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土地改革從根本上鏟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又照顧到各階級、階層利益，調動起各方面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歷史性勝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樞紐。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有步驟、分階段地展開。經過發動群眾，劃分階級，沒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財產，進行復查和動員生產等步驟，封建土地制度被徹底廢除。圖為1950 年山東省沂南縣依汶鄉農民拔掉地主立的界碑 俄國慶/ 供圖新中國成立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以下簡稱《土地改革法》），中國共產黨領導新解放區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分期分批地開展“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土地改革使中國廣大農民從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個別文學影視作品片面呈現個別地主的“坎坷人生”，據此否定土地改革，這是昧于歷史全局與大勢的。2020年是《土地改革法》頒布實施70周年，經過長時間沉淀和歷史印證，可以更加清晰地審視新中國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新中國成立后，接續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務被提上日程。盡管政治和軍事形勢發生較大改觀，中共中央對土地改革的艱巨性仍給予充分估計。1950年6 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強調，“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他號召大家“打通思想，整齊步伐，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像過好戰爭關一樣，過好“土改一關”。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土地改革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土地改革法》就是基于這一總路線制定的。按規定，土地改革只“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余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余的房屋”這五大財產，而對“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對地主亦分給同樣的一份，使地主也能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生活，并在勞動中改造自己”。劉少奇在《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指出：“除對極少數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及堅決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應由法庭判處死刑或徒刑而外，對于一般地主只是廢除他們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廢除他們這一個社會階級，而不是要消滅他們的肉體。”國家統計局農戶調查顯示，土地改革結束后，原地主戶均耕地16.46畝，與貧雇農平均每戶耕地16.59畝基本持平。這些政策的實施，盡可能地考慮到地主的境況，減少了土地改革的阻力。土地改革對富農實行政治上的中立和經濟上的保護。一方面，《土地改革法》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得侵犯。富農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但在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準，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對屬于封建剝削性質的半地主式的富農所擁有的大量出租土地，仍采取征收政策。《土地改革法》規定：“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大量土地，超過其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數量者，應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農租入的土地應與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計算。”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土地改革結束后，富農戶均耕地最多，高達32.91畝，比貧雇農戶均耕地面積高出近1倍。另一方面，《新區農村債務糾紛處理辦法》將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所欠富農的債務，由原來的廢除改為有區別地處理。按照規定，凡利倍于本者，停利還本；利兩倍于本者，本利停付；付利不足本利之一倍者，應承認富農的債權繼續有效；付利已達本之一倍以上而不足兩倍者，得于付利滿兩倍后解除債務關系；付利已達兩倍以上者，其超過部分也不再退回。這種對農民及其他勞動人民所欠富農債務采取區別處理的辦法，既廢除了農民所受的高利貸剝削，又減輕了社會震蕩。從實踐上看，新解放區土地改革平穩有序完成，沒有付出社會秩序混亂的沉重代價。1950年12月8日，中共華東局向中共中央報告，試點地區土地改革完成后，“貧雇農得地開心，中農有利放心，富農不動定心，地主勞動回心”。中農說：“人家也勞動，不動是對的。”“富農都不動，我們更安心了。”這種局面的形成，把這場制度變革的成本降到了較低點。美籍華裔學者黃宗智認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是有序和溫和的。正是土地改革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嚴格落實土地改革總路線的精神，有步驟、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發動群眾的工作，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組成了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因此保障了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剝削的土地所有制這一目標的順利實現。