄國歷史還沒有磨好將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十月革命后，俄國的孟什維克蘇漢諾夫依然喋喋不休地說，“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甚至連考茨基都將蘇維埃政權視作早產兒，他這樣形容十月革命：“一個懷孕婦女，她瘋狂萬分地猛跳，為了把她無法忍受的懷孕期縮短并且引起早產。這樣生下來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列寧認為，他們根本不理解革命辯證法這一馬克思主義中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并指出，雖然當時俄國生產力落后，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那種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而且有一個成熟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堅強領導，有正確的斗爭策略，無產階級的革命準備已經相當充分，而且所謂的生產力落后也只是相對于當時的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而言，俄國的資本主義在當時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生產力并沒有落后到那種沒有或幾乎沒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水平，況且建立社會主義所需要的生產力水平本身就沒有明確的界限，它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可變動的，俄國可以先奪取革命勝利，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提高生產力和文化水平。正如列寧指出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革命運動總會有低潮和高潮，也總是在低潮與高潮的交替中前行。對這種革命的低潮與高潮，我們也應以革命的辯證法來正確對待。正如列寧指出的：“對運動，不僅要從過去的觀點來看，而且要從將來的觀點來看，并且不是像‘進化論者’那樣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緩慢的變化，而是要辯證地理解：‘在這種偉大的發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雖然以后可能又會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時期’。”

遵循革命的辯證法制定革命策略，就可以使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轉化。就是說，在生產力條件既定的情況下，如果策略得當，就可以大大發展革命階級的力量，促進低潮轉化為高潮，以及在高潮到來之時能很好地抓住革命的時機；如果策略不當，革命階級的力量就會停滯不前乃至大大受損，必然延緩革命高潮的到來，甚至在革命高潮到來時白白錯失時機，使革命再次陷入低潮。如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曾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導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革命由高潮轉入低潮，又因后來實施了正確的策略，肅清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及時糾正了“左傾”冒險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關門主義的錯誤，黨的力量在斗爭中大大增長，革命形勢又逐漸高漲起來。

因此，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順勢而為，在“二十年等于一天”和“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不同時期因時而變，在各種不同的斗爭方式上隨事而制。只有在“二十年等于一天”的革命低潮時期堅定信心，積蓄力量，做好充分的準備，才有能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高潮到來之時抓住時機，一舉奪取革命勝利。正如列寧指出的：“在每個發展階段，在每一時刻，無產階級的策略都要考慮到人類歷史的這一客觀必然的辯證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時代或龜行發展即所謂‘和平’龜行發展的時代來發展先進階級的意識、力量和戰斗力，另一方面要把這種利用工作全部引向這個階級的運動的‘最終目的’，并使這個階級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日子到來時有能力實際完成各項偉大的任務。”

列寧還闡述了革命的基本規律：“要舉行革命，單是被剝削被壓迫群眾認識到不能照舊生活下去而要求變革，還是不夠的；要舉行革命，還必須要剝削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只有‘下層’不愿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的時候，革命才能獲得勝利。這個真理的另一個說法是：沒有全國性的（既觸動被剝削者又觸動剝削者的）危機，進行革命是不可能的。這就是說，要舉行革命，第一，必須要多數工人（或至少是多數有覺悟、能思考、政治上積極的工人）充分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有為革命而犧牲的決心；第二，必須要統治階級遭到政府危機，這種危機甚至把最落后的群眾都卷入政治活動（一切真正的革命的標志，就是在以前不關心政治的被壓迫勞動群眾中，能夠進行政治斗爭的人成十倍以至成百倍地迅速增加），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這為共產黨人在制定自己的斗爭策略時正確估計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是否成熟指明了方向。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策略的基本思想

在領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指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中，列寧堅持以馬克思主義革命策略理論為指導，極富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策略的思想觀點，形成了系統的社會主義革命策略思想。

1.制定策略要從時代的基本特征出發，順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

在人類歷史上，每個時代都有其客觀存在的歷史條件，人們憑借這些條件進行生產和其他歷史活動，同時不能不受這些條件的制約，這些客觀歷史條件決定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列寧指出：“只有首先分析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理解我們面前發生的各種重大歷史事件。”一切策略都是處于一定時代背景之下的，從時代的基本特征出發，這是制定策略時應該首先考慮的問題。

