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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宏宇:上帝的力量——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宗教因素
點擊:3130  作者:林宏宇    來源:治學去1作者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發布時間:2016-06-22 07: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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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選舉是全球關注的焦點,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特推出美國選舉專題。由國內研究美國選舉的權威專家,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林宏宇教授進行權威解讀,通過這個系列連載,將讓我們更為全面的了解美國總統選舉政治。

 

  引  言


  2016年美國大選正在如火如荼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之爭已成定局,但鹿死誰手,尚難知曉。而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現代美國總統選舉來看,要想預測選舉結果是十分不易的。1952年大選,勢力強大的共和黨保守派一致擁戴身世顯赫的羅伯特·塔夫脫,但最后勝出的卻是持溫和立場的艾森豪威爾;1960年,幾乎所有民主黨大佬都看好了林登·約翰遜,但年輕的肯尼迪卻脫穎而出;1976年,人們普遍看好共和黨在職總統杰拉德·福特,但最后勝出的卻是“局外人”吉米·卡特;1992年,民意支持率高達90%的老布什,滿以為穩操勝券,結果卻敗于被其戲稱為“外交文盲”的小州長克林頓之手;2000年,許多預言家斷定正享受著戰后最長經濟繁榮期的美國人肯定會選擇現職副總統戈爾,但取勝的卻是打著“富有同情心保守主義”招牌的小布什;2008年大選,孰能料到40多年前還在為爭取基本人權而奮斗的美國黑人,竟然也能入主白宮。

 

  同時,作為當今世界最強大武裝力量的總司令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最主要制定者,美國總統被認為是“地球上最強有力的職位,能夠移動和搖撼整個地球”。二戰以來,美國總統的變遷幾乎都不可避免地輻射、波及當時的國際形勢與國際關系。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果1968年上臺的不是尼克松,那么可能就沒有1972年中美關系戲劇性的突破;1980年大選,奉行強硬路線里根總統的上臺,蘇聯崩潰的命運就已注定;如果2000年大選中戈爾當選,那么2003年伊拉克戰爭可能就打不起來;如果2008年奧巴馬沒當選,那么可能就沒有令南海局勢緊張的“亞太再平衡”。

 

  如何看待美國總統選舉——世界歷史上最悠久的政府最高行政權力和平交接的有效機制?美國總統選舉主要受到什么因素影響?美國總統選舉對美國內政外交有何影響?如何看待和克服美國總統選舉對中美關系的負面影響?

 

  林宏宇教授即將再版的《美國總統選舉政治研究》一書(該書曾榮獲2008年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將做出系列解答。

 

  正  文


  美國是一個宗教感很強的國家,直到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宗教對美國人的影響依然非常強大,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許多方面都有宗教因素的影子,上帝在美國人心目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神奇力量。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不了解美國宗教在美國的地位與作用,就很難深入了解美國政治。作為美國政治的重要現象——美國總統選舉政治也與美國宗教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1952年以來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宗教扮演著十分積極的角色,是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另一個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

 

  一、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美國宗教


  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宗教表現出3個新的特點:

 

  第一,美國宗教呈現復興趨勢,信教人群比例不斷上升。二戰結束初期,西方文明面臨衰落,美國信教人數不足50%,美國保守派精英人士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他們認為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明面臨著嚴重危機。20世紀50年代初為了挽救以基督教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美國保守派人士發起一場宗教復興運動,號召“人們回到宗教去”(return to religion),試圖通過復興基督教傳統信仰來制止西方文明的衰敗。經過他們的努力,美國信教人數不斷上升,到1955年就基本恢復到戰前水平,以后就逐年上升。(見圖1)據民意調查顯示,即使到了非常功利的今天,仍有16%以上的美國人每周上教堂的次數不止一次,60%以上的美國人聲稱至少每月去一次教堂。


