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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衛東：教訓！我們把美國精英想得太好了

點擊：作者：黃衛東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3-25 09: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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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美高層戰略對話會在美國阿拉斯加舉行，在第一輪會談中，美方先致開場白時發表了長篇講話，對中國內外政策無理攻擊指責，挑起爭端。面對美方無理行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前任外長楊潔篪回應：“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我們認為你們會遵守基本的外交禮節，所以我們剛才必須闡明我們的立場，我現在講一句：‘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回顧歷史，從改革開放之始，中國的精英們就非常信奉美國精英了。例如，很多人在學術期刊和著作中都發表文章回憶說，當時解釋對美開放的理由是，跟著美國的都富裕了，將美國想象成天使一般的善良友好。到了1980年代末，精英們則公開宣傳與國際接軌，實質就是認同美國主持制定的國際協議，將它們想象成維護人類秩序的優良制度，積極參加并遵守美國精英的裁決。正是由于將美國精英想象得太好，多年來，精英們積極執行美國推銷的政策和制度。這里略舉幾例。

（一）依據外匯發行人民幣制度

1995年人大通過央行法，雖然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條，禁止央行直接購買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防止央行被動接受政府要求，讓政府赤字貨幣化，影響貨幣穩定；但第25條第5款明確規定，央行應在公開市場上購買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券，也就是印鈔國債化，交給政府，是央行的主要業務之一。

然而，我國央行精英們卻迷信美國精英推銷的辦法，不僅不再直接貸款給政府，而且從不按照央行法要求，購買國債等政府債券，交給本國政府。相反，央行擅自規定，依據外匯儲備被動發鈔[1]，增印的人民幣主要購買西方貨幣，交給西方，換來的西方貨幣成為人民幣的發行依據，只能用于回收市場上人民幣，不能作其他用途。放在央行倉庫里，由于西方貨幣都是自動貶值的，其實際購買力只會自動減少。購買西方國債成為主要選擇，由于國債利率常常低于西方的物價上漲率，仍然是不斷自動貶值的，等于免費甚至是貼錢借給西方使用；而換給西方的人民幣，也就等于完全免費交給西方使用了。

自1995年以來，央行從未給自己的政府提供人民幣，不僅將增發的人民幣基礎貨幣20多萬億都免費交給美國和西方，而且將全國人民生產物資出口，以及為西方資本家建設工廠等資產，換來的西方貨幣，也都免費借給美國和西方使用，加上美國和西方使用獲得的部分基礎貨幣購買資產，以資產等做抵押，從我國金融體系中貸款常常幾倍于投資，獲得了更多的衍生貨幣。持續20余年的執行，美國和西方從我國金融系統獲得的資金，已經高達上百萬億元，等于將國內經濟資源大都交給西方資本家組織，西方使用它們獲得的利潤和財富更是天文數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對外發布《國家健康報告》第1號中披露[2]，僅在2011年，美國從全球攫取的紅利達73960.9億美元，占全球總量的96.8%，是攫取紅利最多的國家；中國損失的財富高達36634億美元，占全球財富損失的47.9%，是全球財富損失最多的國家。報告指出，中國人均損失財富達2739.7美元，相當于中國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國損失的霸權紅利，相當于中國軍費開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醫療衛生投入的37倍。若按勞動時間計算，中國勞動者有60%左右的工作時間是在無償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創造“剩余價值”。中國演化經濟學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賈根良教授去年底在網上公開發表文章[3]，批評央行開放金融主權，讓西方印鈔購買中國，金融界不是反思錯誤，而是完全刪除該文章。

如今美國和西方基本不搞工業消費品生產，中國生產了世界上大部分工業產品，人均生產量也超過世界人均4倍以上，但中國人均消費卻不到世界一半，是美國人均十五分之一。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給國內勞動者分配太少，去年5月總理答記者問公開說，我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僅有1000元。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學者悲憤指出，同樣高速發展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趕上了美國和西方，但我國人均收入僅相當美國3%。中國的大部分產出都被美國和西方免費拿走。大量國內資源都被用于生產各種工業消費品，用于供應西方，導致我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資源在快速走向枯竭。早在2013年國務院就公布，我國有66個城市成為資源枯竭型城市。大量資源的流失，帶來資源價格的劇烈上漲，已經多次帶來物價上漲，嚴重損害我國的貨幣穩定。我們在宣傳上號稱30年大發展，日本是30年停滯，但高速發展30年的中國老百姓收入，還不到躺倒不發展的日本人收入十分之一，對比日本人30年大發展，則超過了美國。

