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精品天天操,免费午夜视频,国产精品999

王今朝：毛澤東的文化觀與中國共產黨百年史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4-18 11:18:15

【提要】一個人、一個政黨的文化是否先進，就是其認識、思想、行動是否符合、體現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凡是符合或體現的，其文化就是先進的。認識、思想越符合，行動越體現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就越是先進的文化。一個政黨只有聚集了大量掌握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存在決定意識、普遍聯系規律以及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特殊規律（一般規律的應用和具體化）的人，才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政黨，才能發展出屬于自己的文化，才能用它來改造世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化觀。回顧百年歷史，毛澤東的文化觀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百年浴血奮斗，代表著中國乃至世界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在20世紀初，中國資產階級表現出極大的軟弱性和動搖性基因，已經注定不可能領導中國前進了【1】。領導中國前進的任務歷史地、必然地落到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毛澤東在1917年2月《致黎錦熙信》中明確提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從而主張“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2】。終其一生，毛澤東確實是這樣來實踐的。高度重視文化是毛澤東文化觀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國共產黨要取得革命的成功，不能不依賴先進的文化，特別是先進的精神文化。與獲得物質進步相比，共產黨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里形成一種先進的文化，并使之發揮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的作用。

在毛澤東看來，文化主要不是指既有的中外典籍，也不是指博覽群書，因為典籍可能精華與糟粕并存，博覽群書可能食古不化，文化主要是指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有科學的認識論和實踐論，能夠基于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和實踐論而形成的關于改造世界的正確路線、方針和政策，并把它們內嵌于人們的倫理之中，外化于人們的行動之上，并且保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文”的本義，指各色交錯的紋理。《易·系辭下》說：“物相雜，故曰文。”一個人、一個政黨的文化是否先進，就是其認識、思想、行動是否符合、體現紛繁復雜的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凡是符合或體現的，其文化就是先進的。認識、思想越符合，行動越體現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就越是先進的文化。一個政黨只有聚集了大量掌握客觀世界的一般規律（特別是存在決定意識、普遍聯系規律以及事物的對立統一規律）和特殊規律（一般規律的應用和具體化）的人，才能成為一個有文化的政黨，才能發展出屬于自己的文化，才能用它來改造世界。這就是毛澤東的文化觀。回顧百年歷史，毛澤東的文化觀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最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探索這種文化觀與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發展的軌跡，就是本文的任務。

一

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的先進首先表現在它是否能從政治上看問題。所謂從政治上看問題，在本質上就是為什么人的問題，就是為多數人服務還是為少數人服務，以及怎樣服務的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最大的客觀實際就是農民占人口的大多數，同時產生了一定數量的產業工人，急需改善自己和民族的命運。這本身就是矛與盾的對立統一問題——中國人民要用自己之矛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之盾。

在少年時期，毛澤東就打下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在青少年時期，毛澤東就“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它們是毛澤東能夠在20世紀的中國創造出世界先進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礎條件。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毛澤東所受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使得他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事事關心使得他能夠從實際出發，把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聯系起來，既探索事物的特性，又挖掘事物的共性，從而找到撬動世界的杠桿。這兩大特征使得農民出身的毛澤東得以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脫穎而出，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特別是使得他能夠出席中共一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是毛澤東政治實踐活動的重要轉折點。中共一大結束后，毛澤東就投身于把黨的政治決議變成社會實踐的活動之中，逐步成長為黨內高層的杰出代表。他在長沙建立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在湖南第三師范學校研究發展黨員、成立黨的組織，選派共產黨員前往參加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創辦工人夜校、農民夜校，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四周年大會，舉行游行大會，參與改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推動罷工斗爭，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與陳獨秀、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被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組成中央局，并任中央局秘書，多次與陳獨秀共同發出中共中央通告，向全黨提醒重要事務和動向，等等。

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毛澤東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國民黨“二大”的籌備工作，任國民黨（代理）宣傳部長，參與起草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宣言，數次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聯席會議，創刊并主編《政治周報》，以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身分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多次列席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任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注意到掌握兵力問題，主張農民要組織自己的武裝，提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的觀點，提出解決土地問題的綱領，主張“只可用‘土地公有’的口號，不能用‘國有’的口號”，等等。這些實踐活動和思想主張的提出，是毛澤東政治文化向軍事文化轉化發展的關節點。

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后，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昌召開，旨在確定黨在緊急時期的任務。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毛澤東出席八七會議，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主張組織暴動，并產生在暴動失敗后上山的思想。在去井岡山的路上，在永新對秋收起義的軍隊實行改編，在每一個連隊都建立可以監督官長的士兵委員會，開始了以平等主義文化創建新型軍隊的征程。踐行平等主義，建立了一種使人民軍隊永遠保持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的通道。這應該是毛澤東晚年依然懷念士兵委員會的重要原因。