  第二,美國宗教團體日益關注現實政治問題。日益卷入現實政治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宗教變遷的一個突出特征。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道德多數派(Moral Majority)、傳統價值觀念聯盟(Traditional Value Coaliion)、生命權利(Right of Life)、基督教之聲(Voice of Christian)等宗教政治組織的形成,基督教右翼各派在反墮胎、反同性戀等社會政治運動中的合作,以及宗教組織參與美國各級選舉活動意識的增強,都反映了這種變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基督教右翼勢力在美國的影響不斷上升。這些宗教團體所關心的已經遠不是宗教問題,而是美國的社會政治問題,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

 

  第三,宗教利益團體活動頻繁,能量巨大。據統計,規模較大的全國性宗教利益團體組織有37個,如果進一步細分,根據2000年的統計數字,全美國有236533個基層宗教社團。近年來,來自各種宗教利益團體的院外活動家充斥美國國會和白宮。他們提出的政策動議涉及方方面面:從主張公立學校祈禱、為天主教學校提供幫助、反對墮胎、反對同性戀等國內社會問題,到要求停止核試驗、制裁古巴等安全外交問題。一般說來,美國的宗教利益團體影響美國政治主要有4個途徑:一是在決策過程中游說政策制定者,主要手段是宗教理念說教和提供部分金錢,動員教徒為決策者提供支持或制造麻煩;二是以同樣的手段影響政治議程的制定、大眾政治理念形成和總統選舉的過程;三是一些宗教利益團體成員利用與某些政府機構或官員的密切關系,經常對政府官員的政治活動提供“咨詢”,這實際上是參與了決策的過程;四是某些宗教利益團體本身就是公職人員的重要來源,他們中的有些人將成為政府官員。


  二、宗教影響美國總統選舉概況

 

  20世紀50年代以來,作為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社會文化因素——宗教,扮演著十分積極的角色,尤其自越戰結束以來,宗教的影響越來越大。

 

  盡管美國宗教派別紛雜,但基本也可以用自由派和保守派把它們分成兩類。據統計,目前占美國宗教人口絕大多數的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中,持保守派觀點的教徒人數比例分別為44%和41%,持自由派觀點的比例分別為28%和36%。顯然,美國宗教保守派人數超過了宗教自由派人數。可見,近年來多數美國人變得相對保守了,因此,多數美國人更傾向于選擇持保守主義觀點的總統候選人。200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什打著“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招牌,戰勝較為強勢的民主黨現職副總統戈爾,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這一點。

 

  1952年以來當選的美國總統的宗教觀念,基本上也可以籠統地歸入上述兩種宗教觀中去。總體來說,美國民主黨出身的總統傾向于自由派宗教觀,共和黨出身的總統傾向于保守派宗教觀。例如,肯尼迪、林登· 約翰遜、克林頓等總統傾向于自由派宗教觀,艾森豪威爾、尼克松、里根、布什等總統則傾向于保守派宗教觀。只有卡特總統的宗教傾向是個例外,在1976年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為美國總統時,應該屬于自由派宗教觀,但他的政策主張卻傾向于保守派宗教觀。

 