自1995年以來，央行一直不執行我國央行法第25條印鈔購買國債的要求，而是印鈔購買西方貨幣，由此造成現代人類社會最荒謬的現象，一個國家的央行，增發貨幣從不購買本國國債，借給本國政府；反而購買戰略對手的國債，借給戰略敵人，甚至將發行的20多萬億元人民幣基礎貨幣都免費交給戰略敵人。難怪張庭賓先生稱其是美國央行的分部[4]。

相反，美國央行法第14條2.2款明確指出，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是買賣美國各級政府的公債。美聯儲在其一百多年歷史中，主要購買美國聯邦政府國債。美國著名金融專家切凱蒂教授在所著的美國主流金融教科書《貨幣、銀行與金融市場》2006年版中稱[5] p411，美聯儲只持有美國國債。表明美國央行發行美元的依據是美國國債。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后，美聯儲在短短2個月就購買國債2萬億，給政府提供資金。在美聯儲成立后的一百多年歷史中，美國國債一直是美聯儲發行美元的主要依據。美國央行法沒有一條允許央行印鈔購買外國貨幣或債券，第十條1.2款還明確禁止商業銀行使用外國債券作抵押，到央行貸款。

1694年英國設立英格蘭銀行，對英國的主要貢獻之一，就是英格蘭銀行簽發的銀行券，也就是銀行欠條，當流通的貨幣，主要用于購買國債，從而為政府提供了一筆巨大的資金[6]。當時英國國王主要通過封建貴族統治國家，無法直接對所有民眾征稅，對封建貴族征稅能力也十分有限，難以滿足對外侵略擴張的要求。有了英格蘭銀行提供的這筆資金，英國對外侵略擴張能力得以明顯提高，這是英國依據金融制度發展霸權的最重要因素。推動市場化，增加國內貨幣需求，也是讓政府獲得更多資金。

我國主流經濟金融界一直主張與國際接軌，其實就是推行西方的制度。但在至關重要的貨幣發行制度方面，卻不使用西方的制度，而是使用西方給殖民地制定的制度，將發行的人民幣都免費交給西方，等于當西方經濟殖民地。自1995年以來，都一直是拱手將大部分貨幣主權交給了美國和西方，是不戰而降。最近仍有央行負責貨幣發行官員發表文章，反對購買國債[7]，都是在延續過去的錯誤。

英國官方宣傳，成立英格蘭銀行，發揮金融資本的偉大作用，就是印鈔都給政府，替政府融資，建海軍保護發展貿易，增加稅收，從而反過來支持海軍發展，擴大控制區域和貿易范圍，開啟日不落帝國時代，包括在英國海軍保護下，推動與中國的鴉片貿易，奪占中國財富，分裂中國領土。我國央行則印鈔換西方貨幣，給西方政府，換來的西方貨幣也借給西方，從不給自己政府。這豈不等于專門給戰略敵人融資，支持美軍在全世界建立軍事基地，甚至侵占中國的領土領海如釣魚島和南海。

（二）推行華盛頓共識政策

“華盛頓共識”政策是美國精英向其他國家推銷的十項宏觀經濟政策，其理論基礎是新自由主義。1989年，美國華盛頓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約翰?威廉姆森發表題目為《華盛頓心目中的“政策改革”》文章，將美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其后院拉丁美洲國家推銷實施的宏觀經濟政策，總結為十項“華盛頓共識”政策，其基本原則是市場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美國政府官員主要通過胡蘿卜和大棒政策，要求各國采用“華盛頓共識”政策來治理國家。例如，對實行這些政策的國家，美國就會“開放市場”實則是讓美國商人到該國市場購買產品，以資鼓勵；而對不執行的國家，則以限制該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實則是不購買該國產品來進行“懲罰”。每當其他國家遭遇經濟危機，向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告貸時，美國精英就以實施華盛頓推銷的十項宏觀經濟政策為提供貸款的條件，威逼和欺騙該國實施這些政策主張，甚至通過支持軍事政變，推動美國支持者和代理人上臺來實施。在美國精英的推動下，在上個世紀70-90年代，很多國家實施了“華盛頓共識”政策。華盛頓共識”首先在拉美國家蔓延，主要原因是美國控制了其后院拉美國家，又為拉美國家培訓了一批經濟學家，然后再把他們派回的國內，進行意識形態滲透，以影響該國的輿論導向，特別是影響經濟學界的輿論導向，從而能夠順利實施。

