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軍、劉翠蓮 | 延安：新女性的天堂
點擊： 作者：劉建軍、劉翠蓮 來源：《文史博覽》 發布時間:2021-02-15 12:57:25
抗戰時期，大批愛國青年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其中女性接近一半。（資料圖片）
毛澤東說：“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延安作為中國婦女運動的策源地，大量外來新女性的加入，使得延安的婦女運動充滿生機和活力。
在延安，這些革命新女性開始廣泛追求人身的獨立與爭取政治、經濟、教育和婚戀方面的平等自由；從家庭走入社會，積極參政議政、參加生產勞動、學習文化，從延續幾千年的封建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真正實現當家作主，服務社會，貢獻社會。
婦女能頂半邊天，不僅成為廣大婦女揚眉吐氣的口號，更成為中國革命和社會實踐的現實呈現。
延安：新女性的天堂
抗日戰爭爆發后，民族的危亡牽動著每一位中華兒女的赤子之心。在大時代的潮流沖擊下，成千上萬的愛國女青年拋家棄學，沖破重重阻撓，從五湖四海，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底，任弼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說，“抗戰后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余人，就文化程度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在這4萬余人中，女性接近一半。這些到達延安的知識女性與長征到達延安的女干部、女戰士，以及延安當地的婦女一起，頂起了延安的“半邊天”。
延安是青年的“樂園”
“拔起茼蒿帶起根，拿起個狠心鬧革命。”
“獨立隊開拔打一個對對槍，引上妹妹參加共產黨。”
“你當兵來我宣傳，咱們一搭鬧革命多喜歡。”……
這一首首傳唱至今的陜北民歌，是延安時期婦女參加“鬧紅”斗爭、頂起“半邊天”的真實寫照。
延安偏居西北黃土高原，環境惡劣，條件艱苦；奔赴延安的路也是漫長而艱辛，要克服重重困難，甚至有生命危險。
梁漱溟這樣形容通往延安的路：“車是軍用大卡車，無篷。路是軍用公路，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橋梁涵洞，車行危險而且費事。”
但是，依然有這么多的人義無反顧地奔赴延安，形成了“天下人心歸延安”的壯觀景象。因為，在革命青年眼里，延安已然成為中國的希望所在。
“在青年們的嘴里、耳里、想象里、回憶里，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開端，響著洪亮的動人的音調。”（何其芳《我歌唱延安》）
“這是什么地方？這是樂園。”“我們才到這里半年，說不上偉大建設，但街衢清潔，植滿槐桑；沒有乞丐，也沒有賣笑的女郎；不見煙館，找不到賭場。百事樂業，耕者有田。八小時工作，有各種保險。”（丁玲《七月的延安》）
1938年8月3日，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伍云甫在安排何穆、陳學昭夫婦乘汽車去延安時，特別囑托他們照顧同行的一個女學生。何穆、陳學昭是一對留學法國的博士，一為肺結核病專家，一為重慶《國訊》雜志特約記者，都是當時延安緊缺而歡迎的高級人才。他們通過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介紹，途經西安到延安，所以受到特別的關照。
而那位伍云甫叮囑照顧的女學生，原名溫聯琛，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剛剛翻字典取了一個化名叫夏沙，時年只有14歲。她是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政治系主任溫崇信的獨生女，從小嬌生慣養。抗戰爆發后，溫崇信出任國民政府江蘇省太倉縣、昆山縣縣長，安徽省第三行政區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受抗戰進步的革命思想影響，“在武漢時，夏沙曾從家里偷跑出來，準備到延安，在鄭州被父親的朋友從火車上攔截下來。到重慶，夏沙還要去延安，父親不同意，但鎖不住她，只好買機票讓她去西安”。
在所有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中，乘飛機到西安，夏沙可能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國共合作，抗日統一戰線形成，重慶方面自有關照，因此，伍云甫也就特別關照夏沙這位奔向延安的革命女學生。
延安革命隊伍里有知識、有文化的革命女青年，大都走過一條叛逆者的道路。她們先是背叛自己出身的家庭，投身抗戰救亡的革命行列，接受無產階級革命思想后，繼而背叛自己曾經出生并成長著的那個階級和社會的價值標準和行為規范。這給她們帶來了一種離家出走、人身解放的無限暢快感。
