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學習時報》連載的《習近平在上海》介紹了習近平在上海任主要領導期間，指導關心上海國有經濟發展的思想和實踐。上海是我們黨誕生的地方，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排頭兵，是我國國有經濟的重鎮。“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重要支柱、重要基礎。上海是國資重鎮，地位舉足輕重”；“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把發展壯大國有經濟與完善所有制結構結合起來”；“既要維護好國有資產所有者權益，又要維護好企業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讓廣大職工群眾共享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成果”；“在國資國企改革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加強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切實發揮好黨組織的政治核心作用”。
特別是明確強調
“我們講‘公有制為主體’，這個‘公有制’不是抽象的，是要具體量化的，如果沒有量化，那就是‘玩’概念”。
當時，黨內外對國有企業的定位和作用存在很多模糊和錯誤認識，社會上抹黑和妖魔化國有經濟、主張全盤私有化的觀點正大行其道。習近平旗幟鮮明地主張發展壯大國有經濟，要求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正本清源、振聾發聵，體現了他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理論家的深厚理論高度、歷史責任感和政治定力。習近平一貫注重總結國企改革的經驗，在福建、浙江工作時就明確提出“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把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等重要論斷，這些重要思想，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國有經濟發展是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立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深厚學養，著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黨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科學總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有經濟發展改革歷史，在指導新時代國有經濟改革發展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揭示了國有經濟發展的根本規律，回應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根本問題，是引領國有經濟發展的科學指南，標志著我們黨進入了更加自主、自覺地發展國有經濟的新階段。
第一，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創新發展，有深厚的理論淵源。
生產資料所有制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根本問題，這個問題在理論上解決得怎么樣，直接關系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等主張，但沒有條件進行實踐。蘇聯和我國計劃經濟時期全面建立了公有制經濟體系，也進行了一些改革探索，但對國有經濟的職能定位、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等問題，還沒有從理論上做出成熟回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飛躍，但理論建設滯后于豐富多彩的實踐，特別是簡單照搬、比附西方經濟理論，已經難以解釋和指導我國國有經濟發展。習近平在理論上強基固本、旗幟鮮明，在地方工作時就發表過多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論文，提出“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有機地融為一體”“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因素”“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堅強的企業黨組織、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政治資產是比資本運營更為先進的經營方式”等具有開創性、前瞻性的思想。擔任總書記以來，習近平多次帶頭學習政治經濟學，要求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就是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典范。一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識國有經濟。習近平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把國有經濟放到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高度認識，提出國有企業的職工隊伍是工人階級的骨干力量，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基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根據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原理，提出要善于從政治高度上看問題，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與獨特優勢，不能把黨的領導和現代企業制度對立起來。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原理，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明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并據此賦予國有企業“六個力量”的重要定位。二是回答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但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經濟的思想，但并未來得及探索和完善。馬克思晚年還設想，東方國家可以在一定條件下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進入社會主義。能否實現馬克思這一設想，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融合。對這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習近平明確提出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融合，并具體提出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的一系列戰略措施，明確回答了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能否融合、怎樣融合的問題，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政府和市場、國家和資本關系上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不同，這是以往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沒有成功回答的問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貢獻。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我國國有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融合最集中、最生動的體現。這一思想還從理論上回答了國有企業為什么要堅持黨的領導、怎樣堅持黨的領導，這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黨的建設理論和企業理論的貢獻。三是澄清了關于國有經濟的理論誤區。習近平曾指出，“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著中，看到的幾乎全是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述”，多次要求并帶頭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西方國家經濟低迷、兩極分化、社會矛盾的原因是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要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澄清了照搬西方經濟理論的誤區，明確回擊了社會上針對國有企業的一些奇談怪論，明確指出西方一些人把矛頭對準我們的國有企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樹立了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國問題、促進理論創新的典范，也增強了我們堅持發展國有經濟的理論自信。
第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是對科學社會主義和國有經濟發展歷史的規律性認識，有充分的歷史依據。
