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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茂松: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新文明
點擊:  作者:謝茂松    來源:觀察者網 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1-03-25 09:41:54

 

導讀:322日下午,正在福建武夷山市考察的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朱熹園,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學研究等情況。 習近平表示,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定要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文明如何孕育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又是如何發展中國文明的?322日,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謝茂松,在參加由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與觀察者網主辦的思想者論壇時,闡釋了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中國文明與中國道路基本問題,提出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型政黨,也將型塑新文明,并成為新文明。本文為演講節選,經作者審閱發布。

 

 

322日,謝茂松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與觀察者網主辦的思想者論壇上演講,題目為:中國共產黨是一種新文明

 

一、超越政黨,從文明對中國共產黨的新詮釋:中國共產黨是新文明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開始,就一直保持著自覺總結黨自身的歷史得失、成敗經驗的傳統,尤其是在每一個重要歷史節點上。2021年對于百年大黨的歷史總結,其中很重要的是對于黨所形成的新政治傳統的自覺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統、全面整理;同時關乎長治久安的黨的政治文化的養成,也將更自覺地進入破題。

 

在更深層、更久遠的意義上,則是要最終把握中國共產黨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政黨,中國共產黨超越了基于西方歷史經驗的政黨的所謂一黨與多黨的的簡單數字區分,而具有文明意義。即是說,要把中國共產黨理解為是一種新的文明樣態。

 

近代中國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的侵略,面臨著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重困境。解決文明困境要先通過解決最大的國家困境,然后是解決社會困境,最終文明困境才能得以解決。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反對內外敵人的雙重革命性質,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得國家統一,解決了國家困境。中國的革命、人民解放戰爭也是通過最廣泛的社會組織動員的方式,同時進行了一場社會革命。

 

新中國的成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國家就要解決社會問題,以解決社會困境,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徹底解決了殘存的階級問題。

 

改革開放的今天雖然有有錢人與窮人,但再也沒有強固的階級力量。中國雖然開放金融,但也不會放任資本的野蠻生長,因為這樣的話,最后必然會走向美國社會,走向美國的資本主義道路;中國也不會讓國內資本成為跨國資本的買辦,因為這樣的話,中國就可能在實質上、結構上回到舊中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必須維護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為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原因所在,馬克思針對的是資本主義的基本邏輯結構,所以中國共產黨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形成過程中始終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存在,但在實踐中也始終具有中國化的品格。

 

中國道路即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不是無源之水,不是平地而起,是對于中國文明史往上的節節接續與全體貫通,要把握四個歷史階段的接續、貫通:首先是要把握改革開放前的前30年與改革開放時期的連續性;

 

其次是把握中國道路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連續性;

 

其三是中國道路與中國近代史的貫通。中華民族在近代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只有徹底地反帝反封建才能使中華民族獲得獨立、統一,才能使中華民族復興,才能使人民得解放,反帝反封建成為中國革命與中國近代史的主軸;

 

其四是中國道路與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貫通。這一貫通既潛移默化地體現在文化價值上,也在制度的精神精意上。

 

中國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文明史四個歷史階段的貫通,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特色所在,正是馬克思中國化的中國化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上下五千多年節節貫通的中國文明歷史的與邏輯的發展。

 

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最終以中國社會主義的方式完成全面現代化,同時也以社會主義的方式解決現代化所有的問題,中國共產黨與人民結合為一體、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終將形塑新文明,這就是對于近代以來文明困境的克服。中國近代的文明困境、國家困境、社會困境的三重困境至此徹底克服,中國共產黨這一新文明將取代西方過去五百年文明,而開創未來五百年的文明想象,甚至是千年的新的文明想象。

 

 

武夷書院(網絡圖)

 

(一)國家政治、基層社會層面對于中國文明的延續與現代的徹底化

 

1. 就中國文明的延續與更新的一體性而言,中共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走出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文明在國家層面、政治層面的大一統在現代的徹底化。

 

西方以城邦小國政治為常態,中國則以大一統的大國政治為常態。大國政治不僅追求大,還要同時追求可長可久之道。大與久合在一起,就是可大可久之道,這是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連續未斷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之所在。

 

傳統中國是農業文明下的大一統。新中國成立之后,工業文明的工業化技術極大地擴展了中國的大一統,新的數字文明下的數字技術更是擴展了中國的大一統,而二者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全面組織、動員。

 

