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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江宇：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

點擊：作者：李玲江宇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4-29 09:27:39

【提要】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疫情防控阻擊戰讓人們更加認識到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多么寶貴，織密織牢基層黨組織是多么關鍵，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堅持公立醫院為主導、堅持衛生健康事業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這場阻擊戰說明，只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把正確的道路堅持好，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會打敗我們，任何危機都必將被我們戰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仍將乘風破浪前進。

化危為機開辟經濟增長新空間

我國遭遇新型冠狀病毒襲擊，已經對經濟運行造成明顯沖擊。疫情對經濟到底有多大影響？會不會改變經濟向好勢頭？國內外有不少擔心。對此，一方面要積極應對疫情對經濟的明顯沖擊，不可掉以輕心。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暫時的，沒有沖擊經濟的基本面，我國經濟完全有能力承受和克服疫情沖擊，完全有能力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

從長遠來看，以防疫斗爭為契機，可以抓住機遇對中國經濟長遠發展進行戰略性部署，做一些以前想做、該做而沒有條件、沒有共識做的事，更好地推動高質量發展，化危為機，啟動經濟增長新動力。

一、疫情對經濟的短期影響有限并可控

這場疫情病毒來勢兇、疫情傳播烈、范圍擴散廣，是多年以來少見的。如果不及時控制，確實會造成難以挽回的后果。在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指揮下，我們采取的措施是非常有力和有效的，為克服疫情沖擊、實現今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創造了有利條件。

1、疫情影響的時間和范圍總體可控

從去年12月份，疫情開始蔓延，中間還包括春節這個本來就較少生產活動的時間，感染人數也遠低于已導致14萬人住院、8200人死亡的美國流感規模。目前，湖北之外大部分省份疫情平穩下降，正在積極復工復產。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主要集中在一季度，時間上是有限的。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湖北省，疫情主要影響的是人員流動、流通和預期，而勞動力、資本、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都沒有受到破壞，一旦疫情結束，很快就能恢復生產生活。從疫情影響的行業看，工農業等基礎性、戰略性產業受影響比服務業小，疫情之后，基礎產業完全可以帶動服務業恢復繁榮。我國網民人數世界第一，完全可以通過線上替代線下，完成大量經濟和社會活動。這些為減緩疫情沖擊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2、中國與世界上其他疫情國家的比較

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要看一個國家的基本政治和經濟條件。深受傳染病困擾的國家，往往是經濟落后、治理薄弱、社會動蕩的國家，只要疫情及時控制，對經濟的影響將是有限的。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次認定國際公共衛生緊急情況，受H1N1禽流感病毒影響最突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國，美國近27.4萬人住院治療，1.2萬余人死亡。2018-2019年美國流感季，3000多萬人被傳染，3萬多人死亡，但都沒有改變其長期經濟趨勢。2016年，巴西爆發的寨卡病毒疫情被確定為PHEIC，有近150萬起感染病例，但當年巴西經濟增速和股市反而上漲，公共衛生投入增長約30%，政府治理能力增強，為防范病毒遺傳導致生育率下降，而生育質量卻提高了。同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經濟基本面更好、應對疫情能力更強、制度優勢更突出，就更能有效應對疫情，減緩對經濟的沖擊。在疫情早期，社會對疫情和經濟增長前景一度出現恐慌，近日來，隨著人們對病毒認識的深化和防控措施到位，這種由不確定性而導致的恐慌也在消除。

二、我國經濟比“非典”時期有更強的抗沖擊能力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新的發展階段，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即使沒有疫情，我國經濟本身也在進行深度調整。目前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些經濟風險，實質是早已存在、遲早要爆發的問題，過去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轉換原有增長方式，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這些矛盾，加大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外在壓力，通過積極主動的工作，把應對疫情和供給側機構改革結合起來，減緩疫情對經濟的短期沖擊。

1、同“非典”期間相比，我國經濟增長對傳統要素的依賴已經減弱

有人認為，2003年“非典”期間的中國經濟，正處在重化工業化、城鎮化和消費升級的高增長階段，上升動力很強。而目前我國經濟正處于下行區間，所以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將會更嚴重，這種分析其實不成立。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對原材料、能源等傳統生產要素投入的規模依賴程度很高，企業一旦停產就直接降低供給，拉低經濟增速。而當前我國已經逐步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規模型擴張的依賴正在減弱。許多行業已經出現產能過剩，2019年，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4%，遠未達到滿負荷運轉。疫情對勞動力、工時、原料甚至資金的暫時影響，都可以通過復工之后提高產能利用率補償回來，能夠快速降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這就好比，同樣是摔個跟頭，跑得快時很可能比跑得慢時摔的要更嚴重。

