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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寄希望于中國互聯網一代"扳倒"中國，要徹底失望了

點擊：3038  作者：張維為 吳新文    來源：觀察者網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0-11-23 10:33:58

 

“我們正在見證時代巨變以破除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教條和迷信為指向的思想解放，它的意義將十分深遠。”

 

“這樣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也是一場網絡上的人民戰爭、總體戰和阻擊戰。”

 

10月12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75集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吳新文教授，共同對當下中國社會新的思想解放進行解讀。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字稿

 

張維為：中國過去數十年波瀾壯闊的崛起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1978年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可以說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當時我剛剛考進復旦大學念書，至今還能回憶起討論這個話題時的刺激和震撼。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原來只是《光明日報》哲學版的一篇稿件，作者是南京大學的哲學講師胡福明。他認為“兩個凡是”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看到稿件清樣之后，敏銳地覺察出了這篇文章對國家發展方向的意義。所以，他和作者一起商討文章的修改，提出了兩個要求：第一，要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而這也是小平同志撥亂反正思想的一個核心；第二，要明確點出“兩個凡是”是錯誤的。

 

這篇文章先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刊登。當時黨校有人說《光明日報》自己不敢發，所以要《理論動態》先發。楊西光聽了很生氣，說：“這樣吧，《理論動態》發表的時候注上《光明日報》供稿，我是不怕的。”應該說，理論工作者的胡福明以及宣傳部門的領導干部楊西光都展示了一種真正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擔當精神。我認為這種精神，今天我們也是非常需要的。

 

后來，這篇文章以本報特約評論員的名義，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報》頭版發表，我至今還收藏著這份報紙的原件。這篇文章發布之后立即引發了全國范圍內的討論。鄧小平本人高度肯定了這場討論，他講了一番振聾發聵的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這場討論使我們國家擺脫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重新回到了毛主席長期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我們能夠在前30年成就的基礎上開啟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

 

1992年，我們又經歷了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那一年世界剛剛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的崩潰，西方世界一片歡呼聲。國內很多人懷疑中國的紅旗還能打多久，對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經濟更是充滿疑慮。鄧小平于1992年初視察南方，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呼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對一直爭論不休的市場經濟問題做了一錘定音的判斷，說“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衡量中國發展好與壞的標準不是“本本主義”，而是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這次的思想解放為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奠定了基礎。雖然這個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帶來了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人民共和國的全面崛起。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我們又進一步加深了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中國也因此而發生了新的歷史性的變革。

 

今年伊始，一場新冠肺炎疫情襲來，讓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治理模式同臺競爭。在習總書記的親自指揮和領導下，中國用抗疫的人民戰爭、阻擊戰和總體戰，贏得了疫情防控的重大戰略成果。這場戰“疫”對絕大多數國人可以說是一種驚濤駭浪的生命體驗。我們的民眾變得更加成熟，在看到了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和西方抗疫模式的潰敗之后，都慶幸自己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一個擁抱生命至上偉大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生活在一個經得起全方位國際比較的超大規模的現代國家。

 

這種制度和文化上的興盛，其意義怎么評價都不過分。我們多數的普通百姓，特別是年輕人不再仰視西方，而是平視西方。中國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走在世界前列，也促成了新的思想解放，一部手機知曉世界。我們老百姓獲得了更開闊的國際視野，民智大開，中國的所謂“公知”很難再忽悠多數人了。人民通過一個又一個鮮活的案例，增長了見識，對西方制度劣勢的認知也隨著疫情的發展而不斷地深化。還有比這個更好的思想解放嗎？

 

這方面的例子俯拾皆是，我這里先舉出十個例子和大家分享。

 

第一，據說西方多黨競爭更能產生為民服務的領導人，但現實是怎么就是選出那么一些不上心的領導人。處理疫情更像任性的“熊孩子”或者是冷酷的投機分子，跟著感覺走，而非跟著科學走，死多少人都不當一回事，這不是草菅人命嗎？

