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討論的是中美精英對中美開放程度的判斷。所謂開放，通常是指一國在經濟資源方面的開放，是指政府不在限制通過市場交易各種經濟資源。如果市場交易受到限制，某些資源還不能通過市場交易獲得，或者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才能交易，就說明還存在不開放的領域或者說開放的程度還不夠。主要的經濟資源包括商品，實物資產和各種金融資產，如貨幣、債券和股票等，對應的開放領域就是市場開放、投資開放和金融開放。就美國精英來看，美國顯然是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是組建世界貿易組織，推動各國走向開放的主要推手。而中國則是長期以來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的國家，就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仍然沒有按照世界貿易協定要求對外開放，而是承諾逐步開放。直到今天，美國和西方甚至都不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更不用說，是開放的市場經濟了。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中國金融開放不足，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我國主流經濟界也非常贊同美國精英的觀點，一直以美國精英的金融開放要求作為中國金融改革的目標。例如，我國主流媒體經常宣傳，我國的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就是指政府在貨幣兌換交易方面還有種種限制，要求政府改革相關貨幣兌換制度，讓人民幣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就現實來看，大家拿著人民幣，到美國的銀行，是難以換到美元的；相反，美國人拿著美元，就能到中國任何一家銀行，換來人民幣。這充分說明，美國和西方并沒有對中國開放人民幣兌換市場，而中國早已對西方開放西方貨幣兌換市場，沒有中國開放金融，中美之間根本就沒有辦法進行貿易。然而，很多主流經濟學家卻相信美國精英對中國的指責，其理由是美國和西方政府并不干涉市場上的貨幣兌換交易，而中國政府卻限制很多貨幣兌換交易，例如，限制居民拿人民幣兌換西方貨幣的額度。他們看不到，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交易，在美國根本就難以進行。美國商業銀行基本不參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這不是市場的選擇，而是美國精英的選擇。是美國政府選擇不開展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交易，使人們難以使用人民幣交易到美元。由于人們在中國可以隨時隨地進行美元與人民幣的貨幣兌換交易，即使中國政府對交易有所限制，在人民幣與美元兌換交易市場的開放方面，我們的開放程度都遠大于美國，它們的區別是能交易和不能交易的區別。美國的金融教科書明確指出，參與金融業交易的主體，大型商業銀行是事關經濟穩定的機構，其經營風險是政府承擔的，政府必須嚴格監管商業銀行的運行。例如，一位華人金融專家曾在美國央行美聯儲參與銀行監管工作，出版回憶錄《我在美聯儲監管銀行》中介紹，監管人員會突然進入一家商業銀行營業所，查看貸款記錄，現場電話聯系，確認記錄的可靠性，其目的是確保金融機構申報的數據是真實的，其各項指標符合政府要求，風險是在政府要求的范圍內。因此，西方各國之間雖然相互開放金融市場，其開放程度是很有限的，政府限制干預很多金融交易，尤其是國際金融交易。實際上，西方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自由化或者說完全開放的金融市場。已經離任的周小川行長在過去的20多年里，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動我國按照美國精英的要求開放金融，但他也不得不公開承認，西方沒有金融開放的標準。更重要的是，西方各國之間有相互協作的協議，政府間通過貨幣互換，解決對外金融開放帶來的外匯短缺風險。西方各國雖然相互之間有有限的金融開放，但對中國都沒有開放。最近兩年，美國在一些機場等外國游客較多的場所，也開展了小額人民幣與美元兌換交易，但其買入和賣出價格差別約為15%，遠大于其他貨幣兌換的匯率差別，嚴重歧視人民幣，使人們在這樣的匯率下拿人民幣兌換美元，就會受到嚴重損失，同樣是一種限制人民幣兌換美元的措施。就市場開放來說，按照世界貿易組織公布的原則，完全的開放，或者說自由化是未來國際發展的目標，而不是當前的現實或者短期內就會實現的目標。各國對他國的開放，都是有限開放。美國并沒有對他國完全開放市場，仍然有很多限制。以通信市場為例，美國的通信市場，從來就不是一個自由的市場，而是由幾大通信公司把持的市場，包括手機市場。美國政府曾多次以安全為理由，限制華為公司進入美國的手機市場，包括與美國幾大通信公司之間的市場交易，更不可能面向消費者了。就一般貿易而言，美國對中國商人直接進入美國市場設置了重重障礙，例如，商務部部長陳德銘曾接受央視專訪，介紹了美國政府采取的種種行政措施，限制我國商人在美國的商務活動。美國政府僅僅同意美國商人從中國進口物資，在美國市場出售，不同于過去的完全禁止，而不是無限制地同意中國商人進入美國市場。在出口方面，美國不但限制向中國出口高技術產品，而且與其盟國簽訂瓦森納協議，甚至將其主要對手俄羅斯也拉進來，禁止它們向中國出售高技術產品。因此，從開放的實際情況來看，可以說，美國基本沒有對中國開放市場，僅僅是同意美國的資本家到中國做生意，而不是同意中國商人自由地到美國做生意，進入美國市場。