2、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增強了經濟自身的抗風險能力

疫情期間，我國經濟出現的問題是短期疫情沖擊和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疊加，一些風險實質上并非由疫情導致，而是長期存在、已經和正在致力解決的問題。例如，部分企業過度依賴低工資成本優勢，缺乏創新和抗風險能力；部分行業產業結構碎片化，一旦產業鏈關鍵節點“失守”，就會影響整個產業鏈；部分企業平時缺乏風險意識，杠桿率過高；企業融資難、成本高等問題，本質上也是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表現。這些問題，在平時難以完全暴露出來，而疫情更充分地暴露了這些問題。十八大以來，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代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淘汰落后產能、扭轉脫實向虛、補上創新驅動等短板，取得了積極成效，緩解了企業負擔，創造了有效需求，也積累了豐富經驗，增強了經濟本身的抗風險能力。

這次全國性疫情短期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但要看到，它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一次強制性的優勝劣汰。市場調節是有粘性、滯后性的。在正常條件下，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容易面臨各種既得利益關系的阻力。此次疫情相當于宏觀經濟上的一次緊縮，對現金流結構不合理、實力不足、抗風險能力弱的中小企業影響較大，一些行業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推進產業整合，有利于化解中低端過剩產能，利用短期的休止，為那些潛在的新動能、新業態騰出了發展空間。在疫情面前，一些抗風險能力強、社會責任感強的企業，在做好防護的情況下及時復工，一些有競爭力的企業通知湖北籍員工彈性辦公，并全勤計薪，既體現了社會責任感，又符合產業升級和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這些在客觀上對經濟長期健康發展都有好處。

三、補足衛生健康事業短板，提高經濟增長效益和質量

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做出“把公益性寫在醫療衛生事業的旗幟上，不能走全盤商業化、市場化的路子”的重要指示。疫情深刻警示社會，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如果醫療衛生偏離公益性方向，不僅不能拉動經濟增長，反而將給發展帶來巨大風險和損失。經此一役，醫療衛生公益性的方向能夠得到堅持和加強，從而為提高整體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帶來強大動力。

從國內外經驗來看，公益性、公平性的醫療衛生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動力。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對GDP有巨大帶動效應。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每投資1美元在疾病預防上，就將在增加就業、提高生產率以及延長壽命方面為社會帶來至少7美元的回報。國外學者研究指出，醫學研究的投資回報率高達25%，對90年代拉丁美洲的研究表明，人均預期壽命每增加一年，可以實現人均GDP0.8%的增長。1980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達到68歲，為當時發達國家水平，人民健康水平迅速改善是產生“中國經濟奇跡”的重要原因。

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紅利”下降、人力資源水平不高有關，要轉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軌道，就要大幅提高醫療衛生投入。目前，我國健康教育嚴重不足，全民健康素養水平僅有14%；2.9億高血壓患者、4000萬失能失智人口迫切需要大量專業照護力量。經過防疫斗爭，全社會一定會有更大共識，盡快補上這些短板。這次疫情也是一次深刻的全民公共衛生教育，能夠引起人們對公共衛生的重視，養成健康生活習慣，從而提高全民族健康素質。這些都將為未來的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補足公共衛生短板，對促進投資和就業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目前，我國每萬人全科醫師數僅為2.16，是美國的七分之一、英國的三分之一。在發展中國家里，古巴在預期壽命、兒童死亡率等方面優于美國，人均醫療成本卻只是美國的5%，成為全世界的樣板，一個重要原因是有健全的基層醫療衛生體系和全科醫師隊伍。古巴給每120-150個左右的家庭配置了一個家庭醫生診所，設在這些家庭附近。家庭醫生上午在診所看病，下午就到病人家里走訪出診。2009年習近平同志訪問古巴時，專門考察了全科醫師診所，稱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體現。如果按照古巴這種配置水平，我國大約需要400萬名家庭醫生，按照非私營單位職工工資兩倍（每年16.5萬元）為全科醫師發年薪，一年只需要6600億元費用，僅相當于目前每年衛生總費用的增量，通過取消藥品加成、壓縮增加政府投入，完全有財力辦到如果能用十年左右的時間達到這種配置，不僅將成為基層公共衛生的銅墻鐵壁，可以應對重大公共衛生風險，讓每個群眾感受到黨和政府的溫暖，而且將帶動大量的就業和消費。