 

第二，據說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更好地問責，但沒想到中國一個湖北省就處理了3000多個干部，美國死了這么多人，到9月2號，美國疫情死亡人數已經是中國的40倍，而美國的人口才中國的四分之一都不到。半年時間過去，美國哪有什么問責制可言？

 

 

當地時間9月22日，當被質疑特朗普政府本可以挽救更多生命時，白宮發言人凱利·麥肯納尼表示死亡人數未到200萬這個“目標”（觀察者網視頻截圖）

 

第三，據說西方國家最講人權，美國會用“拯救大兵瑞恩”的精神拯救每一個人，但實際上，他們卻搞起了群體免疫，甚至無視老人的生命。疫情期間，多少養老院的員工拋棄老人逃走？多少醫院放棄救治年長者或者有基礎疾病的人？

 

第四，據說西方的新聞自由可以讓人民有知情權，并做出理性的選擇。但美國領導人帶頭滿嘴跑火車，主流媒體和社交媒體充斥著黨爭，一切都政治化了，連是否戴口罩都要爭論幾個月。這樣的信息混亂誤導了民眾，如何讓人做出理性的選擇？

 

第五，據說言論自由可以讓吹哨人提前發出警報。但美國的情況是，你有十個吹哨人、二十個吹哨人也沒有用，只要你敢違背資本的邏輯和資本的力量，他叫你噤聲你就要噤聲，不管你是科學家、大夫還是航空母艦的艦長。美國疫情防控首席專家福奇驚呼，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脅。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現在看來正在卷土重來，學者們現在噤若寒蟬，客觀介紹中國都成為禁忌。

 

第六，據說醫療市場化可以讓市場發揮作用，自動達到供需的平衡。美國是醫療市場化最充分的西方國家，結果是數千萬人沒有醫保，數千萬人醫保不足，輕癥不看病，重了看病可能要破產。如此落后的醫療體系，怎么能夠應對新冠疫情的大危機？

 

第七，據說歐美公民素質高，市民高度自律。但沒想到，這次國人見識到了西方社會反智的力量，從縱火焚燒5G基站到喝消毒水防疫無奇不有。這么多的所謂公民社會組織忙的不是抗疫，而是上街抵制抗疫的措施。

 

第八，據說美聯儲遵循經濟學的原理，嚴格地把控貨幣供應，但美國為了救股市、救富豪、救經濟，印錢毫無底線，拼命地放水。

 

第九，據說美國是市場經濟國家，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節，可以避免權力尋租；據說美國還是法制國家，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哪怕一個小破屋，“風能進雨能進，但國王不能進”。但美國總統居然可以強行要求中國的字節跳動公司出售TikTok，否則它將被強行關閉。此外，他還張口公開地要傭金，“因為我們使這個成為可能”，他這么說道。

 

第十，據說美國尊重個人隱私，但美國的邊境人員無需事先申請搜查令就可以檢查和扣留任何人的手機、電腦等各種電子通訊設備，甚至還公布所謂被制裁人員的住址和身份信息等等。

 

總之，美國這些年的所作所為蠻橫、冷酷、愚昧、沒有底線。面對中國抗疫的勝利和中國的和平崛起，特朗普政府亂了方寸，很快使美國標榜的民主、法制、人權、公平競爭、互聯網自由變成一個笑話。與此同時，中國所謂的“公知”、“美分”也變成一個笑話。他們在抗疫過程中的許多“無腦吹”，大家還記憶猶新：“美國有民主自由人權，沒有人會掩蓋疫情”、“疫情將在萌芽狀態下被消滅”、“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效率極高，醫療水平特別先進”、“7萬多護士自愿奔赴紐約”“美國的瑞德西韋神藥是人類的希望”、“以美國動員能力和生產能力分分鐘可以消滅病毒”、“美國有35艘醫療船，一夜之間180個戰地醫院將遍布美國”。但一場疫情下來，證明這些只是中國“公知”虛構出來的“皇帝的新裝”。