孫錚，被稱為“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其父孫澤余，安徽桐城人，科舉及第，官至漢中道尹，正四品；叔父孫澤公，也是她讀書時的監護人，曾留學日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陸軍中將；姐夫張先舉更是雍正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后。
抗戰爆發后，孫錚從北平第二女子中學回老家奔喪，借讀安慶女子中學，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叔父怒不可遏，她干脆登報聲明解除被監護關系。她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讀書會和“安徽省抗敵后援會各縣流動工作隊”，1943年7月輾轉到達延安。她用自己清脆的歌喉為抗戰做宣傳，在讀書會上大膽發言討論。
“在這些討論會上，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作‘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事，事情做得不好，后來認識到了，可以作自我批評；看到別人的缺點，可以提出批評，幫助別人進步。這使她感到新奇。在她的記憶中，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后講別人的壞話，從來都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她仿佛沐浴到一股清風，和煦而有力地蕩滌著自己的靈魂。”
為此，她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的機會。“大家庭有什么留戀的，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
出身重慶豪門大族的康岱莎在離家奔赴延安之前，住在重慶原美國領事館樓里，有仆傭10多個，家里常常高朋滿座，一切都無需她擔憂。但她忘不了國土的淪陷、民族的恥辱和底層民眾的悲慘。對比自己養尊處優的生活，她在震驚和愧疚中萌生了救國、救民的強烈愿望，并積極參加重慶抗日救亡活動。
不久，她便向父親表示要去延安參加抗日隊伍。父親再三勸阻，并說世伯邵力子已經答應想辦法送她去蘇聯留學。康岱莎激動地說：眼下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民族危亡，生靈涂炭，要是大家都跑出去，中國亡了國，我留學還有什么用！父親惱怒了。他說，你一個小孩子懂什么政治，重慶和延安的關系很微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如果你去延安，我在重慶的處境你想過沒有，我還怎么做事情！但決心已定的康岱莎毫不退縮。氣得父親拍案而起，要和她斷絕父女關系。
一個月后的1938年6月1日，康岱莎告別淚流不止的父母，扔下珠光寶氣的首飾和家里為她設計的“錦繡前程”，跋山涉水橫穿半個中國，奔赴延安。這一舉動，成為當時重慶上層社會轟動一時的新聞。
這批懷抱青春理想的知識女青年來到延安后，被安排到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中國女子大學、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魯迅藝術學院、陜北公學、澤東青年干部學校、延安大學等學校，開始了她們新的學習生活。
愛上了簡陋的紡車
這些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大多來自國統區，她們中的很多人出身優裕家庭，接受過一定教育，有一定文化水平和科學知識，不少還參加過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
她們“抱著滿腔幸福的感覺，抱著游子還家的感覺”，仰慕延安，要求革命，要求參戰，不乏革命激情，也傾向共產黨與無產階級思想。但因為她們成長環境的復雜及認識的局限性，或多或少都存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革命浪漫主義等習氣，缺乏集體、組織和紀律意識，喜歡高談闊論，輕視工農群眾，脫離實際，自由散漫，政治堅定性不足等。
可以說，當時吸引她們來延安的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是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意識。因此，如何把她們鍛造成為意志堅定、素質優良的知識型干部人才，使她們成長為名副其實的革命女戰士，成了毛澤東和黨中央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隨后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中，這些新女性積極向上、主動學習、自覺改造，逐步認識到，“過去走的那一條路可能達到兩個目標：一個是革命，是社會主義，還有另一個，是個人主義”；“但到陜北以后，就不能走兩條路了。只能走一條路，而且只有一個目標。即使是英雄主義，也只是集體的英雄主義，是打倒了個人英雄主義以后的英雄主義”。
