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今年2021年，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在這“黨建”百年慶典的日子里，每個黨員、每個中國人，是否都應該想一想：
中國革命是怎樣勝利的？
所謂“看似簡單”，就是一句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所取得的”！表面看，其發展過程確實如此。有了“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就一定“勝利”？憑28年時間，就一定能保證革命取得“成功”？結論自然是否定的。因為不僅要有黨的領導，而且必須是黨的正確領導，才能保證革命的勝利；只有在黨的正確領導下，進行正確的斗爭，假以時日，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所謂“實則復雜”，就是你得揭開歷史的面紗，深入到歷史內部，才能明白歷史真相。為此，你必須得搞清楚：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什么是“黨的領導”？什么是“黨的正確領導”？這些，都不是一句話、兩句話所能講清的，而是需要真正讀懂一本“黨史”，方能明白。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組織。黨的“初心”——1921年中共“一大”制定的奮斗目標：
以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廢除資本家私有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中國共產黨要實現共產主義這一目標——最高綱領，首先就得改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狀。為此，1922年中共“二大”又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最低綱領：
打倒軍閥，消除內亂，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黨的政治綱領，吸引著中國無數的愛國者和具有崇高信仰的革命者，紛紛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才構成、壯大了中國共產黨組織。黨的政治綱領與組織形式，兩位一體，不可分離。黨的組織形式是軀體；黨的政治綱領——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是其內在的思想、靈魂。黨不能沒有軀體，更不能沒有思想、靈魂。黨員背棄、出賣黨的組織自然是共產黨的叛徒；黨員背棄、否定黨的革命綱領，則是從根本上叛黨、反黨！同任何事物不能改變性質一樣，中國共產黨決不能改變自己的政治綱領。黨的政治綱領決定了黨的性質。改變了黨的綱領，就是改變黨的性質。因而，任何改變或變相改變黨的政治綱領的做法，都是不能允許的。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致江青同志的信》中曾講過，“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實質上就是批判這些黨改變或在變相改變黨的政治綱領，放棄了革命，從而使革命的共產黨蛻變成為修正主義政黨！——這也是為什么這些國家不能取得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
中國共產黨經過百年革命實踐的磨煉，早已成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革命政黨。1949年4月，還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毛主席就告誡大家：“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40頁）歲月似流水。只要中國共產黨為之奮斗的最高綱領一日尚未實現，革命就必須繼續，斗爭就無窮期。凡半途下車的“革命者”，必然只能被歷史所淘汰。“領導”者，即“率領”與“導向”之義。通俗地講，就是要讓人們“照此辦理”。“黨的領導”，就是中國共產黨要對黨員和中國革命發揮“統率”與“引領”作用，它主導著黨和中國革命的命運。其表現形式，主要有兩種：政治領導與組織領導。組織領導，是指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與紀律。主要通過黨的各級組織發揮作用，其核心內容是：
“（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6頁）
凡能確保成功的領導，就是正確的領導；反之，就是錯誤的領導。中國革命為什么會勝利？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正是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才保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然而，“黨的正確領導”，就像是一塊深埋在大山中的稀世珍寶，絕不是一般人們所能輕易獲得的。你想得到它，就得到大山中去尋覓它，開發它、識別它，這是要付出代價的。熟悉黨史的人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黨的正確領導”的獲得，是付出了無數昂貴的生命代價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1927年“八七”會議，以陳獨秀為總書記的“黨的領導”，是錯誤的。當時推行的是一條右傾機會主義政治路線，導致在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汪精衛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時措手不及，結果是白色恐怖一片，萬千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人頭落地，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1927年“八七”會議，到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黨中央實際上先后由瞿秋白、李立三掌權【1】，“黨的領導”也是錯誤的。其時推行的是兩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澤東同志“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主張“城市中心論”，強令進攻大城市，結果又給中國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遵義會議，王明、博古控制了黨中央的領導權，先后任“代理書記”【2】，那時“黨的領導”更是錯誤的。王明錯誤路線，不僅在政治上搞“左”傾冒險主義；而且在組織上還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排斥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最終導致革命根據地的喪失，幾乎葬送掉當時中國革命的所有成果。唯有到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后，由于毛主席長期腳踏實地、堅韌不拔的努力，并能以客觀實踐的成功與耐心，贏得全黨同志的擁護，并在實質上確立了他的領導地位；這才讓中國共產黨擁有了“黨的正確領導”，才保證了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最終取得了成功。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為：世界上事物的發展，無不都具有它的兩重性。即既有它的必然性，又具有它的偶然性。必然性是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系，決定事物發展的基本方向；偶然性是事物發展的的非本質聯系，對事物的發展起著加速或延緩以及使之帶有這樣或那樣特征的作用。誠如馬克思所述：
“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并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但是，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馬克思致路·庫格曼（1871年4月17日》）
毛主席說：“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毫無疑問，這是各國人民反抗壓迫、發生革命的內在必然性，具有普遍意義。然而，中國與印度曾經都遭受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反動派的壓迫。那么，為什么在中國發生了革命且取得了勝利，而在印度卻沒有發生革命？其實，道理也簡單。因為中國出了一個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有了毛澤東思想的武裝，就取得了革命勝利。印度只出一個“圣雄·甘地”，他提出“甘地主義”——提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結果就沒有發生革命。中印兩國發展的這種差異，就是事物發展的偶然性。重溫黨史，人們就會明白：中國革命的發生與勝利，雖有它的必然性，但確實又具有極大的偶然性。中國革命如果沒有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如果沒有遵義會議以后“黨的正確領導”，中國革命早就失敗了！也許至今還在像印度那樣在黑暗中繼續摸索。可見，如果把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所取得的”；把毛主席為核心才有了“黨的正確領導”，簡單地歸結為“集體領導”；把毛主席獨創性地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的毛澤東思想，簡單地解讀為“集體智慧”，從而淡化毛主席的歷史功績，抹殺毛主席從危機中挽救黨、挽救人民軍隊、挽救中國革命的決定性作用，進而解消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和精華，否定毛澤東思想對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依然不可或缺的指導地位和指導作用，那正是當今歷史虛無主義的“醉翁之意”，我們必須警醒！
注 釋：
【1】1928年7月中共六屆一中全會至1931年6月被捕，向忠發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2】1931年6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米夫以國際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代理書記”。黨內開始了第三次“左”傾錯誤的統治。同年9月，黨中央機關遇到破壞，王明隨米夫去蘇聯，任中共駐國際代表。王明去蘇聯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負責，博古執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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