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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中共的抗戰經費從何而來？（上）

點擊：  作者：南展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  發布時間:2020-11-23 12:39:20

 

這些就是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敢于同國民黨正面交鋒，并最終贏得解放戰爭勝利的基礎。

 

 

在艱苦卓絕、全民奮起的抗日戰爭中，中日兩國較量的不僅僅是軍事，而是包括經濟在內的綜合實力。面對經濟實力強大、蓄謀已久的日本侵略者，面對艱苦異常的抗戰環境，中共是如何堅持下來并取得最后勝利的呢？在抗戰經費問題上，從依賴外援到生產自救，中共在領導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自身也走過了一條從發展到壯大的路。

 

1935年9月，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到達甘肅隴南市宕昌縣西北部的哈達鋪鎮。在這里，無意中發現的一張過期的國民黨《山西日報》，為長征中的紅軍找到了歸宿和未來的政治方向。聶榮臻回憶說：“9月22日，毛澤東同志召集團以上干部在哈達鋪一座關帝廟里開會。”在會上宣布了“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我們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

 

 

初到陜北，毛澤東為中央紅軍四處借錢

 

雖說當時紅軍的目標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陜北連生存下去都困難。70多年后，據陜北紅軍的后人回憶：當年長征過來的紅軍，有三個分不清，男的女的分不清，個個都頭發老長；槍支棍子分不清，都是當拐杖杵著走過來的；每個人的衣著分不清，沒有軍裝，都是衣服破爛，有的人干脆是獸皮裹在身上……如何籌措到糧食和衣被，成為中央紅軍首當其沖考慮的問題。

 

毛澤東、周恩來讓當時的紅軍采辦處主任楊至成盤點了中央紅軍的家底，7000多人的中央紅軍只有1000多塊大洋。周恩來很著急：這么多人要吃飯，將來還要打仗，從哪里去找錢？ 

 

 

1937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博古（右一）等在陜北

 

這時，毛澤東突然想到了幾天前見過的紅15軍團（原為陜北的紅軍部隊）軍團長徐海東，就對楊至成說道：“我給你寫個借條，你拿去找找徐海東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東是一定會幫我們這個忙的。”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海東同志：請你部借2500元給中央，以便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問題。此致，敬禮！毛澤東。1935年12月。”

 

黨中央向陜北紅軍借錢，又是初來乍到，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如此。

 

徐海東看到借條后，立即叫人把供給部部長查國楨找來，問他：“咱們現在總共還剩多少錢？”“還剩7000塊大洋。”查國楨答道。“那好，留下2000，5000給中央。”徐海東說道。

 

第二天，紅15軍團供給部就派人把5000塊大洋送到中央紅軍后勤部，并抽出許多重要物資和大量駁殼槍送去，而且命令每個班挑一把最好的機槍送給中央紅軍，就連最精銳的騎兵團，都直接交給中央指揮。

 

后來，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人都把這5000塊大洋看作是雪中送炭。

 

這筆錢究竟有多重要呢？若干年后，毛澤東對這件事還念念不忘，經常提及徐海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說徐海東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面旗幟”“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東雖然1940年后由于積勞成疾，長期擔任閑職休養，但1955年授銜時仍在大將中位列第二。

 

初到陜北，盡管經費開支極度困難，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忘記領導全民族抗戰的責任。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陜北召開瓦窯堡會議，討論和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這也意味著紅軍在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已經不合時宜了。

 

為了渡過難關，1936年3月，毛澤東又想到了宋慶齡，希望通過她向時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的宋子文借一筆錢。然而，此時的宋慶齡與宋子文早已分道揚鑣。宋慶齡只好將孫中山逝世撫恤金全部取出，又將自己唯一的一處寓所——莫利愛路寓所典押出去，這才湊夠了5萬美元寄給中共中央。

 

“土豪”地主不能打，只能打漢奸和賣國賊。最后，中央提出，“在開始階段上，對當地的豪紳地主，在有錢出錢的口號下募捐抗日經費和糧食”。不過，1936年，陜甘寧根據地的沒收款僅為65.3萬元，卻占了年度收入的55％。1937年全年的沒收款還不及1935年12月一個月8.7萬元的數額。到了1937年2月初，毛澤東已經先后幾次致電周恩來，“紅軍已無伙食費”，“不打土豪又不給錢是不能生活的”。

 

蘇聯與共產國際究竟援助了多少抗戰經費

 

