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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來意：毛主席為什么說“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點擊：作者：耿來意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4-19 08:36:59

中國是一個大市場，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開中國的大門，他們看中的就是這個潛在的巨大市場。

對于這個過程和特征，毛主席于1939年12月在他主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課本中做了比較詳盡的記述，他說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的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他們通過侵略戰爭，強迫中國簽訂了大量不平等條約，劃分各自的勢力范圍，控制中國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控制中國的交通事業，他們這樣做是為了什么呢？那就是：

“能夠大量地推銷它們的商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工業品的市場，同時又使中國的農業生產服從于帝國主義的需要。”

除此之外，“西方列強還在中國經營了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的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直接地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經過借款給中國政府，并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因此，它們就不但在商品競爭上壓倒了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而且在金融上、財政上扼住了中國的咽喉。”

帝國主義實現市場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無不是控制他國主權，培植買辦勢力，輸出精神鴉片，實施文化侵略。

近代中國就經歷了這樣一條喪權辱國的過程，沒有主權保護的市場完全是向西方列強洞開的，洋貨充斥了中國的都市和鄉村。

中國的民族革命就是要收回主權的獨立自主運動，中國的大市場要由中國人自己來作主。

1936年7月間，毛主席接受首位采訪紅色中國的西方記者斯諾的采訪，他在回答蘇維埃的外交問題時，對中國獨立后外國人在中國的貿易利益、資本利益等問題進行了逐一解答，他說：

“如果中國真正贏得了獨立，外國人在中國的合法貿易利益將會有比過去更多的機會。四億五千萬人民的生產和消費能力不僅僅是中國人才會對它關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許多國家。……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來，外國借款和外國投資應就只能被用來發展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生產能力——特別是在全國范圍內建設基礎工業和引進科學的農業方法和農業組織。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對影響中國獨立政治權利的外國投資，一概不予承認。”

毛主席對于中國未來的市場潛力有著充分的估計，同時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對于市場的需求也有著充分的認識。

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說：

“文明社會五千年來，才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這一次世界大戰，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了二十世紀的時代，資本家撞了資本家，市場少了，有的搶到的地方廣一些，有的搶到的地方狹一些，因此打起來。這就是所謂帝國主義時代。”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七大上講到國際形勢時說：

“希特勒倒了，蘇聯強大了，歐洲人民覺悟了，英國人民覺悟了，美國資產階級中有想與英國反動分子結合反蘇的，但大部分人是愿與蘇聯搞好關系的。英、美都是現實主義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敗日本后，兩只手都要做生意。”

1949年3月5日，在中國人民全國勝利的前夜，毛主席在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了各項勝利后的工作方針，徹底解決“中國人民就在帝國主義面前站立起來”的問題，其中包括“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他說：

“我們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但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只要一天它們不改變敵視的態度，我們就一天不給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以合法的地位。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而作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寫道：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須知，妨礙我們和外國做生意以至妨礙我們和外國建立外交關系的，不是別人，正是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我們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了。”

“‘我們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現時，這也是幼稚的想法。現時英美的統治者還是帝國主義者，他們會給人民國家以援助嗎?我們同這些國家做生意以及假設這些國家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之下借錢給我們，這是因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這些國家的資本家要賺錢，銀行家要賺利息，借以解救他們自己的危機，并不是什么對中國人民的援助。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使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系，這是善意的，這就是援助，這和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的行為，不能相提并論。”

正如毛主席所說，資本主義國家是現實主義的，西方列強雖然對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有一萬個不情愿，但他們卻無法抵御自身對于中國這個大市場的誘惑。

1949年12月22日，正在訪蘇的毛主席向中央發來電報，提出對蘇貿易應從統籌全局出發，他在電報中說：

“據稼祥說，波蘭、捷克、德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似此，除蘇聯外又有這三個國家即將發生通商貿易關系。此外，英國、日本、美國、印度等國或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因此，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