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的軍隊當然不是單純地執行軍事任務的機關【3】。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它還擔負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因而共產黨的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工作隊，是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對于這支軍隊而言，共產黨領導革命的政治工作是其生命線。這是毛澤東軍事文化的核心，是普遍聯系這一世界普遍規律在軍事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它看似簡單，實則極其深刻。因為這一文化就把軍事工作與政治、經濟結合起來了，就把軍隊的功能放大到極限來加以運用了。同時，它也必然塑造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可以說，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基于這一文化，而不是基于中國歷史上農民革命的實踐，毛澤東才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規定土地平均分配，禁止土地買賣。土地是當時中國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只有平均分配土地，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才能得到根據地人民的擁護，才能擁有雄厚的群眾基礎和根據地屏障。

毛澤東不僅搞土地改革給人民雪中送炭，解民于倒懸，而且細處著眼，規定工農革命軍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打土豪要歸公，保護中小商人。在注重正規軍的建設的同時，毛澤東發展地方武裝的思想和實踐表明，他還產生了農村軍事化的思想。這是人民戰爭思想的雛形。【4】

首先從政治上看問題是必要的，但僅僅從政治上看問題還是不夠的，在軍事斗爭是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的情況下，必須有科學的戰略戰術。在正規軍的戰略戰術上，面對敵強我弱的格局，毛澤東確立了“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的游擊戰思想，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他的寬待俘虜的政策有力地減少了敵人的戰場抵抗，在平均分配土地政策的基礎上，極大地有利于瓦解敵人軍隊和戰斗力。

工農武裝割據，即使能夠保存自己，前途何在？在毛澤東看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為了擴大這種政權，毛澤東采取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戰略。比如，他提出并制定黨對流氓的轉化使用策略【5】。這是辯證法在社會政治領域的精彩應用。如果連流氓都可以轉化使用，那么，統一戰線策略不就順理成章了嗎？他主持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為整個黨和軍隊的建設確立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井岡山時期，他基本上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毛澤東不僅有自己的獨立的（軍事）文化思維，而且比中共其他領導人想得深，想得遠。領導中國共產黨的責任歷史地落到了毛澤東的肩上。

如何處理中國革命與蘇聯革命、中國共產黨與國產國際的關系，是井岡山時期的共產黨面臨的一個基本文化問題。基于自己所做的大量調查研究，毛澤東得出了許多符合中國實際的認識。他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口號，批評黨內和紅軍中存在的從“本本”出發的教條主義思想，提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科學論斷。1930年他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顯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萌芽。

在得知張聞天對中央最高“三人團”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即將開始的大轉移中將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員分散到各軍團去有意見后，毛澤東立即向中央提議，轉移時將他們安排在一起【6】，為長征途中召開遵義會議做了準備。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集中解決中央的軍事路線，鮮明地提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是由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路線造成的觀點【7】，既解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又最大限度地維護了黨內團結。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客觀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自此之后，失敗后的大退卻變成了震驚世界的長征：四渡赤水，二占遵義，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搶渡大渡河、一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抗日、翻雪山、過草地、抵達陜北。中國共產黨終于獨立地站穩了腳跟。這表現了毛澤東卓越的政治文化和軍事文化。正是由于這一系列正反經驗，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革命文化開始形成。

二

如果說，從一大召開到長征結束是毛澤東文化觀的形成期，那么，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則是毛澤東文化觀日臻完善的成熟期。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的反帝斗爭變成為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如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對待國民黨？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圍繞這三大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做出了軍事文化、哲學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系統而科學的回答。

毛澤東1936年撰寫并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它的出現，表明了中國共產黨領袖在文化上的成熟。這是因為它不僅揭示了中國革命的四個基本特點，由這四個基本特點邏輯地推導出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戰術，還詳細地歸納了中國革命面臨的大量的戰略問題。通過這篇文章，毛澤東把辯證法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精髓具體化到了中國革命理論的構建之中。這是一篇充滿了矛盾思想、斗爭文化的光輝文獻。

1937年，毛澤東撰寫并發表《矛盾論》《實踐論》。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相比，它們從軍事上升到了哲學（世界觀、方法論、認識論），從具體上升到了抽象。破壞和建設這兩者之間的辯證法在《矛盾論》中得以詳盡闡述。因為破壞就是原有對立統一的打破，而建設就是新的對立統一的生成。破壞（一個舊世界）與建設（一個新世界），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沒有《矛盾論》，中國共產黨就沒有自己關于破壞與建設的文化。《矛盾論》《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經驗及中國傳統哲學優秀成果相結合的產物【8】，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璀璨明珠，也將中國文化推到了當代世界的高峰。