很多拉美新一代領導人，如墨西哥的薩利納斯、巴西的科洛爾、阿根廷的梅內姆、智利的艾爾文等，大多有接受美國高等教育的背景，深受芝加哥學派等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影響。因此，他們上臺后無一例外地都在本國加快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但各國歷史資料顯示，實施“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國家，基本上都會遭遇通貨膨脹、外債大增、產出下降等嚴重經濟問題，各國停止實施這些政策，才逐漸擺脫經濟困境。

研究表明，美國政府從沒有實行過華盛頓共識政策。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實際是美國坑害其他國家的工具。例如，“華盛頓共識”政策第1條要求中央政府壓縮財政赤字，其中運營性預算赤字不超過國民總產值的1－2%。但是，最近80年來，美國中央政府赤字很少低于美國國民總產值2%，2009年更是超出當年美國國民總產值10%。美國和西方各國中央政府均大量負債，平均負債為國民產值110%，其中美國國債在2017年9月13日已超過20萬億美元，超過一年國民產值，僅過了3年多，就增加到28萬億美元。而發展中國家平均負債僅占國內產值35%，中國不到20%。

雖然美國“精英”號稱美國政府執行的經濟政策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但真正實行的政策是相反的：美國的財產屬于國家，私人擁有的不是所有權，而是使用權，美國的投資大都來自以政府控制的養老金等為主的各類公共基金；戰后美國從未真正增加私有化，美國政府和國有企業控制了美國大部分經濟資源；美國的市場化是美國政府嚴密管制的市場化，從未推進和實行取消管制的市場自由化。

華盛頓精英推銷的市場化改革在實踐中暴露了很大問題，就連推動華盛頓精英市場化政策的主要組織領導人，世界銀行副行長，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8]在1998年1月，在芬蘭赫爾辛基世界發展經濟研究所年度會議上發表演講[9]，批評“華盛頓共識”，稱其“往壞里說是誤導”，還說“無論新的共識是什么，都不能基于華盛頓共識”。

由于拉美國家實施“華盛頓共識”改革效果不佳，1998 年 4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舉行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明確提出了以“圣地亞哥共識”替代“華盛頓共識”的主張[10]。告別“華盛頓共識”，早已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共識[11]。

但是，我國很多主流經濟學家同樣經美國培訓[12]，也非常推崇華盛頓精英推銷的十項宏觀經濟政策，一直在大力推銷自由市場理論和政策[13]，進而影響了一大批政府官員和更多學者[14]，一直在推動逐步增加實施更徹底的華盛頓共識政策。

2006年財政部某官員發表文章說[15]，“客觀地分析，‘華盛頓共識’要求的三點其實在中國都實現了。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比較穩定，財政政策也很謹慎，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決策的自由，即個人決策的自由，價格基本上決定于市場。國有經濟成分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中國經濟也是非常開放的”。很顯然，他認為，我國的經濟繁榮歸功于中國實行了 “華盛頓共識”政策。

對很多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來說，“華盛頓共識”政策仍然是值得采納的政策，尤其是在國內經濟學界，仍然很有市場，例如，2013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經濟學家們與世界銀行合作發表《2030年的中國》，其政策主張仍然是私有化、市場化與貿易自由化等[16]，與“華盛頓共識”政策是一脈相承的[17]。

2004年5月11日，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發表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題為《北京共識》的研究報告[18]，認為 “北京共識” 是更適合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模式，并逐步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北京共識” 一詞由此不脛而走，引起各方關注。雷默先生總結的北京共識的內容，就是三個方面：第一是重新評價創新的價值。具體來說，就是利用創新減少改革中的摩擦損失；第二是需要一套新工具，因為無法控制混亂。雷默先生解釋說，需要優先考慮可持續性和平等的發展模式，而不是優先考慮奢侈；第三是如何與試圖侵犯你的霸權勢力相處的安全模式。雷默先生總結說，中國強調使用杠桿推動霸權勢力，也就是認為，對中國來說，真正全球化的多邊世界能提供更加強有力的安全保障。