2. 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層面、基層層面的群眾路線,不止是現代化的政黨組織、動員,還同時應看作是明清以來禮教下移帶來的道德覺悟、道德自覺在現代的徹底化。禮教下移是宋明理學家強調的禮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內化于心的道德覺悟,這種覺悟從士大夫精英逐漸下移到普通民眾。禮教下移在長時段歷史來看,也是因應著宋以后中國從世家大族的貴族社會轉向平民社會的社會大變化。平民社會的精英選拔是通過科舉考試,元朝以下《四書》上升到與《五經》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科舉取士之教材標準。

 

《四書》尤其是《大學》、《中庸》,相較《五經》之復雜、繁難而經年累月不易掌握而遠為簡易、容易掌握,同時又能立乎其大、直接卻又系統而能下學上達、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學》、《中庸》之簡易是對應著平民社會的中等階層。明清的禮教下移則是較之《大學》、《中庸》的更為普及化、平民化。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文明樣態,應看作是中國文明接受現代化的沖擊、挑戰而在學習中快速實現工業化并利用現代化、工業化的技術手段,而最終在國家、社會層面對于中國文明的大一統與禮教自組織的雙重的徹底化擴展。中國共產黨本身與中國文明的大一統、禮教自組織完全合一。

 

 

武夷山紫陽書院,圖片來源:央廣網

 

(二)文明的意義上才能理解黨的全面領導

 

3. 黨的全面領導、黨與政的辯證關系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在黨與政之間,有黨政分工,但沒有黨政分開。黨政分工不能完全套用歐美的政治、行政的二分來解釋,而只能在文明的意義上才能理解在黨的全面領導下的黨與政的辯證關系。用陽主陰從、陰陽一體的中國文明傳統的思維,倒是能更深地理解黨與國家的關系。同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道器一體的思維也能更好地理解黨與國家的關系。

 

黨之為黨,黨對于國家的領導體現了黨的宗旨,黨的領導尤其體現在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黨的政策通過國家來執行,政策又轉化為國家的立法。即將黨對于國家各項工作全面領導通過法律的方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黨自身也在不斷完善自身的黨內法規。

 

4. 黨與民一體的政治秩序。

 

當代中國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機構改革,而在西方卻鮮見這樣的行動,這是為什么?很少人會對此做學術上的發問。這是因為中國歷來是士大夫官僚制度,今天也是一脈相承下來。在這一具體的制度安排之上,還有一個更為超越性的安排,就是政治秩序。

 

傳統的天、君、臣、民是一個循環的秩序。君以民為本,但民也要受天的制約,否則民就可能停留于純粹功利主義,所以在民之上,一定還有更具超越性的即天命、天理的存在。今天包括人與自然的命運共同體在內的各種命運共同體共同形成了新的、天理,而黨與人民構成了緊密一體、不可分離的現代政治秩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經常連在一起說,顯示了二者陰陽一體的內在關系。

 

5. 中國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別利益。

 

西方意義上的選舉型政黨作為部分,一定有自己所代表的部分利益,要么代表中上階級,要么代表中下層,而中國共產黨則超越于此。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對于階級問題的徹底解決,也就使得黨自然就沒有階級,毫不利己,專門為人的精神則可以放在這一脈絡下加以理解。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宋明理學所說的理一分殊,代表全社會的整體利益、根本利益與長久利益。

 

6. 民主集中制對于西方選舉民主的超越。民主集中制抓住了民主與集中的辯證法,克服了西方的民意如流水一樣不考慮結果、無定性的短視,而必須強調結果,這就是明末清初王船山將詮釋為處焉而宜,指把事情辦得適宜,這完全是著眼于客觀行為的結果。至善則是皆得咸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適宜,恰到好處。船山強調不處胡宜,所以若沒有落實為最終的行為結果,是不成其為善,船山對于的深刻詮釋,對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提供了底層文明結構。中國的政治正當性是著眼于歷史結果檢驗的歷史正當性。

 

民主集中制又與群眾路線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反對命令主義,同時也反對尾巴主義。

 

7. 黨管干部、黨管人才,是黨的全面領導在組織上、在官員的選拔上的體現,抓住了一切問題的關鍵在于政治,一切政治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要害。黨的任命制不同于西方的多黨選舉制,任命制一方面保證了大一統,另一方面較之西方多黨選舉制在人才選拔上考慮的要素的單一而遠為周密、全面,因而能在全面、歷史地評估人才中選拔好人才并最終用好人才。

 

8. 與黨的全面領導相應的是黨的自我監督。黨內監督無死角全覆蓋,黨成功解決了自我監督的問題。

 

9. 統一戰線的文明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擴展于黨外,則是統一戰線,其動態靈活性,使得其能把各種新群眾、新階層不斷進入到其組織動員體系中。

