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疫情防控已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公益性醫療衛生體制的巨大優越性。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公立醫院救治了98%以上新冠肺炎患者,承擔了最急難險重的任務,是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優勢更加凸顯。
但我國衛生健康事業當前還有不少短板,群眾對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仍然呼聲強烈。從長遠看,要落實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防范疫情反彈,要筑牢國家生物安全防線,恢復經濟社會發展活力,在國際上更充分地展示制度優勢和奪取道義話語權,都迫切要求加快公立醫院改革。
經過長期論證和試點,我國已經具備了公立醫院改革攻堅的條件。建議抓住“戰疫”階段性勝利的契機,下決心突破體制和政策瓶頸,把公立醫院改革納入全局工作重要部署,實現全國公立醫院由逐利性向公益性的根本轉變、由“治療為中心”向“健康為中心”的根本轉變。
加快公立醫院改革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一、全民戰疫的經驗說明,建立公益性的公立醫院體系是必要和可行的
一是證明堅持醫療衛生公益性的重大戰略意義,澄清了長期存在的一些模糊認識。聽黨指揮、召之即來的公立醫院是我國戰疫的主力軍。相比之下,美國的醫療體系是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私人資本不斷推高保險和治療費用,只有3%的衛生總費用投入到預防部門。英國和意大利本來有完善的公立醫院體系,但2008 年金融危機后大幅減少了對公立醫院的投入,私有化、外包化嚴重沖擊了公立醫院體系,削弱了其應對疫情的能力。而有條件發揮公立醫院作用的一些國家,疫情防控就比較得力,如韓國政府疫情初期就確立了55 家公立醫院作為定點醫院。我國某些省份在應對疫情中出現漏洞,同前些年推動公立醫院私有化有很大關系。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立醫院絕對主體地位不動搖,堅持公立醫院公益性不動搖。
二是證明公益性制度有利于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公立醫院公益性是否會影響醫務人員積極性?“全民戰疫”的實踐證明,公益性是醫療衛生的本質屬性。醫務人員舍生忘死、頑強奮戰;正因為實施了確診患者免費治療,切斷了醫患之間經濟利益的沖突,又給予醫務人員必要的物質保障和崇高的精神激勵,讓他們回歸了白衣天使的本質,也贏得了廣大患者和群眾的加倍尊重。只要有科學的制度設計,公益性制度能夠更好地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融洽醫患關系。得到群眾擁護。
三是證明公益性醫療衛生制度是財力可負擔的。這次我國實施免費治療新冠肺炎,人均費用1.7 萬元。美國據不完全統計,平均治療費用約合52 萬元人民幣,還要自付高額檢測費用。公益性的醫療衛生制度,能夠消除醫院為營利創收而過度用藥、檢查的沖動。從長遠看,回歸公益性、實現預防為主,才能從根本上節約社會衛生總費用和財政支出。
二、疫情之后完善公共衛生健康服務體系,迫切需要加快公立醫院改革
我國醫藥衛生體制雖然在抗擊疫情中展現了顯著優勢,但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人民群眾更高的健康需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一是“重治輕防”的狀況尚未扭轉。近年來,新增醫療資源呈現向大醫院和專科治療集中的趨勢,大醫院從基層“虹吸”醫生和患者的勢頭明顯。地方政府擴建三甲醫院沖動強烈,加劇了“治療為中心”問題。我國現已有2500 多家三甲醫院,2009-2018 年,三甲醫院床位和收入分別增長了165.7%和228.6%。與此同時,公共衛生機構力量薄弱,每萬人疾控人員數僅為1.35 人,僅為美國的14%和俄羅斯的10%。部分地方公共衛生隊伍素質不高、人才流失嚴重、應急能力不強。從長期看,必須加強專業公共衛生隊伍的建設。
二是醫療費用增長過快、浪費嚴重。據多位醫療專家的臨床經驗,估計當前30%以上的醫療費用屬于過度醫療所致。雖然醫保報銷比例提高較快,但參加基本醫保患者住院實際報銷比例2018 年為46.1%,同中高收入國家相比仍有明顯差距。