1954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析了世界形勢，指出要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從而分化、孤立美國，分化反蘇、反共、反中戰線，他預見資本主義國家“一塊鐵板那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以美英為例，他說：

“今天中國勝利了，英國一則以懼，就是怕共產；一則以喜，就是我們把美國趕跑了，英國可以鉆進來做生意，趁著我們和美國還鬧別扭的時候，鉆進來做生意。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情況是很好的。”

1954年8月24日，毛主席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他說：

“如果諸位同意的話，我們要繼續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我想，這也是英國、法國所需要的。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很窮，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你們贊成嗎?如果贊成，就讓我們訂一個條約，當然不是今天下午訂，個幾十年不打仗的條約。要打仗，就反對他。我們沒有別的本錢，只有一樁，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至于建設近代化的國家，那需要很多的時間、精力。我們這類國家，如中國和蘇聯，主要依靠國內市場，而不是國外市場。這并不是說不要國外聯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聯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兩個基本條件使我們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設，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這總是可以取得同意的。”

中國的大市場是本錢，也是底氣，是毛主席能夠從容應對美國禁運、封鎖的法寶。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為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對國際關系，他說：

“美國不承認我們，我看也有兩重性。我們應該被承認，而它不承認，這當然不好。但是這有個極大的好處，最好再過十一年，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等我們建設得差不多了，請他們來看一看，他們就悔之晚矣。但是有個臺灣問題，臺灣必須歸我們。不歸還臺灣，你承認我們不算。”

1958年9月，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分兩次談到國際形勢問題，關于禁運和不承認問題，他說：

“禁運，不跟我們做生意。這個東西對于我們的利害究竟怎么樣？我看，禁運對我們的利益極大，我們不感覺禁運有什么不利。禁運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煉鋼煉鐵)有極大的好處。一禁運，我們得自己想辦法。我歷來感謝何應欽……從此就靠我們自己動手。現在的‘何應欽’是誰呢？就是杜勒斯，改了個名字。現在它們禁運，我們就自己搞，搞大躍進，搞掉了依賴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不承認問題。是承認比較有利，還是不承認比較有利？我說，等于禁運一樣，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我們比較承認我們是要有利一些。現在還有四十幾個國家不承認我們，主要的原因就在美國。比如法國，想承認，但是因為美國反對就不敢。其他還有一些中南美洲、亞洲、非洲、歐洲的國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為美國而不敢承認。資本主義國家現在承認我們的，合起來只有十九個，加上社會主義陣營十一個，有三十個，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個。我看就是這么一點過日子吧。不承認我們，我看是不壞，比較好，讓我們更多搞一點鋼，搞個六七億噸，那個時候它們總要承認。那個時候也可以不承認，它們不承認有什么要緊？”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談到中法之間的商貿往來，他說：

“希望你們把什么禁運戰略物資也反掉。現在賣給我們的只是些民用物資，戰略物資還不賣，美國不讓賣。我說，總有一天會突破這個缺口。如石油，因為是戰略物資，現在還不許你們拿此做生意。糧食，生意我們已經做成了，因為它不是戰略物資。英國賣給我們一些飛機，你們也可以做這生意。有些普通軍火為什么不可以做點生意呢？美國嚇唬一些國家，不讓它們跟我們做生意。美國是只紙老虎，你們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蘇聯也是紙老虎，我們不信它們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許你們是有神論者，我是無神論者，啥也不怕。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法國是小國，中國是小國，只有美國和蘇聯才是大國，難道一切事都要照它們辦，要到它們那里‘朝圣’？”

1964年6月23日，毛主席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指出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對中美關系，他說：

“全世界人民總要起來，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資本家做主人。因為我們相信這一點，并且公開說出這一點，所以那些資本家對我們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國為什么有那么多資本家跟我們做生意呢？就是因為他們不干涉我們的內政。美國人想跟我們做生意，我們就是不做。他們想派新聞記者來，這也不成。我們認為大問題沒有解決以前，這些小問題、個別問題可以不忙著去解決。所以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能來中國，美國記者就來不了。但是總有一天他們會來的，總有一天兩國的關系會正常化的。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毛主席的“生意經”收獲頗豐，至1964年10月，中國對外貿易構成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占百分之六十，社會主義國家占百分之四十。對此，毛主席說：