通過改造，這些新女性拋棄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觀念和作風，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信仰，實現了由自由主義者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的轉變。
據金一南將軍的母親、曾在抗大女生隊學習的鄭織文（1923年出生于河南鄢陵一個富裕的書香世家，1939年，她與幾個同學一起步行14天抵達延安）回憶：“在女生隊，我是最小的一個。突然進入一個完全軍事化的環境里，開始我有些不適應。每天除了軍訓和上課外，就是勞動，主要是挖窯洞，勞動強度很大……到處是軍訓，到處是勞動……”金一南也感嘆道，抗大造就了母親。我母親是個家庭的叛逆者，抗大承接了這個叛逆者，把她造就成一位忠誠的黨員。
1939 年，延安抗大學生在午餐。
1940年5月，一樁新聞轟動重慶和延安：大文豪茅盾攜夫人、女兒沈霞、兒子沈霜到了延安。幾個月下來，延安給茅盾留下很好的印象，就想把兩個孩子留下來鍛煉鍛煉，而且他弟弟沈澤民的遺孀張琴秋時任中國女子大學教務長，對孩子也可有所照顧。
茅盾臨行時，張琴秋陪他到毛澤東那里辭行，茅盾激動地說：“我把兩個孩子交給黨了，請黨教育他們吧。”毛澤東風趣地說：“你把兩個‘包袱’扔在這里，可以輕裝上陣了。”
在家里一向嬌生慣養，身體很弱，皮膚白得近乎透明的沈霞，進女子大學后的很長一段時間一吃小米飯就嗆得直流眼淚，晚上睡的是從家里帶去的鴨絨睡袋，窯洞里那些貧困出身的女戰士哪兒見過這東西，鉆進去一試，都喊這么輕飄飄的東西，好暖和！
沈霞帶到延安兩箱子書，不少是英文原版，她讀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淚珠兒成串往下掉，嚇得周圍女孩不知怎么哄她才好。
但在延安這個革命大熔爐里，她嚴格要求自己，不斷錘煉思想立場和作風。3年后，張琴秋寫信給茅盾夫婦說，沈霞已從女大畢業，現在中央編譯局俄語訓練班學習，入了黨。
“現在大不相同了，過去依靠媽媽的許多事情，現在都是自己動手來做。身體也鍛煉好了，長胖了……”
前文提到的陳學昭夫婦1938年到延安后不久，因為對延安生活不習慣及一些問題處理不當有意見，要求回重慶。1939年初夏，他們離開延安回到重慶后就被國民黨特務監視起來，失去自由。1940年底，在中共南方局幫助下，陳學昭夫婦再次來到延安。陳學昭先在《解放日報》編副刊，后調到中央黨校做文化教員。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聽了毛澤東的講話，她開始深刻反省自己，學習整風文件，下決心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她后來回憶說：“整風開始時，我曾聽到個別非黨員說‘整風，這是他們共產黨的事情’。現在，對于我，作為一個非黨員，覺得能夠參加整風，真是千載一時的好事情，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受過比這更有益的教育了。”
1943年2月，陳學昭又積極投身大生產運動。她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當時的心境：起初看不起這簡單的紡車，覺得辱沒了自己的身份，后來在勞動過程中對這種勞動產生了興趣，愛上了這簡陋的紡車。經過血與火的洗禮，1945年7月，陳學昭從一名愛國知識分子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
富有“現代”氣息的戀愛與婚姻
成千上萬女青年的到來，也給延安帶來了“男女平等”“戀愛自由”等富有“現代”氣息的婚姻家庭觀念。革命和婦女解放的二重奏，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傳統的婚戀觀。邊區政府頒布“以男女當事人之自由意志”為原則的婚姻政策法規之后，延安的婚戀情況多了起來。
1937年10月5日晚，抗大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紅軍干部黃克功自恃有功，與陜北公學16歲的女學生劉茜戀愛不成，惱羞成怒，槍殺對方。邊區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一時震驚延安。
1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發表講話。他指出：戀愛和婚姻對我們的事業應該成為健康的、有建設性的推動力，而不是頹廢的、有破壞性的腐蝕劑。在戀愛、婚姻與家庭問題上，張聞天提出要重視政治與生活兩個方面的協調，不能只是卿卿我我，一味追求性愛關系，第一應該是同志關系，在政治上互相幫助；第二應該是朋友關系，在工作、學習上互相幫助；第三才是愛人和夫妻關系，在生活上互相體貼。“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間最大的幸福和快樂”。