時代的基本特征不同于它的個別事件和具體特例，每個時代的種種個別事件和具體特例我們無法全部估計到，但它的基本特征則是完全可以把握的。列寧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而且總會有個別的、局部的、有時前進、有時后退的運動，都有而且總會有各種偏離運動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們無法知道，一個時代的各個歷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

我們要把握時代的基本特征，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去分析各國的具體特點，才能制定正確的策略。列寧強調：“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首先考慮到各個‘時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的個別歷史事件），我們才能夠正確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時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這一基礎上去考慮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的更具體的特點。”

列寧主義的誕生有一個根本的時代前提，那就是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了壟斷階段，即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正如斯大林指出的：“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和新的策略，列寧之所以能創立列寧主義，從而大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正在于他精準把握了資本主義的時代轉變，洞悉了帝國主義的本質，從帝國主義時代的基本特征出發，適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列寧主義的一切理論和策略都是以帝國主義的基本特征為時代依據的。

對于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及其基本特征，列寧與第二國際理論家的不同認識直接決定了其斗爭策略的不同。伯恩施坦根據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在斗爭策略上他迷戀議會斗爭，拋棄了暴力革命，墮落為社會改良主義者。盧森堡堅決反對伯恩施坦關于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觀點及其改良主義的策略，但她未能站在時代的高度對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作出創新性回答，也就不能從德國當時的無產階級斗爭形勢出發制定正確的斗爭策略。列寧不僅對資本主義的時代變化作了準確的判斷，提出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時代，而且系統分析了帝國主義具有的五大基本特征，論證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這不僅有力抨擊了伯恩施坦，而且還闡明了盧森堡未能回應的資本主義新變化的時代根源。正是在對時代變化的深刻洞悉和對時代基本特征的精準把握的基礎之上，列寧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一國勝利論”，并制定了正確的斗爭策略，從而率先破局，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2.加強黨的組織和紀律建設：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建黨初期，就黨的組織和紀律建設問題，列寧同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者及其在俄國的變種——經濟派、孟什維克等進行了不可調和的斗爭。經濟派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否認黨的領導作用，迷戀組織工作中的手工業方式，崇尚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認為只要承認黨綱，在物質上幫助黨就可以成為黨員，而不需要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宣稱每一個罷工者都有權宣布自己是黨員，黨員可以不服從黨的紀律，不受組織的制約。他們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組織渙散、沒有定性、成分復雜的工聯主義政黨，而不是一個集中統一、組織嚴密、紀律嚴格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列寧深刻闡釋了組織和紀律對于無產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沒有別的武器。”“不加強和發展革命的紀律、組織和秘密活動，就不可能同政府進行斗爭。”

十月革命勝利后，德國“左派”共產黨人也曾將黨和階級、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實際上是否定政黨和黨的紀律，列寧指出：“這就等于完全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而有利于資產階級。”他再三強調黨的集中制和紀律的極端重要性：“無產階級實現無條件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是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都需要有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這不僅因為國內資產階級由于自己被推翻而兇猛十倍的反抗以及它和國際資本之間有強有力的聯系，還在于“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小生產，并指出：“如果我們黨沒有極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那么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列寧深刻分析了小生產者以及他們身上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由于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直受到壓迫，生活往往異常急劇地惡化，甚至遭到破產，所以他們容易轉向極端的革命性，卻不能表現出堅韌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堅定性。不僅如此，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還從各方面包圍、浸染和腐蝕無產階級，“經常使小資產階級的懦弱性、渙散性、個人主義以及由狂熱轉為灰心等舊病在無產階級內部復發起來”。列寧指出：“要抵制這一切，要使無產階級能夠正確地、有效地、勝利地發揮自己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無產階級政黨的內部就必須實行極嚴格的集中和極嚴格的紀律。”