 

不久前，美國悍然地單方面關閉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中國在48小時之內就宣布了反制措施，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我們的人民拍手叫好。外國媒體都注意到，中國的網紅城市成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網民們也是“腦洞大開”，有人建議把這個地方改為川普火鍋店；有人建議把這條街道改名為“沒領事館”街，就是“沒有”的“沒”，諧音“美國”的“美”；有人建議嗩吶吹起來；有人還放起了鞭炮，雖然是違規，但確實有一點喜慶的氣氛。大家表揚央視用5G實況直播美領館關閉，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而不往非禮也”。也有網民這樣寫道，“1999年，中國人含著眼淚在美國使領館前抗議，2020年，中國人是帶著微笑在美國使領館前打卡合影，我們正在見證歷史，我們正在見證時代巨變。”

 

 

7月27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閉館時，中國群眾自發在其門口唱起愛國歌曲（央視新聞截圖）

 

絕大多數中國人對于中美外交沖突升級很淡定，因為美國神話終結了，美國魔力消失了。與我們一些精英對中美關系憂心忡忡完全不同，我們的人民思想解放了，崇美、恐美、怕美的中國“公知”影響力迅速式微。我們的百姓堅定、自信、樂觀，不恐美，不崇美、不怕美，壓倒性地支持政府的正確決定，我們對美國的長處和短處看得清清楚楚，它的短處正在越來越多地壓倒它的長處。我們戰略上藐視它，但戰術上還是重視它。

 

大家可能記得2011年的時候，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提出過扳倒中國的設想。他當時是這樣說的：“我們應該聯合我們的盟友和中國國內的支持者，他們是被稱為’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中國有5億互聯網用戶，8千萬博主，他們將帶來變化，類似的變化將扳倒中國。與此同時，我們將獲得上升的機會，并找回我們經濟生產的力量。”可見，美國當局確實是把顛覆中國的希望寄托在我們互聯網一代的身上，意圖把中國人民積累的財富席卷一空。

 

但今天看來，他們要徹底失望了，中國互聯網一代的年輕人，也就是我們的90后、95后、00后為主體的群體，應該是中國近代史以來最自信的一代，他們是真正完全平視西方的一代。從這個角度來說，以破除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教條和迷信為指向的思想解放的意義將十分深遠。因為它主要來自于民間，來自于人民以及互聯網革命，來自于我們每個人都親身參加的這場偉大的戰“疫”，來自于全方位無死角的國際比較，來自于這些年“上下互動”的中國自信的教育和實踐。這種經歷是一種具有震撼力的經歷，也是偉大的實踐。這場思想解放，我想對多數國人來說都是一場無與倫比的“心勝”，它帶來的將是國人思想上的“去美國化”，它必將伴隨我們中華民族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整個進程。今天就和大家談這些，謝謝大家！

 

吳新文：前面維為老師為我們展示了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在我國發生的新的思想解放的這樣一個過程。它的主要方面，以及它對我們中國發展的重大意義，我是完全同意維為老師的這個看法的。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次思想解放，可能有三個“來之不易”，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個“來之不易”就是這次思想解放可以說是打破了對西方的制度、對西方的價值觀的迷信，開始普遍地確立我們中國認同、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自信。

 

我們回顧一下歷史就可以發現，自從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后，在日本這樣的西方化列強的堅船利炮的攻擊以及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浸染下，可以說很多中國人，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在思想上可以說節節敗退。例如胡適，他當時是中國自由主義的一個代表人物，就把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很多東西都稱為“國故”。“故”就是過去了的東西，已經和時代的潮流不合了。后來他講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的時候，把之比喻成一種“父子關系”。把美國看成是“父”，我們中國是“子”。不自信到了這樣一個地步。

 

