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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東孫潔民王天翼：我國國有企業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的作用

點擊：作者：朱安東孫潔民王天翼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1-25 08:58:43

【摘要】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物質生活生產方式。企業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國有企業既是支撐和確保現代化經濟體系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基礎，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性主導力量：國有企業的體量、規模和使命決定了國有企業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戰略地位；國有企業是經濟獨立自主與經濟安全的支柱，是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中堅，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依托，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保障。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堅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強化頂層設計，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改善國企黨建工作，優化國有企業治理，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更加突出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確立為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其本質應被理解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物質生活生產方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因此，現代化經濟體系關乎“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立足社會主要矛盾變化，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釋放經濟發展新動能，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動適應國際政治經濟新形勢，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是現代化經濟體系所處的歷史經緯。不論是資本主義生產還是社會主義生產所形成的經濟體系，都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當然，這種自然規律也是在無數人的有意識的經濟活動中形成的。相比于一般意義的或自發形成的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在科學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基礎上確立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這一目標以物質生活生產的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和各個領域有機結合形成的整體為內容，是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改革方法論的體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在產業體系、市場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全面開放體系和經濟體制等方面形成“組合拳”。

企業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微觀基礎，社會生活的生產與再生產需要以企業為中介，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經濟戰略和政策法規的落實都需要有效傳導至企業。作為“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2]，國有企業既是支撐和確保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基礎，也是聯系和打通物質生活生產各環節、各層面、各領域的渠道，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意義不言而喻。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等影響，污名化國有企業、炮制國企民企“效率之爭”“進退之爭”的聲音時常在學術界和輿論界掀起風浪，甚至干擾改革。有因在全球強力推銷“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際組織，曾建言我國將國有企業在工業部門的比重降到10%以下。不論私有化理論聽起來多么“科學”，經過新自由主義在全球范圍內長達四十余年的泛濫，私有化究竟是經濟發展的良方還是毒藥早已在實踐中得到回答：凡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進行大規模私有化的國家，都遭遇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災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特別是在國際政治經濟新形勢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充分認識并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的重要作用，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二、國有企業是確保現代化經濟體系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經濟基礎

經濟體系的結構、性質和發展方向在根本上決定了上層建筑的性質，并決定了社會制度的發展方向，同時也受上層建筑的制約和影響。在今天的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體系，而不是其他性質的經濟體系；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體系，而不是被其他力量領導的經濟體系；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3]。國有企業夯實社會主義制度根基的作用，是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所不具備的，也反映了二者的根本區別。用一些發達國家近幾十年來的私有化進程編織出的私有化“神話”，不僅無視甚至刻意抹殺了社會制度的根本差異，而且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國際比較中被事實輕易戳穿。

(一)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國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而實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現代化的過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經濟基礎的核心，經濟基礎的結構決定了不同階級、階層在國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領域的影響力、控制力和話語權。

對于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新自由主義時期以私有化為主要形式的國有企業改革，本質上是在既有體制走到末路時資本和國家對危機的回應，是壟斷資本解除來自上層建筑對自身增殖的限制的表現。蘇東劇變后對國有企業的全盤私有化“改革”，則是寡頭、政客和國際壟斷資本聯合收割蘇東國家財富的“盛宴”，是既有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崩潰的結果。盡管理論界中以一些發達國家國企改革為國際借鑒的聲音不絕于耳，甚至間或涌現主張全盤私有化的論調，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只能以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為方向，這是社會主義的制度規定性。

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國有企業為主要形式和中堅力量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并受到政治上層建筑的承認和保護。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如果國有企業喪失了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和主導作用，甚至出現全盤私有化，壟斷資本必然取而代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性質就無從談起。作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國有企業支撐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保證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性質，就必須堅持和鞏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地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否搞好，直接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一旦國有經濟失去主導地位，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喪失主體地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會變質，建立于其上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必然也會出現性質變化。

(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必然要求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這種成就的取得與我們一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密不可分。可以說，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最大優勢。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最為緊迫的戰略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必須加強和鞏固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