隨后，毛澤東也為抗大學員做了關于“革命與戀愛問題”的專題報告，闡述革命隊伍里戀愛問題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政治一致，雙方自愿，不妨礙工作。報告中還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
1939年，陜甘寧邊區黨委發布了“關于嚴守性的道德問題討論大綱”，要求黨員和黨的干部正確對待自由戀愛和婚姻問題，堅決反對兩性關系中的不道德行為。
1942年3月2日，鄧穎超在青年婦女座談會上談了青年的擇偶和婚姻生活問題。她說，“對待戀愛和婚姻的態度，我們主張要慎予選擇，出于自愿，情投意合，須有高尚的情感、共同的志趣、共同的事業，在這些基礎上，還得加上男女雙方不斷的努力，才能使愛情鞏固和發展，生活幸福”。青年們在不妨礙革命事業、不妨礙學習和工作、不妨礙身體的發育和健康的條件下，可以享受社交的自由，可以戀愛，可以結婚。但我們反對小資產階級的狂熱，反對把戀愛與結婚看得高過一切，在遭到失戀或離婚后就痛不欲生；反對誤解“自由”，玩弄“自由戀愛”“婚姻自由”的不負任何責任的做法；尤其反對違反共產主義道德的杯水主義（亦稱“一杯水主義”，產生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初期的一種性道德理論）。一個革命者，一個進步的人，絕不允許為戀愛或結婚而動搖甚至喪失了自己的政治立場，放棄革命的事業。
時任陜甘寧邊區婦女部部長的蔡暢也指出，女同志要正確對待戀愛婚姻問題，遵守革命原則：（1）在政治上應要求對方能一心為革命，是一個與自己志同道合的同志；（2）在思想上應要求對方能虛心向上，是一個與自己相敬如賓的朋友；（3）在生活上應要求對方能品德高尚，是一個與自己終身相互關懷與體貼的愛人。
林一（1917—2007，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前方總部情報科科長）和滕代遠的美好姻緣，就是在這樣一個婚戀原則下締結的。
林一，原名劉書蘭，到延安后改名林一。1935年，18歲的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由團轉黨，成為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不久，黨組織安排她到蘇聯東方勞動大學第八分校學習。在此期間，滕代遠曾到校授課，對眉清目秀，熱情大方，而且聰明好學，積極上進的林一，有了好感。林一也對這位曾經領導過平江起義和開創、保衛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老紅軍非常敬重。
1938年8月，林一學成回國，在從西安到延安的路上，出了車禍。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滕代遠得到車禍消息后立即組織車輛和人員攜帶食品和水前去營救，而且一眼就認出了林一。林一后來被分配到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簡稱特工委，是中央社會部前身）機要科工作。當時她的身體不好，患有貧血。滕代遠就親自為她尋找治胃病和治貧血的藥品。盡管軍務繁忙，滕代遠仍然利用休息時間，約林一散步談心，向她介紹自己的情況。滕代遠直接提出很希望和林一結成伴侶，并征求她的意見。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21歲的林一對滕代遠有了新的認識，她希望滕代遠把煙戒掉，滕代遠一諾千金，從此再沒有動過香煙。1938年冬，兩人“愉快地結了婚”。
小八路王銘慈和紅小兵朱仕樸的婚戀，也是當時延安戀愛方式的一個縮影。王銘慈（出生于河北一個貧苦人家，15歲參軍，先在抗大二分校學習，后赴延安入抗大七分校女生隊，后到通信隊）是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簡稱聯司）通信訓練隊第二期學員，朱仕樸（貧農出身，家中獨子，因拒婚離家加入革命隊伍走上長征路。1939年至1957年改名林彬）是通信訓練隊的政治協理員。
一個星期日，王銘慈去晉綏聯防司令部電臺找自己的侄子王谷懷。當時朱仕樸也在座，大家沒什么事，于是一起玩起了撲克牌。在玩牌的過程中，與王谷懷同在晉綏聯防司令部電臺工作的鄭唐說：“林彬，我給你介紹一個對象吧，你看王銘慈行不行？王谷懷是她侄子，對你了解，同意他姑這門親事。”朱仕樸聽后，連忙說：“不行，不行，絕對不行！”鄭唐問為什么，朱仕樸說：“（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通信訓練隊）隊上一個教員喜歡她，要我幫他做介紹人吶，此人比我年輕，個子高、有文化……”當時延安的男女比例大約是18∶1，男多女少，作為 單身漢的朱仕樸當時已27歲，還沒找對象，但他卻始終惦記答應給別人介紹王銘慈的事。朱仕樸對這件事的處理，給王銘慈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來二往中，朱仕樸和王銘慈之間的好感不斷加深。但朱仕樸考慮到那位教員的感受，一直不敢捅破那層紙，王銘慈于是開啟女追男模式，主動大膽地給朱仕樸寫了封求愛信。朱仕樸接到王銘慈的情書后，找到她說：“信，我看了，沒意見，王諍（1909—1978，開國中將，毛澤東曾稱贊他“是我軍通信工作的開山鼻祖”）局長和他愛人秦巖下周日要我把你帶去見見，我可答應了。”王
