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間有“婊子無情，戲子無義”之說。講的是舊社會，婊子、戲子因生活所迫，為求生存，不得不“朝秦暮楚”，迫使她們丟了“氣節”。
近讀馮天瑜教授的《“史劇”與“史觀”》，主旨有三：一痛罵秦始皇；二貶斥大一統、歌頌國家分裂；三頂禮膜拜西方文明。讀了此文，聯想起馮教授1975年成名之作《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兩相比較，確實讓人大跌眼鏡。學術觀點，乃學者世界觀之反映。凡嚴肅的學者，由于世界觀的恒定，一般是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的。然而，同一個馮天瑜，一會兒“尊毛”、批孔；一會兒又“貶毛”、尊孔。前后判若兩人。堂堂歷史學教授、博導，居然無需給出令人信服之學術理由，一味崇尚“朝秦暮楚”之術，實在是令學人汗顏。1973年8月，毛主席發表“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主席無疑是歷史大家。他的詩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肯定秦始皇終結戰國混戰局面，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確立中央集權的郡縣政制，結束國家分裂割據，開萬世之基業；統一文字、貨幣和度量衡，兩千多年來，對鞏固國家的統一，使中華民族成為世上唯一延綿至今的文明，功莫大焉！誠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他的著作《真正的戰爭》中所述：
“歷史上的許多大國，都匆匆而過，為什么唯獨中國卻能與世長存？”
中國自西漢以降，歷代統治階級把原本郁郁不得志的“喪家之犬”孔子，硬捧成為“封建社會的圣人”，利用孔學來統治人民。因而，勞動人民反抗壓迫，必然要批孔。其實，毛主席對孔子也不是全盤否定。認為孔子的許多話也是對的，只是講的空話多，如“仁義道德”什么的，真正能為民謀福利和與民同甘共苦的，少之又少。正因此，毛主席才在詩中認為孔學在歷史上徒有其名，實則名不副實。也許是受了毛主席這首詩的影響，1975年馮天瑜發表《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此書曾與楊榮國先生的《中國古代思想史》、馮友蘭先生的《論孔丘》等著作一起，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欣賞并推薦，故名噪一時，年輕的馮天瑜也由此一舉成名。學者作文，無一不以史實、證據為重。否則，無據之論，狗屁不如。馮天瑜教授本次痛罵秦始皇，是“殺人如麻的獨夫民賊”，“絕世暴君、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爭鳴的斷送者”。請問馮教授：支持你上述判斷的依據是什么？作為“殺人如麻的獨夫民賊”的秦始皇，究竟殺了多少人？馮文并沒有正面回答。這是無知，還是不敢如實回答？馮文只籠統地舉秦在統一戰爭中，“秦將白起一次坑殺四十萬趙國降卒”；又稱“列國稱秦軍為‘虎狼之師’決非虛夸”。——僅以此兩條史料為“證”。其實，戰爭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把統一戰爭中的死傷作為秦始皇“殺人”罪證，實屬蒼白無力。馮還妄言“此種屠俘之殘暴程度，在世界戰爭史似無第二例”——此句更是缺乏歷史常識的無知、低能之言。馮教授不應不知道1937年12月日軍制造的“南京大屠殺”吧？那已不只是什么“殺俘”，而是屠殺平民30余萬！馮教授不應不知道成吉思汗吧？你知道他殺了多少人？且不說他屠城100多座，無法統計究竟殺了多少人。僅他在滅金國時，就屠殺了至少3000多萬人！馮教授不應不知道希特勒法西斯吧？德軍在蘇聯就殺害了2500萬人！僅各地被殺的猶太人也有600多萬！馮教授不應不知道日本14年侵華戰爭吧？須知日軍在中國殺死殺傷的國人高達3500萬！既然知道上述連小學生也掌握的歷史常識，馮教授為何還會講出“此種屠俘之殘暴程度，在世界戰爭史似無第二例”呢？你又怎能證明這一“坑俘”是“暴君”秦始皇所直接指使的呢？秦始皇究竟殺過多少人？有史籍可稽的，其實也就460多人。據《史記》記載，始皇三十五年，方士盧生、韓終、候公等人“以求奇藥”為名，欺詐秦始皇，且以“妖言以亂黔首”。騙局敗露，方士們又互相告密，最終，“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后”。（《史記》卷六）除此之外，翻遍史籍，筆者再無發現有關秦始皇的殺人記錄。還望馮教授予以補充。可見，所謂秦始皇是“殺人如麻的獨夫民賊”，是“絕世暴君、中國歷史上的空前大屠夫”之說，全系不實之辭。此類“惡名”，無非是被秦始皇寬容地留下性命的六國貴族、以及西漢反秦“人士”的污蔑與攻擊。作為“學者”，不究史實真偽，一味跟著人云亦云，實屬可悲。馮文說秦始皇是“百家爭鳴的斷送者”，當是指博士淳于越與丞相李斯之間有關分封制與郡縣制的一場大辯論之事。李斯為維護郡縣制，主張“以吏為師”，要求焚燒秦以外六國的史書及非博士藏書，以絕非議；得到秦始皇的支持，終于釀成“焚書”事件。