從雷默先生總結的北京共識三定理來看，所謂的北京模式，強調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經濟改革，逐步邁向華盛頓模式的改革方案，不同于華盛頓精英推行的激進改革，但其目標是完全一致的，都是走向市場自由化[19]。不同點在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在若干方面，還未達到美國精英推銷的市場自由化程度，還需要繼續改革。由于國內產出還在持續增長，從而被視為某種成功[19]。

2019年5月中美貿易談判曾因美國侮辱性的文字而破裂，但主流經濟界卻很認同美國精英的要求。一位主流經濟學家甚至公開聲稱，美國對中國的要求，90%都是中國本就要實行的改革。在此后的半年多時間，雖然談判破裂，中方卻實實在在地按照美方要求，落實了多項政策措施。尤其是為了紙面上不被美方羞辱，提前實施，從而不需要體現到文本上，如9月6日和8日先后發布關于加強和規范事中事后監管的指導意見》和《關于調整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目錄加強事中事后監管的決定》，都是在落實美方提出的市場自由化要求，政府放棄事前審批權力，改為事后審查是否違法了。11月24日印發了《關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見》，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這實際上是在落實5月份美方要求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華盛頓共識”政策所推銷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原則都是美國用來誤導其他國家的謊言和宣傳。是讓各國開放經濟主權，讓美國精英印鈔就可以購買各國財產，控制各國經濟資源的主要思想武器和實施措施。美國一直將中國看成主要戰略對手，中國是美國維護永久霸權和控制世界資源的最大潛在障礙。推動中國實行這些政策，其意圖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的經濟界精英們卻十分迷信美國，大力推動實施。

（三）單方面開放市場和投資

近年來，中美雙方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一，是關于中國開放市場和投資問題。例如，中美貿易戰的核心問題之一，是美方指責中國沒有按照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的承諾開放，在很多方面開放程度不足，或者說政府限制過多。2017年11月30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2018年7月6日則以此為理由，向中國征收高達25%的關稅。如果我國被貼上“非市場經濟”的標簽，將意味著WTO的其他貿易伙伴都可能學美國做法，對我國的外貿企業征收高額關稅!這無疑會對我國的出口貿易造成重大影響!使我國外貿市場和經濟收到嚴重打擊。

我國在2001年加入WTO的時候，WTO成員國給予了我國15年逐漸達到自由市場標準的寬限期，但到15年后，歐盟和美國等卻認為中國尚未達到自由市場的標準，——比如關稅和貿易壁壘(比如退稅補貼)、市場準入方面的各種限制和門檻、匯率沒有完全市場化、貨幣不能自由兌換、國企壟斷(如電信、移動和銀行等)、缺少公平競爭環境(即他們認為的“通過侵犯知識產權和‘低人權優勢’取得‘成本優勢’”)、信息市場壟斷(包括出版市場、通訊市場和互聯網市場等等)……總之，在他們看來就是我國還沒有達到他們要求的自由市場標準!

雖然我國媒體經常報道，我國官方持反對意見，也正式在世界貿易組織申訴。但是，我國主流經濟界卻基本認可美國和西方的指責，他們很少公開分析我國的開放問題，比較我國與西方的開放差距，避免與政府公開的觀點沖突。2019年初，恒大研究院院長任澤平等發布了一項題為《中美對外開放程度對比》的研究報告，從八個方面比較了中美開放程度，其主要觀點是中國雖有很大進步，但與美國差距仍然很大，報告建議，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邁向高質量發展。就主流經濟界實際行動來看，最近兩年多來，我國發布了多項改革措施和政策，都是在不斷擴大開放。