  由于美國宗教對美國人的影響非常深刻,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都不敢忽視宗教教派勢力在總統選舉中的作用,因而,爭取教派的選票已成為近年來美國總統競選的重要內容之一。在這方面,美國共和黨似乎比民主黨更有先見之明。從整體上看,美國共和黨選民比民主黨選民具有更強的宗教傾向性。據統計,共和黨選民中絕大多數人認為宗教是非常重要的,絕大多數人相信人死后會轉生,70%的共和黨選民是教會成員,40%的共和黨選民至少每周參加一次教會活動,20%至少每月參加一次教會活動。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和黨積極爭取傳統宗教勢力的支持并取得巨大成功。據《紐約時報》的民意測驗顯示,大約81%的白人基督徒在 1984年總統選舉中投了里根的票。1980年、1984年,里根兩次當選美國總統與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支持分不開。里根本人也非常重視宗教的作用,是美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公開聲稱自己是“再生之徒”的總統之一。他在許多競選演說中毫無保留地、充分地展現自己的宗教傾向和觀點,他多次向選民保證,如果他當選總統,將使學生在公立學校的祈禱合法化,以解決這個長期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問題。1984年1月3日,里根在一次25分鐘的講話中竟然被聽眾的掌聲打斷23次,聽眾6次站起來向他歡呼,聽眾對里根所持的宗教價值觀如癡如狂。里根在講話中指出:“讓我們從頭說起,上帝是我們生命的精髓,個人家庭是社會的核心,我們對未來的最大希望就是面對我們的孩子們……上帝給予家庭的最高貴禮物是生活,正是上帝給我們送來了和平使者……我曾說過,我們在闡明上帝站在我們一邊時必須謹慎,因為我們必須首先回答的是:我們是否站在上帝一邊?”里根所持的保守派宗教觀,使那些基督教右翼組織興奮不已,他們認為里根是他們最理想的總統候選人,是他們真正的代言人,他們有人甚至認為里根是“美國建國以來我們所擁有的最宗教化的總統”。除了里根以外,小布什可謂最受宗教界選民青睞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了,據統計,2004年大選中,在認為“宗教對其生活非常重要”的選民中,64%的選民投票支持小布什,只有35%支持克里。

 

  與共和黨相比,美國民主黨與宗教的關系相對弱些,但也同樣不敢忽視宗教勢力對總統選舉的影響。例如,2000年大選中,為爭取猶太教選民的支持,同時清除克林頓—萊文斯基丑聞的不良影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選擇了康涅迪格州(Connecticut)參議員、猶太人李普曼為其副總統候選人,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猶太裔的副總統候選人,這對猶太教選民有很大吸引力,有利于為民主黨拉選票。后來投票結果表明此舉是非常有效的,據統計,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79%的猶太教選民投民主黨戈爾的票,只有18%投小布什的票。


  三、不同教派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美國不同的宗教教派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支持是不同的,大體情況如下:

 

  (一)天主教(Catholic)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在美國這個宗教多元化的國家中,不同的宗教派別在國家政治生活的地位和作用不可能是整齊劃一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越來越多的天主教徒移民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天主教徒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一直穩定地維持在26%左右,人數約為6200萬,成為美國國內最大的宗教派別之一。目前,天主教在全美國擁有2萬個教區,8300個教會學校,231所大學,900個醫院和保健中心,1400個慈善機構。而且,美國天主教教會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教會,其財產估計有1000多億美元,每年收入約150億美元,不動產接近500億美元,許多大財團的首腦都是天主教徒,如摩根、杜邦、福特、肯尼迪等集團。另外,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天主教徒中年收入超過4萬美元的已占全美天主教徒總數的23%左右,年收入在2.5-4萬美元之間的占25%,這兩項指標均高于同等收入的全國人口平均比例。這些數字指標都直觀地表明天主教勢力是任何一個美國總統候選人都不敢忽視的龐大資源。

 

  從歷史來看,20世紀上半期,天主教與美國總統選舉的關系曾是美國社會政治生活中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在美國總統選舉問題上,天主教徒首要關心的是,誰當美國總統可以更公平地對待天主教徒。因此,參加競選的總統候選人不能不考慮這方面的因素。20世紀美國共進行了26次總統選舉,其中2次與天主教關系最密切,分別是1928年大選和1960年大選。在這兩次大選中,參加角逐的總統候選人中有2人是天主教徒,它們分別1928年的史密斯(Alfred E. Smith)和1960年的約翰·肯尼迪。這是天主教因素影響美國總統選舉最大的兩次,選舉結果是史密斯失敗了,肯尼迪以微弱優勢取勝。肯尼迪的主要阻力來自于保守的新教福音派和基要派的強烈反對,福音派全國聯合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曾發動全國的福音派牧師起來警告美國選民,如果天主教徒占領白宮,將會給美國人帶來危險。這也說明天主教在美國的影響還未能與主流的基督新教平起平坐。

 