到了50年代，毛主席還在批評這些人，他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可以說一直到今天，我覺得仍然有人是把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等同于世界，甚至等同于文明，宣揚所謂的“融入世界人類文明主流”這樣一種論調。這樣一批人雖然不多，但影響還是非常大的，經常會把我們的輿論，以及老百姓的心態帶到一個非常負面、消極的這樣一個狀況當中去。所以我們這一次的思想解放能夠做到平視西方，建立起我們中國人的這樣一種自信力，我覺得既是在我們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取得的，也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西方國家總體上衰落的背景下產生的。

 

第二個“來之不易”，我覺得是這次思想解放激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和主人翁意識，可以說是廣大人民群眾思想上的一種全面覺醒。這次的思想解放，我認為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種雙向互動。其中既有包括我們黨和政府持續的正面宣傳，還包括廣大人民群眾普遍的思想覺醒。在這個互聯網時代，我們獲取信息、知識、事實的渠道非常之多，對他們的思想解放也有非常大的幫助。所以，我們在這個新媒體上可以說發出了理性的、明確的、響亮的聲音，最后匯聚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的民氣。

 

1919年五四運動后不久，青年毛澤東曾經在《湘江評論》對民眾呼吁：“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我們現在正在經歷的思想解放體現的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這樣一種主人翁的意識、主體的意識。我們在這次思想解放當中可以看到，有各種各樣的人：普通市民，有醫生、老師、學生、打工者都在發言。請注意，這是在拜金主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背景下實現的，更是在很多所謂“公知大V”對我們中國人的獨立自主，自作主張的長期曲解、抹黑、詆毀的不良輿論環境之下達到的。所以我說它是來之不易，彌足珍貴。

 

第三個“來之不易”是，這一次的思想解放讓廣大人民群眾看到了進行偉大斗爭的現實需要，激發了他們的斗爭精神和斗爭的意識。斗爭不僅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還會有。長期以來，在一些“公知大V”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鼓噪之下，一些人一聽到斗爭，就心驚肉跳，覺得講斗爭是政治不正確。但是，在這次思想解放當中，廣大人民群眾利用互聯網，極大地弘揚了正能量，孤立和打擊了那些“三觀”不正的人。可以說，這樣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也是一場網絡上的人民戰爭、總體戰和阻擊戰。

 

目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還在繼續展開，中外現實還在不斷變化，我們對中國和世界的認識還有一些誤區和盲點。我們與西方敵對勢力的思想輿論斗爭總體上也還處于防御階段。進一步地解放思想，擺脫對中國和世界的各種曲解和誤解，打破各種脫離實際的先入之見，在與各種敵對勢力的偉大斗爭中由被動轉為主動，真正達到對中國和世界的獨立自由思考，獲得全面客觀理性的認識，形成自己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定見”，還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兩位的演講。剛才兩位都是從歷史一路說來。回顧1978年、1992年的兩次思想解放，大家可能有一個感受，就是它們是相當迫切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歷史抉擇。那面臨著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它的迫切性在哪兒？如果我們此時此刻思想不能解放的話，會怎么樣？

 

張維為：從我個人的觀察來說，十年前的時候，我們普遍地不自信，特別是知識界。我自己走訪過100多個國家。蘇聯解體前我去過，解體后我也去過；南斯拉夫解體前去過，解體后也去過。我知道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實“失足”需要的就兩步，第一步是知識精英被西方洗腦，第二步是政治精英，包括政治局委員、常委、總書記也被洗腦。隨之而來的就是經濟崩潰、國家解體。所以我們當時真的覺得中國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自信。

 

今天我們看到，在民間，特別是年輕人，有著高度的自信，所以我覺得這非常好，在我看來，“長治久安的意義怎么評估都不過分”。

 

吳新文：如果我們思想不能解放，會影響我們進一步前進的動力與定力。面對很多問題和挑戰的時候，我們將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原來我們做的是對的，由于不能思想解放，眼睛總是盯著西方，懷疑自己，結果我們積累起來的優勢最后慢慢弱化了。