黨領導經濟工作的最重要抓手之一就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興衰直接關系到我們黨的執政能力，關系到黨對于經濟工作的領導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鞏固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國有經濟在我國經濟中居于主導地位，在許多關系國家安全、國家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行業中居于骨干地位，是理解黨的思路和政策精神最透徹、執行黨的政策最積極的經濟組織。因此，為了保證黨關于經濟發展的思想理論和政策能夠得到有效貫徹，我們需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領導人員是黨在經濟領域的執政骨干，國有企業的干部職工是我國工人階級的骨干力量，黨對于經濟工作的領導要依靠這支骨干力量。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本質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經濟基礎。因此，所有制結構問題尤為重要。國有企業是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方式，強大而富有活力的國有企業是中國共產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直接體現，是保證中國共產黨永葆無產階級政黨本色而不變質的必要條件。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是建立和鞏固黨的政治領導的物質前提。因此，不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比重或結構上，國有企業都理應具備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力。

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有利于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需要國企民企競合發展；但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使其在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非公有制企業無從替代的獨特優勢。

首先，國有企業是黨在經濟領域的頂梁柱和壓艙石。國有經濟分布在各類重要產業領域，是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領會最透徹、執行最積極的經濟組織。從各國國有企業發展實踐看，由于盈利并非其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國有企業往往因在科技創新、勞資關系、產業關系及承擔社會責任等方面具有更長遠、更全面、更富戰略性的考慮，從而更少有機會主義行為。具體到我國，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企業，能主動響應與推動黨和國家關于國民經濟全局和長遠發展的戰略。“頂梁”“壓艙”最終都要靠人來實現，國有企業不僅有組織和技術優勢，也有人才優勢：國有企業的黨員領導干部是黨在經濟工作中的業務骨干力量，國有企業的勞動者是社會主義建設者中的基干力量，越是重要關口、重大戰略和突發事件，國有企業黨員領導干部和勞動者的先進性就越是凸顯。

其次，國有企業有著更大的潛力，用以滿足現代科技和經濟社會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現代生產力越發展，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增進，人與人之間、組織與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越高，按照社會整體利益和要求來協調和處理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需求就越迫切。國有企業雖然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融合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基于其所有制屬性，可以無條件地服從黨關于經濟工作的決策部署，并服務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期需要和重大戰略需要，從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超越資本邏輯。

三、國有企業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性主導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4]無論是從規模和體量看，還是從地位和作用看，國有企業都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性主導力量。

(一)體量、規模和使命決定國有企業的戰略地位

國有企業在體量和規模上在我國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資產是衡量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主要指標。根據2019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2018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2018年，我國非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總額為210.4萬億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總額為264.3萬億元，合計為474.7萬億元。①有關部門沒有公布國有企業或國有資產在所有企業資產中的比重。根據專家估計，在2012年中國第二、三次產業經營性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國有企業）占比為50.44%。[5]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8年，在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額為44萬億元，比重為38.8%。②

更為重要的是，國有企業是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其戰略地位遠不限于“量的優勢”。在“質”的方面，大型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骨干。目前，在境內運營的大型企業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企業支撐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在2019年《財富》雜志評選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大陸共有116家企業上榜，其中88家為國有企業；在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發布的2019年中國企業500強中，有265家國有企業上榜，排名前50位的絕大部分為國有企業。從結構方面看，國有企業主要分為商業類國有企業和公益類國有企業③，前者不僅在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發揮重要作用，更在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以及重大專項任務的承擔上發揮主導作用和控制作用，在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及完成特殊任務等使命上扮演不可替代的主要角色；后者承擔重要的社會責任，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是保障現代化經濟體系穩定持續的依托。

國有企業有利于建設市場與政府相協調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無論是利用市場手段還是政府手段，都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世界經濟史來看，一方面，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確實有其優勢，應該充分發揮其作用；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形成、維護和發展都離不開政府作用。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既需要政府掌握關于市場的更加準確和全面的信息，也需要有抓手。國有企業因其公有制性質，會更積極地響應政府的號召或者直接執行政府的規劃和政策。如，在經濟周期中，非公有制企業往往因采取順周期的經營策略而加劇經濟波動，而國有企業則會按政府要求執行反周期的投資策略，使政府的調控政策更加有效有度。此外，身處市場競爭環境中的商業類國有企業不僅能較高效地感知市場信息，而且往往會比非公有制企業更樂于與政府分享信息。因此，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有利于以更小的力度實現更有效質量的宏觀調控，從而使市場作用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二）國有企業是經濟獨立自主與經濟安全的支柱

