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曾為許多人視為世界的燈塔。雖然這種觀點正在幻滅，但圍繞國家治理結構，世界還在進行激烈的博弈。國家治理結構的博弈首先是理念的博弈。必須是適應21世紀發展需要的理念來指導一個國家治理結構的搭建。
一、深入認識“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命題
《參考消息》2019年4月19日發表文章《俄民調：俄民眾對斯大林好感創新高》。據該文，列瓦達中心的民調顯示，俄羅斯70%的受訪者認為，這位蘇聯領導人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是正面的，其中52%的人認為基本正面，18%的人認為完全正面。只有19%的受訪者對其持負面評價，其中14%認為基本負面，5%認為完全負面。另有11%的人對這個問題難以作答。列瓦達中心指出，民眾對斯大林的好感度創下開展相關調查以來的最高紀錄。該文最后說：“人們需要斯大林，一個可以對所有官僚開槍的人。”①
這是一個驚天動地的消息。它反映了俄羅斯及其周圍國家亟待改變命運的愿望。它既是俄羅斯及周圍國家人民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的強烈不滿的表達，也是這些國家人民對造成蘇聯解體的國內勢力強烈不滿的表達。因為斯大林代表著與西方的對抗，代表著好生活，代表著其所領導的國家和民族的美好的未來。它也意味著，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不管怎樣利用其獲得的政治權力不遺余力地詆毀斯大林甚至詆毀列寧，都只能得逞一時。它也意味著俄羅斯及周圍國家的人民要從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之流的統治下徹底擺脫出來。
毛澤東說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年輕人未免會把它作為毛澤東對自己革命經歷的總結，對這種總結是否具有普適性在相當長時間內可能還并不確定。一些人士認為，這是毛澤東最具有煽動性的話。然而，這句話反映了有著悠久歷史的反抗精神的中國人民的特性，而且具有普遍的真理性，只是它的真理性長期以來并不為人們所普遍認識。事實上，壓迫和反抗是一對矛盾。只要有壓迫，就必然有反抗。而且，隨著壓迫的持續，人們感受到的壓迫的程度會不斷加深，即使壓迫的力量并不增強。為什么？原因在于，只要受到壓迫，被壓迫者就不可能有好生活，就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愿望。而一旦好生活被剝奪，再過上好生活就很難了。生活只能每況愈下了。如果壓迫是社會性的、制度性的，那么，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陷入到越來越難的生活之中。于是，廣大人民的反抗必然越來越強。反抗越普遍、越強烈，則國家的普通維穩之道就越難行通。而無論是壓迫者還是被壓迫者，無不借助于對革命人物的懷念來發起這種反抗。俄民眾對斯大林好感創新高，就是這種普遍規律的一種反映。可以預期，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的好感會越來越高。曾幾何時，斯大林“大清洗”、“大屠殺”的消息被赫魯曉夫等人放了出來。很奇怪，在革命的隊伍里，具有二號人物、接班人位置的人對于一號人物的行為、決策做出顛倒黑白、以偏概全式的闡述。赫魯曉夫為了抹黑斯大林，不惜挖掘所謂歷史黑幕，甚至無中生有。二號人物、接班人對一號人物要有多大的仇恨，才能做出這樣的行為啊！然而，歷史就是這樣。如赫魯曉夫生活的時代，許多領導人的認識水平就是這樣。他們在一號人物領導的革命的裹挾之下，做出了一些貢獻，然而，他們一旦掌握了國家的領導權，就不知道何去何從了。斯大林雖然所受的正規教育不多，但憑借著對革命的赤誠和個人的艱苦努力，達到了極高的理論水平。經歷了革命的腥風血雨的赫魯曉夫等人就沒有從理論上認識到斗爭的絕對性和普遍性，結果就幻想著在實踐上可以和平建設共產主義，就把兇惡的敵人當成了朋友。于是乎，本來被解放了的人民又重新被壓迫起來。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對此多多少少是有所察覺的。1943年斯大林曾說：“我知道，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歷史的風會毫不留情地把這堆垃圾刮走。”1969年拍攝的蘇聯電影《解放4：柏林之戰》中，斯大林會見羅斯福、丘吉爾時曾談到杜勒斯與德國人秘密接觸，他的臺詞是：“我們都健在的時候沒有什么可怕的，我們之間決不允許有什么危險的分歧。但是十年后，也許不到十年，我們不在了，新的一代上來了，他們沒有經歷過我們現在所經受的一切，那時候會怎么樣呢？”【1】不僅赫魯曉夫是這樣，而且赫魯曉夫后的領導人走的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直到戈爾巴喬夫。有文獻認為，戈爾巴喬夫有意把蘇聯引導到解體的地步。蘇聯解體構成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慘痛教訓！毛澤東生前至少最后十幾年就預見到蘇聯的結局，并布局防止蘇聯悲劇在中國重演。生活于原社會主義國家的人類不是自然地，而是受革命的推動從20世紀進入到21世紀的。在這樣一個世紀里，人民對于壓迫的承受力大大降低了，人民對于美好社會有了更強的思維能力。特別是，他們很容易對比他們所生活的不同時代。他們不會把簡單的吃穿住行條件作為美好生活的代表。他們期望受到尊重，他們期望自己的國家受到尊重。在這種社會心理的作用之下，那些最孚眾望的領導人終究會掌握國家政權，最終必然響應人民的呼聲。因為這種呼聲與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一致的。
二、中國國家治理觀念從民本到以人民為主體的提升
《尚書》第一書《虞書》就形成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思想。構成《尚書》的《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中形成了用民、重民、生民、養民、憐民、保民、恤民、安民、利民、惠民、愛民、親民、敬民、裕民、新民、顯民等所構成的概念體系。可以說，整個《尚書》所闡述的就是統治階級的民本思想。就整個中國近代以前的歷史來看，基于統治階級的觀點，最基本的統治規律就是民本思想【2】。在以《尚書》為起源和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話語體系中，統治階級與人民是作為對立統一物而存在的，但是以統治階級為主體，人民處于客體的地位。這主要是《尚書》的統治階級敘事使然。明末清初，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新的生產關系的因素產生，古代民本思想由于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進步思想家得以產生質的提升。因為他們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后來，才有馬克思在西方提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的觀點【3】。這種觀點一旦產生，國家治理就從民本上升到了以人民為主體的思想了。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歷次的改朝換代，如果沒有人民的參與，就不可能成功。新的朝代的君主總是從人民或人民的代表中分化出來的。