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26日,毛澤覃,毛主席最小的弟弟,作為被留在南方游擊區堅持斗爭的一名領導人,紅軍獨立師師長,在轉戰閩贛邊區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戰斗中英勇犧牲。于今已經有85年了。
2005年、2009年、2011年、2018年,《人民日報》都曾經介紹過他的事跡,分別是在“永遠的豐碑”、“人民英模”、“‘雙百’人物中的共產黨員”、“為了民族復興·英雄烈士譜”等名目之下。時光變換,英雄的價值一次次被重新“發現”。或許也是另一種有意義的為了不忘卻的紀念。
《人民日報》2018年9月25日第9版的記載說,
“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紅林山區被國民黨軍包圍,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英勇犧牲,時年29歲。他是毛澤東一家為中國革命獻出寶貴生命的第三位親人”。
時過境遷,我們現在可能無法想象,一支隊伍的領導人,優秀的紅軍指揮員,“為掩護游擊隊員脫險”,而英勇犧牲。“司令”說,你們先走,這是命令,然后自己沖上前去和敵人肉搏。這樣的場景,除了共產黨人,除了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指揮員,還有誰能“導演”出來?我們所看到的,不都是拿著“硬家伙”在后面督戰,大喊著“頂住,給我頂住”,要么就是“看在黨國(一說是兄弟,有什么區別呢,在有些人眼里,兄弟如手足,國家是衣服)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要么就大事不妙,自己先喬裝打扮、溜之乎也,怎么可能為掩護手底下的在統計學上不過是個數目字的大頭球霸們,而豁出去自己司令員之貴體?僅此一件,我們就不得不給這位毛司令一個大大的贊!一個深深的躬!
事實上,毛主席一家為中國革命顯出寶貴生命的,至少有“六位烈士”(采用1978年《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說法)。
毛澤覃的犧牲,還與一個今天依然沒有“過時”的詞匯有關,那就是“叛徒”。有關傳記顯示,在1935年3月25日晚,毛澤覃和他的隊伍被重重圍困但并沒有為敵人發現具體行蹤的情況下,他先是派出一個姓楊的戰士去聯絡其他地方的游擊隊,聯合攻打敵人炮樓并沖出去,緊接著又派一名“姓何的戰士”到村子里打探情況,回來報告。結果呢,就是這個姓“什么”的家伙,大概心里是又怕又氣又有些困的,干脆撂挑子鉆進一個茅草叢里睡大覺了,被路過的敵人發現后,不扣扳機、不出一聲、不做抵抗,當場一百八十度轉彎,主動熱情地交代了哪兒哪兒“還有十幾個人,十幾條槍,其中有一個姓毛的司令”。并且作為帶路黨鐵血黨徒,對自己的同志們進行了慘絕人寰的“神圣的圍剿”。
歷史上,最可愛的人身邊,總是有最可恨的人,在中國革命史上,“因叛徒出賣”而犧牲的優秀共產黨人、革命戰士,太多了。李大釗、陳延年、楊開慧、瞿秋白、毛澤覃、楊靖宇、趙一曼、劉胡蘭、毛澤民、江竹筠等英雄烈士的犧牲,都與叛徒有關,都是“身邊人”、“自己人”出賣靈魂的“犧牲品”。這讓人想想,就覺得心意難平。是因為知人知面不知心?是因為斗爭形勢復雜多變,來不及辨識“同路人”、投機者與意志薄弱者、賣國求榮者?這一問題的探討,應該是一道開放性議題。最近七八年以來,自上而下提倡最可愛的人還得有血性,真是一語中的。關鍵時刻,你沒有堅定信仰不能握緊鋼槍了,咱至少別當了慫包、尿了褲子,為了半塊狗糧就倒戈帶路,出賣同志、戕害戰友,這總是一個“漢子”的底線吧?