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離不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的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全球生產網絡可以使深度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組織生產、開拓市場，實現效率的最大化，但也伴隨著經濟體系更高的風險。如，通過離岸服務外包固然可以高效整合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但同時也可能抑制我國企業的自主創新；制造外包固然可以降低成本，但也可能給經濟體系帶來去工業化問題。對于中國來說，推進“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建設，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同時，保持國家經濟體系的獨立自主與經濟安全尤為重要。

國有企業不僅擁有龐大的規模和強大的實力，而且直接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和國家重大戰略，在應對經濟體系內部或外部的沖擊時，可以發揮緩沖和對沖作用。國有企業總體上代表了我國企業的最高水平，是許多行業的骨干，只有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經濟體系才能強大從而更加開放。此外，“走出去”戰略實施以來，真正走出去的企業，包括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和建設的企業大部分是國有企業，這些企業往往以較高的技術和管理水平，給當地政府和社會留下深刻印象，既促進了當地發展，又增強了企業自身實力，更為全面開放體系建設做出貢獻。

(三）國有企業是建設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中堅

交通、通信和能源等基礎設施是一個經濟體系的基礎，其發展水平決定了經濟體系的上限。全球經濟中，中國在市場環境和產業鏈上的巨大優勢，離不開全世界里程最長的（高速）公路網絡和高鐵網絡、最多的手機基站和規模最大的電網。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正是仰賴國有企業的長期投資和建設才得以建立。基礎設施項目往往投資大而收益微薄，特別是在經濟不發達地區和老少邊窮地區，許多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財務上長期虧損甚至可能永遠無法盈利。如果不是因為擁有一批實力強大且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如此規模和水平的基礎設施體系建設是難以想象的。正是因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的存在，國內統一的大市場才成為可能，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的完善才成為可能。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網絡的建設將中國西部與中東部緊密聯系起來，極大地促進了西部的人員流動和商貿往來；南水北調、西氣東輸等國家工程改善了自然資源分布不均狀況，為我國東部、北部地區的經濟和民生提供了保障；高質量通信網絡的覆蓋使全國的土地及海域實時互聯，讓高山峽谷、森林沙漠不再成為通信禁區；全國郵政網絡保證了最偏僻、最遙遠的角落也能與外界保留一個信件與包裹的溝通渠道。在這些建筑、鐵路、能源、水利、通信、郵政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國有企業往往是最重要的骨干力量。無論是在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的進程中，還是在區域互動、陸海統籌整體優化和優勢互補的過程中，國有企業都走在最前列。

(四）國有企業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依托

在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國有企業是實現從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重要依托。

第一，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有利于“使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份額不斷提高，現代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斷增強，人力資源支撐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不斷優化”[6]。其一，國有企業是解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失衡的有力依托。由于實體經濟利潤率下降且資本周轉相對較慢，大量資本不僅涌入金融領域，而且在金融體系內部自我循環，威脅金融安全；房地產在資本的炒作之下，作為金融資本循環的媒介，也凸顯其虛擬經濟屬性，吸引大量資源，擠壓實體經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失衡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追逐增值的必然結果，利潤率、資本周轉速度、股東價值等目標必然在微觀上驅使企業“脫實向虛”，進而導致經濟的“脫實向虛”。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獨立的市場主體，在實際運行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按資本邏輯行事的情況，但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決定了國家和政府可以更直接地調節其企業行為。其二，國有企業是維護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的有力依托。國有企業由于總體素質高、信用好，更容易與金融體系協同發展④。雖然金融開放程度日益提高，但國有金融機構仍然主導著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中國的金融現代化首先是國有金融機構的現代化。從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轉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看，要想維護金融市場的自主發展、保障金融安全，保留相當數量的國有銀行以確保對金融體系的控制力，即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重要的手段。

我國國有銀行是執行國家相關政策的最重要主體，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金融保障，為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安全提供了支持。更進一步講，國有企業在國有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銀行支持下的快速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色和重要優勢，因此也是遭到一些國家忌憚甚至忌恨從而欲除之而后快的“制高點”。