四、化危為機，采取戰略性舉措，開辟經濟增長新空間

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疫情的發生是壞事，但只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就能最大限度減少損失，還能以防疫斗爭為契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人類歷史上多次經濟高速增長都發生在經濟社會危機之后，就是因為危機暴露了過去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促進了創新。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早期的后發國家有后發優勢，因為有發達國家作為參考，所以明確技術進步的路徑，可以聚焦資源進行投入，從而獲得較快的增長速度。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許多行業和國際前沿差距縮小，甚至已經走到了前沿，這種“后發優勢”逐步削弱，部分行業和企業一時難以確定新的投資方向。而這次疫情給我國經濟體系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壓力測試，在測試中，摸清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許多底線和底數，對我國產業鏈的優勢和短板、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等，都打下進行更深入評估的經驗和條件，未來科技進步、企業投資、產業政策的方向都會更加精準。當前，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多更豐富了。疫情打擊的供給和需求并沒有消滅，只是暫時被抑制了。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再片面追求速度，更加追求質量和效益。只要順勢而為，疫情之后化危為機有更加廣闊的空間。

一是加快信息化消費。受影響較大的零售、餐飲、旅游、會展、娛樂等行業，有很大的時間和空間彈性。“非典”期間取消五一黃金周，2003年餐飲收入同比增速從上一年17%下降到12%，但次年就反彈到22%。2003年，國內旅游人次下降1%，次年增長27%。2003年，首都機場境外旅客吞吐量下降41%，但2004年反彈到51%。疫情還給信息消費爆發式增長提供了契機。2月3日，就有1000萬家企業使用某平臺進行在線辦公，2萬所中小學、1200萬學生通過網絡在線上課。在線辦公、遠程醫療、在線教育、虛擬商務、體驗式消費等新業態和新模式快速發展，互聯網的規模效應更加凸顯，產品形態將更加細分和豐富，從而催生了有潛力的新業態。

二是加快基礎性、戰略性領域的投資。投資考慮的是長期收益，傳染病作為短期事件，對投資影響有限。我國一般競爭性領域本已出現投資動力不足，原因是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結束之后，技術和項目儲備有限，資金難以找到足夠投資標的，急需的基礎性、戰略性等短板領域，由于公益性強、投資收益周期長，市場自發投資的動力不足。這次疫情暴露了我國醫藥自主研發、應急醫療救治、公共安全設施、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國家物資儲備等領域存在的大量短板。2018年，全國衛生領域的財政支出達1.6萬億元，僅占GDP的1.7%，在國際上處于較低水平。我國制藥工業上市公司研發投入強度僅為5%左右，而同期美國接近19%。醫療信息化在防疫中起了重大作用，北京、浙江等地開設線上咨詢平臺，指導公眾居家預防、合理有序就醫。健康信息化是未來國際競爭的制高點，美國政府推動的醫療信息化計劃，投入超過750億美元，創造了21萬多個工作機會。疫情防控呼喚現代智慧城市建設，包括交通、物流、應急災備、信息溯源等。這些領域在疫情之后更容易轉化為新的投資空間。我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政策性金融體系，完全能夠調動社會閑散資金，向戰略性領域增加投資，彌補疫情對投資的可能影響。這些基礎設施建成之后，即使平時有部分閑置和冗余也是必要的，因為其有利于經濟社會整體運營的質量和安全。

三是加快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本次疫情正值全球貿易低迷、逆全球化抬頭形勢下。從全球經濟看，金融危機以來的經濟衰退是全球經濟長周期結束導致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主導的金融全球化模式遇到了瓶頸。而中國始終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等幫助其他國家增強發展能力，實現共同發展，這蘊含著巨大的發展空間，是中國處理對外經濟問題的大邏輯。在此次抗擊疫情中，國際社會高度贊揚我國黨和政府處置此次風險的措施和力度，對中國政府遏制病毒的能力持有信心。完全可以利用這一機遇，大踏步走出去，贏得世界上更多國家支持，樹立世界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信心。

四是促進區域經濟平衡和綠色發展。疫情有利于促進經濟布局優化、警示人們更好地處理人和自然的關系，從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動力。疫情影響經濟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農民工返城推遲，這同我國依靠農村勞動力轉移支撐的增長方式有關。這種依賴中心城市、大型集約化生產、人口大規模跨區域轉移的方式，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但是不利于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彈性和抗風險能力，也威脅了生物的多樣性，不利于發展循環經濟，影響人和自然和諧共處，降低人的免疫力。盡管疫情和野生動物的關系還不完全確定，但這次疫情確實警示人們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也要處理好人和自然的關系，提高經濟體系的均衡性和抗風險能力，否則一切經濟增長都等于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這次疫情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循環經濟充分體現，那么區域經濟就有更強的抗擊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機時能夠盡快自成體系，形成“微循環”。

