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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小軍 何路社:從國企“聯想”演變成混合所有制民營企業談起
點擊:  作者:齊小軍 何路社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12-22 09:52:21

 

摘要:司馬南六問聯想的根本意義并不是在于要清算聯想,而是要引起人們對國企改革經驗教訓的反思,以利于我們怎么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而講到底利益機制是個根本性問題,國企一定要改革利益機制才有出路。

 

關鍵詞:聯想  國企改革  民營企業

 

由中科院投資創辦的“聯想”原本是一家國企,其在不斷迅速發展的過程中,卻逐漸演變成了一家混合所有制民營企業。特殊性在于她不是一家平庸不良的國有企業,因經營不善而改制轉為私企。個中原因,一言概之,其是利益機制原因所使然。對于私有資本者來說,有恒產者有恒心。對于公共權力者來說,則有恒利者有恒心。權力道德化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將利益隱藏化而更有利于權力者暗箱操作。聯想與海爾是兩種不同典型,但在現行的利益機制之下,大多數公有制企業經營者缺乏干事動力,或得過且過無所作為,甚至撈一把就走,或坐享各種壟斷性利益。

 

有人認為計劃經濟時代共同富裕,人民群眾政治平等,經濟地位平等,并不是搞平均主義。人和人之間收入上也有差別。但是,不允許出現差別過分懸殊的現象,更不允許出現靠投機取巧貪污受賄化公為私的現象。然而,其實計劃經濟時代總體上講工農業生產效率低,是一種共同貧困,人民物質生活水平遠不如現在。而且雖然人和人之間收入上差別較小,但也不是真正的平等,官本位特權更加絕對化,這是因為那時沒有資本優越的沖擊挑戰。

 

改革遇到的真正問題是在國有企業現行的權力道德化利益激勵機制及意識形態觀念下,格力(董明珠)、海爾(張瑞敏)……這樣的公有制企業(企業家)成功典型,仍然像過去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一樣,難以像市場經濟中成功的私有制企業(企業家)由于利益機制自然而然地普遍性的復制開來。

 

我們經過二十多年的艱辛探索研究,在一部四十多萬字的書稿中,提出了一種公共權力優越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其中,權力優越與資本優越,和權力客觀化(利益化)與權力道德化,這兩對相互密切聯系的核心概念,對科學社會主義作出了有價值的重要補充,也可以在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對話中有理有力有利地掌握話語權。在與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制度理論的對話中,我們一針見血地揭露,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質就是資本優越,于社會公平正義而言,與其私有資本優越,不如公共權力優越,因為其天然流淌著道德的血液。只有公共權力優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能夠兼顧效率與公平。唯物辨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相反相成)。私有資本天然流淌著利益的血液,以利益求利益無異于緣木求魚(為利益而利益,會假冒偽劣欺蒙拐騙什么傷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來),因此需要強調道德――韋伯的資本主義新教倫理精神就是這個意思,只有在道德的激勵下,才能獲取正當的利益。公共權力天然流淌著道德的血液,以道德求道德同樣無異于緣木求魚,因此需要在利益的激勵下,才能真正的實現道德。

 

相比華為,聯想背靠中科院,具有人才技術上的優勢,這樣的國企本來可以做強做優做大,成為另一個科技創新型的華為,為國家民族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應追問為什么國企就不能比民營做得更好?改革初的國退民進是符合當時生產力水平低又不平衡的現實的,但現在國有企業再不能人為的退了,而是要找到一條新時代科學社會主義道路,以在與民營企業的自由競爭中發展壯大。有人說國企最大的問題是所有者缺位,名義是全民所有,實際是政府所有,具體上又是政府某個部門管理,最后能拍板的就幾個人,甚至一個人說了算。導致大部分國企被少數人掌控。可是所有權的實質其實歸根結底是利益,公共權力優越使利益清晰,實際上有同樣的效果,使公有制企業家不會產生短期行為,因為與私企一樣,企業壯大發展了,其的利益也跟著壯大發展。所以,講到底,都是利益機制這個根本性問題!國企一定要改革利益機制才有出路。比如,柳傳志肯定是一個企業家人才,我們相信他確實曾經有產業報國的理想。若換種公共權力優越的機制,他不會將國企民營化,至少聯想將做得比現在好,甚至成為另一個華為?;蛘呷绻撓氲恼茩嗾呤菑埲鹈簦裉斓穆撓刖鸵欢ㄊ橇硪粋€華為了。問題是權力道德化下,其不可在公有制企業普遍性的復制開來。換一種權力利益化的激勵機制,就會涌現出千千萬萬個張瑞敏。