列寧從黨員、黨和群眾的關系、黨的政治領導三個方面論證了無產階級政黨維持和鞏固紀律的條件。第一要靠黨員的覺悟、對革命的忠誠以及堅韌不拔的革命精神。第二要靠黨和群眾的聯系，首先是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其次也要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接近，和他們打成一片。第三要靠黨的政治領導正確，也就是戰略和策略正確，群眾根據切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一方面，沒有這些條件，就不可能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另一方面，這些條件不能一下子產生，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和艱苦的實踐才能形成。列寧非常重視理論的意義以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他說：“正確的革命理論——而理論并不是教條——會使這些條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眾性的和真正革命的運動的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這些條件才能最終形成。”他認為，布爾什維主義所以能夠建立并且在1917—1920年異常艱難的條件下順利地實現極嚴格的集中和鐵的紀律就在于兩個方面，首先是因為它有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作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其次是它有15年的豐富實踐經驗，“集中了現代社會一切階級進行斗爭的如此豐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

加強黨的組織和紀律建設，這在運動處于低潮時期尤為重要。由于對革命前途的悲觀情緒，黨的內部容易出現散漫和動搖，不堅定分子會紛紛退黨，因此這個時候尤其需要注意加強黨的紀律，“誰哪怕是把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稍微削弱一點（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那他事實上就是在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

3.爭取群眾的大多數：“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

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不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密謀，它本身就是群眾的事業，需要最廣泛的群眾參與才能取得勝利，因此爭取群眾的大多數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成功的基礎。要從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經驗出發，運用他們能夠接受的一切斗爭和方法，把他們引向革命。沒有千百萬覺悟群眾的革命行動，沒有群眾洶涌澎湃的英勇氣概，沒有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工人在公社時期的表現時所說的那種“沖天”的決心和本領，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無從設想，列寧指出，無產階級政黨在制定革命策略時，絕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根據一個集團或政黨的愿望和決心，而必須對各階級的力量及其相互關系作出嚴格的客觀估計。列寧認為：“單靠先鋒隊是不能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群眾還沒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鋒隊的立場，或者還沒有對先鋒隊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會去支持先鋒隊的敵人時，叫先鋒隊獨自去進行決戰，那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

針對一些“左派”共產黨人借口工會的反動性拒絕到工會中工作，借口議會過時了拒絕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列寧斥責這種策略是根本錯誤的，是給資產階級幫大忙。共產黨人要想在斗爭中取得勝利，必須把廣大群眾，首先是工人階級，而后是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爭取到自己這邊來。“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于正確判斷在什么條件下、在什么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后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后，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

列寧指出，黨的義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教育和訓練群眾，這不僅僅指的是階級和群眾中的先進分子，還包括落后分子在內的整個階級和全體勞動群眾。“應該清醒地注意到正是整個階級的（而不僅是它的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正是全體勞動群眾的（而不僅是他們的先進分子的）覺悟和準備的實際狀況。”抱怨階級和群眾中的落后分子不覺悟，責備落后工人和落后農民“反革命”，“這無異是害怕發揮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作用，即訓練、啟發、教育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最落后的階層和群眾并吸引他們來參加新生活”。“左派”共產黨人犯這樣的錯誤，“恰恰證明他們不是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小組，不是群眾的黨，而是知識分子和沾染了知識分子惡習的少數工人的一個小團體”。列寧指出：“共產黨人的全部任務，就是要善于說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號，把自己同他們隔離開來。”

共產黨人應該千方百計地和群眾建立聯系，在群眾中進行工作。列寧闡明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爭取群眾的策略：“哪里有群眾，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應該善于作出一切犧牲，克服極大的障礙，在一切有無產階級群眾或半無產階級群眾的機關、社團和協會（哪怕這些組織是最反動不過的）里有步驟地、頑強地、堅定地、耐心地進行宣傳和鼓動。”

在革命運動的低潮時期，階級力量對比發生了不利于無產階級的變化，此時更應該將極大的注意力放在爭取群眾上，要學會用各種方式在群眾中進行宣傳、鼓動、教育、組織工作，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力，提高群眾的覺悟和組織程度，為未來革命高潮的到來積蓄力量。

4.建立統一戰線：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獲得大量的同盟者

建立統一戰線與爭取群眾的大多數，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列寧指出，即使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之后，由于資產階級廣泛的國際聯系，由于小生產自發地、經常地使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復活和再生，無產階級在很長時期內依然比資產階級要弱，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更是如此。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想戰勝強大的敵人，就必須建立統一戰線，利用敵人之間的矛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既反對堅持出賣原則的機會主義，也反對否定靈活性的關門主義。