諍夫婦了解了兩人的戀愛經過后，都非常贊成。王諍局長當場拍板，笑著說：“今天你倆就正式訂了吧。”在回來的路上，他們倆約法兩章：一、今天算訂婚了；二、要保密，要等王銘慈畢業上電臺能獨立工作時再結婚。
1946年端午節，兩人在通信隊食堂舉辦了婚禮。結婚典禮上，主婚人王諍和介紹人鄭唐、劉克東兩口子送了一副對聯：志同道合奔延安；紅小兵娶小八路。橫批：攜手共進。
只是，革命年代的婚戀，不可能全是卿卿我我的浪漫。在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前者又多是工農干部的情況下，婚戀自主也必然會受到諸多限制，也就有了一些悲歡離合的故事，如前文提到的黃克功事件。而且，新女性在努力追求婚戀家庭和革命事業平衡的過程中，為了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貢獻，也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男女并駕，如日方東”
當然，延安婦女的解放不是抽象孤立的，不僅表現在思想解放上，還表現在婦女的參政議政上。1937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婦女工作大綱》中提出：“培養大批黨的和群眾團體的女干部，來迎接抗戰新階段工作的開展，是我們婦女工作的中心環節。”為此，黨中央不僅舉辦各種形式的婦女訓練班，還成立專門培養婦女干部的學校，如中國女子大學等。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也應運而生，李富春任中央婦委書記，由此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婦女運動的新篇章。在中央婦委的指導下，1938年3月8日至11日，陜甘寧邊區婦女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召開，選舉產生了陜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邊區婦聯），史秀云（1917—1948，中共七大正式代表）任主任，先后組織成立了18個縣婦聯，1個直屬市婦聯，179個區婦聯，1065個鄉婦女代表會，會員達27萬人。同時還成立了婦女自衛軍，到1938年底，共發展到46712人，成為保衛陜甘寧邊區的一支重要武裝力量。1938年6月，鄧穎超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參政員。
1939年3月8日，毛澤東在出席延安各界舉行的“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時指出：婦女解放與社會解放是密切地聯系著的，要真正求得社會解放，就必須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同樣，要真正求得婦女自身的解放，婦女就一定要參加社會解放的斗爭。
同年6月1日，《中國婦女》雜志在延安創刊。毛澤東為其題詞：“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
7月20日，在女大開學典禮上，毛澤東說，創辦中國女子大學，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戰的需要，婦女自求解放的需要。女大叫我題字，我就寫了下面幾個字：“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1939年，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召開，高敏珍、路志亮等6名婦女被選為邊區參議員。大會通過的《提高婦女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案》強調：“鼓勵婦女參政，各級參議會應有25%的女參議員，各機關應大量吸收婦女工作。”
邊區政府也發出通令，要求各級政府、部隊、學校團體在今后的各級參議會的選舉中，“應盡可能達到婦女參議員占25%之提議。同時各機關職員亦應盡可能吸收婦女參加，以資保證婦女參政的權利”。通令在邊區的貫徹，使婦女們獲得了過去歷史上沒有過的權利。
中央婦委的同志與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婦女代表合影。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婦委的領導下，延安婦女參政議政，已然成為社會的風尚。
1940年10月2日，邵清華（1918—2013）在安塞縣第二屆參議會上當選為縣長，成為黨和國家歷史上第一位民主選舉出來的女縣長。