第二，國有企業可以更主動地響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應使國有企業的創新優勢得到更充分釋放。其一，就技術創新而言，資本的投機性與順周期性較強，因而未必積極主動推進技術創新，而是會在一輪輪盡可能加速的投資中“賺快錢”一一這也是雖然我國高新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供給不足，但又有大量投機性資本以高新技術等名義“圈錢”的原因。在我國技術創新領域，除了大量的國有科研機構承擔科學研究、基礎技術創新等重要任務外，許多投資大、風險大而又具有戰略意義的技術創新往往是由國有企業承擔的。尤其是在與國際領先水平差距較大的高科技產業，特別是重大攻關的原始創新，打破國外壟斷和封鎖，需要的資金和人員投入大，對已有的技術能力、技術平臺和技術人才隊伍要求較高，同時往往面臨巨大的風險和漫長的投資回報期。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要么缺乏技術創新的意愿，要么缺乏這種能力。⑤往往只有擔負國家使命和社會責任的國有企業才有足夠的意志力和執行力來實現。如，經過長期艱苦奮斗，國有企業在載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移動通信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掌握了一大批關鍵核心技術。正因如此，許多國家都把帶動經濟和產業升級的厚望寄予國有企業。⑥

其二，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生產組織形式創新也很重要，而這需要在集體性、累積性的組織學習過程中實現。這種學習過程不僅需要企業家的有力領導，更需要企業組織的不斷學習和積累。[7]在這方面，國有企業已經形成總體行之有效的管理和技術人才培養體系，不僅樂于而且善于培養人才。新中國成立以來，國有企業培養了幾代優秀的管理和技術干部及產業工人，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在改革開放后的一段時期，非公有制企業的大量管理和技術人才都來自國有企業。相當一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反而在人才培養上面臨更多困難。由于許多民營企業都帶有家族企業的特點，隨著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逐漸到了退休年紀，能否產生真正能賦予企業以創新這個核心競爭力的人選是這些企業將面臨的重大考驗。此外，無論是對于技術創新還是生產組織創新，管理民主和技術民主都是非常重要的，這在國有企業中往往更容易實現。與此相應，國有企業的職工往往更具主人翁意識，對企業更加認同，使企業文化更積極向上。國有企業的這些軟環境往往也更加有利于創新。⑦

第三，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實現綠色循環低碳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這方面，國有企業也有其獨特優勢。首先，一些企業綠色發展積極性不高，是因為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所謂的“外部性”，不體現在其財務報表上，利潤由股東獲得，成本卻由社會承擔。而綠色發展要求把污染治理和生態修復等“外部性”成本內化，會增加成本、減少利潤。國有企業則少有這方面的考慮。特別是在中央已經高度重視綠色發展的背景下，長期積極響應中央號召的國有企業會有很強的動力和意愿主動踐行綠色發展。其次，許多國有企業是行業中市場份額、盈利能力和技術水平都處在領先地位的龍頭企業，具有落實綠色發展理念的實力，并能通過對綠色、循環、低碳技術的創新和率先應用，發揮示范效應，帶動整個行業向著綠色產業體系轉變。

(五）國有企業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保障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形成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實現收入分配合理、社會公平正義、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國有企業在這方面具有天生的優勢。所有制是生產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決定了生產過程由誰支配及產品如何分配。因此，所有制格局決定了分配格局，決定了經濟發展是走向共同富裕還是兩極分化。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8]要扎實保障廣大民眾尤其是處于弱勢地位和社會邊緣群體的利益，讓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紅利惠及所有社會成員，離不開國有企業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要建設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需要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環節下足功夫。從最基礎的初次分配環節看，國有企業往往更加重視勞動者創造的價值，給予勞動者應得的報酬，基層員工與企業高管都主要獲取工資性收入，薪酬差異遠小于私營或外資企業，既促進了公平，也體現了效率。需要指出的是，有媒體曾炒作國有企業員工收入是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并以此論證國有企業加劇貧富分化，這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雖然工資性收入也會導致收入差距，但財產性或者說資本性收入才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理論和現實都表明，一個社會的公有制經濟比重越高，貧富分化程度往往越低。從二次分配環節看，長期以來，我國國有企業在稅收中的比重都遠超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國有企業巨額的稅收貢獻極大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提高了國家進行二次分配的能力，特別是對于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各種轉移支付，直接縮小了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事實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國有企業比較少，因而初次分配后貧富差距都很大，主要靠二次分配來縮小收入差距，而這需要政府擁有很強的財政汲取能力，特別是稅收能力。但高稅收會打擊富人和企業的積極性，某種意義上反而是為了公平犧牲了“效率”，更不用說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眾多大型企業會通過在避稅港注冊等方式避稅。從這個角度看，國有企業恰恰是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上佳選擇。此外，國有企業還積極參與扶貧和救災工作。如，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代表的國有金融機構，多年來一直堅決落實黨和政府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部署，推進開發性金融服務，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大力開展造血式扶貧，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了關鍵的金融保障。在抗震、抗洪及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等應急救災中，往往也是國有企業勇挑重擔，積極主動提供資金、物資和人員，承擔社會責任。因此，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國有企業都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力量。