文化發展不僅是一個從具體到抽象，從某個學科到哲學的發展，而且是一個從抽象到具體，從哲學到某個學科的發展。1938年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論持久戰》講演，全面分析中日戰爭所處的時代和中日雙方的基本特點，批駁速勝論和亡國論，闡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持久抗戰的總方針。從邏輯上說，《論持久戰》一文不過是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等文章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應用。特別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早已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是戰略上的持久戰了。

毛澤東1939年撰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運用矛盾對立統一規律，闡明統一戰線問題、武裝斗爭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三大問題，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指出黨只要、只有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于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斗爭問題。這就更加表明中國共產黨領袖在哲學文化和政治文化上的成熟了。

1939年冬，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又從軍事文化上升到政治文化。該文明確指出，“中國革命是包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現在階段的革命和將來階段的革命這樣兩重任務的。而這兩重革命任務的領導，都是擔負在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雙肩之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9】可以說，自此之后，黨的領導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大政治文化特色。離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將一事無成。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是對中國文化建設提出的根本要求。

毛澤東1940年寫就的《新民主主義論》，系統分析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和中國革命的對象、性質、動力、前途等問題，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回答了經由新民主主義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必然性的問題。《新民主主義論》形塑了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偏向國民黨的知識分子）的研究范式和話語模式，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結論與術語成為知識界的分析工具【10】，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式的確立【11】。許多人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覺悟前者之被蒙蔽，覺得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12】。

中國社會的矛盾是交錯的、復雜的。在中共致力于積極抗日時，本應擔負主要抗日責任的國民黨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并用“限共”“防共”“溶共”和軍事摩擦的手段來對抗共產黨的發展【13】。對此，毛澤東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為了鞏固根據地，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從這里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多黨合作政策的影子和吸收國民黨起義將領參加政府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政策的影子。

在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和教條化的多方面條件逐步成熟的條件下，毛澤東于1941年5月和1942年2月，分別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號召全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整風運動的宗旨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打造一個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化的政黨。毛澤東先后親自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系統揭示以王明為代表的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作為整風運動的重要文獻。通過整風運動，全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思想文化上成熟起來，為奪取抗日戰爭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45年，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兩個中國之命運》開幕詞和《愚公移山》閉幕詞，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之后的三四年中，正是在他的運籌帷幄之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打垮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其速度之快，連美國和蘇聯都為之驚訝。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在于她的領袖毛澤東深刻體悟到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道理——反動派由于違背人民的利益，必然會被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的人民所打倒。毛澤東承繼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偉業，以一首“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詩句打破了國民黨策劃的美蘇也都同意的劃江而治的圖謀，給中國留下了一個完整的巨大的地理版圖，留下了十幾億人生活于茲繁衍于茲的土地，避免了歐洲迄今為止都未能消除的小國林立局面。這是毛澤東獨立自主思想在革命戰爭年代的一次重要應用，是毛澤東基于中國需要對于國外壓力的又一次重大排斥。兩個中國命運之爭，既是政治軍事的較量，也是思想文化的較量。正是在這個歷史大較量中，毛澤東的文化觀日臻完善。

三

毛澤東的文化觀是在戰爭年代成熟起來的，這種文化是否可以應用于經濟建設之中？怎樣應用？

首先，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形成的文化的先進性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得到檢驗。新中國建立不久，面對美國對朝鮮的侵略，毛澤東做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至今為止，毛澤東如何做出這一決策仍然讓人感到神奇，其中革命文化的力量恐怕是最具有決定性的【14】。這里，革命文化的作用恐怕就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面對一個強敵，決定敢不敢打，能不能勝的問題。從國際角度看，抗美援朝是新中國的立國之戰，抗美援朝使得中國陸軍成為世界第一的陸軍，然而，無論抗美援朝決策還是抗美援朝實踐都是對人類智慧的極大考驗。

其次，經濟建設到底怎樣安排？建立起全新的國家政權機關、做出基本法律制度的安排，甚至對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城市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的公有經濟，雖然不無矛盾，但總體來看，是較為容易的。事實證明，農業、農村從而農民的發展對解放后的中國共產黨構成巨大挑戰。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組織最高國務會議正式討論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四十條）。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毛澤東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確立“人民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同時又是社會主義政權組織的基層單位”。針對公社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由于農村、農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感到有必要研究政治經濟學。他組織有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參加的讀書小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廣州，學習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發表了許多談話。毛澤東主持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其中規定，取消供給制：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毛澤東主持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1964），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

中國新型農業文化、農村文化建設無疑牽扯了毛澤東極大的精力。從根本上看，中國農村農業農民發展長期受到小農意識的嚴重干擾【15】。這種小農意識甚至在黨內都是一個嚴重的存在。

