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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的姑娘，至少在我所知的魯南、魯東南等地域，又被稱為“識字班”，在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口中，現在還能聽到這種稱謂。

我小的時候，一直聽著大人們稱姑娘為“識字班”，習以為常，并不覺得奇怪，以為本來就是這個稱呼的。后來才認識到，中國自古并沒有把姑娘稱作“識字班”的習慣，這個稱呼完全是一個新生事物，是共產黨人領導的現代革命的產物，是現代以來偉大的掃盲運動的產物，甚至也可以說，它跟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思想息息相關。

在中國漫長的階級社會里，雖然也推崇讀書識字，甚至極端拔高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那只不過變相地維護社會統冶者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讀書識字是統治者的專享，普通的勞動者是很難享有這種受教育的權利的。毛主席曾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揭示過這種教育本質，他說：

“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人數既少，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識，第二是金錢，第三是武力。從前的教育，是貴族資本家的專利，一般平民，絕沒有機會去受得。他們既獨有知識，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階級。”

毛主席從早期革命開始，就要打破傳統的教育強權，實施平民教育。他曾在意欲籌辦的半耕半讀教育新村的計劃書中寫道：

“言世界改良進步者，皆知須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

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考察報告的關于文化運動的章節里，他寫道：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里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始終伴隨著他的革命歷程，他革命的足跡到了哪里，文化的普及就扎根在哪里，他的革命所及之處，便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根據毛主席在蘇維埃共和國時期所做的調查報告，當時的文化教育方式是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有日學，有夜學，有墻報，有俱樂部，有識字牌，有讀報團，還有識字班。毛主席于1933年11月所作的“長岡鄉調查”中，對“識字班”這一文化教育方式這樣描述：

“丙班，兒童讀本。每校一校長，一教員。校長可不識字，只要熱心，學生沒有來時，‘請校長來指示’。校長也來讀書。校長‘老同志’多。九個夜學校長，女的占五個。教員無女子。九個夜學教員，七個是鄉蘇代表。都是盡義務的。小孩子累贅的，‘更多年紀的’，家里人太少離夜學又遠的，這些人編入識字班。編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為一組，舉一組長— — 稍識幾個字的。組長多屬夜學學生。教法：隨時，隨地，隨人數，乘涼時，喝茶時，一個人，三個人，五個人。起初，畫地為字，隨后各立一簿，學寫起來，字從‘桌椅板凳豬牛雞鴨’寫起。各人簿子，大約十天由組長收齊，送夜學老 師看改，‘寫得多寫得好’的給以口頭夸獎。字，組長有不曉得寫的，問夜學老師，夜學老師有不曉得的，問日學老師。用此辦法，過去不識字的，現在都識得四五十個字了，少數能識七八十個。此辦法今夏開始實行，識字班的組織則去年就有了。”

毛主席在另一個調查報告“才溪鄉調查”中，對識字班的調查情況是這樣寫的：

“識字班。二十四組，每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學教員發五個新字去認。每組一個組長，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牽累，不能入夜學的，便入識字班。”

毛主席的調查報告被油印成單行本，單行本的題目是《鄉蘇工作的模范》，在1934年1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印發給與會的代表。當年，蘇維埃政府頒發《識字班辦法》，要求政府機關、群眾團體創辦識字班，將離夜校較遠或有家庭負擔，不能參加夜校或日校學習的人員編入識字班，利用閑暇時間隨時學習。識字班這一文化教育形式作為一種先進經驗，在中央蘇區普及開來，在之后的時期內，又進而普及到全國其他革命根據地，山東解放區便是其中之一。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山東邊區省委確定在沂蒙山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之后又建立中共魯東南特委，建立魯東南抗日根據地，轄莒縣、日照、高密、諸城、膠縣等縣。魯東南特委的所在地為莒縣的大店。臨沂作為山東解放區的首府，有“華東小延安”之稱；莒縣的大店，又有山東的“小延安”之稱。為了宣傳革命思想，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山東解放區普遍開展文化普及教育，利用夜校、識字班等組織形式，掃除文盲，解放人民，得到了老百姓的熱烈擁護，尤其是未婚女青年，參加識字班組織的特別多，久而久之，“識字班”就成為對姑娘們的代名詞了。有人考證認為，山東把姑娘的稱呼為“識字班”，其源頭為莒縣大店，也有一定道理。

新中國建立后，文盲數量仍然占了相當大的比例，消除文盲成了人民政府一項重要任務。

1955年10月14日，毛主席召集部分省市委書記開會，對文化教育工作，他說：

“七年之內掃盲，每人識一千字，主要靠各縣來辦，全縣規劃，編課本，各省要部署一下。”

新中國開展的比較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有四次：

第一次掃盲運動發生在1950年至1953年，全國共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

第二次掃盲運動高潮發生在1955年至1957年，至1957年上半年，全國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萬人脫盲，并已有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第三次掃盲運動發生在1958年；

第四次發生在1960年至1964年。通過對國民的文化素質的全面調查，此時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億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在掃盲運動中，產生于戰爭年代的“識字班”仍然被人們所采用，除此之此，人們還編制了其他各種各樣的速成識字法，組織了諸如“車間學校”、“地頭學習小組”、“炕頭學習小組”、“農民夜校”等眾多學習型組織，形成了諸如工礦企業的“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余結合、自學輔導結合”，農村的“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后復學”等多種教學形式，那時還出現了很多在今天看來非常有趣的學習口號和順口溜，如“學習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 生產到哪里，學習到哪里”；“見字問字，見人問人”等。新中國的掃盲運動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上世紀七十年代，我收藏的一本叫《農村政治夜校課本》的書，是1971年12月編寫的，目的是為了幫助不識字或初識字的工農群眾盡快攻克“文化關”。這個課本里收錄了不少打油詩，其中一篇這樣寫：

“收了工，吃罷飯，快到夜校把書念，鼓足干勁爭上游，早日攻下文化關。堅持經常不松勁，風吹雨打不缺班。學好文化干革命，掌好政權和文權。”

另一篇是這樣的：

“村村隊隊辦夜校，人人甩掉文盲帽，能寫文章能看報，天下大事都知道，全縣人民齊稱贊，政治夜校辦得好，展望未來心里樂，繼續革命志更高。”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是一場偉大的文化革命，是毛主席“言世界改良進步者，皆知須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識始”的偉大實踐，是一場偉大的“啟智運動”，是“讓億萬人睜開眼睛的事業”，山東姑娘“識字班”的稱呼，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這一偉大文化革命歷程，同時也見證了世世代代受壓迫最重、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女同胞翻身得解放的偉大巨變。

“識字班來扭一扭，惹得青年跟著走。誰要生產當模范，俺就和他握握手。”

“識字班來扭呀扭，一扭扭到十八九。俺娘不給俺找婆家，俺就跟著同志走。”

這些曾流傳于山東解放區的歌謠，仿佛讓人看到了一張張獲得了新生的姑娘們的燦爛的笑臉。

文：耿來意  來源：遙望黎明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