 

有人認為法治未能根本解決問題,原因不在于法治本身,而在于有人凌駕于法律之上,現而今,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如果真正落實了,法治大有希望,諸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但問題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其要人來制訂,更要靠人來執行,特別是執行力人才難得??梢哉f人是所有原因的終結,企業家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針對企業的法律主要是筑牢堤壩,防范出現違法犯罪問題的,解決不了經營管理不善的問題。具體到某個企業,企業要搞好,受多種因素影響,比如,企業發展的戰略眼光和資源整合能力、科技創新能力、投融資模式、管理機制與員工激勵、聚集人才能力、市場營銷及應變能力,等等這些都與企業家的才能有關。從宏觀制度環境看,如何讓企業家安心做企業,激勵更多的人在市場大潮中做好企業,涌現更多依法經營、有社會責任感的卓越企業家,則是一個牽涉到利益激勵機制是否科學合理的問題。

 

關于司馬南對聯想的指控,有篇熱門網文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國家而言,企業家只有守法與不守法的區別,不應有更多標簽,這才是良好公平的市場環境。柳傳志雖然從企業家神壇跌落,但是沒有犯罪,即使聯想今后如恒大一樣爆雷,也只是經營問題。司馬南六問聯想的價值在于:第一,從反面促使聯想反思自己的企業價值觀和發展戰略;第二,給所有大型公眾企業一個警醒,在社會主義中國,現代企業的目標不僅是盈利,還有各種社會責任。否則,互相網的強大輿論,隨時有可能將企業推到風口浪尖。第三,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不能再流失了。第四,中國到了引導規范資本發展的階段,貪婪是資本的本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有效節制資本的貪婪,否則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沒有本質區別??尚业氖?,自阿里事件后,國家已經深刻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這個意義上而言,司馬南功不可沒。

 

我們以為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國有企業再也不能人為地退出市場了,聯想就是一個人為地退出市場的典型!本來好端端一個發展勢頭良好潛力無限的國有企業,就被這樣一步步折騰成民營化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要“理直氣壯”、“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和資源配置效率,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1]

 

但也有人質疑:1、內部人現象使國企是國企領導和員工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國企普遍工資比較高,哪怕虧損都不影響高工資,曝出的國企腐敗案觸目驚心。2、國有企業的國有資產不能再流失了,這在現有體制下很難!難于上青天。3、首先規范國有資本吧,他們更貪婪。國有銀行跨行轉賬收費,民營支付寶不收!余額寶在很長一段時間利息都比國行的高。國有電信公司收漫游費,有了微信等民營業務競爭,才取消漫游。國有油企拿著國家補貼,但賣的油比國外民營的油質劣價高,等等不勝枚舉。只要有壟斷就有壟斷利潤,這道理顛撲不破!一些個國企對內搞壟斷利潤,對外不平等競爭,已成為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障礙。應該說,咱們國家也不缺優秀的經濟學者,國企改革也探索出了不同的模式,先后也改了幾十年了,如果能行,早就行了。

 

然而應清楚的是,我們一直講國企現在確實存在利益機制不科學的問題,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我們的公共權力優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正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利益不是洪水猛獸,問題是公有制企業家要取之有道。我們堅信,中國只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經過無數挫折后,終究會有這么一天。公有制比不過私有制,社會主義就沒有存在的經濟基礎。當然,我們這個新方案還沒有被人們了解理解,這么大的事情要有個很艱難的過程才能逐漸被接受,然后有機會進行試點,讓實踐去檢驗,之前則首先要過理論邏輯論證這一思想試驗關。所以,在這種意義上,反對的批評性的意見很有價值,真理越辯越明!