雖然任的報告是有部分事實基礎的，但是，他和我國主流經濟界對中美開放問題的認識一樣，仍然存在誤區，其根本問題在于片面地接受了美國和西方的雙重標準。對中美兩國來說，重要的是雙方相互之間的開放，任卻拿美國對西方的開放，而不是對中國的開放，與中國對美國的開放進行比較，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回顧歷史，新中國成立后，取消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各種特權，美國則不甘心失去這些特權，試圖用武力奪回在中國的特權。1950年美國就制定了入侵中國的計劃，在進攻北朝鮮后，就開始實施，轟炸了中國東北，后來被中國志愿軍擊退，按照美國政府在首都華盛頓建立的紀念碑上的統計數字，美國領導的聯合國軍被消滅了225萬，這使美國企圖從朝鮮進攻中國的企圖失敗。但是美國一直在為侵略中國做準備，其中限制向中國銷售戰略物資，阻礙中國增強國防，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當時美國制定的禁售中國的物資清單，甚至長期多于其主要對手蘇聯。但是，中美之間的民間貿易一直存在，中國每年在廣州舉行對外貿易交易會，都會吸引美國商人到中國市場進行交易。也就是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就向美國開放了部分市場。相反，當時中國的企業基本都是國營和集體企業，在美國人看來，都是有官方背景，而美國并不承認中國大陸政府，因此，那時中國的企業很難進入美國市場，與美國企業進行交易。實際是美國沒有向中國開放任何市場。

尼克松訪華，緩和了中美關系，但美國國內反對者仍然很多，仍然沒有實現關系正?；绹鴥H僅減少了禁止向中國銷售的物資種類。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國大陸的產品才能進入美國市場，但商人從未能進入美國零售市場，與美國消費者進行交易。相反，中國則向美國和西方開放了零售市場，從1992年開始試點，就逐漸讓國際上的零售業巨頭以各種形式登陸中國。截至2006年，距全面開放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商務部批準設立的外資商業零售企業就有1027家。中國很多大中城市的零售業都被美國和西方的零售業巨頭控制，如美國的沃爾瑪，法國的家樂福，德國的麥德龍等。我國零售業100強企業中，外資零售額就占一半，基本上壟斷了面向我國中高收入階層的零售，獲取了大部分零售利潤。由于外資在中國有面向消費者的權利，即使借助中國企業進行營銷，仍然拿走了大部分利潤。蘋果公司就是如此。

就蘋果和華為公司在中美兩國待遇來看，美國政府不僅不同意華為公司進入美國市場，直接面對美國消費者;而且不準華為產品進入美國市場，包括禁止美國公司購買使用華為通信設備，也不準美國公司向美國消費者銷售華為公司手機等民用產品。更令人憤慨的是，美國政府甚至公然要求其盟國采取同樣行動，禁止使用華為產品。在美國的壓力下，美國、日本、韓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以及加拿大紛紛禁止使用華為5G產品。2018年底，美國又指使加拿大逮捕華為首席財務官，要引渡到美國審訊，以便找到打擊華為公司的借口。華為作為中國和世界市場名列前茅的高科技企業，成為美國不遺余力的打擊對象。

相反，我們卻默許蘋果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還可以直接面向消費者。如表1所示是華為和蘋果公司在2014-2016年銷售額、利潤和繳稅額對比，從對比數據可以看出，每年蘋果公司在華的銷售額和利潤都是華為公司的2-3倍，但蘋果公司繳稅額僅相當于華為公司4.7%—18.3%。最近幾年，蘋果公司每年在中國市場就拿走1200億元以上利潤，而且很少按中國法律交稅納稅，一半以上利潤來自少繳的稅款，甚至還包括占凈利潤30%左右的增值稅，本是蘋果公司代政府從消費者收取的，卻被蘋果公司拿走，等于讓蘋果公司在中國收稅。

美國不對華為公司開放市場，這并非特例。事實上，美國從未對中國企業開放零售市場，僅僅是讓美國公司到中國市場采購產品，到美國市場銷售，而不是向中國公司開放零售市場。也許美國向其盟國開放了零售市場，但美國從來就沒有向中國開放零售市場。美國指責中國不開放市場，宣傳美國開放了市場，問題是美國也許向其西方盟國，英國、日本、德國、加拿大等國開放了市場，并沒有對中國開放市場。就中美雙方向對方開放市場來看，應該收到指責的應該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但是，我國主流經濟界卻十分認同美國的指責，不斷按照美國要求推動改革。例如，2018年版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在一、二、三產業全面放寬市場準入，涉及金融、交通運輸、商貿流通、專業服務、制造、基礎設施、能源、資源、農業等各領域，共推出22項重大開放措施，包括開放投資和市場。今年3月1日商務部印發《關于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做好穩外資工作的通知》，從五個方面提出二十二條具體舉措，部署今年穩外資工作。其實就是迷信美國精英，讓美國精英印鈔，購買中國工廠。對比美國，從不讓中國印人民幣購買美國工廠，即使出口產品換取美元，也只能投資美國的夕陽產業，否決了中國企業很多重要投資計劃，從不讓中國企業對美國經濟產生很大影響。所謂對中國開放投資，實質性效果僅是要求中國開放投資的借口。

