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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利周思睿：列寧在《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闡釋的四個重要觀點

點擊：作者：王傳利周思睿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9-01 13:05:37

【提要】《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是列寧闡述無產階級政黨宗教觀的名篇。列寧指出馬克思主義繼承并超越了歷史上反對宗教的學說，是徹底的無神論；揭示了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以及消亡的途徑，把宗教斗爭與消滅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具體聯系起來；對于資產階級國家而言，宗教是私人的事，但對于無產階級政黨而言，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無產階級政黨要防止宗教對黨的隊伍的侵襲，保持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

列寧是繼馬克思恩格斯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最偉大的革命導師，一生短暫卻留給人類極其豐富的思想。他在俄國斯托雷平反動時期寫的《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以下簡稱《態度》）一文，系統闡述了黨對宗教的看法和策略，糾正了黨內錯誤思想傾向，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說，至今閃爍著真理的光芒。

一、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無神論

1905年俄國資產階級革命失敗后，沙皇專制政府收回人民剛剛獲得的政治經濟方面的革命成果，殘酷鎮壓革命黨人和工農群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各級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不少領導人被逮捕，黨員人數急劇減少，組織渙散，思想一度混亂，一些人悲觀失望，黨內流行經濟主義、孟什維主義、取消主義等機會主義思潮，出現了把社會主義和宗教調和起來的思潮以及“尋神說”和“造神說”的腐朽思想。闡釋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教育黨員干部，重整隊伍，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成為擺在列寧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列寧寫了《態度》一文，首先提出馬克思主義是徹底的無神論。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徹底的無神論，首先在于馬克思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思想家對宗教的懷疑和毀滅性的批判。早在1778年，萊辛的論文《關于福音作者只不過是人間歷史作者的新假設》，就包含了以后對耶穌批判的飽滿的萌芽。德國哲學家施特勞斯的《耶穌傳》，用因果關系檢查圣經故事，揭示福音書中講述的“瑪麗亞受圣靈感動懷孕”、耶穌“復活”、耶穌拿“五個餅、兩條魚給五千人吃飽”等故事，沒有歷史真實性而只能是神話。他分析出圣經故事里的許多邏輯矛盾，，認為“四福音中所敘述的故事都完全不是目擊者的報導，而只能認為是這樣一些人的一些描寫，……由他們自己的捏造杜撰來加以渲染的。”施特勞斯對宗教的揭露表明，整個基督教信仰是建立在沒有歷史根據的神話傳說基礎上，對基督教信仰與權威作出的一切神學解釋都是無稽之談。1841年，費爾巴哈出版《基督教的本質》一書，用自然的人否定上帝，揭露宗教起源于人的“利己主義”需要，認為任何宗教——自然宗教或多神教和精神宗教或基督教——都是人基于對外部力量的依賴，借助想象力使自己同自己的本質相分裂的結果，由此把宗教批判和無神論思想提高到一個新高度。所以，《態度》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聲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它完全繼承了法國18世紀和德國19世紀上半葉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歷史傳統，即絕對無神論的、堅決反對一切宗教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傳統。”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是徹底的無神論，還在于馬克思主義超越了歷史上反對宗教的學說。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采用的是心理學、人本主義或舊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而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批判采用的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將宗教批判引導到對現實社會的批判，引導到無產階級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偉大斗爭中去。恩格斯肯定了費爾巴哈的宗教批判，說《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同時又指出了它的不足之處。列寧在《態度》里說：“恩格斯在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著作中責備費爾巴哈，說他反對宗教不是為了消滅宗教而是為了革新宗教，為了創造出一種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徹底地批判宗教、絕對的無神論，是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則立場，所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論》(馬克思看過該書的手稿)，通篇都是揭露唯物主義者和無神論者杜林沒有堅持唯物主義，給宗教和宗教哲學留下了后路。”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句名言，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觀點。我國學界有人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觀歸結為“反映論”，，聲稱要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反映論”取代列寧的“鴉片麻醉論”，認為宗教既有人們對現實苦難的抗爭，也有對真善美的追求，它撫慰人們的心靈，給予人們以生存勇氣，是對人們現實生活巨大欠缺的精神補償。這是對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論斷的曲解。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里提出：“宗教是被壓迫心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列寧充分肯定了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觀點，并且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宗教問題上的全部世界觀的基石”。由于列寧與馬克思恩格斯共同認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就不應該將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觀歸結為“反映論”并與列寧堅持的本來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鴉片麻醉論”對立起來。如果一定要說宗教體現了“人們對現實苦難的抗爭” “撫慰人們的心靈”，那僅僅如同吸食鴉片后神經被麻醉產生的幻覺一樣，讓受苦受難的人民群眾忽視現實問題，逃避現實社會的斗爭，這不但無法實現心靈和社會的解放，反而在精神麻醉中越來越深地陷入苦海中，談何“給予人們以生存勇氣”，談何“對真善美的追求”！《態度》一針見血指出：“馬克思主義始終認為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制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宗教產生和流行的漫長歷史證明，宗教可能會成為欺騙民眾的工具，成為捍衛剝削階級反動統治或發動暴力殺戮的工具，成為資產階級麻痹人民抗爭斗爭的工具。