眾所周知，蘇聯與共產國際對中共領導的中國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就是經費援助。1934年夏秋間，莫斯科與中共中央及中共在各地的武裝力量失去聯系后，蘇聯和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援助基本都停止了。直到1936年，才又恢復對中共的援助。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的軍事行動威脅到蘇聯的戰略安全，為此，蘇聯加大了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力度。據資料，從1931年到1937年局部抗戰時期，蘇聯通過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提供的財政援助共計161.39萬美元、210.5萬盧布、10.2452萬墨西哥元、30.75萬法郎、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和1000兩白銀。

 

全面抗戰期間，共產國際在資金上援助中共的情況，最醒目的一筆是來自于王稼祥的回憶。回憶稱，王稼祥1938年從莫斯科回國時，曾經帶回30萬美元。 

 

 

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右）

 

依據現在已公開和披露的檔案資料，這樣的記錄其實還有不少。

 

1937年９月，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潘漢年致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要求共產國際再度按月提供經費的請求。11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答應給中共150萬美元，還表示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將提供3萬美元用于救治從監獄釋放的同志。但后來據康生說，中共并沒有收到150萬美元。目前有據可查的只有1937年11月王明回國時帶回的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提供的3萬美元。

 

1938年2月初，中共中央又通過任弼時和王稼祥電告共產國際，提出黨在財政上的困難極端嚴重。因為沒有錢，缺少武器，擴軍困難不說，部隊挨餓受凍十分普遍，希望莫斯科迅速提供經費上的援助。這時在武漢的王明、周恩來等也通過延安致電莫斯科，要求盡快得到財政上的援助，以便為部隊購買緊缺的各種槍支和彈藥。對此，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緊急同蘇共政治局領導人進行了磋商，在2月17日的日記中，他就記下了與斯大林、莫洛托夫談話后的結果：“援助中國共產黨50萬美元。”

 

據資料查到4月28日由毛澤東簽字的一份收條：“從米哈伊洛夫處收到30萬美元”，因此目前只能確認中共收到30萬美元。1939年2月，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向季米特洛夫表示，中共現在需要用錢。后來，共產國際組織專門的工作組對中共的情況進行研究。之后共產國際和蘇聯提供了兩筆金額不大的經費。

 

1940年2月，斯大林接見了在莫斯科治療臂傷的周恩來，周恩來再次闡述了中共對財政援助的迫切需要。季米特洛夫為此致信斯大林，附上周恩來提交的預算表，強調周恩來提出的預算是可信的，“認為可以在1940年向中國黨（中共）提供35萬美元的援助”。據此，他請求斯大林“向有關部門下達撥款指示”，而斯大林的答復很簡單：“我很忙，很多東西我未能讀完，請你們自行決定。我們將提供30萬美元的援助。”后來，這筆錢通過匯款和專人遞交的方式提供給了中共中央。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莫斯科與毛澤東圍繞如何對待蔣介石和國民黨上發生了爭執，莫斯科據此不愿再提供經費援助。但是，由于蘇德戰爭突然爆發，應中共中央的要求，斯大林還是批準向中共提供一筆數目更大的援款——100萬美元。后來由于蘇德戰況緊張和共產國際總部搬遷等原因，目前可以確認中共只收到60萬美元，剩余款項杳無音信。

 

應該說，來自莫斯科的經費援助和各種物資幫助，從1937年斷斷續續一直持續到抗戰結束。1937年蘇聯資金援助是陜甘寧邊區全年總收入的5.2倍，直到1940年還是1.5倍。即使在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宣告解散以后，季米特洛夫仍在與蘇共政治局領導人莫洛托夫和馬林科夫討論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的問題并提議幫助中共中央解決5萬美元，不過，目前沒有確切資料證明中共收到過這筆款項。除此直至抗戰勝利，中共中央再沒有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

 

總之，全面抗戰初期，除去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共提供經費援助總計221萬多美元，扣除英鎊匯率下降造成的損失和沒有兌現的40萬美元，中共中央總共收到180多萬美元。

 

需要說明的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援助是無償的，當然，這也與蘇聯的國家利益尤其是戰略安全密切相關。無論如何，作為抗戰時期中共最主要的外來援助，它有力地支援了中共領導的抗戰事業，幫助中國共產黨渡過了那段最為艱苦的歲月。

 

 - 未完待續 –

 

來源：《文史博覽》2017年第六期；作者：南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