（四）認同和宣傳美國意識形態

雖然我國憲法規定，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的指導思想，但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相當大的程度上早已被西方文化思想所占領。精英們公開的口號是與國際接軌[20]，所謂與國際接軌，名義上是遵從國際協定，但它們主要是西方精英主持制定的，由西方控制推行。實際就是遵守西方制定的規則和制度等，不僅要按照西方的解釋，執行它們，還要接受西方的評判，判決是否確實執行了西方定下的規矩。在鼓吹者看來，西方似乎是公平公正的化身，是無私的天使了。但實際上，西方公開的基本公理，也是西方向我們推銷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公理，就是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求自己的私利的。在西方推銷的意識形態經濟學看來，追求私利是人的本性，不追求私利就不是人類了。西方的意識形態，雖然號稱是普世的，實際都是為西方利益服務的。

然而，我國知識界甚至在八十年代開始，就按照美方要求，修訂辭典字典辭海[21]和百科全書等主流意識形態工具書[22]。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教科書，實質上與美國培養經濟金融人才的教科書在很多方面是相反的[23]，是美國的意識形態教科書[24, 25]，卻成為中國大學的主流教科書[26]，主導了中國的經濟學教育[27]，從而向中國的大學生灌輸美國的意識形態，培養了大批信奉西方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他們在崇美精英支持下，占據了我國主流媒體。

在意識形態宣傳方面，精英們同樣與西方接軌。例如，2019年5月中美貿易戰破裂，人民日報發表以“鐘聲”為筆名所寫的一系列針對美國發起貿易戰的文章[28]，雖然在文章中認為中美貿易戰的責任屬于美方，但是作者所推崇的完全是“自由貿易”、“公平競爭”等亞當·斯密理論。也許作者會說：“我這是在以美國之矛、陷美國之盾，揭露美國的自相矛盾”。但是，如果真正是這樣的話，就應該進一步闡明，美國那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說辭，從來是騙人的。不過，作者沒有這樣做，而是在反復埋怨和規勸美國，希望它遵守本該遵守之規。從其文章可明顯看出，作者自己是絕對信奉這些規則和理論的，也希望他的讀者信奉這些規則和理論。實際上，都是在傳播美國的意識形態。

去年紀念抗美援朝七十周年，主推熱映的某部電影實際也在宣傳美國意識形態。如在電影結尾，美軍轟炸機面對志愿軍用人墻搭起的浮橋，竟然故意將炸彈投到了他處。整部電影從不同角度展示了美軍可以肆無忌憚屠殺志愿軍的能力，但在最后卻放過了志愿軍，沒有屠殺志愿軍，讓志愿軍用人墻建起的浮橋能夠正常通行，完成他們的任務，好似在告訴觀眾，志愿軍在朝鮮的勝利或者平局，是美國大兵善良忍讓的結果，還通過對話，表明他們故意放過志愿軍，都是善良的人類，說到底是宣傳美國的普世意識形態神話。這都表明，主流精英們千方百計推銷美國和西方意識形態。

幾年前教育部曾經為高校準備一份社會科學領域A類學術期刊名單，作為考核學術工作的主要發表雜志，約一半是西方雜志，這表明官方在學術上就認可西方的意識形態。筆者曾參加過一次馬克思學派的經濟學學術會議，非常詫異地看到，大部分發言者都拿西方主流經濟學說來討論現實問題，而眾多參會者也都習以為常。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鄭若麟原是文匯報常駐法國巴黎記者，在法國生活了20年，回國后，面對國內殖民地化現象，出版著作《自由的幻覺:開放中抵御精神殖民》[31]，總結說，西方對我們的精神征服還在繼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目前甚至已經到了被“精神殖民”的懸崖邊緣。書中總結了種種我國老百姓已經習以為常的精神殖民地化現象。