新中國的土地改革具有深層的經濟動因，是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是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中國歷史上的土地私有制對“井田制”的替代，適應了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需要。“公作則遲，私作則速”，土地私有制與被替代的助耕公田的井田制相比，激勵作用明顯。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在封建社會，地主經濟占主導地位，小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自耕農和依靠租佃地主土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佃農等小農經濟處于從屬地位。以地主經濟為主導地位的經濟基礎，決定了封建社會鄉村的基層政權被地主階級所掌握，由此，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四位一體，形成壟斷勢力，對農民進行剝奪，農民不僅要承受高額地租，還要承受高利貸、賤買貴賣盤剝、苛捐雜稅及本應由地主承擔而轉嫁給農民的負擔等。這些因素疊加，使農民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有時簡單再生產也難以為繼，導致小農經濟長期固化，農業生產力水平提升緩慢。到1952年底，土地改革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完成；到1953年春，全國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約350億公斤糧食的苛重地租。新中國土地改革的完成，其意義不僅僅是實現了產權制度變革，更重要的是確立了人民政權的經濟基礎。一是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剝削的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鏟除了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二是改變了幾千年來土地占有極不合理的狀況，將土地這一最基本的生產資料與勞動力很好地結合起來，重塑了1億多個平等經營的微觀經濟組織。三是土地改革極大減輕了貧雇農的負擔。貧雇農不僅獲得了土地，還獲得了生產資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糧食地租，生產生活得以逐步改善。
新中國實行土地改革，目的在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土地改革法》明確規定，“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這就是我們要實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有學者對比國際上多個國家土地改革實踐，認為中國的土地改革對生產力造成了破壞，土地改革后農業商品率下降。這種觀點缺乏根據，完全站不住腳。實踐證明，土地改革極大解放并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土地改革的完成，解除了農民承擔的苛重地租，免除了剝削階級對農民的其他經濟和非經濟的剝奪，為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新中國農業現代化創造了條件。經由土地改革重構的生產關系，極大調動了廣大農民發展經濟的熱情，他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總結生產實踐經驗，創造出諸多高產經驗，有的被推廣到全國，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快速恢復生產的重要原因。全國耕地面積，由1949年的0.98億公頃，增加到1952年的1.08億公頃；全國播種面積，由1949年的1.24億公頃，增加到1952年的1.41億公頃，再增加到1955年的1.51億公頃。更能反映生產力水平提升的是，農業生產要素產出率實現快速提升，農業單位產出水平大幅提高。以糧食為例，全國平均每公頃產量，由1949年的1029.3公斤提高到1955年的1416.7公斤，提高37.6%，年均遞增5.5%，這是在傳統農業技術下實現的（也有恢復性增長因素）。與現代農業技術廣泛應用的1979— 2018 年的年平均增長2%相比，高出近3.5個百分點。如果僅從少數個體或某一因素進行分析，就得出土地改革破壞了生產力的結論，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新中國實行土地改革后，農業生產快速恢復，全國人均農產品占有量大幅提升，糧食由1949年的208.95公斤，提高到1952年的288.12公斤，再提高到1957年的306公斤。這不僅證明了土地改革對于生產力的提升效應，更以事實推翻了“土地改革破壞規模經營”的不實之說。實際上，土地所有的高度集中和土地使用的高度分散長久存在，地主占有較多土地，并不是為追求效益而形成的規模經濟。土地由地主占有、由貧雇農經營的經濟，實質仍是小農經濟。新中國土地改革在實現經濟變革的同時，還促進了農村社會變革。它廢除封建宗法體系，農民的政治地位得以提升，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人民當家做主的新型基層政權，形成有利于向現代化國家邁進的社會關系。新中國土地改革實現了農民擁有土地的夢想，農民自食自用部分增加，負擔得以減輕，購買力得到提升。土改還促進農村文化的發展，婦女的地位實現提升，各地農村普遍開展文化掃盲運動，利用農閑時間組織農民學習文化，提高素質。從全局來講，農業生產力的解放，農民對地主依附關系的破除，使農民具備了參與農業以外生產活動的條件，對工業的發展形成有力支持。在新中國初期面臨國內外巨大挑戰的情勢下，廣大農民群眾踴躍捐款、捐物、參軍，參與工業生產，支持抗美援朝，以各種形式投身社會主義建設。農村蘊藏的偉力被有效調動起來。農業的恢復發展，為新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奠定了基礎，為啟動156項重大工程建設項目、實施國家工業化戰略提供了有力支撐。對于新中國土地改革的認知，要基于人民的立場，把握歷史本質和主流，而不能僅僅基于某些碎片化現象。但從歷史主脈看，新中國土地改革從根本上鏟除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又照顧到各階級、階層利益，調動起各方面積極性，極大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封建斗爭的歷史性勝利，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邁向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樞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原載《歷史評論》2020年第4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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