 

張維為：有些方面我們要和外部世界接軌，有些方面別人應該和我們接軌，盲目盯著別人是不會成功的。這次抗疫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例，你去美國、歐洲、或者其他地方都不放心。為什么？就是對它們的模式不放心。我們一整套的做法可謂“教科書”般地展現在世界面前。現在我注意到，西方也不得不承認。

 

我最近看到，CNN和一些其他的西方媒體開始比較客觀地報道中國的抗疫，并且在反省自己的失敗。他們要成功，就需要和我們接軌。我把這種情況稱為“心勝”，或者思想解放產生的結果。

 

主持人：對，咱們有八個字，前面四個字叫“解放思想”，后面還有四個字叫“實事求是”。這點特別重要，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去思考問題。但大家可能還會有一個誤解：破除了對西方的迷思與魔力之后，是不是就意味著唯我獨尊？其實并不是，我們一直說要提高對外開放。其實我們破除對西方的那種迷思，跟我們更好的對外開放是完全結合起來的。

 

張維為：習主席最近有一次講話專門提到了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其中有很多新意，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不一定在國家層面，也可以在企業的層面。另外，在這個新的開放中，我們要下先手棋，有些東西我們已經走在世界最前列了，比如說阿里云，很多國家都愿意用，就應該走出去。因為這是全新的領域，世界其他國家沒有標準，我們就可以來界定標準、創造標準。

 

此外，講話中還提到要有強烈的安全意識。這次TikTok是個經典的案例。特朗普說禁止就禁止，然后還要收買和“分贓”，就是拿傭金。但我們出手了，商業部馬上出了出口商品禁止和限制的一個條文的修訂目錄，對于涉及到大數據、算法與國家安全的企業進行了限制。在更加高水平開放中很多新的問題、新的意識都會出現，我覺得這個舉措很有必要。

 

 

當地時間8月3日，特朗普表示，收購TikTok時交易價格中很大一部分錢應該給美國財政部

 

主持人：所以其實“進一步地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這句話本身就蘊含很多意思，所以要解放思想，把原來的一些束縛我們思想的東西給去掉，才可能更好地對外開放。前段時間我注意到新聞，習主席去安徽進行一系列的考察調研，他也是勉勵當地的干部群眾進一步地解放思想。1978年的時候，那一輪的思想解放就是從安徽小崗村開始的對于現在我們大家越來越多的聽到鼓勵思想解放，兩位是什么樣的感受？

 

張維為：安徽這幾年進步非常之快，特別是中國科大研究的一些技術，包括量子通信等，應該說已經走在很多地方的前面，經濟發展速度也比較快。就安徽本身，你看它一邊融入長三角，一邊在中部崛起，是很關鍵的一個省份。實際上總書記在安徽講進一步的思想解放一定是有所指的。像“如何更好地融入長三角”以及“如何更好地在中部崛起中發揮作用”這樣的問題不僅是對安徽的要求，我覺得也是對全國的要求。

 

吳新文：關鍵是現實在不斷地變化，有很多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出現了，我們的起點于是也不一樣了，所以思想要跟上。這是我覺得習總書記強調要進一步的解放思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和前提。在我們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情況之下，思想要是跟不上的話，確實要出問題。

 

主持人：都說思想解放來之不易，但是這一輪的思想解放也給人一種感覺，有點順其自然，您覺得是不是這一輪的思想解放對大家打破束縛的難度以前要小一點？

 

張維為：我覺得因為這次思想解放很大程度上跟互聯網和年輕人有關，所以年輕一代思想解放特別明顯，你現在看連“雙十一”購貨都是年輕人是以買國貨為主了，這是最新的變化，我覺得挺好的，因為是后浪推動前浪。我們馬克思主義是相信生產力的。這次思想解放使年輕人跟先進的生產力結合得更密切，更能夠掌握這個世界的變化。所以我想它會改變社會風氣。