毛澤東的革命、建設的理論和實踐把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共產黨的干部作為人民公仆，從而讓人民主體論這種人民群眾英雄史觀無論在革命年代還是在建設年代里都在中國大地上扎根發芽，茁壯成長。即使是彌漫了少數人先富這種精英史觀的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其實也是以人民為主體的。沒有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就沒有十幾億人民賴以生存的食量；沒有廣大農民工和工人的辛勤勞動，就沒有幾萬個億萬富翁的個人財富；沒有十幾億人的需求和生產，就沒有中國的國內大循環。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馬克思曾主張，公平正義是上層建筑，不能構成理解社會的基礎變量。當人類進入21世紀時，經濟基礎已經產生了對于公平正義的明確的需要。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要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的社會環境，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緊緊圍繞執政為了誰，執政依靠誰，如何執好政掌好權等重大課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其中包含諸多關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的重要論述，在政治理念方面，賦予了人民主體地位以全新內涵，逐步形成和確立了自己的人民主體地位思想【4】。2012年11月17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指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所以必須在全體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必須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2013年11月12日，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進一步揭示，中央全面審視和科學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和態勢，認為（社會公平正義）這個問題不抓緊解決，不僅會影響人民群眾對改革開放的信心，而且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堅持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著眼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不斷克服各種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如果不能給老百姓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甚至導致更多不公平、非正義，改革就失去意義，也不可能持續。
三、社會主義公平正義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人類道德制高點
雖然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方法論原則剖析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上流行的各種公平正義觀，將抽象的公平正義觀嘲諷為“意識形態的胡說”【5】，但這并不排除一種普遍的科學的公平正義觀的存在。在所有的公平、正義概念中，經濟公平相比分配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法律公平、交易公平，經濟秩序正義相比制度正義、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都具有根本的意義。公有制本來就是原始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即使人們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當時的條件下也不需要意識到這一點，在公有制下形成的經濟秩序自然就是正義的經濟秩序。而中國封建社會就已經產生的均貧富、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大同理想，也不過就是追求共產主義的一種時代表達。在人類還不能完全實現人的自由發展的時代（也許人類永遠不可能實現人的完全的自由發展），針對社會的不公平、非正義，提出超越現有社會公平和正義水平的公平和正義價值觀，系統性根本性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本身具有改造世界的巨大價值。只有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公平的基礎上，人類才有可能建立超越資本主義的分配公平、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才可能建構超越資本主義的制度正義、形式正義和程序正義。由此不難看出，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在要求的命題，就是重新發現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要義，就是重新占到了人類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道德制高點。中國必然是以這個道德來治理國家的。中國切切實實地以這個道德來治理國家，必然引起世界一系列的變化。①《俄民調：俄民眾對斯大林好感創新高》，“環球視野”網站轉載：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31180.html【1】隨著蘇聯檔案解密，西方對斯大林有了重新認識，這種新認識高度評價斯大林。參見Davies, S. and J. Harris, Stalin: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2】參見王今朝：《作為社會治理根本規律的民本思想：基于<尚書>等古代典籍的考察》，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20年。【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頁。【4】安 宇：《“人民群眾是我們的力量源泉”——學習習近平的人民主體地位思想》，http://dangjian.people.com.cn/n/2015/0624/c117092-27200927.html。【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88-489頁。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武漢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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