  20世紀50年代初以前,天主教徒大多支持民主黨候選人。據統計,當時50%以上的天主教徒認為自己是民主黨人,不到20%聲稱自己是共和黨人,這主要是因為他們強烈感受到共和黨新教文化的壓迫,因此,他們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票的比例從未超過50%。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初以來,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在1952年和1956年兩次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天主教徒對民主黨的忠誠沒有那么堅定了,他們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率首次跌到50%(含)以下。20世紀60年代初雖又有所回升,但到60年代末,隨著天主教選民社會經濟地位的進一步提高,這種支持又開始下降,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保守派天主教徒開始轉向共和黨,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取勝立下一定功勞,例如,1980年總統選舉中54%的天主教徒(大部分是保守派天主教徒)投票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為里根的獲勝起到重要作用;2000年大選中以保守立場著稱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什也得到了47%的天主教徒的選票,另據出口民調(exit-poll)顯示,2004年大選中他又得到約1610萬張保守派天主教徒的選票。當然,不是說20世紀70年代以來,天主教徒完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隨著選舉形勢的變化,他們也有“回潮”的時候,例如1992年、1996年、2000年總統大選中,多數天主教選民又投了民主黨候選人的票。

 

  而且,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天主教徒的投票情況幾乎成了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晴雨表。一般來說,能贏得多數天主教徒選票的總統候選人就能入主白宮。例如,1960年肯尼迪獲得78%天主教徒的選票而獲勝,1964年約翰遜獲得75%而當選,1968年、1972年尼克松分別獲得53%和57%而連任,1976年卡特獲得57%而成為黑馬,1980年、1984年里根分別獲得54%和53%而執掌白宮8年,1988年老布什獲得52%而當選,1992年、1996年克林頓分別獲得55%和59%而兩度入主白宮。根據這個規律,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得到50%天主教徒的選票,本應贏得大選,但由于小布什也得到了47%的天主教徒的選票,兩人之間的差額太小,加之選舉團制度的缺陷,結果小布什倒贏得了大選。(1960年以來天主教選民投票具體情況見圖2)


  美國6200萬天主教徒中,絕大部分(約74%)集中分布在美國的17個州。其中,天主教徒占選民總數30%以上的有9個州,分別是羅德島州(Rhold Island)占63.7%、麻省(Massachusetts)占48.9%、新澤西州(New Jersey)占41.8%、康涅迪格州(Connecticut)占40.9%、紐約州(New York)占39.8%、威斯康星州(Wisconsin)占31.7%、伊里洛伊州(Illinois)占31.5%、路易斯安娜州(Louisiana)占30.6%、賓州(Pennsylvania)占30.1%,這些州共擁有137張選舉人票。2000年大選中,戈爾贏了這9個州中8個,共128張選舉人票,占戈爾所得總選舉人票數的49%。也就是說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戈爾約一半的選舉人票來自天主教徒選民占多數的8個州,可見目前美國天主教還是相對傾向于民主黨。根據2000年大選的一個民意測驗數字顯示,天主教徒關心的問題是: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46%),改進衛生系統(45%),改善公共教育(39%),犯罪問題(35%),失業問題(31%),道德價值觀問題(31%)。可見他們更關心的是社會經濟問題,而不是基督教右翼勢力關注的道德價值觀念問題。

 

  (二)新教(Protestant)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作為美國主流宗教派別之一,新教教徒人口最多,是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力量之一。一般來說,多數美國新教徒通常投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票,只是南方白人新教徒有些特殊。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20世紀60年代以前,南方白人新教徒傾向于投民主黨的票,這與全國新教徒的政治觀點形成明顯反差。北方白人新教徒則是堅定支持共和黨,即使在1936年自由主義社會思潮彌漫全美國那樣的形勢下,絕大多數北方白人新教徒還是投了共和黨候選人蘭頓的票,而沒有投“新政”領袖羅斯福的票。從總體來看,作為美國主流宗教派別的新教教徒較為穩定地支持共和黨。

 