 

吳新文：科學技術對我們人的生活方式的改變是非常大的，是一個改變社會的革命性的力量。大數據的推廣，導致信息與事實的傳播也非常普遍，大家都很容易得到這些事實。

 

主持人：而且大家可以在公共空間里對一些觀點討論得更多、更充分一點。

 

吳新文：要相信人民群眾。

 

張維為：對。

 

主持人：我注意到，最近出現了一些新的動向。比如說在前段時間高層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有很多年輕的專家提出了可能跟以往人們的認知不一樣的觀點，我認為這個可能也會成為我們未來嘗試的一個方向。您有沒有觀察過這個座談會？

 

張維為：這是為了“十四五”規劃制定而由總書記親自召開的座談會。它總結里的很多東西都是非常有新意的，其中一個概念我覺得非常好，叫做“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這是很有前瞻性的觀點。實際上我們已經在這樣做，現在把它總結出來了。

 

這規劃不光是中央一級，省一級與市一級都是有規劃的。我們現在的規劃是非常體制化的，甚至可以推算出時間來。比方說，每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一年半左右，我們就會開始下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每年也有一次經濟工作會議和“兩會”。所以你仔細看以后就會發現，中國經濟的增長的趨勢跟這些都是有關系的。有一個新的規劃出現，比如要在哪里建高鐵或者別的什么東西，老百姓就知道這是我們投資的新目標和新方向，就會產生新的需求。

 

主持人：對，就像5G，很多人可能覺得現在的網絡已經用得挺方便了，會想不出5G跟我有什么關系。那是因為你還沒用過，當5G未來真的在你生活中鋪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你跟它是要熱烈擁抱的，它可能無處不在，這個就是供給會引導需求，需求又會刺激供給。

 

吳新文：這次習總書記的座談會，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體現出了我們這個中國體制有巨大的靈活性。在每一次做重大的決策、國家重大的規劃出臺之前，會征求各方面意見，這是我們中國式民主的一個重要表現。

 

我們的靈活性表現在，外面的狀況變化了，我們在做決策、做規劃的時候，能調整自己的方案。大家提出意見了，我們該調整時就要調整。比如說這一次我們提出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這就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問答環節

 

Q1：主持人好，老師們好，我是一名90后，也是一名黨務工作者。我想請問一下老師，當前這種比較復雜的局勢下，西方社會或者說美國，可能會在宣傳工作中采取更為激進的方式，那我們普通人如何甄別各種具有迷惑性的話術？我們又如何通過這種思想解放養成冷靜的、理智的思辨能力？

 

張維為：我覺得總體上我們不需要特別擔心，因為我發覺我們的年輕人，90后、95后的政治意識已經相當強，真是后生可畏。美國有個人叫主持人叫崔娃，他的全英文的、很長的節目他們都可以看下來，甚至能理解他的幽默。我們參加的一些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國際辯論放在網上之后，他們也都能看完，而且有著幾十萬的點擊量。這就證明這一代年輕人有相當強的鑒別能力，不用太擔心。

 

我上次就講，我們受過初中教育的人講話都知道辯證法。但美國領導人特朗普沒有這個能力，蓬佩奧也沒有。所以我覺得對付這樣的人特別容易。

 

吳新文：西方在比較有自信的時候，是會花言巧語的。他們相信自己的那套軟實力。但現在他們變得越來越激進，講話也越來越極端，我覺得他們都有點氣急敗壞，甚至失態。這就說明他們對自己的軟實力不那么自信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可以讓我們廣大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青年人用一種理性的、平和的心態來看待，通過擺事實、講道理來應對他們，我也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主持人：兩位都非常自信，確實要相信我們中國青年人的共情與思辨能力。我們再來看看這邊的觀眾有沒有問題。請提問。