四、堅持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助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我國能夠在70余年的時間里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飛躍，離不開國有企業的貢獻。毋庸諱言，我國國有企業還存在許多問題，需進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好地助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一）強化頂層設計，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保駕護航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已由改革開放初期的自下而上“摸著石頭過河”，演變為自上而下并以頂層設計推動的改革。國有企業特別是商業類國有企業作為獨立主體參與市場競爭，必然受到資本邏輯的影響，但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也會有反作用，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當強化頂層設計，通過科學的改革方法論和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確保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特別是要將國有企業改革置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框架下，通過強化國有企業法律體系、改革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投資融資體制等規范國有企業改革，優化國有企業治理，深度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加強黨建和黨的領導，強化國有企業獨特優勢

“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我國國有企業的光榮傳統，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9]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關鍵是在制度上使黨的領導融入企業治理結構中，發揮好黨對國有企業的政治領導、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在制度上明確黨建工作、基層黨組織與企業發展的關系，并注重通過黨建培養企業治理人才，進而帶動國有企業治理現代化。

(三）更加突出國有企業公有制性質，克服資本邏輯的弊端

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和社會主義的制度安排，天然具有社會責任的目標和要求。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大為加強，但也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伴隨著公有制特點弱化的跡象。隨著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進，盈利指標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國有資本的“資本”特性變得明顯，資本邏輯在相當程度上作用越來越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特別是商業類國有企業當然也要盈利，但必須在制度設計上規范商業類和公益類國有企業的企業治理，在考核經營業績指標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情況時，須將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及相應的社會評價納入標準。

總之，基于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社會主義性質，只有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才能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國有企業的規模、性質、使命和功能，決定了其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中不可替代的戰略性主導地位。應當堅持科學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法論，加強頂層設計及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和黨的建設，突出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才能更好地實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

注釋：

①扣除負債后，非金融企業國有資本權益總額為58.7萬億元，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為17.2萬億元，合計為75.9萬億元。數據來源：《國務院關于2018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

www.mof.gov.cn/ zhengwuxinxi/ caizlieng xinwen/ 201910/ t20191024_ 3408398. htm。

②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www.stats.gov.cn。

③參見：《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15年09月13日，

http：//www.gov.cn/ zhengce，/2015-09/ 13/ content_ 2930440. htm。

④近年來，民營企業貸款難是一個熱點話題，但其主要原因恐怕主要并不是所謂的所有制歧視，而是因為他們都往往是中小企業。而由于規模小、風險大，中小企業貸款難是一個在全球都普遍存在的問題。

⑤當然，現在有許多民營企業也進入了高科技行業，但他們所從事的往往是集成已有的技術以開發和滿足市場需求。也有部分實力強的企業開始進行一些更為基礎和重要的技術創新，但這并不能否認國有企業的相關優勢。

⑥具體參見：

Dirk Meissner a，David Sarpongb and Nicholas S. Vonorta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 Innovation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Industry and Innov ation，2019， Vol 26, No. 2， P121-126。

⑦在這方面，也有非公有制企業做得不錯的典型案例，例如華為公司。但華為可能更具有勞動者集體所有的特點，而不是典型的私營企業的特點。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8-79.

[3][4][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75，175，176.

[5]裴長洪.中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發展趨勢[J].中國社會科學，2014(1)：4-29.

[6]深刻認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性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煥發新活力邁上新臺階[W].人民日報，201S-02-01.

[7]王朝科，謝富勝.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一一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9(5)：127-133.

[8]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46.

（作者：朱安東，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孫潔民，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王天翼，石油化工管理干部學院講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經濟縱橫》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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