但是近年來,尤其20世紀70年代以來,正如天主教選民對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忠誠在下降一樣,新教徒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忠誠也在下降。例如,1972年總統選舉時,尼克松獲得了新教徒中 69%的選票;而到 1976年總統選舉時,只有58%的新教徒投共和黨候選人福特的票,民主黨候選人卡特的票囊里也有很多北方新教徒的選票;到1980年總統選舉時,只有51%的新教徒投了里根的票。一般認為,新教教徒的神學保守主義傾向越強,他越傾向于共和黨,而自由主義傾向越強時,越傾向于民主黨。如果我們把新教徒按社會地位來劃分就會發現,地位越高的新教徒越傾向共和黨,而地位低的新教徒常常平等看待兩黨,既有支持共和黨的,也有擁護民主黨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新教中的右翼保守勢力進一步抬頭,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是他們重點支持的對象。(后文“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將詳細論述這一點。)

 

  (三)猶太教(Judaism)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盡管猶太人僅占美國總人口的約2-3%,但猶太人在美國宗教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卻是不可低估的。由于大部分猶太人集中居住在美國選情激烈且地位重要的大州或大都市,且參與投票的比例極高,所以在美國總統競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志于奪冠的總統候選人是不敢忽視猶太教徒選票的。

 

  盡管美國猶太教徒也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但現代典型的猶太教選民如同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在羅斯福新政時代一樣,大都站在民主黨一邊。猶太人站在民主黨一邊是與他們的宗教信仰相聯系的。關心窮人和社會弱勢群體是猶太教的古老傳統,這與新政以來的民主黨的主張相一致。從1952年到1972年,猶太教選民基本上還是民主黨的忠實選民,但在1972年總統選舉以后,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猶太教選民不再像以前那樣堅定地以政黨定位自己的投票取向,而是以以色列問題作為決定他們選票的關鍵點,他們關心的是以色列而不是對政黨的忠誠。一些猶太知識分子開始感到民主黨不再值得他們支持了,因為他們認為民主黨對以色列關心不夠,對蘇聯人防備不足,有時對美國其他社會集團的關心(如黑人)超過對猶太人的關心。但是這些思想僅限于少數猶太人,作為一個整體,猶太人還是支持民主黨的。即使在1972年許多保守的猶太人知識分子譴責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戈文時,還是有大約63%的猶太教選民投了這位民主黨候選人的票。1976年卡特做得更出色,他得到了猶太人68%的選票。20世紀80年代以來,看到猶太教選民的投票傾向日益向實用主義方向發展,共和黨也開始大力爭取猶太選民的支持,希望猶太教選民能改弦更張,支持共和黨。

 

  為什么僅占美國總人口2-3%猶太教選民引起民主、共和兩黨總統候選人的如此關注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美國猶太教組織在美國所有宗教組織中是最富有的,他們經常積極向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款,對總統候選人的競選過程產生切實有效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第二,猶太教徒具有悠久的積極參與選舉政治的傳統,登記和參選的人數比例經常高于其他選民集團的好幾倍,對選舉結果有很大影響;第三,猶太教徒選民具有某種政治地理優勢,大約60%的美國猶太人居住在東西海岸和中部的大都市,如紐約、波士頓、華盛頓、芝加哥和洛杉礬等,這些地方往往是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較強的政治輻射能力;第四,猶太人在知識界和大眾傳媒中擁有極大實力,經常出現一些很有影響力的重量級政治精英(如基辛格)。美國總統候選人深知這幾點,所以他們不遺余力地爭取猶太人的選票。

 