 

(三)黨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固有的集政、教于一身的偉大傳統

 

10. 黨的建設尤其是作風建設。

 

中國共產黨強調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其中的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聯系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尤其重要。

 

政者,正也,中國共產黨要求黨紀嚴于國法,不分私德與公德。整頓作風需要集中的運動,這是基于對于人性的深刻理解,需要隔一段時間就進行運動式的主題教育、整頓。

 

11. 黨的學習品格:學習型政黨與黨的各級黨校。中國共產黨具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各級、各部門黨校,其不僅承擔了黨的干部培養,更承擔了黨的思想、理論統一的重要功能。

 

12. 黨所具有的深厚歷史意識的精神品格。

 

就中國歷史書寫而言,其承擔了政治秩序正當性與文明意識的雙重功能。黨史與黨建以及中國化馬克思理論承擔了中國文明傳統的經學、史學的功能,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新的經史合一的關系。

 

13. 黨員干部的無神論要求與普通群眾自由信教的宗教政策的并行不悖。

 

黨員干部的無神論要求是由中國文明所具有的人文性所決定的。明朝萬歷年間焦纮、袁宏道、董其昌等一批朝廷官員與李贄一同被處分,就是因為他們將佛教帶入政治中。

 

黨還負有對于全社會的正人心、厚風俗的德性責任,這是對于中國文明傳統的政教合一,即政治與教化合一的傳統的承繼,而這有別于西方政教關系為政治與宗教的關系。

 

14. 中國共產黨有其作為黨的認識論。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以及辯證法、矛盾論、實踐論,既是馬克思主義所帶來的,又在中國化中具有中國文明的品格。

 

15. 黨性、共產黨人精神的政治學意義與文明意義。黨性是對于士大夫精神的繼承與創新,不同于士大夫精神的是其現代政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黨性與人民性在中國共產黨這里獲得統一。

 

 

游客在井岡山的井岡紅旗雕塑前參觀留影。 新華社記者 胡晨歡 攝

 

16. 革命精神、斗爭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品格、政治品格,使得中國共產黨在繼承中國文明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的基礎上,更增加了新的文明氣質。新與舊的精神熔鑄為一,包括統一戰線各條戰線的說法,其實是對于戰爭經驗的抽象繼承。

 

斗爭精神表現在對工作中遇到的各種艱難、險阻、挑戰敢于斗爭并善于斗爭。斗爭精神還體現在內部的思想路線斗爭,中國共產黨在對于左右各種錯誤路線的斗爭中獲得團結。

 

與斗爭精神相聯系的是對于矛盾的深刻把握,這要求能不被紛繁復雜現象所炫,而能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看到事物所具有的內部聯系,抓住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從毛澤東早年的心之力到共產黨員的初心、黨員的先進性、純潔性以及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所強調的心、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意義。毛澤東《心之力》: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電,人之力莫大于心。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個人有何心性即外表為其生活,團體有何心性即外表為其事業,國家有何心性即外表為其文明,眾生有何心性即外表為其業力果報”“螢螢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毛澤東早年強調對于大本大源的把握,從而能深刻地把握內在的心性與外在的國家、文明的由內而外的透顯關系。

 

(四)黨對于中國文明的文明意識的自覺繼承與發展

 

17.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百年的歷史時刻,將會愈加激發其自覺的文明意識。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其延續在根本上是靠著文明意識的內聚力。這體現在經學以及《資治通鑒》等史學所凝聚的中國之為中國的中國文明意識。文化強國上而言,根本的最終目標是文明意識及其文明內聚力。

 

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百年歷史的大黨,超越了現代西方政黨制度,成為一種文明樣態。對于中國共產黨有了作為一種文明樣態的自覺認識之后,則對于中國道路根源于中國文明亦有相應的認識。中國道路與中國文明二者之間古今一以貫之的是,中國道路也將上升到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18. 中國共產黨關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與中國文明的治國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內在關聯。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其獨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時其繼承中國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國共產黨將其共同富裕、共同發展的理念擴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贏共享,最終將超越美國贏者通吃的思維。

 

因此,認識今天中國面向未來的新文明的想象力,首先要深刻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要突破簡單地以政黨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黨來理解中國共產黨而出現各種捍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來想象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文明型政黨,本身也將型塑新文明。進而成為新文明,必須意識到中國文明所具有的生長性,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意義不斷深入、延展的三層文明意義。

 

作者:謝茂松  中國科學院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研究員,中國文明和中國道路研究中心主任  來源:觀察者網微信公眾號(侵刪)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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