 

還有人認為,不能簡單地以公私來定優劣,也不能以營利多少來定好壞,應該是多種形式的所有制并存才是合理的,有的應公,有的宜私,有的主抓經濟效益,有的追求社會效益,有的著力國家安全,不可一刀切,一鍋煮,黑白論。比如,有人老是說東北的國企怎么怎么了?但倒掉淘寶、拼多多、萬科、恒大屁事沒有,你把一汽大眾、中航沈飛倒掉試試看。

 

這樣為國企辯護,有一定道理和說服力,但仍然沒有觸及根本,人家可以說美國連軍工企業都私有化了,也不看見影響到了國家安全。反過來,完全私有化效率上實踐已經證明沒有問題,損害的主要是公平??墒遣还娇隙ㄓ绊懮鐣€定,進而必然影響國家安全。所以,私有化的效率又是不可持續的。特別是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我們現在的貧富差距比美國還大,而美國又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大的。當然,有一些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差距比我們還大。我們以為貧富差距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存在必然聯系,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們過去計劃經濟下那種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早已被實踐證明是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因而不現實。在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力水平下,私有制與剝削都有存在的理由,只有通過公有制與其競爭來限制她,并逐步自然而然地徹底戰勝她。共同富裕不能是殺富濟貧“打土豪分田地”,而是要通過制度機制,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可以釜底抽薪,減少剝削的空間。所以說,效率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命。

 

也有人提出,目前正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面臨著的外部壓力很大,需要堅持我們黨一貫的統一戰線方針,加強民族內部團結,以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壓。而司馬南質疑聯想引發的社會輿論,已經引起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不安甚至某種程度上的恐慌,擔心事情進一步發酵下去,會使中國民營資本逃離到國外去。然而我們卻必須指出,在共同富裕問題上,起根本決定性作用的是第一次分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不在于第二次、三次分配,而在于第一次分配。即在第一次分配中,前者私有資本優越僅片面性的效率至上,后者公共權力優越公平與效率兼顧。因此只有有效節制資本,縮小貧富差距共同富裕,才能鞏固統一戰線,加強國內團結一致對外。比如,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就是通過減租減息,團結地主富農鞏固統一戰線的。至于擔心民營資本逃離中國,資本是逐利流動的,只要堅持兩個不動搖,經濟形勢利好便可以防止。

 

所以,司馬南先生六問聯想的根本意義并不是在于要清算聯想,而是要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改革經驗教訓的反思,以利于我們怎么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為全體人民謀利益!那么,藉著這一次有關聯想集團的一系列討論,我們可以更加完善和改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與實踐。

 