二、現代宗教的根源是對資本捉摸不定力量的恐懼

宗教產生的根源是什么？資產階級進步派、激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回答說，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無知。與之不同，馬克思恩格斯將唯物主義原則應用到歷史與社會科學領域，揭示了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與群眾信教的社會原因。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因此，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宗教產生、發展的根源就不應該從“外部力量”中尋找，而應該從支配著人精神生活的物質生產方式中尋找。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態度》分析了現代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里，這種根源主要是社會的根源。”如果說基督教產生于古代的階級壓迫，受苦受難的民群無力直接反抗壓迫者，不得不在虛幻的世界里尋找安慰，那么，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群眾受到社會的壓制，面對時時刻刻給普通勞動人民帶來最可怕的災難、最殘酷的折磨的資本主義（比戰爭、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帶來的災難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們覺得似乎毫無辦法，——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顯然，列寧沿著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的唯物史觀道路，將費爾巴哈、斯特勞斯、鮑威爾、萊辛的宗教批判推向新的高度。

當然，列寧并不否定資本主義時代宗教產生的心理條件，他在《態度》里引用了古羅馬詩人普帕斯塔齊烏斯在史詩《忒拜戰紀》里的一句詩:“恐懼創造神”，但列寧給予這句詩以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來揭示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的意蘊，不是恐懼本身產生宗教，導致無產階級產生恐懼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才是宗教產生的根源。

《態度》深刻地揭示資本主義時代宗教產生的社會根源。無論傅立葉、圣西門、歐文等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馬克思恩格斯，都對資本主義做了最深刻最有力最尖銳的批判。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指出：“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資本主義時代使得造福人類的機器生產成為無產階級苦難的技術手段，“機器這一縮短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變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屬一生的時間轉化為可以隨意用來增殖資本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資本主義經濟的不穩定性造成工人大量失業，貧困、饑餓像夢魘一樣伴隨著無產階級。工人時刻面臨著失業乃至失去全部生活資料的處境，這就讓他們無時無刻不處于一種“絕對貧困”狀態，如同浮萍一般淪為一種四散飄落的“偶然的個人”。資本不是物，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對全社會具有法力無邊的統攝魔力。資產階級用饑餓威脅無產階級依附于資本，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更牢”。資本對勞動階級的統治是那樣地巧妙、精致、無所不在，無產階級遭遇的苦難是那樣地深重、殘酷、捉摸不定、無邊無際。在這種狀態下，工人對未知的恐懼就極易轉化為對宗教的依賴，希冀從宗教中獲得一絲精神寄托與心理安慰，而資產階級也樂于用他們控制的教會和各種各樣的宗教團體吸引工人階級以轉移他們對資本家的憎惡。在科學社會主義產生之前，沒有科學社會主義的灌輸，加上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欺騙，無產階級尚未清醒地產生科學的自覺的階級意識，找不到實現階級解放的路徑，必然產生對資本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懼。長期被愚弄、被沉重壓迫到無力反抗地步并且看不到任何解放希望的勞動群眾，能夠找到的擺脫恐懼的方法，只能是退回心靈，尋找麻醉，尋找精神寄托，把虛幻的天國里存在的上帝當作救世主。所以，列寧說：“現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對資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懼，而這種力量確實是捉摸不定的，因為人民群眾不能預見到它，它使無產者和小業主在生活中隨時隨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來的’、‘出人意料的’、‘偶然發生的’破產和毀滅，使他們變成乞丐，變成窮光蛋，變成娼妓，甚至活活餓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預備班的唯物主義者，都應當首先而且特別注意這種根源。”