在美國市場上，基本上就不存在直接面向美國消費者的中國商人。相反，中國在很多領域早已對美國和西方開放市場。就通信領域來看，美國蘋果公司早在2001年就進入中國零售市場，面向我國個人消費者。最近幾年，每年在我國的銷售額都高達500億美元左右，獲得凈利潤高達200億美元，等于人民幣1200億元以上。事實上，美國資本家通過直接進入中國市場，加上可以拿美元兌換到人民幣，從而資金充足，早已控制我國很多行業，雖然產品基本是在中國生產的，但產品的品牌卻是美國和西方公司，即使打著中國品牌，其主要利潤都被美國和西方公司拿走。顯然我們與美國之間的開放是嚴重的不對等開放。我們放棄了對市場的管理，讓西方資本家直接面向我們的消費者，通過壟斷獲得利潤，在我們的市場自由地追逐他們的利益，甚至象蘋果這樣的公司，利潤率高達300-400%，早已超過暴利，卻不受限制。國際貿易協定的基本原則是對等開放。由于各國的優勢產品并不相同，在有限開放下，必然存在相互開放領域的差別以及開放程度的差別。完全沒有限制的開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著名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是不存在的。我們和美國西方之間的不平等開放，使我們即使有很多優勢產業，都難以憑借產業優勢在對方市場獲得利潤。例如，稀土工業就是如此，其根本原因是西方并不對我們開放它們的稀土市場，而是讓西方資本家進入我們的稀土市場，面向我們的眾多稀土商人，讓我國稀土商人競相壓價競爭，從而將稀土產業利潤都交給了西方資本家。我國主流精英實際上很清楚中美相互之間的開放是不對等的，例如，很多精英學者曾多次在學術雜志上發表文章，極力論證，鄧小平先生主張的是對美國和西方單方面開放，而不是國際貿易協定要求的對等開放。還宣傳他曾說過，“跟著美國的國家都富裕了”，主張對美國單方面開放。最近有人在網上公開宣傳這種觀點，由于包含的崇美思想太過濃厚，央視不得不公開反對這種觀點，列舉鄧小平的公開言論，論證鄧小平主張的開放，不是單方面對美國和西方的開放，而是對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但這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宣傳。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是否對中國對等開放。早在1980年，中美兩國政府代表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投資保險和投資保證的鼓勵投資協議和換文》，就是一項中國單方面承諾開放主權的不平等協議。條約討論的是美國人到中國投資的保險問題，不涉及到中國是否能到美國進行投資，以及由此帶來的問題。在這個條約中，還能體現中國主權的地方，在于美國的投資需要中國政府的批準。在這個條約中，顯然暗示，中國肯定會批準一些投資，并向投資者和保險者提供了承諾。至于中國是否能到美國投資，美國政府是否會提供一些承諾，則不在討論范圍之內。1995年我國央行改以依據外匯儲備被動發鈔，等于增發人民幣都拿去換西方貨幣，而換來的外匯只能做人民幣的發行依據，讓人民幣成為西方貨幣代用券，在此后的20年間，等于免費將增發的20多億人民幣交給了美國和西方。如果西方不拿貨幣購買中國的物資，央行就無法增加外匯儲備，從而增發人民幣。這種發行方式，實際上是依據西方需要發行貨幣，而且將發行人民幣的收益完全交給美國和西方。在這種發行模式下，單方面承諾美元或其他西方貨幣可自由兌換人民幣，以增加外匯儲備，成為增發人民幣，推動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可缺少條件。央視的解釋，并不否認我們的開放是單方面對外開放，不是雙方的對等開放。為了實施這種不平等的單方面對外開放，我國主流媒體長期以來，宣傳舊中國時代，我國在西方軍事威脅下的不平等開放是發展經濟必不可少的對外開放，而在鴉片戰爭前，雙方事實存在的貿易活動，相對平等互利的貿易活動，污蔑為閉關鎖國。事實上，英國當時發動鴉片戰爭，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對英國貿易順差太多，直到20世紀初，仍然需要向中國出口大量鴉片來實現貿易平衡。甚至在新中國前30年，美國和西方對中國實施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主流媒體卻與美國精英一道，將西方對我們的封鎖污蔑為我們閉關鎖國，是對外不開放；卻極力美化后來實行的單方面開放，讓外國資本家自由掠奪中國財富的開放。在這種單方面開放模式下，早在2007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格森就總結為，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的中美國。中科院發表的報告指出，美國僅在2011年就從中國賺走3.66萬億美元，占我國當年產出一半。過去美國和西方通過武力強迫我們單方面開放；現在則是通過文化侵略，讓我們自愿向美國和西方單方面開放，都是讓西方資本家自由掠奪中國財富的開放。本來雙方相互開放，目的是各自生產各自擅長的產品，擴大各自的市場范圍到對方市場，從而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然而，當前中美之間的單方面開放，利潤基本被美國資本家拿走，中國不僅沒有得到利潤，反而喪失大量資源，付出環境和健康等方面代價。我國的資源迅速走向枯竭，環境嚴重惡化，這是對中華民族子孫后代生存基礎的極大損害。我們必須摒棄這種對外單方面的不平等開放。（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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