各種權力優越激勵于公有制企業家,在微觀性的企業經營管理權上包括人事財物四個方面,黨政部門要給公有制企業家徹底松綁,一是要信任,二是信任不能代替監督。幾千家國有大中型企業,這是多么大的一塊蛋糕,要觸動相關黨政部門的有關人事錢物權力方面的天大利益。國企改革也許難就難這里,只要一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要命!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任重道遠,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已經進入改革的深水區,需要解決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不斷把改革推向前進。”[2]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是,堅持兩個“不動搖”不可偏廢。首先,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努力發揮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壓艙石性的主導作用,理直氣壯地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其次,要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要建立既親又清的政商關系。然而,著名財經媒體人秦朔先生在為聯想辯護時,對于兩個不動搖,只強調后一個,而只字不提前一個,國有企業人為地退出市場和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就關系到前一個不動搖。他在文中王顧左右而言他地這樣說道:如果真的走進中國民企,走過一批,就會知道當初他們付出了怎樣的努力才獲得了些許成功,“走遍千山萬水,歷經千辛萬苦,道盡千言萬語,想出千方萬法”絕不是空言。而當初大量“國有”“集體”資產其實非常薄弱,很多企業都是在辦不下去的情況下出讓給“能人”和“弄潮兒”的。我們這里就有點弄不明白了,請問秦朔先生聯想當時是這種情形嗎?資本主義在西方的實踐,證明資本優越會控制一切。看看這次抗擊新冠疫情,我們有國有企事業單位作為中流砥柱,而西方國家抗疫力不從心,就與資本優越的干擾密切相關!

 

在繼秦朔先生撰文后,又有著名經濟學者劉勝軍先生撰文強調:“聯想是改革早期的中國明星企業,它的改制結果創造了公司的繁榮,如何評價它的改制,一定程度上會牽扯到對改革開放的再定義。這當中首先是法律問題,同時政治考量也不會缺席。”我們承認這是中國當前的主流經濟學觀點,可正正是在這一點上通過聯想這個案例我們需要深刻反思。比如,聯想高管的天價年薪是由股東會決定的,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漏洞,但程序正義不等于實質正義。在這種特殊情況下,靠聯想高管的道德覺醒來自我糾正,肯定是不可復制的。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舍卒保車舍車保帥的選擇。背后的決定性因素是聯想的股權結構民營控股私有化,資本優越獨大可以任性說了算。更進一步地說,就是當年聯想不改制,堅持公有制就一定企業不能搞好做強做優做大嗎?我們的公有制企業家公共權力優越改革方案,從理論到實踐上都提供了一條嶄新的路徑,希望能夠引起國人和國家的高度關注重視。這里不妨套用劉先生的話,反其道而用之:對于新時代的中國現有國有企業,與其繼續“聯想”,不如探索“格力”。

 

最后必須指出,我們的公有制企業公共權力優越改革方案,不僅不需要對改革開放再定義,相反,其是在實踐已經證明是正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路徑上,更進一步地向前發展和完善?;仡櫸覀冏哌^來的成功經濟改革道路,其實質上是不斷放權(分權,下同)。我們的建議與以往改革的共同點是向市場放權,區別的是以往的改革著重于國家向社會放權,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壯大民營企業?,F在我們的建議則是,同時在國家公共權力內部也上下位分權,實際落實政企分開,上位宏觀領導與監督權的黨政部門向下位具體執行權的公有制企業家放權,從而搞活做強做優做大公有制企業,可持續的不斷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以上兩個方面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辨證關系。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有制企業還有存在的生產力水平基礎,公有制企業與私有制企業通過相互競爭來相互促進,兩條腿走路比一條腿強,兩個方面都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出自己的應有貢獻。公有制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了,國家權力對其的掌控,比對民營企業的控制更加有力和得心應手。這有利于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這里,在我國國有企業已經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上,謹提出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具體方案如下:

 

第一、國有企業分級制:包括中央國企,地方國企——?。ㄗ灾螀^、直轄市)級、縣(省轄市、自治州、旗)級。各級國有企業利潤分別上交各級財政,歸全國人民或各級地方人民共享共有。

 

第二、國有企業規模制: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生產社會化的客觀要求,我們以往國有企業改革的“抓大放小”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應要求一定的規模,勞動密集型產業應一千到二千左右職工規模以上,知識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應五百到一千左右職工規模以上。

 