  (四)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從1980年總統選舉開始,被新聞媒體和學術界稱為基督教右翼的宗教政治利益團體聯盟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基督教右翼運動,源于美國新教虔敬派(Pietists)和非虔敬派(Nonpietists)之爭中的虔敬派主張。自19世紀以來,美國的政治爭端通常以宗教劃分,19世紀末20世紀初,虔敬派和非虔敬派之間的區別成為人們政治選擇的重要標尺。所謂虔敬派,是17世紀興起于德國的一個新教派別,后發展到其他國家。19世紀末期,美國的虔敬派包括衛理宗(Methodists)、浸禮宗(Baptists)、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s)和崇拜路德派(Liturgical Lutherans) 的少數,他們絕大部分擁護共和黨。虔敬派對宗教的理解主要是從倫理道德出發。他們認為自己是改造美國和美國人的領導者,強調家庭等傳統道德觀念。虔敬派把宗教信仰與世俗政治事務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充分體現了美國現代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實際上,基督教右翼是一種社會運動,它致力于恢復傳統宗教道德價值觀念,通過鼓動福音派新教徒和其他宗教保守勢力參與政治活動來實現其目的。

 

  基督教右翼勢力擁有非常可觀的選舉資源。根據1998年美國中期選舉的統計數字顯示,基督教右翼勢力旗下的宗教利益團體——“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擁有200萬個成員,2000個地方組織,聯系著10萬個教堂,預算資金高達1700萬美元。該組織在1998年中期選舉中大約分發了4500萬份投票指南,打了100多萬個電話,花費了300多萬美元;另一個類似的組織——“家庭研究理事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也擁有200萬會員,這些會員分布在34個州,連接著數千個教堂;另一個右翼組織“為勞動家庭競選協會”(Campaign for Working Family)在1998年選舉中捐贈了700萬美元,其中300萬美元花在了初選階段。

自20世紀70年末、80年代初以來,基督教右翼勢力對美國各個層面的選舉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不僅對美國總統選舉,而且對美國地方政府的選舉也投入很大力量。他們認為美國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享有很大的自治權,是美國政黨體制和聯邦體制的草根層(Grassroots),通過影響地方政治可以從根基上影響美國總統選舉。在選舉方面,基督教右翼對共和黨表現出特別的關注,在每次選舉期間都特別關注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基督教右翼宣稱,他們不是通過自己的路子獲得政治影響,而是通過其他組織,特別是共和黨來獲取政治影響。專門研究基督教右翼運動的美國政治學家詹姆斯指出:“基督教右翼已從一場社會運動轉變為共和黨的一個常設機構。”從此言可見,基督教右翼勢力與共和黨的聯系是如何緊密。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美國總統選舉來看,可以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別是里根和小布什)都是被基督教右翼勢力扶上白宮寶座的。里根與基督教右翼勢力領導人的關系非常密切。例如,他與成立于1979年的基督教右翼組織“道義多數派”(Moral Majority)領袖杰里·法爾韋爾(Jerry Falwel)私交甚篤,法爾韋爾是里根在宗教界最親密的朋友,他在198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為里根競選提供先進的電視宣傳網絡系統(該系統原是法爾韋爾定期舉行電視布道會使用的工具),并動員大批教徒為里根拉票,為里根入主白宮立下大功。當1980年里根選舉獲勝后,法爾韋爾直言不諱地聲稱里根的勝利應當歸功于“道義多數派”的支持。在里根第一個執政期間,美國宗教與政治的聯系達到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緊密。在接下來的1984年總統選舉中,基督教右翼勢力與共和黨的關系越加緊密。例如,1984年的共和黨代表大會就是在基督教右翼牧師詹姆斯·羅賓遜的祈禱后開始的。羅賓遜原是得克薩斯州的一個新教福音派教徒,曾經是美國基督教圓桌會議的副主席,與法爾韋爾關系密切。1988年總統選舉中,超過80%的基督教右翼選民繼續投票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老布什,是老布什獲勝的重要因素。

 