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列寧指出：“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極仔細、極留心、極謹慎、極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敵人之間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以及各個國家內資產階級各個集團或各種類別之間利益上的一切對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盡管這些同盟者可能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他認為：“誰不懂得這一點，誰就是絲毫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絲毫不懂得現代的科學社會主義。”這一思想對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和以后的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

列寧認為：“只有那些不信賴自己的人，才會害怕即使是同不可靠的分子結成的暫時聯盟，而不結成這樣的聯盟，無論哪一個政黨都是不能存在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上有過許多同不可靠分子結成的短暫聯盟。例如，早期為戰勝民粹派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聯合，這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實行的某種真正的政治聯盟，正是由于結成了這個聯盟，黨才極為迅速地戰勝了民粹主義并且使馬克思主義思想廣泛傳播開來。再如，一貫堅持工農聯盟，反對自由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但同時從來不拒絕支持資產階級去反對沙皇制度；1907年在杜馬選舉中同“社會革命黨人”訂立過短期的政治聯盟；1903—1912年同孟什維克維持在同一個社會民主黨內的聯盟；十月革命時期同小資產階級的農民以及“左派社會革命黨”建立政治聯盟等。沒有這種聯盟，布爾什維克黨就不可能領導俄國無產階級戰勝一個又一個強大的敵人。

馬克思很早就告誡過共產黨人：“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只是必須肯定，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同其他階級和政黨結成聯盟時，必須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確保運動朝著無產階級的目標和方向前進，絕不能做運動的尾巴。

在1905年俄國革命中，列寧堅決反對孟什維克的尾巴主義策略，他們借口俄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將革命的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不去積極地領導無產階級的斗爭，而是在資產階級后面蹣跚而行。列寧指出：“革命的結局將取決于工人階級是成為在攻擊專制制度方面強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助手，還是成為人民革命的領導者。”他深刻闡述了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這一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者不要避開資產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產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斗。”

5.辯證看待妥協：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

一些“左派”共產黨人反對妥協的策略，宣稱妥協是機會主義的，認為承認妥協就玷污了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就抹殺了馬克思主義同機會主義的界限，因而堅決地提出了“拒絕一切妥協”的口號。他們把自己的急躁當作理論上的根據，把革命發展的道路設想得筆直又筆直，把革命發展的條件設想得純粹又純粹。針對這種幼稚病，列寧揭示了革命發展道路的曲折性，論述了革命與妥協的辯證關系。

革命道路是異常曲折的，國際共運的低潮正是道路曲折性的表現。列寧引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政治活動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事業，其性質和任務決定了它的歷程不可能一帆風順，必然充滿艱難險阻。列寧指出，在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上，如果事先就拒絕一切妥協，就好像攀登一座未經勘察、人跡罕至的高山，我們“卻預先拒絕有時要迂回前進，有時要向后折轉，放棄已經選定的方向而試探著從不同的方向走”，這可笑到了極點，因此妥協是絕對必要的，問題在于如何辨別妥協的性質并實施正確的妥協。

革命的妥協和叛變的妥協有本質區別，一種是為客觀條件所迫的妥協，如罷工者因基金告竭，沒有外界援助，陷于極端困難的處境而不得不結束罷工，這種妥協是為了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絲毫不會削弱實行這種妥協的工人對革命的忠誠和繼續斗爭的決心；另一種是叛徒的妥協，如工聯領袖貪圖私利，出賣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妥協。列寧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假如遇到強盜搶劫，我們把身上的所有財物和武器都交給了強盜，從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這就是一種必要的妥協。他指出：“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于分析每一個妥協或每一種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于的禍害和便于后來捕獲、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伙分贓。”列寧還指出，在政治上絕不總是像這個極其簡單的例子那樣容易分辨，可能會遇到非常錯綜復雜的情況，沒有包治百病的丹藥，必須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

妥協是有原則的，必須維護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共產黨宣言》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列寧根據無產階級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相統一的原理指出了妥協的根本目的：“全部問題在于要善于運用這個策略，來提高無產階級的覺悟性、革命性、斗爭能力和致勝能力的總的水平，而不是降低這種水平。”這為我們判定妥協的性質提供了根本準則。