 

Q2：兩位老師好，主持人好。改革開放之后，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和國際接軌，但一些西方的觀念也深入人心，比如說個人追求財富和及時享樂這些，那我們如何在這場思想解放中向外宣傳出我們中國特色的思想和價值觀，來創造出一個更加多元、更加健康的一個這樣的文明的社會？

 

主持人：請坐。也就是說我們不光要破除迷思，還要構建我們自己好的東西。

 

吳新文：德國有一個大哲學家尼采，他就曾經想象過，在未來的自由民主社會，很多人吃穿不愁了，就開始追求享受，追求安于現狀，趨樂避苦的生活方式。尼采把這種人看作“末人”，就是“最后的人”。實際上這是種墮落的人。我覺得在我們中國，人們對“末人”的這樣一種思維、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有一種抵制。

 

比如說我們儒家的思想講“成人”，這個“人”是有多重維度的，其中一個就是精神的維度，要有道德，要承擔責任，甚至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然后儒家講要有向上心，要成賢成圣，不能滿足現狀，不能僅僅滿足在金錢、物質的領域。如果只關注這些東西，在儒家看來是墮落的表現。

 

 

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該圖為昆山亭林公園中顧炎武的雕像（圖源：簡書）

 

而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要想在這個世界上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一定要把個人融入到一個更大的事業當中。這樣才能最后得到所謂的“永恒”，生命的意義才能充實。這些思想我覺得完全可以對享樂主義、“末人”等概念形成一種遏制。

 

主持人：所以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義當中去尋找這個力量，就像您剛剛說的儒家學說要求我們人要做終生修煉，不停地思考“仁人志士”的這個“仁”的意義到底是什么。

 

張維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文化沒有中斷，是個文化底蘊非常深厚的民族，實際上只要隨著中國富裕起來，人們逐步開始就會對文化產品、精神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中國文化的復興自然而然就開始了，而且還融入很多現代的元素，所以它是很精彩的，而不是固定的、僵化的。

 

Q3：我叫吳晗。我的問題是，在如今中國的環境下，不同的年齡和層級之間存在著差距，這種差距其實會影響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向。那么我們是否能夠以一種標準化的方式來看待思想解放的現象呢？以及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比如說全盤否定西方，我們該如何把握一個合適的度呢？

 

主持人：要不要給思想解放有個標準的說法，因為可能不同的年齡層，不同的干工作的人，想法不一樣，是吧？

 

張維為：在觀察了這次的思想解放之后，我做了一個概括。我覺得這場思想解放到最后需要我們黨中央來決定。可對我們每個個體來說，這是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而且是民間的自然而然形成的。所以它不會去追求某種刻意的標準，但基本上就是美國神話跌下了神壇，人們的思想從美國模式解放出來，我覺得這個非常之重要。然后我們看問題，或者看中國和看美國，就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標準。

 

但同時，我相信它自然而然地也會取得一種平衡。因為中國文明總體上是一個熱愛平衡的文化，不是走極端的文化，而且是一個“三人行必有我師”的文化，總是不停地看到人家的優點。所以本質上不用太擔心。完全否定其他國家的個案會有的，但肯定是少數，大部分人還是能夠平視西方，可以很客觀地看到他們的長處與短處，不會盲目迷信了。美國標準只是一種標準。

 

主持人：事實上，因為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實踐證明，美國人做不了的，我們也能做，而且能做到世界超一流。

 

吳新文：思想解放有沒有一個標準和尺度呢？我認為是有的。一個重要的標準和尺度就是這個思想是不是能跟現實的規律以及發展趨勢能夠大致地符合。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吾師。”我們對美國實際上還在學習。它的好的、先進的東西我們是要學習的，不過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不要把學習變成完全的照抄照搬，甚至于把自己的主體的地位都丟了。學習人家是為了變成更好的自己，不是為了變成美國，而是要成就一個更好的中國，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