第三、國有企業一元二次委托代理制:從委托代理視角來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資委)的上位宏觀監管權和國有企業的下位具體執行權形成了一種兩次委托代理結構。之所以要形成這樣一個兩次委托代理結構,為的是不使上位權與下位權混合,一身而兼二任。據此,中央和地方現設各級國資委退出政府部門機構系列,與監察委、法院、檢察院平行單獨設立,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間接選舉產生,借鑒市場性競選模式運作,勝出者接受人民代表大會委托,代表國有資產全民所有權對國有資產進行監管(上位權),并向人民代表大會負責。這樣在國有企業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一元不可分割整體共同所有形式下,實行國資委首次代理加國有企業管理層再次代理的二次委托代理運作機制,兩者之間相互配合協調,以共同完成全體人民委托對國有企業生產資料進行市場經營并保值增值的代理職責。其整個鏈條為:全體人民通過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間接選舉產生國資委,國有企業職工通過選舉產生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通過勞動力市場自由招用國有企業職工。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國有企業職工有權罷免不稱職的管理者。這樣,就形成了人民代表大會對國資委,國有企業職工對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層的權力制約機制。波蘭著名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即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由于決策過分集中和政治上的不民主,其使國有制發生官僚主義變形。因此,可以通過管理決策的適度分散以及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來矯正偏差。[3]

 

第四、國有企業高管層市場化選擇制:只有通過最大限度的公平自由競爭所選擇出的那些杰出的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即能向社會提供最高經濟效益者,才能獲得支配和經營社會所有的生產資料權力。國企改革首先從企業所有高層管理人員全部就地免職開始(新投資創辦的企業沒有這一項),對外開放面向全社會(當然也含企業內部人員)重新組建和選擇企業第二次創業創始人團隊,并使之成為職業企業家,就任后從此與企業共命運,政企分開,不再被上級政府部門所掌握著其職務的升遷調動。在競爭中落選的企業原高管人員,若本人申請要求的話,可以平級調動安排到行政事業單位任職??傊?,國有企業改革應從國有企業高層經營管理者的產生機制做起,由國有企業自身通過董事會、監事會、職代會對其進行民主選擇、民主監督。國有企業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或總經理)以及董事會、監事會的多數成員與職代會代表,由競選方式產生。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候選人,除職工董事及職工監事由職工代表大會推薦外,一般主要由國資委差額推薦參加競選。專業董事和監事則由國資委市場化聘任。這是國資委監管國有企業的一種重要途徑。國有企業成立選舉委員會和建立選舉投票工作站,對競選與投票進行嚴格規范管理。

 

第五、國有企業首長負責制:董事長(黨委書記)與首席執行官(或總經理)一肩挑。制訂《國有企業法》之前,循序漸進先制訂《國有企業管理條例》,明確國有企業實行首長負責制,國資委不得在法律之外干涉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經營者的選舉產生程序。以此來推動國資委宏觀領導與監督上位權與國有企業家具體執行下位權的合理配置。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管理,由管企業轉為管資本為主,從行政隸屬關系轉為股權關系。國家作為國有企業的出資者,除享有出資額的收益權(利潤)和對國有企業的資產和經營活動進行監管的權利外,只能用行政法治的手段調節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稅收、利潤由國家調控,制定完善并嚴格執行稅法、利潤法;工資則企業掌握,不論國企私企。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作為企業法人代表,擁有特定剩余控制權,像私有企業主一樣,充分自主地進行經營管理,并與企業共沉浮,企業愈壯大發展權力亦愈壯大發展,反之亦然。國有企業向國家上交利稅后,全部所得自主支配,即享有特定剩余索取權,或用于擴大再生產,或用于改善職工福利、工資待遇,根據生產經營狀況,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決定,一切取決于國有企業發展壯大的需要,由市場引導、職工民主監督。

 

第六、國有企業高管層年薪制:其報酬與國有企業效益掛鉤,但上要封頂,以消除剝削為度;下不保底,完全按勞分配。切實保障其一切合法權益,包括薪酬、獎金、福利及其各種權力優越待遇等等。國有企業的高層經營管理者的年薪制以及其它激勵措施,是為合理定價權力優越而順理成章作出的制度安排。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權力優越必然會找到自己的合理價位。