三是基層衛生比較薄弱。由于財政投入、醫保投入、編制等方面的限制,目前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力量有限,難以按質按量完成國家規定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目標。
四是分級診療制度尚未形成。2008--2017 年,我國三級醫院診療人次數所占比例從37%上升到53%,其原因是公立醫院仍在逐利性軌道上運行,越來越多優質資源集中到三級大醫院,要加快公立醫院改革。
這次疫情,給公立醫院正常運轉造成巨大沖擊,為改革營造了窗口期。我國公立醫院運行仍高度依賴醫療收入,疫情期間常規醫療服務大幅度減少,醫院運行和醫務人員收入受到顯著影響。這固然是疫情帶來的困難,但同時也是糾正公立醫院靠做大規模、逐利創收傾向的契機。
三、調整公立醫院改革部署,實施改革攻堅
我國醫改經過多年試點,特別是全國衛生健康大會和十九大以來,醫改步伐明顯加快,藥品招標采購等重大舉措加快推進,患者負擔明顯減輕。一些地方對醫改還沒有充分重視,財政投入、薪酬制度等關鍵改革尚未真正破題,改革措施難以形成合力。當前需要進一步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協調性,集中力量突破剩下的硬骨頭。
公立醫院改革攻堅,應當從分散推進走向集中精力打殲滅戰,把改革梗阻一項一項打通,突破公立醫院改革最核心、最關鍵的體制機制,具體表現在“兩個根本轉變”:
一是公立醫院運行從逐利性向公益性轉變。公立醫院從“患者越生病醫院日子越好過”轉變為“群眾越健康醫院日子越好過”,公益性的管理體制、財政投入、薪酬制度、人事分配、考核監管等制度初步建立并有效運行,達到患者的滿意度大幅提升,負擔明顯下降;醫務人員的待遇和社會形象大幅提高,醫生成為更加有吸引力的職業。
二是醫療資源布局從“治療為中心”向“健康為中心”的全周期衛生健康服務轉變。醫療資源向大醫院和中心城區集中的趨勢得到遏制,基層醫療服務大幅度加強。分級診療制度形成,全國范圍內實現緊密型醫聯體全覆蓋,群眾能夠享受到從公共衛生、預防保健、治療到康復的全流程、全周期服務。
三是醫改要成功,關鍵是加強領導。各級黨委、政府把醫改作為“一把手工程”,“三醫”(醫保、醫療、醫藥)由一位領導分管,實現部門聯動。為推動公立醫院改革攻堅,建議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政府定期專題研究衛生健康工作,組建涵蓋多部門的醫改辦,統籌推進,提高醫改政策的執行力。近年來制定出臺了很多醫改政策,但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政策缺乏約束力,特別是關于財政投入、薪酬制度、編制制度等規定,主要停留在一般性要求,以至于各地方執行時力度不一,推動困難。對關系公立醫院公益性的關鍵政策,需要提出明確的定量指標,確保落實到位。
集中力量突破公立醫院改革重點難點問題
一、調整公立醫院宏觀資源布局
公立醫院改革,主要包括體制機制改革和資源布局調整,兩方面工作互為前提、互相促進。當前我國公立醫院資源分布不平衡,重治輕防、重醫院輕基層、重集中輕分散,其根源是醫院的逐利性,引導優質資源向盈利性強的環節集中;而公共衛生、公平服務、基層醫療日益薄弱。為此,要把體制機制改革和資源布局調整結合起來。
一是鞏固和加強公立醫院主體地位,明確公立醫院資源占比保持在85%以上。當前我國公立醫院主體地位總體上是鞏固的,但一些醫療服務體系過度商業化。從國際上看,公立醫院主導的體制能夠從根源上消除醫患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把更多資源配置到預防保健、社區醫療、適宜技術等社會效益高的環節。據美國學者研究,英國私營醫院占10%,不影響公立醫院醫療質量。新加坡的私營醫院占20%,影響公立醫院的醫療質量。因此即使在西方國家,也通過各種辦法限制私立醫院(特別是營利性私立醫院),營利性醫院床位數所占比例一般僅占20%左右,日本則立法禁止營利性醫院。當前,我國民營醫院床位和人員數占比分別為26%和20%左右,其總體經營不夠規范,大量逐利型資本進入該領域。國家應明確規定,公立醫院醫療資源(人員和床位)占全國醫療服務資源不低于85%,以保持我國醫療衛生服務的公益性質,維護國家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
二是調整公立醫院資源布局。根據居民實際需要,制定新的區域衛生規劃,據此確定新的醫療機構規模、布局和床位、人員編制。突出“大衛生、大健康”的工作理念,限制特大型公立醫院的資源集中,加密加強二級和一級醫院布局,加快補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科、預防、兒科、老年照護等領域的短板。規劃制定后要嚴格執行。
