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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元春：深入理解新發展格局的豐富內涵

點擊：3734 作者：劉元春來源：《光明日報》發布時間:2020-09-12 08:17:38

【摘要】新發展格局是應對大變革時代各種危機和風險挑戰的必然選擇，是底線思維在新階段、新環境、新挑戰和新機遇中的新應用，是在危與機并存的新發展階段化危為機、轉危為機的必然戰略選擇。牢牢把握新發展格局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基礎，理解新發展格局理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應該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來把握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命題，根據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變化，來布局新發展格局的實施路徑和重點舉措。

【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不僅系統說明了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性和主要戰略舉措，而且將“關于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列入改革開放以來“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系列理論成果，成為指導我國“十四五”規劃和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指導思想和基本戰略遵循。

一、用戰略思維、底線思維和辯證思維深入把握新發展格局戰略抉擇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發展格局是根據我國發展階段、環境、條件變化提出來的，是重塑我國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抉擇”。因此，這一戰略抉擇本質上是一個適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調整、國內高質量發展步入新階段、國內發展主要矛盾出現新現象和新規律的必然戰略調整和戰略再定位，而不是在偶然事件沖擊下的應急措施，是新階段中國發展內外部因素綜合作用的內生產物，而不是單純外部條件影響形成的產物。它不僅關乎我國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構建強大的經濟基本盤，更關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能否在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開局之際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中，必須把它放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長時段戰略框架中進行把握。

新發展格局是應對大變革時代各種危機和風險挑戰的必然選擇，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在民族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結構性、趨勢性調整的必然選擇，更是底線思維在新階段、新環境、新挑戰和新機遇中的新應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這個大變局加速變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因非經濟因素而面臨沖擊，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這決定了中國這樣的經濟大國必須堅持底線思維，將經濟發展的動力和重心轉向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在進一步開放中重新布局開放的模式，更好地統籌發展與風險、開放與安全之間的關系。

新發展格局是在危與機并存的新發展階段化危為機、轉危為機的必然戰略選擇。我們不僅要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準確看到國內經濟大循環與國際經濟大循環、挑戰與機遇之間的辯證關系，還要準確研判國內外環境演變的新趨勢和新規律，從中尋找到化危為機的戰略路徑。

二、把握新發展格局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基礎

新發展格局是遵循現代大國經濟崛起的一般規律的產物。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日本在內的大國經濟史都表明，在市場經濟體系下，任何經濟大國的成長都需經歷由弱到強、由“以外促內”轉向“以內促外”的必然調整，大國經濟崛起最為關鍵的標志就是構建出安全、可控、富有彈性韌性、以內為主、控制世界經濟關鍵環節的經濟體系。我國從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轉向強調內需拉動、創新驅動的發展模式，是符合大國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的。

早在2006年和2011年出臺的“十一五”規劃和“十二五”規劃中，就明確提出對“兩頭在外”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進行調整，要求“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根據新時代面臨的新格局、新挑戰、新規律和新使命，提出了一系列以內需拉動和創新驅動來促進經濟發展的舉措：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以“擴大內需、提高創新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替代“簡單納入全球分工體系、擴大出口、加快投資”的傳統模式；2014年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要求對三期疊加面臨的深層次問題進行梳理；2015年提出新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進行了全面戰略部署；2016年的“十三五”規劃，要求“要準確把握戰略機遇期內涵的深刻變化，更加有效地應對各種風險和挑戰，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礎上提出“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持續釋放內需潛力”“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作為關鍵詞；2019年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決定，要“堅持獨立自主和開放合作相促進，打好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的攻堅戰”。因此，黨中央在2020年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在過去十多年持續探索的基礎上，對以往各種政策構想和戰略思維所進行的全面提升和綜合。關于新發展格局的理論與新常態理論、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高質量發展理論一脈相承，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

關于新發展格局的理論不僅具有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更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中國經濟過去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為全面建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格局奠定了供給基礎、需求基礎和制度基礎，新冠肺炎疫情及全球經濟格局的加速變革，為全面啟動新發展格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在供給層面，中國已建立了全世界最為齊全、規模最大的工業體系，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國內產業相互配套，規模效應、范圍效應以及學習效應在產業體系中全面展現，產業鏈具有較好的自我循環能力。同時，“中國制造”開始向“中國智造”“中國創新”轉變，國內各經濟主體擁有基本的創新能力和創新動力，政府主導下的基礎研究和技術趕超體系、龐大市場誘導下的商業創新體系，為中國創新注入了自我創新的內生動力。

在需求層面，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不僅具有14億多的世界最大人口規模，更具有4億人口的世界最大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品零售總額和進出口總額都位居世界前兩位，并具有快速增長的潛力。可以看出，外需和內需的關系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改變。

在制度和機制層面，改革持續推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發揮，統一公平的全國大市場也在各類基礎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改善營商環境等舉措的作用下逐步形成，國民經濟在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環節基本實現暢通。相對穩定、相對獨立、富有效率、良性互動的國內經濟大循環，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基本盤。