列寧堅決反對無原則的妥協。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第二國際有名的理論權威都背叛了社會主義，倒向了社會沙文主義，他們同本國的資產階級妥協，在這場帝國主義戰爭中宣揚“保衛祖國”，挑撥各國無產階級互相殘殺，歪曲馬克思主義來為自己同本國的資產階級實行聯合作辯護，拒絕宣傳和支持無產階級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革命斗爭，墮落成為資產階級的牧師。從領袖到叛徒，他們為了一碗紅豆湯，出賣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這種無原則的妥協，第二國際破產了。列寧還指出俄國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的領袖們一樣，他們“一開始就實行叛賣，直接間接地為‘保衛祖國’即保衛本國的資產階級強盜辯護”。他們的這種妥協，自始至終都表明他們已淪為帝國主義強盜的同謀者。而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從1914年底起就以行動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它敢于提出使沙皇君主政府失敗的主張，敢于痛斥在兩伙帝國主義強盜的戰爭中‘保衛祖國’”。至于與德帝國主義者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是因為布爾什維克黨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暫時屈服于強盜的暴力，這種妥協是完全正確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過，我們的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在革命的低潮時期，空喊“不做任何妥協，不實行任何機動”的口號，“只會有害于加強革命無產階級影響和擴大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事業”。政治是一門科學和藝術，為了戰勝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政治家應該毫不遜色于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列寧指出：“革命階級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實行‘機動、通融、妥協’，以避免顯然不利的戰斗，這樣的政治家是毫無用處的。”共產黨人為了在低潮時期保存和發展自己以戰勝強大的敵人，就應當“普遍而徹底地認識到必須使自己的策略具有最大的靈活性”，“把對共產主義思想的無限忠誠同善于進行一切必要的實際的妥協、機動、通融、迂回、退卻等等的才干結合起來”。

6.掌握一切社會活動形式，并準備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馬克思恩格斯很重視無產階級采取各種必要的社會活動形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早在1848年馬克思就指出，為了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必須使用一切方法，甚至使用惡魔的方法”。列寧則把在革命實踐中掌握和運用一切社會活動形式上升到無產階級策略原則的高度，他總結歷次革命歷史的經驗后，得出兩個重要的結論：“第一，革命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任務，必須善于毫無例外地掌握社會活動的一切形式或方面；第二，革命階級必須準備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種形式來代替另一種形式。”

社會生活是復雜多變的，現實生活不斷創造著新的活動形式，統治階級也會經常變換手法，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對付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無產階級政黨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斗爭手段，那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寧指出：“在政治上更難預先知道，將來在這種或那種條件下，究竟哪一種斗爭手段對于我們是適用的和有利的。倘若我們不掌握一切斗爭手段，當其他階級的狀況發生了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變化，從而把我們特別沒有把握的一種活動形式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我們就會遭到巨大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失敗。如果我們掌握了一切斗爭手段，哪怕當時情況不容許我們使用對敵人威脅最大、能最迅速地給予致命打擊的武器，我們也一定能夠勝利，因為我們代表著真正先進、真正革命的階級的利益。”

“馬克思十分重視在政治停滯和資產階級所容許的合法性占統治地位的時代利用合法斗爭手段”，列寧特別強調了合法斗爭手段在革命低潮時期的重要意義。他指出，由于資產階級經常用合法斗爭手段欺騙和愚弄工人，沒有經驗的革命者往往就以為合法斗爭手段是機會主義的，而不合法斗爭手段才是革命的。實際上，在熱火朝天的短暫革命高潮時期做一個革命家是不難的，難的是在非革命的環境里、在反動的機構中、在不覺悟的群眾間還能夠頑強地、堅韌地、耐心地、不屈不撓地去做長期的革命工作，去宣傳、鼓動、教育、組織群眾，列寧認為這十分可貴。他認為：“那些不善于把不合法斗爭形式和一切合法斗爭形式結合起來的革命家，是極糟糕的革命家。”列寧回顧了黨的歷史，1905年俄國革命失敗后，運動轉入低潮，布爾什維克學會了正確地退卻，他們驅逐了革命空談家，回到最反動的議會、工會、合作社以及保險會等組織中進行合法工作，正是由于采取了將合法斗爭手段和不合法斗爭手段結合起來的正確策略，“在最反動的杜馬中，布爾什維克把整個工人選民團都爭取過來了”，他們在革命低潮時期不僅保住了而且鞏固、發展和加強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強核心。