“這個合理嘛！資本主義世界大，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十幾個。”

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國家被吸引到中國大市場里來了，他們已經顧不得美國的臉色了，也顧不得那個反蘇、反共、反華統一戰線了，跟中國做生意，跟中國建交，成為他們最佳的選項。看著小伙伴們一個個的“背信棄義”，跟共產主義的中國“來往密切”，美國也越來越坐不住了。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在會見老朋友斯諾時說：

“尼克松要派代表來中國談判，那是他自己提議的，有文件證明，說愿意在北京或者華盛頓當面談，不要讓我們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過美國國務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開，又是說這種消息非常機密。一九七二年美國要大選，我看，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對那個臺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臺灣關他什么事？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中國和美國難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們又沒有占領你們那個長島。”

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屆聯大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中國人氣爆增，美國空前孤立，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以跟中國進行貿易往來為榮。在11月15日召開的聯大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大會上，意大利常駐聯合國代表芬奇就單拿中意貿易說事，他說：

“中國和意大利之間在人員、意見和商品方面的交換在最近幾年中有所增加，就在現在這個時候，某些重要的意大利人士正在訪問中國，中國專家們正在我國的重要制造業中心旅行。幾天以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長白相國閣下訪問了意大利，并簽訂了一項三年貿易協定，這是中國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締結的第一個這一類的協定，從而在更密切的合作方面又邁出了新的一步。”

中美之間的關系也在加速向前推進。

1972年2月，正如毛主席預測的一樣，美國總統尼克松踏進了中國的大門。

1973年2月17日，毛主席會見基辛格，談到中美貿易問題，他說:

“你們總統現在又好像要把中國的長城搬到你們美國去(指關稅壁壘)。我們兩國之間的貿易現在可憐得很嘍，要逐步發展。”

1974年4月，中國代表團在聯大特別會議上闡明了中國政府的六項主張，其中包括：

“國際貿易應當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原則基礎上；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應當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不附帶任何政治、軍事條件，不要求任何特權或借機牟取暴利；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轉讓必須實用、有效、廉價、方便。”

這些主張充分彰顯了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是中國民族革命取得的偉大成果，是中國獨立自主的重要體現。

從中，也能看到毛主席善于運用資源優勢、揚長避短、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小勝為大勝、化腐朽為神奇的戰略決策和斗爭藝術。他把“中國大市場”這一法寶用活了，用的出神入化，用的有聲有色。他可以用它團結朋友，也可以用它分化敵人，他只輕描淡寫地說一句“人多，地大，是我們的兩樁本錢”，一手牌就打好了，一盤棋就下活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反華的鐵板就牢靠了。要知道，那個時候“我們的建設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資源、市場，以此為主，國際貿易為輔。”國際市場才處于一個“輔”的地位，尚且能發揮出無窮的力量，假如中國需要國際市場的范圍再寬一點，地位再提高一點，那還有西方資本主義說話的份嗎？

毛主席經常說“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中國是個大市場”就是一筆大本錢，毛主席用它做出了大文章，大“生意”，不但熔化了禁運的“鐵板”，而且獲得極高的世界聲譽和國際地位。只要主權在手，“大市場”就是一副好牌，足以令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怦然心動，可如果懷揣著一副奴顏和媚骨的心態，好牌也會打臭。

中國是有本錢的，對于那些所謂的制裁其實是用不著驚慌失措的。

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禁運，毛主席曾說“對于我們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設(煉鋼煉鐵)有極大的好處”；對于中美關系，毛主席曾說“我看還要十五年，因為已經過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還不夠，就再加嘛。”

毛主席的辦法是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最有效的辦法，是最好的出牌方法，是把好牌打好的惟一辦法。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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