習近平一貫強調注重學習歷史、在歷史條件下看問題，他本人就是這樣做的典范。貫穿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重要論述的一條紅線就是：絕不認為發展國有經濟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始終站在社會主義發展和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看待國有經濟地位和作用，謀劃國有經濟發展改革。一是從中華民族和社會主義發展史高度認識國有經濟。我國自古就有“天下為公”、政府專營戰略性部門的傳統。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就開展了公營經濟的探索。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經濟為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突破外部封鎖、推進改革開放建立了不朽功勛，也形成了以“大慶精神”“鞍鋼憲法”等為代表的先進經驗。習近平在多次講話中對此給予充分肯定，指出公有制經濟是長期以來在國家發展歷程中形成的，要求繼續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作風，載人航天、兩彈一星、大慶鐵人精神等，鮮明地指出國有企業功勛卓著、功不可沒。
二是從具體歷史條件出發分析國有經濟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不斷深化改革，既堅持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又不斷增強自身活力。習近平在2001年發表的文章《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中就指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問題，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本身的問題，解決問題不能拿基本制度“開刀”，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這一論斷有高度前瞻性和預見性。一段時間以來，針對社會上動輒否定國有企業發展的成就、把國有企業存在的不足歸結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觀點，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等中，從具體歷史條件出發，客觀辯證分析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就和不足，既堅持理直氣壯發展國有經濟，又指出了改革和發展的方向，避免了蘇聯那樣的制度僵化和一些西方國家盲目私有化帶來的嚴重后果，開辟了國有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新境界。
三是從歷史趨勢出發謀劃國有經濟下一步發展。真理總是歷史的、具體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我國和世界歷史趨勢提出一系列重要論斷，我國國有企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不斷增強，從過去引進西方理論逐步走向主動構建理論，引領新的發展。習近平強調國有企業發展必須同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將實現中國夢、堅持中國道路作為謀劃新時代國有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正是因為有這樣宏大的歷史視角，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才具有充分的歷史依據，體現了高度的歷史自信和歷史自覺。
第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是對我國國有經濟發展實踐成果的全面總結，有充分的實踐基礎。
“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寶貴的理論品質。盡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了建立公有制經濟的設想，但是其具體形式和途徑只能交給實踐來回答。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經濟發展迅速、亮點頻現，但客觀上理論建設還跟不上豐富多彩的實踐。即便是目前理論體系比較成熟的西方經濟學，因為西方缺乏建立如此大規模國有經濟的社會實踐，政治基礎也與我們不同，無法形成指導國有經濟發展的理論。習近平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可能來自現有理論的綜合，只能來自新的社會實踐。我國國有企業運行質量不斷改善，綜合實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頂梁柱、引領科技創新的主力軍、履行社會責任的排頭兵，習近平總結國有經濟發展實踐，大膽突破現有理論體系，提出一系列創新性觀點，第一次構建了涵蓋國有企業領導體制、功能定位、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依靠力量、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系統理論，標志著從理論上構建了國有經濟發展的“四梁八柱”，為突破現有理論、構建全面解釋公有制經濟的理論體系指明了方向。一是來自總結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實踐。習近平一貫注重總結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在福建、浙江、上海工作時就明確提出“充分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大集團”“把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等重要論斷，到中央工作后，他多次到國有企業考察調研，親自指導總結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實踐經驗。二是來自同其他國家的比較。習近平以廣闊的國際視野，通過對比突出我國國有經濟的特點和優勢，強調建立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要立足我國國情，不要生搬硬套國外的做法；他親自總結指出了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工會工作等方面的制度優勢，包括總結吸取金融危機之后西方企業出現的一些嚴重問題，突出了我國企業制度和西方相比的特點和優勢。三是把國有經濟置于提升理論自信的全局。習近平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把國有經濟置于四個自信特別是理論自信的全局，既彌補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公有制企業領導體制、運行機制等微觀環節理論的不足，也批駁了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得出的否定和弱化國有企業作用、認為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不相容、黨的領導和現代企業制度有矛盾等錯誤認識。這就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超越西方經濟學提供了指南。
第四，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是面對百年未有大變局進行偉大斗爭的有力武器，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思想是時代的聲音。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科學分析國內外形勢，提出我國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等重大論斷，并在這種時代特征下謀劃國有經濟發展。對時代特征的判斷，成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重要論述的重要來源。一方面，根據新時代國有經濟面臨的時代特征，賦予國有經濟新的使命。習近平在科學分析我國發展時代特征的基礎上，指出國有經濟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肩負著重大歷史使命。在考察調研國有企業時，習近平多次強調大國重器必須掌握在自己手里、堅持走自主創新之路、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要倒過來，要求國有企業成為六個“重要力量”等。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從當前時代特征出發，賦予國有經濟新的方向和使命，是我們贏得偉大斗爭、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從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局謀劃國有經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不是孤立的，而是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治國理政實踐的全局融為一體的。習近平曾經做出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分前半程和后半程的重大論斷，認為社會主義實踐后半程的主要歷史任務是建立一整套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我國國有經濟經歷了建立、發展、改革的探索，當前也逐步進入建立成熟穩定制度體系的階段。習近平高度重視國有經濟制度建設，關于堅持黨對國有經濟的領導、加強國有經濟黨的建設、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等方面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八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十三個顯著優勢”在國有經濟領域的具體表現，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方方面面的內容，都能從習近平治國理政的思想和實踐中找到依據。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集中、生動的反映，在這個思想指導下的國有經濟發展實踐是“四個自信”集中、生動的反映。總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國有經濟的重要論述有深厚的理論、歷史、實踐和時代的淵源和依據，決定了其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符合我國實踐的迫切需要，具有崇高的理論品質和長遠的指導意義。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10期，修訂發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