在重視合法斗爭手段的同時，列寧又堅決反對將合法斗爭絕對化的改良主義。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后，歐洲工人運動轉入低潮，資本主義進入一個相對平穩的和平發展時期，合法斗爭和議會斗爭方式凸顯了其重要意義，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德國“反社會黨人非常法”的廢除。但是隨著合法斗爭和議會斗爭取得的成就，第二國際的伯恩施坦卻將合法斗爭絕對化，迷戀議會斗爭，幻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點滴改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列寧堅決反對這種機會主義思潮，他在利用合法斗爭手段發展無產階級力量和爭取社會改良的同時，始終堅持暴力革命，反對改良主義，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不同于無政府主義者，承認爭取改良的斗爭，即承認爭取改善勞動者境況的斗爭，盡管這種改善仍然不觸動統治階級手中的政權。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者又最堅決地反對改良主義者，反對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用改良來限制工人階級的意向和活動。改良主義是資產階級對工人的欺騙，只要存在著資本的統治，盡管有某些改善，工人總還是雇傭奴隸。”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該“承認一切斗爭手段，只要這些手段同黨的現有力量相適應，并且在現有條件下能夠使我們取得最大的成績”。因此，應該充分利用工會、議會、合作社等合法的社會活動形式，采取合法斗爭和不合法斗爭、議會內斗爭和議會外斗爭相結合的策略，并且要根據客觀條件和社會形勢的變化迅速地巧妙地變換策略，有時是多種形式相結合，有時是由一種形式迅速而突然地轉變為另一種形式。“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就在于把各種不同的斗爭方法結合起來，巧妙地從一種方法過渡到另一種方法。”

7.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列寧闡述了共產主義運動的兩大歷史任務以及伴隨著這兩大任務的兩種斗爭。第一個任務是建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建立各國的共產黨組織，面臨著同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第二個任務是爭取群眾，使群眾支持先鋒隊，面臨著同“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1920年，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如果說從前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徹底戰勝機會主義和社會沙文主義，就不能完成第一個歷史任務……那么，現在不肅清左傾學理主義，不徹底克服和擺脫左傾學理主義的錯誤，也就不能完成已經提到日程上來的第二個任務。”列寧還指出這兩大任務和兩種斗爭是國際性的，各國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的斗爭具有普遍性，但又因各國國情不同有其各自的特點，“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在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前雖然都要預先經過本質上相同的鍛煉，但這一發展過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來完成的”。

因此，一方面，革命策略的基本原則具有普遍性，對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都具有指導意義；另一方面，各國革命的具體策略又由于國情不同有其特殊性，絕不能千篇一律，死板劃一，彼此雷同。列寧指出：“要使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人十分自覺地既考慮到同機會主義以及‘左傾’學理主義進行斗爭這個主要的基本任務，又考慮到這種斗爭由于各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構成情況（例如愛爾蘭等）、所屬殖民地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特征而具有的并且必然具有的具體特點。”列寧精辟地提出了關于革命策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重要思想：“只要各個民族之間、各個國家之間的民族差別和國家差別還存在（這些差別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全世界范圍內實現以后，也還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國際策略的統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樣性，消滅民族差別（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運用共產黨人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時，把這些原則在某些細節上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于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針對這些差別正確地加以運用。”這為各國共產黨人在列寧革命策略思想的基本原則指導下結合本國實際，奮力推進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提供了行動指南。

對各國共產黨人的現實啟示

革命策略的目標無疑是為了實現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但是，這種策略那種策略，本身都要首先迎接和推進革命本身，只有這樣，才能進而實現革命的目標。因此，各種策略聚焦于推動革命的準備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正如列寧指出的：“任何人也無法預先斷定，什么時候那里將要爆發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什么緣由最能喚醒、激起和推動目前還在沉睡的非常廣大的群眾去進行斗爭。所以我們必須做好我們的全部準備工作，把四只腳都釘上馬掌。”

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處于低潮，各國共產黨人要堅持列寧社會主義革命策略的思想，認清革命形勢，把握革命規律，綜合運用各種革命斗爭形式，下大氣力加強群眾工作，以民生改善工作為引領，努力把廣大勞動群眾引導到社會主義運動上來，引導到建立反對資本主義最廣泛的革命聯盟上來。同時要堅決反對改良主義對社會主義運動的腐蝕。