當前，黨中央在疫情防控阻擊戰和經濟復蘇保衛戰取得階段性成果之際，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充分把握了化危為機、趁勢而為的戰略時點。不僅有利于形成轉向國內大循環的戰略共識，而且可以借助經濟率先復蘇的優勢，通過快速復工復產進行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合理布局。

三、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來把握新發展格局的核心命題

首先，以馬克思主義社會總生產循環理論，來把握國內經濟大循環和國際經濟大循環的內涵和邊界。

一是要對國內經濟大循環做出準確定義和理解，避免理論和戰略上的雜音。所謂國內經濟大循環，是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國內的分工體系和市場體系為載體，以國際分工和國際市場為補充和支持，以國民經濟循環順暢、國內分工不斷深化、總體技術水平不斷進步為內生動力的資源配置體系。而國際經濟大循環則是以國際分工和國際市場為基礎，以國際產業鏈和價值鏈為依托，以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為表現形式，基于比較優勢的各經濟體相互競爭、相互依存的經濟循環體系。因此，并非如有些觀點所認為的，國際經濟大循環等同于自由的經濟循環，國內經濟大循環等同于封閉的循環。事實上，各種國外的經濟主體和要素都可參與到國內經濟大循環之中，只要其落腳點在于國內分工和國內市場的資源配置，其目的在于滿足國內需求和提升國內的生產力和競爭力。國內經濟大循環需要與國際經濟大循環相對接，國內經濟大循環需要在開放中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國內經濟大循環與國際經濟大循環不是進行簡單聯通，而是在全面聯通的基礎上，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個雙循環體系本質上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但與傳統“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發展戰略相比，在開放的方式、路徑、落腳點、目標以及內外之間的關系上都進行了重大調整。

二是在國民經濟的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中，生產環節依然具有先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是國內大循環暢通的核心。

三是要明確再生產的矛盾運動不僅體現在價值總量的匹配上，還體現在產品的結構性匹配上，不僅體現在靜態總量與結構的匹配上，還體現在動態擴展的匹配上。因此，推進國內大循環的暢通，需要多維度的調整和改革。

其次，充分運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基本政治經濟學原理，梳理新發展格局這一戰略決策的基本命題和核心內容。

一是堅持以生產力作為判斷戰略調整的核心標準。中國發展戰略究竟是“以國際經濟大循環為依托，以外促內”，還是“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以內促外”，必須根據我國分工體系和技術發展的階段和需要來判斷，必須以是否有利于生產力進步、綜合國力提升和國民福利改進為標準。當前提出新發展格局，其重要原因在于，在國際大循環動能減弱、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興起的大變革時代，“兩頭在外”的外向型戰略不僅難以快速提升我國的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反而成為經濟快速發展的新制約因素。

二是必須理解資本在世界經濟循環中的逐利本質，洞悉帝國主義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競爭本質，從根本上認識到目前外部環境的變化具有趨勢性和必然性。中國無法單純依靠國際經濟大循環實現生產力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依賴國際經濟參與度的深化不僅難以從根本上突破比較優勢帶來的低水平技術鎖定效應，也難以解決在大國博弈中遭遇的卡脖子問題，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必須根源于內部循環暢通和技術進步。

三是生產力的快速發展不僅體現為技術進步，還體現為分工體系的拓展和深化，因此，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調整不僅體現在新型創新體系的構建上，還體現為在大循環暢通下分工體系中各種生產組織體系的創新和發展，新型科技體系與企業家創新活力是新發展格局形成的核心要素。

四是生產關系的調整不僅體現在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環節的改革和完善，更體現在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和經濟治理能力的提升。新發展格局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激發新發展活力。

四、根據當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發展變化，來布局新發展格局的實施路徑和重點舉措

其一，應針對各種理論上的噪聲和雜音進行準確的理論批判，通過理論上的梳理和構建盡快形成思想上的共識。旗幟鮮明地反對認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就是閉關鎖國、發展內循環就會導致內卷化的觀點；避免戰略問題戰術化和項目化，把新發展格局戰略決策等同于“出口轉內銷”等短期應急舉措；避免將任何舉動都戴上雙循環的帽子，過于泛化使用新發展格局概念。

其二，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前提下盡快實現國內經濟復蘇，抓住國內經濟大循環快速啟動和全面梳理的戰略時機。

其三，根據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規律，把握近期國內經濟循環面臨的痛點、斷點和堵點，判斷出各類風險及其傳遞方式，完成好“六穩”“六保”工作，保證經濟基本盤的穩定和安全，防止受外部沖擊出現系統性風險。

其四，緊抓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全面落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出臺的一攬子政策，通過有效擴大內需緩沖中美經貿摩擦、疫情沖擊、全球經濟深度下滑帶來的外需收縮缺口，在總需求與總供給相對平衡的前提下，逐步通過全面深化國內經濟大循環和開放格局再重構來緩和戰略轉型帶來的沖擊。

其五，全面對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其六，全面啟動核心技術攻堅戰，改革科技創新體系，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盡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把握創新驅動這個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核心動力源。

其七，以高水平開放迎接未來格局的變化，在統籌開放與安全的基礎上進行開放格局和開放模式的調整，依托國內經濟大循環和技術創新打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人大政治經濟學論壇”，原載《光明日報》2020年9月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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