歷史上美國的建國者為了維護奴隸制度，叛出母國，建立奴隸制國家，美國精英們將其美化為美國革命，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23]。崇美精英們卻按照美國精英所用的“美國革命”一詞，美化美國精英，其目的是提升美國精英形象，為他們對美妥協退讓服務，也是同時宣傳美國的意識形態，為復辟美國所推銷的殖民主義服務。近年來美國在各國推動的顏色叛亂，也是這類政治活動，是一場改變國家顏色，復辟殖民主義的政治叛亂，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絕不能用革命一詞來稱呼，但國內主流媒體早已跟隨美國鸚鵡學舌地稱之為顏色革命了。

美國精英實行奴隸制；整整持續88年，后來雖然取消了奴隸制，卻又建立了種族隔離制度，實則是種族歧視制，持續整整100年。在美國240余年的短暫歷史中，在制度上明確為不平等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制，就高達188年，如今美國政府內部仍在繼續執行種族歧視制度，如美國警察經常無辜打死黑人。美國黑人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總數的12%，但關在監獄的黑人卻占60%，就是這種種族歧視政策的體現。

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本是美國屈指可數的大奴隸主，直到其死時，都沒有釋放過一個奴隸，美國林肯之前的十五任總統大都是奴隸主，這都是眾所周知的常識。然而，美國精英通過意識形態宣傳，卻讓中國少數精英篤信華盛頓是一個維護民主的明星，美國一建國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甚至在我國中小學教科書中，有多篇文章宣傳華盛頓。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學五年級語文下冊課本收錄虛構的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表揚華盛頓誠實的品質；高中歷史教科書則宣傳華盛頓拒當國王，體現華盛頓的民主精神，將美國的意識形態宣傳復制到中國的中小學教科書上，在中國推行美國的意識形態教育。

曾經擔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蔣蔭恩教授，曾于20世紀50年代初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一個燕京人的自白》一文，認為在司徒雷登治下的燕京大學：“不止于宣揚美國物質文明，販賣美國生活方式，還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學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漸漸地失去熱愛自己祖國的心情”。崇拜美國，鄙視中國——這就是燕京大學的“殖民教育”所達到的主要效果，也是司徒雷登在華近50年“教育活動”的主要效果，更不用說后來擔任美國駐中國大使，執行美國政府分裂中國的使命，被中國人民趕出了中國。然而，在后毛澤東時代，又被崇美精英們重新迎回了中國。如今的香港就是這種殖民文化侵略的結果，大部分香港人選擇當英國沒有居住權的低等公民，領英國護照，而不愿做香港的中國人，根本原因，就是香港的意識形態教育，根本就是鄙視中華文化，推崇英美文化的殖民主義文化教育。最近一些香港廢青們甚至為了反對大陸，居然上街游行支持美國“極右翼白人種族主義者”[32]。

我國中小學教材則普遍將優良品質與西方人關聯起來，而中國人則與惡劣品質關聯起來[33]，成為鄙視祖國文化，宣揚美國意識形態的主要工具之一，已經洗腦了數十屆畢業生，這與香港教育的差別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樣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

（五）評論和總結

歷史上，精英們對美國的迷信，遠不止這些，而且迷信的程度也遠超過這些例子。例如，我國曾經十分相信西方的宣傳，擔心自己的官員和百姓造假，要公開制定制度，讓美國的五大會計事務所負責中國的審計。而事實上，此后不久，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安達信，由于長期擔任安然公司的外部審計、內部審計和咨詢業務，在2001年安然公司造假暴露破產后受到美國社會的廣泛質疑。2002年3月14日，美國司法部對安達信公司提出“妨礙司法”的犯罪指控，原因是安達信公司故意銷毀大量有關安然公司的文件；10月16日，休斯敦聯邦地區法院對安達信妨礙司法調查作出判決，罰款并禁止它在5年內從事業務，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家被判“有罪”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至此，有著90年歷史的這個昔日世界五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安達信解體并倒閉。

雖然讓美國的四大會計事務所負責中國經濟審查的主張，沒有成為官方制度，但實際上，盡管安達信因造假丑聞倒閉，美國和西方會計事務所仍然成為我國財務審計的主要會計事務所。金融界精英們甚至發布政策，要求中國人在中國開辦銀行，必須引入外國戰略投資者，實際就是美國投資者，也就是說，要美國人同意，中國人才能在中國開辦銀行。如今這項要求仍然堂而皇之地放在政府官方網站上，這表明，它們根本就不認為，這是一項錯誤的政策。