事實上“焚書”也并非焚燒所有書籍，要不漢初又怎會盛行“黃老”之術、其后又怎會有儒學的繁榮? 客觀地說，真正斷送百家爭鳴的，實是西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國策。正是他，此后讓儒家的“三綱五常”獨步天下，致使后代封建專制主義統治越演越烈。馮文痛罵秦始皇。認為秦皇所以要統一中國，根本不是為了要讓“黔首安寧，不用兵革”（結束戰國時期的戰亂，讓百姓安享太平）；而是“全然出自一己之私欲”。為此，他“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壞一切。秦王稱帝前后的實踐，是一部奴役七國臣民的血腥歷史”。馮教授的上述言論，其實徹底暴露了他的唯心史觀。在這位教授看來，歷史的發展，似乎完全是由歷史人物個人的意志所左右的。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歷史人物的作為，只有在與人民群眾的意愿相一致時——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時，才能發揮作用。
歷史的發展，“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花，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恩格斯：《路徳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馮天瑜把秦始皇統一中國這樣的偉大歷史事件，居然看作是“獨夫民賊”個人的隨心所欲與胡作非為。真難想像這樣的言論，居然是出自一位“歷史學教授”與“博導”之口，不能不讓人瞠目結舌！
“勸君少頌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強。
祖龍魂死二世亡，孔學名高萬載長”。
讀了這四句“馮詩”，傻瓜也知道，這是在“批”誰？是在“反”誰？一篇文章或一首詩，一般只能突出一個主題。毛主席的《讀封建論·呈郭老》，肯定的是秦的政制。正是秦始皇創立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百代都行秦政法”，保證了中國的長期統一，減少了多少戰亂？這才使中國成為綿延至今的偉大國家，這才有我們中華民族今日之繁榮。任何事物，有其利必有其弊。毛主席的詩，既然是根據歷史史實，在論述肯定中央集權主流的“利”，自然不會再去論及其非主流的“弊”。如今馮教授離開了詩的主題，吹毛求疵地去指責中央集權“大一統”的某些弊端；又離開了時空條件，無原則地去吹捧當今歐洲“分治小國”——“如荷蘭、比利時、瑞士、瑞典、丹麥是現代文明的較高典范”，這簡直已不是在說理，而是在“胡扯”！馮教授提出，“歷史進步的根本標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進步，包括生產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觀念形態進步與否。將歷史的正義性簡單地歸結為政教是否大統，必陷虛妄”。此論實屬荒唐！試問：人類文明是能夠離開“政治的分合治”嗎? 任何人類文明，如果沒有政治的保證，這個文明還能存在于世嗎?！試問：印第安文明是怎么會消亡的? 古代無數個顯赫一時的文明，又是怎么消亡的? 還不是因為印第安人在政治上沒有組成統一的國家，還不是因為這些古代文明缺乏強有力的統一的政治保證所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無疑是國際上公認的歷史學權威。他的12冊巨著《歷史研究》，講的就是關于世界各個主要民族的興起與衰落的歷史。誠如他的研究結論所言：
“一個文明，如果能夠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誕生和成長起來；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應對挑戰，那么它就會走向衰落和解體”。
人類文明靠什么來應對“挑戰”？就是政治。當一個個分裂小國，被游牧民族屠城、滅國以后，請問還會有什么“文明”可言？不僅古代如此，即使是現代，同樣如此。今天，歐洲分裂小國既然是如此的“先進”與“發達”，那它們為什么還要紛紛組成“歐盟”？馮教授對自己祖國的歷史是否定的。他認為毛主席建立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是落后的；認為歐美的資本主義才是“文明”、“進步”的。中國文明需要向它們“轉型”，還認為當今中國所以遲遲未能“轉型”，“中國文明現代轉型比西歐、日本較為困難，也與‘百代皆行秦政法’有關”。面對閉著眼睛貶斥大一統，歌頌國家分裂，頂禮膜拜西方文明的馮教授，筆者只能贈一段列寧語錄，以此結束本文：
“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
嚴肅的學者，千萬別陷入“妓女史觀”的陷阱！更不能學不肖子孫罵祖宗！（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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