三是從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的需要調整公立醫院布局。事實表明,公立醫院是國家的戰略性基礎設施。2008年汶川地震、這次全民戰疫,公立醫院都在第一時間擔當重任。建議重新審視公立醫院布局,留出適當冗余并重點補短板,按照防范重大公共衛生和生物安全事件的需要,根據人口分布情況(而非行政區劃)調整公立醫院布局,注重布局的均衡性。
四是按照有保有壓的原則,規范區域醫療中心和大型公立醫院建設。扭轉地方盲目爭建區域醫學中心、盲目擴張三甲醫院、爭設高精尖專科的傾向,規范區域醫療中心建設,加強中西部地區醫療中心能力,切實按當地居民的診療需要,以補短板為主,多做“雪中送炭”,少搞“錦上添花”。
二、面向為群眾提供全生命周期衛生健康服務,實現全國范圍緊密型醫聯體全覆蓋
這次疫情應對初期的經驗教訓充分表明:醫療服務體系要做到上下聯動、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對優化配置醫療資源、應對重大危機有關鍵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快醫聯體建設。其目的:一是讓更多患者下沉基層,二是通過對醫聯體進行總體預算、總體考核,激勵醫聯體主動提供全流程、全周期的衛生健康服務,使之成為對人民健康全程負責的主體。這兩個目的是相互關聯的,必須統籌實現。
目前現有大部分醫聯體是松散型而不是緊密型,并沒有實現分級診療和全流程全周期服務的內生動力。其主要原因,一是公立醫院尚未實現公益性,各級醫院之間沒有連起來的動力;二是行政隸屬關系復雜,難以實現人、財、物等要素的聯合。
建議把醫聯體全覆蓋作為改革的抓手和平臺:
一是確定醫聯體全覆蓋的目標,打破現有行政隸屬關系,以市級醫院、或較大的縣級醫院為龍頭,按照地方實際情況調整布局,普遍組建緊密型醫聯體,做到全覆蓋。我國大部分地級市醫院是三級醫院,有能力解決大部分疑難重癥。如福建三明醫改,把縣級公立醫院上劃市級管理,全市縣級以上公立醫院院長由市級衛生、財政等部門統一考核,提高了管理效能。
二是制定規范的醫聯體章程,做到緊密型聯合。一個醫聯體必須是一個法人,打破原行政隸屬關系,實現人事、財務、業務統一管理。
三是創新撥款和考核方式。對醫聯體總體制定預算,將現有財政投入和醫保總額控制指標,轉為按投保人數、將整個醫保資金分配給醫聯體。醫聯體承擔所輻射地區居民的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專科醫療、康復等全流程全周期服務。醫聯體的財務管理實行預算制,以鼓勵醫聯體主動履行預防為主,把資源下沉到基層和公共衛生。
四是鼓勵醫聯體面向基層、打包提供免費基本醫療服務。可先在一定范圍內試行這一辦法。強化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和基本藥物的公共品屬性,通過增加財政投入、調整財政和醫保支出結構等辦法,確保所有人群都能平等獲取,提高基層機構的吸引力。
五是鼓勵醫聯體和基層治理相結合。把基層黨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建成促進健康優先發展的細胞和堡壘。
三、落實公立醫院的公益性事業單位地位,切實保障財政投入到位
由財政或醫保基金直接支付公立醫院的人員和建設費用,是許多國家的通行做法,歐洲英、法、德國均如此。
我國公立醫院一般為公益二類事業單位,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和公共衛生機構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但實際上,公立醫院公益性事業單位的地位并未真正落實。2018 年公立醫院總收入中,財政補助僅占9.5%(其中三級醫院為7.8%,二級醫院為12.5%),財政補助收入只相當于人員經費的四分之一。醫院建設和運行的支出,90%以上要靠門診和住院收入。不解決財政投入問題,就無法從根源上消除醫院逐利性,控制醫療費用增長、規范醫療行為的措施也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要把落實財政對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作為醫改攻堅的基礎和前提。