其實美國精英只是騙術高明而已，當然也和精英們對美國精英太迷信，也就是想象得太好有關。例如，2008年美國引發金融危機是讓美國幾家大銀行倒閉，從而賴掉了大量其他國家債務，使各國損失巨大。有金融界專家估計，美國賴掉的債務高達十萬億，但美國精英卻宣傳美國遭遇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甚至求助于中國。中國的主流媒體則不懷疑美國精英，而是復制美國的宣傳，從不介紹，所謂的美國金融危機，實際上是美國從世界各國掠奪了十萬億美元，讓歐豬四國瀕臨倒閉。

如今公開承認“我們把你們想得太好了”，這也算有所反思了。對美國的認識，看起來是有所進步了。但這句話本身就暗含，你們沒有我們原先想象的那么好。

對比毛澤東時代，毛主席曾經指出，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要是講一點理的話，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毛主席采取的對策，就是針鋒相對。在朝鮮戰場，按照美國首都華盛頓樹立的紀念碑，志愿軍消滅了美軍為主的聯合國軍225萬之多，迫使美國不得不同意停戰。但美國并不甘心失敗，又發動越南戰爭，試圖在越南建立進攻中國的橋頭堡。當時美國天天派高空偵察機偵查中國軍事部署，不斷制定進攻中國的軍事計劃。

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發布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當時中國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積極支持越南人民反抗美國軍事侵略的斗爭。2年后，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到達首都機場，首先看到的是一幅巨幅紅色標語，就是這句話。當時中美還沒有建交，尼克松跑到中國訪問，就是因為在越南戰場投入太大，無法繼續，開始了十年嚴重通貨膨脹時期，物價上漲十分嚴重，按照黃金或石油價格計算，十年都上漲25倍，平均每年上漲38%，快趕上國民黨發行的法幣了。當時美國精英害怕中國出兵，推倒美國在越南和東南亞的軍事基地和盟友，到中國來尋求體面的退兵。于是美國承諾在越南和中國臺灣退兵，承認臺灣是中國一部分，換取毛澤東承諾不出兵國外。中國又不是美帝國主義，奉行不斷擴張政策，當時中國本來就沒有這個打算，等于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就逼迫美國放棄公開敵對中國政策。

美國從中美建交一開始就干涉中國內政，分裂中國領土。如今美國已經從十幾年前對我國領土釣魚島不抱看法，到如今公開聲明，給日本提供軍事防衛，支持日本對釣魚島的領土主張了。多年來，美國豢養了大批中國的分裂分子，頻繁指使他們在中美進行分裂活動，香港、新疆和西藏都成了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對象。而中國精英們卻仍然將美國精英想象得太好。

特朗普時代也充分證明了毛主席總結的美國精英的傲慢和不講理，如今拜登上臺，同樣推行特朗普時代的不講理政策，而且還更進一步。例如拜登早在去年大選結束，確定獲勝后，就在11月12日在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的電話會談中明確表示，釣魚島是《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的適用對象。此次戰略對話前不久，美日國防部長16日在東京達成協議，日本自衛隊和美軍將舉行聯合演習，針對有關“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突發事件”做準備，公開推進幫助日本占有我釣魚島了。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則在對話中首先發言，就聲稱，“我本人剛剛與國防部長奧斯汀以及我們在日本和韓國的同行舉行了會談，這兩個國家是我國最親密的盟友。他們對我們今天和明天在這里舉行的討論非常感興趣，因為我們將提出的問題不僅與中國和美國有關，而且與該地區和全世界其他國家有關。本屆政府致力于通過外交手段促進美國的利益，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是在赤裸裸地威脅中國，逼迫中國要認可美日對中國釣魚島的侵占。緊接著布林肯又公開聲明：“我們還將討論我們對中國行動的深切關注，包括在新疆、香港和臺灣的行動，對美國的網絡攻擊，以及對我們的盟友的經濟脅迫。這些行動都威脅到維持全球穩定的基于規則的秩序。正因為如此，這些問題不只是內政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感到有義務今天在這里提出這些問題“。這是在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不僅從過去的臺灣、香港，還要干涉中國的內地。

如今的中國精英，很難說對美國精英的認識有多大的改變。因為把美國精英想象得太好了，而被事實反證和教育，但從此就會幡然悔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