第一，歐洲等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應積蓄力量，加強黨的建設，深入爭取群眾，發展先進階級的意識、力量和戰斗力，為革命高潮的到來做好最充分的準備。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很大困境，法共前主席羅貝爾·于等人就認為，在歐洲，“不管什么類型的共產黨，無論其名稱如何，無論其參政與否，都無一例外地陷入嚴重的生存危機”。其原因或在于指導思想不統一，沒有劃清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的界限；或在于深受宗派主義、派別活動、小組習氣的困擾，不能團結大多數和爭取群眾；或在于放棄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渙散，沒有戰斗力；或在于其轉向“群眾性政黨”而喪失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階級性質；等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不僅沒有根據新的時代要求堅持和發展列寧的革命策略思想，反而拋棄和背離了列寧革命策略思想的精髓。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受到沉重打擊，西方出現了以“占領華爾街”運動為代表的一系列社會動蕩，群眾日益不滿和憤怒，甚至將矛頭指向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本應該是各國共產黨人爭取群眾的難得“天時”，但由于自身組織渙散無力，難以得到群眾廣泛的支持，不得其“人和”，在這大好機遇面前，他們深感自身之輕，難以承受歷史之重。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他們關于黨的建設和爭取群眾的策略不當，沒能建立起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更談不上實施正確的策略去爭取群眾。這些國家的共產黨人要從根本上擺脫各自面臨的生存和發展困境，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綱領和策略革命化。首先加強黨的建設，把自身建設成為一個集中統一的戰斗性的列寧式政黨，然后采取正確的策略不斷去爭取群眾，擴大黨在群眾中的影響，不斷提高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性，一方面要以列寧革命策略思想為指導，另一方面又要考慮本國國情和新的時代條件，探尋適合自己的獨特的革命道路，既不能喪失原則，也不能僵化死板。

第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應搞好本國的建設和改革，以榜樣的力量展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十月革命后，列寧曾寄希望于西歐革命迅速爆發，以支持襁褓中的蘇維埃政權。但西歐革命并沒有如愿爆發，而是在短暫高潮后就沉寂下去，蘇俄成為資本主義汪洋大海中的紅色孤島。在世界革命推遲到來的情況下，列寧不得不采取迂回退卻的方式先力求鞏固蘇維埃政權，搞好本國的建設，以榜樣的力量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由低潮向高潮轉化。列寧認為，要依靠俄國已經建立的蘇維埃政權，“竭盡全力并用自己擁有的一切手段來支持一切國家無產階級兄弟的革命運動”，去推動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使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策源地”。列寧還強調，“應該利用兩個帝國主義之間、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之間的對立和矛盾，使他們互相爭斗”，并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最終勝利以前很長的時期內，這將是一個基本原則”。

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仍處于低潮之際，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好本國的建設和改革對于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向前發展極為重要。在新時代的中國，我們必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致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和集中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只有堅持和發展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的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才能在世界上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才能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低潮期的燈塔。

第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人應堅持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努力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各項任務，為社會主義革命盡可能地創造充分而必要的條件。列寧高度重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指出它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幫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他們結成聯盟來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治，列寧提出了“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這一著名的國際主義口號。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前身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雖然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促使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獲得了民族獨立，帝國主義國家不能再赤裸裸地進行殖民統治，但是他們仍然在采用比較間接和隱蔽的新殖民主義方式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掠奪、政治控制和軍事擴張。多數獲得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的民主革命并不徹底，仍然保留著濃厚的封建殘余。

列寧指出：“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得愈充分，愈堅決，愈徹底，無產階級為爭取社會主義而同資產階級進行的斗爭就愈有保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人要正確處理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積極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力求將民主革命進行得充分、堅決和徹底，對內掃清一切封建殘余和買辦勢力，對外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并積蓄無產階級的力量為未來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奮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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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姜輝、潘金娥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報告（2018—201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3]曹浩瀚：《列寧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

[4]中央組織部黨建研究所課題組：《低潮中的變革與奮進——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國外共產黨的發展趨勢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2期。

[5]姜輝：《21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新格局、新特征、新趨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1期。

（作者：劉志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員；朱思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系碩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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