“歷史從不等待一切猶豫者、觀望者、懈怠者、軟弱者”,這里的軟弱者,可以理解為叛徒,那就是說,叛徒沒有好下場,歷史不會讓任何一個叛徒得到好下場,如果曾經有一個兩個叛徒因為時代的局限性,因為當時人們的主要精力在于摧枯拉朽的社會革命進程,還來不及拉清單和算細賬,那么,隨著時代節奏進入社會主義的精細化治理時代,“人人起來負責”,于是,每一個叛徒,就真的不可能再蒙混過關、喬裝打扮、混吃“饅頭”了。
毛澤覃同志的偉大一生,值得每個有階級覺悟的勞苦大眾懷戀,并且從中汲取奔向美好生活的力量。歷史不能假設,未來必須相信。有些人因為當年在公開的會議上罵過毛主席幾句話,而在今天被一些世襲的反毛分子大吹特吹。估計當時也就是嘟囔,所謂反毛的英雄,都是事后附著夸大起來的,而且當然是在毛主席百年之后,他們才敢。只是,讓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有些恨毛反毛的西方國籍、中式臉皮的學者,頭腦瓦特得無法言說。
一撥人說孔孟之道、程朱理學、陽明心學就是好就是好,好得不得了,一點瑕疵也不容說。毛主席反傳統反封建是打擊傳統文化,從五四開始就錯得一塌糊涂,革命就不對,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服從,就該溫良恭儉讓一生一世、三生三世。記住哦,只需老老實實背誦先賢經典,不許亂說亂動瞎解放思想;一撥人說,毛主席就是(反民主)的秦始皇,從周秦漢唐宋元明清到民國、新中國,都是一水的家天下,只有“要自由不要隔離”一下子創造了感染確證人數、死亡人數兩項世界第一的“美國夢”才是人類(難道不是作死的?)大同之夢。不許反駁,反駁就剝奪你“民主”的資格,就不許你實事求是。
這兩撥人雖然在反毛大業上具有根本利益的一致,可在觸及封建文化問題上似乎也該勢同水火。但近年來有個很不健康的趨勢,似乎是國內的前一撥人,往往唯國外或境外的后一撥人(后一撥人是把中國的古老學問,用西方洋大爺的規矩套子給格式化了,因而成了個名副其實的黃皮膚白心肝的雜種之學)“馬首是瞻”,表現在知識傳承上,就是國內的一些學問家的案頭反毛教程都是從國外、境外原版引進或者“翻譯”過來的,反毛反共恨國理論那都是一套一套成型的,從北洋、蔣介石、昭和到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李承晚,一個標點都不用改的原始論文包郵快遞上門,用就是了。
一個可資借鑒的教訓是,東歐的解體“不見得是人民不滿共產主義,主要是民族主義的抬頭造成的”(《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國》,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6,55頁),但這里的民族主義,顯然要加上個前件,那就是被西方資本帝國主義改造過的帶有剝削階級意識形態胎記的那個雜拌兒式的民族主義。魯迅先生在世,一定還會把那些博通古今、提毛色變的大師們稱為“聰明人”的:
“你看我們這里的聰明人罷,都吃得笑瞇瞇,白胖胖,今天買標金,明天講孔子……”(1935年10月29日致蕭軍,《魯迅書信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
在奮斗的路上,一定要親君子遠小人,萬不敢弄個“赫魯曉夫”作自己的生意合伙人,到頭來賠了夫人又折錢,還得攤上官司,就像金融衍生品某寶一樣,想要血本無歸?看把你美的,坑了你本金不夠,還要你打欠條,還給你上征信,這不就是讓你沒飯吃、沒褲子穿,還出不了門、見不得人,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嗎?這是有用的雞湯,這是歷史的經驗啊。
很多人還天真地相信,保存國故這件事,“海外”做得比“海內”好。在傳統文化方面做得更好,是嗎?對普通人,這是一種可憐。
“人們都有一種迷信,以為高位者一定道德學問也好。我記得我幼小時候,社會上還大抵相信進士翰林狀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實也并不是因為去諂媚。”(魯迅給蕭軍的信,出處同上)
尤其是居然有一幫小文人四處傳播,多年來,民不聊生的風雨飄搖的那個“島子”(你猜對了,就是我寶島臺灣),你說的是是丑態百出的偽刮民黨人,還是遺臭萬年的菜菜子一黨?這種想法,都是猴子搬來的笑料。
哦,對了,切·格瓦拉,也是被叛徒出賣而犧牲的。毛澤覃在林中的處境和結局,像極了格瓦拉。而當“竊格瓦拉”迅速地被輸入法追認,并且在網絡空間不斷發酵時,如果簡單地認為這是一些無良網紅公司的智商和底線大暴露,那就太小看資本邏輯的狠毒與狡猾了。他們這是要完成對“切·格瓦拉”和一切類似革命話語的重新連根拔起式的替換清零,讓人們以后一提起“切·格瓦拉”來,心里就會首先浮現出那樣一個猥瑣的搞笑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的形象,讓你笑得成為一個同他一樣腦子壞掉的蠢貨。
一方面是威嚇中國的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看看到底是誰養活誰、誰怕誰,另一方面讓人們對革命從生理上、觀感上首先產生厭惡。階級、斗爭、革命,新的偉大革命,統統都不許提,都讓你們提不起來。如此套路,我們不知道玩過了多少回。對革命領袖和英雄事跡的污名化,從毛主席到毛澤覃,從董存瑞、劉胡蘭到毛岸英、賴寧,哪一個已經無法自我辯護的人們都沒有被放過,難道這不是赤裸裸的反攻倒算、吃里扒外、里應外合?尤其是我們的文化界、教育界,一定要警惕狼,不可因為聽過太多“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就拒絕正視“好萊塢”的真相(借用戴錦華先生語),更不能做東郭先生。
參閱資料:
湖南師范大學政史系《毛澤覃》編寫組:《毛澤覃》
毛雪英:《懷念我的爸爸媽媽毛澤覃、賀怡》
尹偉斌:《賀怡與毛澤覃》
馮都:《毛澤東三談與胞弟毛澤覃之爭》
鄒亮輝:《對“紅軍妹”張桂清為毛澤覃守墓的質疑——與卜谷、楊友明等商榷》
毛新宇:《毛澤東三兄弟》
(來源:“察網時評”微信公號【作者授權】,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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