  1992年總統選舉中,美國基督教右翼勢力的影響達到一個高潮。當年協調和指揮基督教右翼勢力介入1992總統選舉活動的主要有4個組織:曾角逐過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帕·羅伯遜(Pat Robertson)為首的“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Coalition)、劉易斯·謝爾頓(Louis Shelton)領導的“傳統家庭價值觀聯盟”(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Coalition)、貝弗利·拉哈耶(Bayphlly Lahayel)領導的“關注美國婦女協會”(Concerned Woman for America)和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領導的“家庭研究理事會”。其中,“基督教聯盟”是繼“道義多數派”(1989年8月解散)之后最激進的基督教右翼組織,它向全國135000個教會散發選舉指南,將各候選人在墮胎、學校祈禱、同性戀等問題上的立場公之于眾,呼吁選民支持共和黨候選人老布什,并派出300個代表出席在休斯頓舉行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聯合其他基督教右翼組織代表,促使共和黨代表大會通過宗教色彩極濃的黨綱。該黨綱表達了對上帝、宗教的強烈認同,全面反映了基督教右翼的社會主張,比如主張制定反墮胎內容的憲法修正案,主張制定在公立學校祈禱的法律,準許宗教組織在公立學校集會,反對保護同性戀者的公民權,要求政府大力宣傳家庭價值觀念等。基督教右翼的代表人物帕·布坎南、帕·羅伯遜等人輪番在大會上發言,強調共和黨應該站在上帝一邊,肩負起復興宗教和傳統道德觀念的使命,整個大會充滿了宗教色彩,以至于《華盛頓郵報》評論道:“老布什似乎不知道他是在競選美國總統還是國家牧師。” 1996年總統選舉中,基督教右翼勢力卷土重來,期望借助共和黨在1994年中期選舉中大勝之余威覬覦白宮寶座。“基督教聯盟”(CC)施展渾身解數,花費275萬美元,向共和黨代表大會派出了500人的龐大代表團,約占全部代表的四分之一,而且游說剩余代表同情他們的主張,經過他們的努力,剩余代表中有大約三分之二表示支持或同情基督教聯盟的政策主張,結果1996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依然彌漫著基督教右翼的氣息。

 

  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基督教右翼勢力還是全力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P·羅伯遜(Pat Robertson)和“基督教聯盟”(CC)前行政首腦R·里德(Ralph Reed)都是小布什的堅定支持者。2000年大選伊始共和黨內原有10名候選人躍躍欲試,但很快都銷聲匿跡,只剩下黨內看好的小布什和倔強不服輸的麥考恩(John McCain),共和黨歷史上還沒有一位總統候選人像小布什這樣如此之早得到黨內各派的認可,這也主要歸功于基督教右翼勢力。他們一開始就看好了小布什,并為他的競選造勢,在新罕布什爾州初選意外失利后,他們迅速動員基督教右翼勢力的各種選舉資源,支持小布什在南卡州(south Carolina)競選。在他們的鼓動下,更多的基督教右翼選民投票支持小布什(南卡州68%的基督教右翼選民投票支持小布什),結果小布什以53%比42%的得票數大勝麥考恩。南卡州的勝利非常關鍵,如果小布什再失利,將很可能退出總統候選人的爭奪。此舉扭轉了小布什的頹勢,為后續的初選勝利打了堅實基礎。在接下來的天主教勢力很強的密歇根州預選中,為了抵消小布什在巴·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演講的負面影響,基督教右翼勢力再次全力出擊,強力助選。他們發放了40萬件選舉郵品,打了40萬個助選電話,動員選民支持小布什,結果該州66%的基督教右翼選民投票支持小布什。另外,據出口民調(Exit-Polling)數字顯示,2000年大選中,有14%的選民對“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part of the conservative Christian political movement, also known as the Religions Right?”給予肯定的回答,這批選民中90%以上投票支持小布什。小布什獲勝后,為了答謝基督教右翼勢力的鼎力支持,上任后頭一個月,就做出一些有利于右翼勢力的舉措。例如:提議進行教育改革,為教會學校提供政府資助;限制國際家庭計劃代理人項目(inter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gencies),因為該項目提供人工墮胎方面的咨詢;頒布行政命令,組建“忠誠信仰集體行動辦公室”(Office of Faith-based and Community Initiative),負責對教會組織提供政府幫助,致力于家庭、反毒品、職業培訓等方面的社會服務;任命基督教保守派人物、前密蘇里州參議員約翰·阿什克羅夫特(John Ashcroft)為司法部長,任命基督教右翼分子為衛生與人力資源部部長,因此,有人甚至認為“小布什是當今西方世界領袖中除了教皇之外宗教意識最強的國家領導人”。