一是確定公立醫院財政投入標準。2009 年《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了對公立醫院“逐步加大政府投入,主要用于基本建設和設備購置、扶持重點學科發展、符合國家規定的離退休人員費用和補貼政策性虧損等”,但尚未制定財政投入的具體標準和指導意見,財政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不足、不規范,公立醫院負債建設和經營的狀況普遍,加劇了逐利性和擴張動機。建議在調整公立醫院資源布局的基礎上,確定公立醫院財政投入的標準,并像義務教育財政投入那樣,確保嚴格執行。
二是增加投入、調整結構,使政府對公立醫院直接投入達到公立醫院總收入的30%。2018 年,我國公立醫院總收入2.8 萬億元,其中政府財政投入2675 億元(占9.5%)。建議用3 年左右時間,政府對公立醫院直接投入額增加到8400 億元,相應地,財政的衛生支出占總支出比例從目前的7.5%上升到10%左右(達到國際上中高收入國家水平)、占GDP 比例從目前的1.78%上升到2.5%左右(縮小與國際中高水平3.60%的差距)。
從國際經驗看,政府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一般需要達到公立醫院運行費用的30%左右,才能夠有效規范公立醫院行為。2018 年我國政府衛生支出16399 億元,比2014年增長了5820 億元。只要2020-2024 年該項支出增長幅度保持2014 年以來的增幅,就能夠在2024 年使政府對公立醫院直接投入占比達到30%。我們請多位專家根據臨床經驗估計,當前30%以上的醫療費用屬于過度醫療所致。一旦新增財政投入主要用于化解公立醫院債務和人員支出,就能有力扭轉其逐利動機,大幅減少過度醫療。加上實行藥品招標采購,醫藥費用將顯著下降,現有醫療和醫保費用還有大量的壓縮空間。三明市醫改8年來,政府財政投入逐年增加,醫務人員實行年薪制,但醫保基金從虧損轉為結余。這充分說明,壓縮藥品費用和過度檢查的費用,增加政府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是有空間的,是非常必要的。
三是財政新增的公立醫院投入主要用于化解債務和人員費用。債務負擔和人員費用是影響公立醫院公益性最主要因素。按2018 年數據測算,政府對公立醫院直接投入如達到其總收入的30%,就是8400 億元,而2018 年全國公立醫院人員費用為9386 億元、長期負債約2300億元。新增的公立醫院投入如按這一方向使用,債務就可逐年減少并達到全部化解、大部分人員支出由政府負擔,公立醫院完全回歸公益性本質。國家每年花不到GDP 的1%投入,贖買全國公立醫院的醫務人員費用,讓公立醫院全面回歸公益性,是完全值得的。
四是公立醫院全面實行預算管理。雖然公立醫院是預算單位,但長期以來醫院追逐創收盈利,違背公益性質,預算約束力不強。在增加和規范財政投入的基礎上,應對公立醫院嚴格執行預算管理制度。把建設、發展、人員費用全部納入預算,并加強考核,切斷人員收入和業務收入的聯系。
四、全面實施醫務人員薪酬制度改革,落實公立醫院編制制度
醫務人員薪酬制度,是醫務人員行為的“指揮棒”,是確保公立醫院公益性方向的關鍵。2016 年全國衛生健康大會提出“建立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之后,開展了有關試點。但由于沒有明確醫務人員薪酬的標準和來源,這一改革還沒有取得顯著進展。打好公立醫院改革攻堅戰,薪酬制度應該是改革的重點和核心。
一是明確“符合醫療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的具體內涵。從國內外經驗看,醫療行業由于公益性強、技術含量高、人才培養周期長、執業風險大,薪酬制度一般呈“高水平、不掛鉤、注重長期激勵”的特征。首先醫務人員薪酬應處于較高水平,OECD 國家醫生薪酬一般為社會平均工資的2.5-4 倍,而我國2018 年醫務人員實際收入為社會平均工資的1.7 倍。醫務人員收入不同醫院經濟指標掛鉤,是為避免醫生追逐私利損害患者利益。最后,公立醫院醫生一般應有比較穩定的職業和待遇,歐洲國家公立醫院醫生屬于公共部門正式雇員,考核和激勵側重于技術水平、職業操守等。我國一段時間以來按照一般競爭性行業辦法管理公立醫院,其弊端是鼓勵醫院創收、收入自行支配,導致灰色收入盛行。實行符合行業特點的人事薪酬制度,就是要扭轉這種狀況。
二是實施公立醫院醫務人員薪金制。要事前確定各類醫務人員的平均薪金水平(而非根據醫院收入提成),同時鼓勵醫務人員遵守醫療規范,免受經濟利益干擾。首先要確定薪金標準,按照試點經驗和我國當前情況,建議平均薪金標準略高于當前的醫務人員實際平均收入水平,助理醫師和護士稍低,經測算在適當增加財政投入的前提下是可行的。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以工作量、患者滿意度、職業規范、醫德醫風等為導向的考核辦法,在同級醫生之間適當拉開差距。對嚴重違規行為嚴格懲處。