 

第七、國有企業高管層市場風險基金制:根據責、權、利相對等原則,建立國有企業高管層風險基金制度,其繳納的風險基金,只有落選、辭職及退休時經審計后才能支取。在任經營期間,風險基金的用途作為一種抵押,當國有企業由于經營失誤發生虧損甚至破產時用于作抵債準備金。風險基金來源包括對國有企業高管層按一定比例提取的延期支付個人效益工資和個人不動產、個人存款等。

 

第八、國有企業職工市場招用制:國有企業職工為自由勞動者,是勞動力市場的主體,自主擇業,自由流動,政府有責任保障其的一切合法權益。勞動者在國有企業中就業有參加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得到合理報酬的權利。國有企業利潤歸國家或地方所有,沒有私有制企業的資本家合法性剝削,利益沖突的對抗性勞資關系、勞資矛盾,轉化為利益不沖突非對抗性的干群關系、干群矛盾,只須注重防止干部中的官僚主義與以權謀私貪污腐敗行為。通過在所有國有企業中保障所有勞動者的民主權利,從而實現全體人民對所有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個人所有權。將全國所有經營性國有資產全部進行量化統計,然后具體量化分配到每一個公民身上。公民個人所有那份經營性國有資產,分成國有企業就業的職工擁有投資性股權,與不在國有企業就業的公民擁有非投資性股權兩種情況。前者參加各自的國有企業分紅,與各自的國有企業效益掛鉤。后者參加全國經營性國有資產總體分紅,與全國總體經營性國有資產效益掛鉤。

 

第九、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國有企業高管層要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定期向職工代表大會述職,虛心接受職工代表大會對其履職報告的各項審議,加強相互溝通,落實協商民主。充分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優勢傳統,通過黨組織和黨員的骨干與模范帶頭作用,使黨的領導與人民當家作主在國有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的運行中有機相結合。國有企業職工通過自己選舉的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參與民主管理,同時通過其日常工作機構工會向職工宣傳貫徹高管經營層的各項經營決策及管理規章或措施,并維護職工的各項合法權益,協調與反饋職工的各種意見或建議。

 

第十、國有企業經營績效國資委派遣監管制:監事會主席由同級國資委派遣,代表上位權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經營行為進行現場直接監管。其一年一任,可以連任,也可以隨時撤換。各種報酬由同級公共財政從該國有企業上交利潤中支付,與該國有企業效益掛鉤。

 

第十一、國有企業財務核算國資委派遣監管制:國有企業財務會計機構及人員實行同級國資委直屬領導制度,由同級國資委直接派遣和管理,對同級國資委負責,以保障同級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經營的財務狀況的知情權,避免內部人現象。

 

第十二、國有企業破產退出制:私有企業存在客觀自然性的試錯退出市場機制,而目前國有企業還沒有這種試錯退出市場機制。終結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所指出的計劃經濟中國家與企業是一種“父子”關系,因此帶來企業的預算約束軟化,導致國家為了意識形態而非經濟理由,會繼續撥款支撐一個虧本的企業的現象。國資委對國有企業財政上實行一次性斷奶的預算硬約束,讓其像私有制企業一樣面對市場所有風險,經營不善資不抵債時嚴格依法破產,從而優勝劣汰增強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責任感及壓力,置于死地而后生。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求是網》201866日,http://www.qstheory.cn/2018-06/06/c_1122947200.htm.

2、習近平:《在布魯日歐洲學院的演講》(201441日),《人民日報》201442

3、[波蘭]奧斯卡·蘭格:《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王宏昌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9

 

作者簡介:

齊小軍(1979—),男,漢族,內蒙古赤峰人,牡丹江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何路社(1955—),男,漢族,湖南邵東人,武漢大學政治文明與政治發展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研究方向:政治哲學與公共權力。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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