 

  (五)新教福音派(Evangelical Protestants)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影響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基督教右翼勢力日益強大,對美國社會政治生活,包括美國總統選舉政治的影響日益明顯,這主要是與其得到了新教福音派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強有力的支持有關,新教福音派成為美國基督教右翼勢力的重要力量來源。

 

  美國新教徒主要可分為南北浸禮宗、衛理宗、信義宗、歸正宗、圣公宗等幾大派別。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新教主流派是以開放的、溫和的北浸禮宗、圣公宗、聯合衛理宗等組成的“美國新教協會”為代表,60年代以后,保守的南浸禮宗興起,其中人數最多、勢力最強的是其中的福音派新教徒,他們牽頭聯合美國其他的福音派新教徒組成“新教福音派全國聯合會”,教徒人數超過了“美國新教協會”,在各種新教派別中占有很大優勢。福音派新教徒信仰的所謂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實際上雜合了部分東正教的信仰主張與高度的個人主義內涵。

 

  20世紀70年代以來,新教福音派非常重視宗教實踐主義活動。所謂宗教實踐主義就是主張以積極的態度對待社會生活,以宗教價值觀引導、影響現實社會生活。在宗教實踐主義主張指導下,新教福音派的宗教組織充斥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著美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美國總統選舉。由于歷史的原因,20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南方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傾向于支持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是70年代以后,南方的白人福音派新教徒開始右傾,日益保守,逐漸向美國共和黨靠攏。80年代以后.幾乎所有的南方福音派教徒都變成了傾向于共和黨的選民,再加上原先就親共和黨的北方的福音派新教徒,福音派新教徒成了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最重要支持者。在1980年和198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支持里根的選民中福音派成員要比其他選民多10%以上。1992年總統選舉中,這個差別擴大到20%,福音派成為擁護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老布什的最大新教派別。而且,近年來隨著基督教右翼勢力的進一步發展,福音派新教徒的參政熱情空前高漲,據1998年的一個民意調查顯示,75%的福音派新教徒認為宗教組織應該積極參與政治,以捍衛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利益,而同期全國的平均數字是52%。而且,福音派新教徒非常重視選舉中的道德、家庭問題。例如,1992年總統選舉結束以后,多數人一般認為是經濟原因導致民主黨的勝利,但福音派選民卻認為,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也同樣重要,甚至比經濟問題更具有本質上的意義,老布什之所以失利,是因為他沒有足夠強調道德問題,而過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外交問題上。

 

  2004年總統選舉中,小布什的獲勝也與新教福音派的支持密切相關。據出口民調數字顯示,與2000年大選相比,2004年大選中,小布什多動員了約400萬宗教保守派人士去投票,而這些人中大部分是福音派新教徒(Evangelical Protestants)。2004年大選中,小布什總共贏得了2093萬福音派新教徒的選票,占福音派新教徒選票的79%,而且,在福音派新教徒集中的保守選區的選民投票率更高,超過85%。例如,在福音派教徒占多數的俄亥俄州沃倫縣(Warren county), 小布什比2000年大選時多獲得18000張選票,這與該縣牧師Bruce Moore在夏天做了兩場大型的布道會有很大關系,在其鼓動下,該縣約有400個福音派志愿者為小布什拉票。這些舉措可能對小布什最后在該州的獲勝立下汗馬功勞,而俄亥俄州的選舉人票是2004年大選的重中之重,無論是小布什,還是克里,誰能贏得俄州,誰就能贏得美國總統,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也正如保守派利益團體“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柏京(Tony Perkins)所指出的:“正是注重有關家庭價值觀念方面的福音派教徒把小布什總統帶入其第二任期”。

 

  (作者: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政治學去1作者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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