當前，更好地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加強政府在生產力宏觀區域布局方面的作用，走綠色、集約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鼓勵回中小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就地創業就業，既能從戰略上調整我國城鄉關系，也能夠彌補疫情帶來的損失。以人們對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視為契機，發展綠色種植養殖，健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啟動農村這個最大的經濟增長點，就可以再造一個經濟奇跡，也能再造青山綠水和健康中國。

五是更好地落實新發展理念和提高治理能力。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這個春節，飛速發展的中國好像按下了暫停鍵，疫情讓人們警醒和反思“唯GDP論”的發展方式，許多人認識到犧牲健康去埋頭賺錢是不劃算的，免疫力才是最大的競爭力；為保經濟增長犧牲人民的健康和社會公平也是不劃算的，早晚要得到大自然的懲罰。經濟活動暫時減緩，在一定意義上緩解過去對生產要素的透支，為未來的經濟增長凝聚動力。這次疫情還是一次局部戰爭的考驗，是一次和平時期的全民大動員，是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極限壓力測試，是一次應對緊急情況的大演習。對于提高黨和政府的組織動員能力、促進全國各族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激發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和社會凝聚力、提高社會風險意識、促進家庭和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之后，人們更加重視衛生健康、公共安全、自然環境、家庭生活、社區工作、基層黨建等，養成更健康樸素的生活方式，這些領域不一定直接產生GDP，但是卻能帶來現實的幸福感，有利于落實新發展理念，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織牢織密社會安全網，補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短板，更好地把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從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強大動力。

五、充分借鑒和發揮我國應對危機的歷史經驗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這次疫情是一個意外事件，但也相當于“高考”前的一次“模擬考試”，讓我們更加認清自己的優勢，更加警醒尚存的短板，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為將來應對更大的斗爭做了準備。

我國有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經驗。舊中國瘟疫遍地，被貼上東亞病夫的標簽。新中國發揮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群眾路線的優勢，短時間消滅了舊中國肆虐的肺結核、天花、鼠疫、血吸蟲病等烈性傳染病，愛國衛生運動、赤腳醫生、三級衛生保健網等被國際組織譽為“低收入國家普及初級醫療的唯一典范”。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暴發后，我國開展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衛生援外行動，在這些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戰勝了更加嚴重的疫情。應充分宣傳和借鑒這些歷史經驗，推動公共醫療衛生安全體系的建設。

中國經濟有應對外部重大沖擊的經驗。新中國遭遇過侵略者的細菌戰襲擊，遭遇過封鎖禁運和百萬大軍壓境，遭遇過核戰爭威脅，遭遇過重大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黨領導人民從容果斷地應對了這些危機，保持了經濟較快增長。1964年，面對美蘇兩個核大國的戰爭威脅，堅持“備戰備荒為人民”，調動全國優質資源開展“三線建設”，既在戰略上化解了外部軍事威脅，又拉動了投資，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以“備戰備荒”這個底線思維去謀劃發展，對今天是有啟發性的。十八大以來，面對百年未有大變局和世界金融危機深化，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實施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濟帶、軍民融合發展、南海島礁建設等重大舉措，有效應對外部沖擊。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能夠在重大危機面前有效迅速做出決策，瞄準經濟社會發展短板，集中力量進行投入，從而帶動國民經濟全局，并贏得重大戰略主動。這一優勢也必將在應對疫情中發揮作用。

利用危機更好地開展“四個自信”教育。經過防疫斗爭，全國人民的凝聚力高度增強，更加認同“四個自信”，特別是很多青年人發自內心的說，讓他們打心眼里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集中力量干大事”真的不是說說而已。中國的信心和努力，贏得國際社會充分肯定。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人民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時，不計一切代價進行“飽和式救援”，這是一些西方國家在災難面前陷入黨派傾軋、治理碎片化、重建速度緩慢、私人財團和政治權力結盟發“國難財”的體制不可比擬的。我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金融體系形成合力保障資本市場穩定，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綜合運用財政、稅收、產業、社會等方面的政策穩定經濟增長。國有經濟表現出體量大、抗風險能力強、社會責任感強。應該利用危機更好地開展“四個自信”教育。

正如恩格斯所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疫情防控阻擊戰讓人們更加認識到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多么有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多么寶貴，織密織牢基層黨組織是多么關鍵，做優做強做大國有企業、堅持公立醫院為主導、堅持衛生健康事業公益性是多么不可或缺，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凝聚全民族精神意志是多么重要。這場阻擊戰說明，只要把我們的黨建設好，把正確的道路堅持好，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會打敗我們，任何危機都必將被我們戰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航船仍將乘風破浪前進。

（作者：李玲，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經濟導刊》02-0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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