第三，究竟怎樣看待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毛澤東同意列寧的“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觀點，他在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中都看到了政治。他認為，一切工作都有政治，都要政治掛帥！他正是從政治的角度寫出了《論十大關系》一文。實際上，圍繞農業農村發展方式的探索至少加強了毛澤東的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還是階級斗爭的判斷【16】。

在美國提出和平演變、蘇聯變成修正主義、東歐國家出現混亂、國內無產階級意識淡薄的情況下【17】，毛澤東很難不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很難不把階級斗爭作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盡管這種主要矛盾已經不是如革命成功前的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工農大眾與封建地主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那樣的政治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了。這種主要矛盾主要是文化上的。但這種文化上的主要矛盾可以很快地（在幾年、十幾年或幾十年）變成政治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他從政治角度看問題，敏銳地發現，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共產黨在走向修正主義。他花費極大精力審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等現已是重要歷史文獻的文章，與蘇聯赫魯曉夫進行論戰，并認為赫魯曉夫下臺之后的蘇聯執行的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這時，他更加注意到培養接班人的問題。

毛澤東曾經認為，通過民主“新路”，通過人民民主專政，可以跳出政黨、團體、王朝興亡的“周期律”。而到了接近1966年的時候，他就認為歷史周期律問題還沒有解決。他不確定，他在戰爭年代里打造的革命文化是否能夠在他不在后的新的歷史時期貫徹下去。因為“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這不是為他自己，而是為了七八億的人民。他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他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這種教育主要不是專業知識的教育，而是中國國情的教育，是如何帶領中國農民走上徹底解放的教育，是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的教育。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國許多中高級領導人都有上山下鄉的經歷。他們已經在吸取蘇聯解體的教訓，從蘇聯解體中，他們體悟到了毛澤東關于國家治理的遠見卓識，體悟到了毛澤東文化觀的歷史穿透力！

第四，綜合從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的實踐經驗，結合國際形勢的動態發展，毛澤東日益認識到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性。毛澤東強調，“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可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18】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在晚年，毛澤東從中華民族利益的角度看問題，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破了由杜魯門、杜勒斯等人所設定的中美關系的堅冰。他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他在尼克松下臺后再次邀請尼克松訪華，并給予尼克松以第一次訪華同樣的規格和待遇，維護了中美之間的關系，為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尼克松在后來出版的《領導者》一書中寫道：“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斗到最后一息的戰士。”毛澤東始終是為人民而戰，為社會主義而戰的戰士！

四

毛澤東不僅是戰士，而且是文化巨人！他緊緊依靠人民，一刻也不脫離人民，嚴守自己所制定的紀律，他搞五湖四海，從無門戶私計，一輩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中國共產黨打造成為一個文化成熟的政黨，使中國形成了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張思德精神、抗戰精神、沂蒙精神、紅巖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鋒精神、紅旗渠精神、大慶精神、焦裕祿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把中國文化帶到了20世紀世界文化的最前沿。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密！這是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偉大辯證應用【19】。

毛澤東還有許多未竟的任務。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領導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不僅要全黨集中全力進行經濟建設，而且也面臨著更加繁重的建構社會主義文化的重任，因為經濟建設所走的道路，必然要受到思想政治文化的影響。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要承擔起這個歷史重任，既要繼承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又要積極借鑒外國的先進文化，但毛澤東為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文化觀則是根基。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文化繼承和發展中的指導地位，我們才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條件下增強全黨和全民族的文化自覺，才能在黨即將開啟第二個一百周年的歷史征程中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邁進，行穩致遠！這應該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

注釋：

【1】實際上，西方資產階級建立在利益追逐基礎上并以其為根本特征的文化是極端腐朽的。它的腐朽性長期被西方生產力發達的光環所掩蓋。而今天中國的一些大資本以外國股東為基礎，也有仰賴外國資本的性質。

【2】《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頁。

【3】在共產黨軍隊還很弱小的情況下，單純地執行軍事任務是不可能的。日本全面侵華時曾設想三個月滅亡中國，但不久即發現，單憑武力無法實現征服中國的目的。

【4】鄭以靈：《論毛澤東的農民觀與他的軍事理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1期。

【5】即把流氓從統治階級底下奪取過來，給以土地和工作，強迫其勞動，改變其社會條件，使之由流氓變為非流氓。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334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472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77頁。

【8】王振民：《西方對<矛盾論>與中國傳統文化關系研究的審思》，《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1期。

【9】《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頁。

【10】王毅：《民國知識界言說中的<新民主主義論>》，《黨的文獻》，2016年第3期。

【11】〔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澤東思想》，楊彥君譯，楊德校，《黨的文獻》，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