三、把宗教斗爭與消滅宗教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具體聯系起來

如何擺脫宗教對人的束縛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追求無產階級解放的工人政黨在革命實踐中必然碰觸到的現實問題。認清宗教產生的根源，等于具備了消滅宗教的認識論前提。既然宗教產生發展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那么，作為工人政黨就不僅要堅持無神論，更要徹底鏟除宗教產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樣才能真正喚醒工人的階級意識，進而將他們從資產階級創造的虛幻世界中徹底解脫出來。

在資產階級進步派、激進派或資產階級唯物主義者看來，宗教源于人民愚昧無知，靠喊出蒼白、空洞、膚淺的資產階級狹隘文化主義口號“打倒宗教，無神論萬歲”，便可以萬事大吉。馬克思主義者要與這種充滿幻想的、空想的、虛妄的、可笑的滑稽做法劃清界限。《態度》列舉出恩格斯“多次譴責那些相比社會民主黨人‘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譴責他們企圖在工人政黨的綱領里規定直接承認無神論，即向宗教宣戰”的歷史事實。其中一個史實是恩格斯于1874年批評當時僑居倫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發表的向宗教宣戰的著名宣言，“認為他們大聲疾呼向宗教宣戰是一種愚蠢的舉動，指出這樣宣戰是提高人們對宗教的興趣、妨礙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

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是一概地反對在無產階級中實施反對宗教的思想政治教育。列寧重視在工人階級中灌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工作，認為加強對無產階級的思想教育，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有利于團結、凝聚、組織、培訓無產階級隊伍，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任何輕視和任何脫離，都意味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加強。”《態度》四次提到用“教育”的方法消除宗教幻想。比如，“恩格斯要求工人政黨耐心地去組織和教育無產階級，使宗教漸漸消亡，而不要冒險地在政治上對宗教作戰”，這顯然不是排斥“教育”的手段，而是把教育當作消滅宗教的方法之一。再比如，當信教的工人加入社會民主黨后，對他們不是自由放任，“我們吸收他們是要用我們黨綱的精神來教育他們”，這里列寧再次提到“教育”。

但是，馬克思主義者更清楚地知道，不與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聯系起來的反對宗教的無神論教育，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乏力的，注定起不到徹底消滅宗教的良好效果。無產階級徹底地反對宗教，就必須把宗教斗爭與消滅產生宗教的社會根源的階級運動具體聯系起來。恩格斯不是一般地反對布朗基派的反宗教宣傳斗爭，而是批判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眾的階級斗爭從各方面吸引了最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參加自覺的革命的社會實踐，才能真正把被壓迫的群眾從宗教的壓迫下解放出來，因此宣布工人政黨的政治任務是同宗教作戰，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的空談而已。”所以，重視“灌輸論”的列寧將宣傳教育當作提高群眾對宗教認識覺悟的手段。在如何看待反宗教書籍的問題上，他提出：“由此是否可以說，反宗教的啟蒙書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決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出版有關的科學書刊（直到現在，這些書刊還遭到農奴制的專制政權的查禁）現在應當成為我們黨的工作之一。我們現在必須遵從恩格斯有一次向德國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建議：翻譯和大量發行18世紀的法國啟蒙著作和無神論著作。”他還說：“社會民主黨宣傳無神論，必須服從社會民主黨的基本任務：發展被剝削群眾反對剝削者的階級斗爭。”“只要受資本主義苦役制度壓迫、受資本主義的捉摸不定的破壞勢力擺布的群眾自己還沒有學會團結一致地、有組織地、有計劃地、自覺地反對宗教的這種根源，反對任何形式的資本統治，那么無論什么啟蒙書籍都不能使這些群眾不信仰宗教。”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不應當立足于抽象的、純粹理論的、始終不變的反宗教宣傳教育，而應當立足于無產階級從事的具體的、對廣大群眾教育最有效的階級斗爭上，把反宗教斗爭推進到無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高度，才能把無產階級從資本主義宗教迷霧里解放出來。

四、宗教對于工人政黨來說決不是私人的事

如何處理信教者與工人階級政黨的關系，如何團結吸引教育信教者投入到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中去，是身處宗教盛行國度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無法回避的課題。《態度》就工人政黨如何對待宗教的宏觀原則和具體微觀事務作出了耐心詳盡的回答。