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17名婦女代表當選為參議員。在這年的二次普選中，全邊區有2005名婦女代表當選為鄉級女議員，167名當選為縣級女議員，邊區女議員17人。
1945年，在中共七大會議上，52名婦女代表參加了大會，創下歷史新高。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選舉產生了當時中央委員中唯一的女性——蔡暢；涌現了延安大生產運動中的唯一女勞模錢桂英，延安女作家丁玲、草明，延安女演員于藍等一大批女勞模、女戰士、女文藝工作者、女科技工作者。
于藍，1921年出生于遼寧岫巖滿族自治縣。“九一八事變”后，于藍隨家人逃到張家口，目睹了國破家亡的慘景。1935年，在天津讀書的于藍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結識了一些中共地下黨員。
1938年，高中還沒畢業的她有兩條路可供選擇：要么嫁人，去做專職太太；要么工作，為日本人做事。“這兩件事，都是我不愿意做的。”
1938年，于藍等十幾名熱血青年在黨派遣的一支部隊的護送下，穿越封鎖線，歷經近兩個月的艱難跋涉到達延安。
于藍回憶說：“到延安的那天已經是晚上了，我們扔下背包就跑出去了。走進一座舊教堂式的建筑，里面正在開‘干部聯歡會’。什么是‘干部’？所有人都穿著一樣的灰色制服，打著綁腿的是部隊的，整整齊齊特別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覺，激動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報到處填表，只見表格的左邊有行豎排字：‘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右邊是‘對革命無限忠誠’，看到這幾個字，一股說不出的情感撞擊心頭……”
在延安，于藍先后在抗大、女大學習，后來成為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實驗話劇團的演員，老師熊塞聲告訴她，只是喜歡表演還不夠，“這是神圣的事業，我們要把畢生的精力獻給舞臺，要有死在舞臺上的決心”。于藍把這句話深深記在了心里。此后，她刻苦學習，深入群眾，創作和表演了一大批深受邊區群眾和官兵喜愛的作品。
延安婦女解放還體現在參加生產勞動、擁軍支前、文化、教育、衛生等方面，通過開荒種地、紡線織布等活動，真正實現“半邊天”作用。
1939年，任弼時為婦女題詞“婦女只有參加勞動，才能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獲得真正平等的地位”。
1940年2月，毛澤東致信中央婦委：“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進行……”3月，毛澤東在延安“三八”紀念大會上指出：“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沒有婦女參加就不成功。”
1940年，陜甘寧邊區黨委指出：“動員全邊區的各界各階層的老少婦女，尤其是廣大的勞動婦女，參加到抗戰動員的各種工作中去，特別是參加到生產運動中去，把婦女參加生產的任務與婦女放足運動密切聯系起來，發揮婦女在抗戰中應有的作用，進一步改善婦女生活，提高婦女經濟地位。”
1942年2月，中共中央向各級黨委發出紀念“三八”節指示，要求根據地婦女工作“必須在恢復元氣、積蓄力量、堅持群眾抗日積極性的總方針下，更加注意動員婦女參加生產”。隨后，《解放日報》在紀念“三八”節社論中提出了“必須把動員婦女群眾參加生產作為當前婦女運動的中心內容”。
1943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由蔡暢組織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指出：動員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實現經濟獨立，是婦女徹底解放和維護自身權利的中心環節，“廣大婦女的努力生產，與壯士上前線同樣是戰斗的光榮的任務”。
2月15日西北局發出關于紀念“三八”婦女節通知文件，最中心任務就是發動婦女參加生產，使一切可以從事勞動的婦女都要走上生產戰線。
3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迎接婦女工作的新方向》，指出婦女要真正獨立，就必須“首先打破經濟的束縛，積極參加社會各部門的生產，婦女的解放不能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生產運動”，從而吹響了婦女向生產領域進軍的戰斗號角。
由此，各邊區黨和政府改變過去單純宣傳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做法，開始把參加社會生產勞動作為婦女解放運動的重心。11月，毛澤東甚至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特別強調：“婦女群眾也要全部動員參加一定分量的生產。”