三是落實和加強醫務人員編制制度,將符合條件的醫務人員全部納入編制。編制制度有助于穩定公立醫院隊伍、吸引優秀人才、體現長期激勵,它也和職業福利、社會地位和穩定性、榮譽感密切相關。現行醫務人員編制標準還是1978 年制定的,編制過少,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現全國公立醫院在編人員279.01萬人,編外人員252.71 萬人,臨時工67.44 萬人。公立醫院醫生平均每周工作56.4 小時,超過法定勞動時間40%,影響醫療服務質量。編制嚴重不足,也是導致醫務人員隊伍不穩定、同工不同酬、基層人才流失等問題的根源之一。“全民戰疫”說明,醫療衛生隊伍和軍隊一樣,也是國家和人民安全的中流砥柱。應該按照實際需要和國際標準,重新核定醫務人員編制,突破“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規定,實事求是地大幅度增加編制存量,為人民健康和國家長治久安打造一支穩定的醫療衛生隊伍。
五、擴大全科醫生隊伍,實施“戶戶都有家庭醫生”計劃
以全科醫生為主體的基層醫療衛生隊伍,是維護人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線,也是組織群防群控、維護基層安全的重要力量。自我國實施全科醫生制度以來,人民群眾非常歡迎,但因這項制度實施時間還不長,我國全科醫生還非常短缺,每萬人全科醫師僅有2.16人,是美國的七分之一、英國的三分之一。要實現公立醫院公益性,為群眾提供全流程全周期衛生健康服務,必須大幅度擴大基層全科醫生隊伍。一是調整全科醫生數量目標,落實編制和薪酬。按《關于改革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的意見》(國辦發〔2018〕3 號),到2030 年每萬名居民擁有5 名合格的全科醫生(相當于每名全科醫生服務2000 名居民),這一標準嚴重偏低。例如古巴作為發展中國家,健康指標領先于美國,但人均醫療成本只有美國的5%,其全科醫師隊伍起了關鍵作用。古巴每120-150 個左右的家庭配置一個家庭醫生診所。按照這樣的水平,我國需要300 萬名家庭醫生。即每500 人一名家庭醫生。
二是改革醫學教育、縮短學制。新建擴建一批醫學院校,形成全科醫生培養能力。實行符合全科醫生特點的教學和學位制度,縮短學制,突出實際操作能力,加大實踐技能的教學實踐比重。鼓勵部分現有專科醫務人員、離退休醫務人員轉任全科醫生。
三是完善家庭醫生執業機制。鼓勵居民社區利用公共空間無償為家庭醫生提供工作和居住空間,建立基層衛生服務機構和基層黨組織、群眾自治組織的聯動機制。
六、加強衛生健康信息系統的頂層設計
“全民戰疫”充分證明信息化是優化配置醫療資源的有力武器。醫療衛生最大的特點是信息不對稱、需求不確定,利用大數據、信息化技術能夠有效地優化配置資源,做到供給和需求的精準對接。當前我國醫療信息化建設已進行了大量探索,但尚未充分發揮作用,主要原因是缺乏頂層設計、標準不統一,每家醫院都是信息孤島,難以互聯互通。要充分發揮信息系統作用,關鍵是加強頂層設計。
一是用軍民融合的路徑開發醫療信息系統。國民健康信息是高度敏感的戰略性信息,醫療信息系統是重要的戰略性基礎設施,關系到國家安全、生物安全和人民健康,是國際上敵對勢力千方百計企圖獲取的信息。應當由軍隊和國有企業組建醫療信息化平臺,完全使用國產軟件和硬件,實行閉環管理,以最高標準確保信息安全。
二是加強頂層設計。參照國家實施重大項目辦法,集中動員科研力量,開發在全國范圍內普遍適用的健康和醫療衛生信息系統,融合共享醫療、醫保、醫藥以及健康、養老、養生等各部門數據,構建全國“一張網”,實現各種醫保、醫療信息順暢接入、便捷傳遞。改變目前軟硬件開發“小、散、亂、標準不一致”的狀況以及財政投入“撒胡椒面”的情況,實現統一標準,互聯互通。
三是開發面向群眾的應用程序。打造適合基層的通用性平臺和app。實現居民能夠通過信息終端方便地同基層衛生機構產生聯系,開展分級診療、預約掛號、健康教育、健康管理等業務,讓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主導建立全流程的衛生健康服務體系,促進資源下沉。
(李玲,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原載《經濟導刊》2021年第5期,作者授權發布)
來源:《經濟導刊》2021年第5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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