如何理解“宗教是私人的事”？這是針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宗教政策而提出的。資產階級國家是壓迫勞動人民的機器，不但壓迫不信教的勞動人民，也壓迫信教的勞動人民。在當時的俄國，有不少受階級壓迫的信教的勞動群眾。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壓迫，既要依靠不信教的富有無產階級覺悟的先進分子，也要支持被迫害的宗教群眾爭取平等的權利。鑒于此，他認為，宗教對國家來說是不受警察干涉的私人的事，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態度》提到俾斯麥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時，恩格斯指導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張給耶穌會士以自由，主張允許他們進入德國國境，主張取消對付這種或那種宗教的任何警察手段。‘宣布宗教為私人的事情’──這是愛爾福特綱領(1891年)的一個著名論點，它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上述政治策略。”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吏根本無權過問公民信什么教，也不應該有國家指定何種宗教占統治地位，國家不應該拿稅收供養任何一種宗教任何一個教士。無產階級政黨反對資產階級國家迫害信仰某種宗教的人民群眾，也反對資產階級國家給予某種宗教以施舍。列寧認為：“決不應當把國家的錢補貼給國家教會，決不應當把國家的錢補貼給教會團體和宗教團體，這些團體應當是完全自由的、與政權無關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聯合會。……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這就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向現代國家和現代教會提出的要求。”

但是，對于無產階級政黨而言，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里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工人黨卻力求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列寧接受了馬克思關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論斷，當然接受馬克思的“宗教的妖術”的提法。一個以唯物史觀武裝頭腦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戰士，應該接受無神論、反對有神論，不被“宗教的妖術”所迷惑，影響無產階級政黨的純潔性、戰斗力，所以，宗教對于工人政黨來說決不是私人的事情。針對機會主義者將“對于資產階級國家來說，宗教為私人的事情”偷換為“對于我們黨來說，宗教是私人的事情”的現象，這被《態度》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的歪曲”，當時恩格斯有意地著重聲明：“社會民主黨認為宗教對于國家來說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對于社會民主黨本身、對于馬克思主義、對于工人政黨來說決不是私人的事情。”在1905年的《社會主義與宗教》里，列寧更加鮮明地發揮了這個觀點：“對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政黨，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們的黨是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覺悟的先進戰士的聯盟。這樣的聯盟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以便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迷霧進行斗爭。我們建立自己的組織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目的之一，也正是為了要同一切利用宗教愚弄工人的行為進行這樣的斗爭。對我們來說，思想斗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

正是因為宗教對黨來說不是私事，所以，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政黨與宗教作斗爭的原則和策略是要敢于同宗教作斗爭，而且運用辯證思維，善于與宗教作斗爭，不應當抽象地對待反宗教斗爭問題，而是善于估計整個具體情況，既不陷入空洞抽象的貌似“革命”的反宗教口號中，也不害怕同宗教作斗爭。列寧具體地分析了幾種情況，說明如何善于與宗教作斗爭。在組織罷工運動時，馬克思主義者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取得罷工的勝利，而不是把群眾區分出有神論者與無神論者、信教者與不信教者，應該從推動實際的罷工運動取得勝利出發，而不是機械地不顧罷工斗爭的需要去宣傳無神論，此時“宣傳無神論，就只能有利于神父，因為他們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上帝這一標準來劃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參加罷工這一標準。”

司祭能不能入黨？列寧認為：“不能一成不變地在任何情況下都宣布說司祭不能成為社會民主黨黨員，但是也不能一成不變地提出相反的規定。”信教者入黨的條件是愿意到黨內來“共同進行政治工作，真心誠意地完成黨的工作，不反對黨綱”。黨內不許有“積極宣傳宗教觀點，以此作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的黨員。吸收宗教徒到黨內，是“要用我們黨綱的精神來教育他們，而不是要他們來積極反對黨綱。我們容許黨內自由發表意見，但是以自由結合原則所容許的一定范圍為限，因為我們沒有義務同積極宣傳被黨內多數人摒棄的觀點的人攜手并進。“列寧在1919年專門致信中央組織局，說：“我主張把參加宗教儀式的人開除出黨。”在紀念列寧誕辰150周年之際，重溫列寧的這些擲地有聲的回答，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頗有教益。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科學與無神論”，原刊于《科學與無神論》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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