“太陽出來東方紅，勞動婦女賽男人，挖苗割麥都能干，勞動生產能頂漢。”在延安，婦女紡織成了婦女參加生產的一大特色。1944年“三八”節的群眾集會上，“成百成千的群眾婦女把與機關女同志商量好的自己的生產計劃宣布了，并以提高生產技術和增加生產數量掀起勞動競賽”。
婦女參加社會生產也有力支援了前線。比如，“延安市八百余名婦女干部，她們先后向邊區婦女合作社領得毛線共達七百六十一磅，她們在工作、學習之余，不愿消耗時間，把剩余勞動力參加到生產中，共同擔負起完成‘豐衣足食’的偉大任務”。
據統計，從1939年到1945年，陜甘寧邊區婦女共紡紗600余萬斤，織布46萬余匹，可以滿足全邊區抗日軍民用布總量的1/3。解放戰爭中，陜甘寧邊區婦女一年共做軍鞋15萬雙，棉被1萬床，棉衣3.4萬套，碾米磨面2.4萬石，軍鞋被源源不斷地送往前線，有力支援了解放戰爭在全國的最后勝利。
1944年夏天，到延安采訪的記者們發現，經歷過整風運動和大生產運動后的延安，“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燙發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的戀人。一般女同志，很少矯揉造作，在服裝上也和男人差別很少”。
記者們注意到，“失卻了一部分家庭生活的煩惱，使這些所謂新女性恢復了大部分的自由，她可以工作，不必再倚靠男人生活，她可以不必再死忍氣聽受丈夫的無理譴責了！”“延安新女性給人的印象，是她們能夠那樣泰然生活的精神，確是配合著男性做了同樣的工作。”
她們穿上列寧裝，每天晨跑鍛煉，經常參加臨時安排的拉練、運糧背柴等體力勞動，她們在這種軍事化、集體化、戰斗化的生活中，強壯了體魄，錘煉了意志，脫落了閨閣小姐們的脂粉氣和羞澀感，出落得落落大方和颯爽英姿，磨煉出了革命女性的別樣風貌。
時任陜北公學校長的成仿吾回憶道：軍事訓練把女學員由嬌柔的小姐訓練成英武的女戰士。開始時，深夜緊急號吹響了，女生隊亂成一團，這個穿錯了鞋，那個摸不著襪子，還沒出發，背包帶又散了，笑料百出。但訓練幾次之后，幾分鐘內，女生隊就報告“集合完畢”，得到軍事教員的夸獎。
夜間站崗剛開始聽見風吹草動，腿就發軟，但硬著頭皮堅持。當我問她們怕不怕時，她們挺胸立正說：“報告校長，不怕！”烈群在《大公報》上這樣描述1938年新年時延安街頭的景象：各機關都放假了，冷靜的小街上，行人格外地增多了……尤其是一些女軍人，看來更加出神，她們談著，笑著，一點沒有什么拘泥；她們穿著那龐大的灰布棉衣，雞婆似的跳著，怪天真的，誰敢說女人比不上男人呢！
總之，延安時期，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延安婦女實現了從“舊我”到“新我”的蛻變，積極參戰參政參與生產，支援前線，在各項工作中，充分發揮了婦女“半邊天”的作用，為民族的解放獨立、人民的自由幸福貢獻了巨大力量。
正如毛澤東所說“延安婦女運動是全國婦女運動的推動機”，中國革命在延安走向勝利，從延安走向北京，延安新女性“奮發為雄”“突起異軍”，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女性的角色又賦予了新的定義。以經濟平權、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為內含的婦女解放得到了黨和政府以及全社會的普遍認同，“組織婦女面向生產是婦女工作的基本任務”。
此后，農村女性參與農業生產，城市女性進入工廠做工或從事街道集體事業，女性逐步進入到傳統男性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領域，田間地頭、工廠、里弄、學校、實驗室，各行各業都可看到努力奮戰在生產建設第一線的女性身影。
女性已然成為“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正在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一人要頂兩人干，婦女要賽過男子漢”成了新中國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女性在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成了衡量中國社會進步的天然尺度，女性上學、就業的比率越來越高，“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到”，她們不僅成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者和親歷者，更是改革開放的推動者和建設者，她們的奮斗史、創新志，匯成了意氣風發的時代亮色。
“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中國女性就像東方冉冉升起的太陽一樣，正在與快速崛起的中國一起迎接挑戰，面向未來。
（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載《文史博覽》2021年第二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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