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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論穩中求進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外延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0-30 07:52:52

【提要】“穩中求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工作的一種常態化需要，說它已經成為中國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原則也不為過。我們必須從事物的本質，即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考慮中國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否則，必然揮之不去，甚至政策與目標南轅北轍。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提供了一種本質分析的框架。所謂“穩”，最重要的就是要穩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能為了追求生產力，就用經濟私有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樣，必然增大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性，最終必然使中國重蹈英國日落覆轍，重演美國系統性、根本性危機。所謂“進”，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角度來理解。意味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大而不是縮小，意味著我國的生產力應該主要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加以推進。

一、1996年后歷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穩中求進”思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的規格最高的經濟會議。自1994年以來每年舉行一次，一般在每年年尾11月到12月舉行，一般開會時間不超過四天。它的任務是總結當年的經濟工作成績，分析研判當前國際國內經濟情況形勢，制定來年宏觀經濟發展規劃。

從已有文獻看，“穩中求進”的政策理念至晚在1996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已經出現。1996年，是香港回歸前一年。該年所確立的“穩中求進”政策中的“進”，就是通過大力推進制度創新式改革和搞活市場，適度加快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使1996年GDP的增長率將在1995年9.7%左右的基礎上達到10.5%左右。“穩”是逐漸地、平穩地、健康地向上，而不是像1985、1988及1992年下半年和1993年上半年那樣急劇地、突發式地向上。這一年提出的“穩中求進”是以農業穩定增長為基礎，以控制通貨膨脹為條件，通過加快制度改革和結構調整來提高效率，通過提高效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來使國民經濟走上持續快速發展的軌道【1】。在中國1996年制定了這項政策后，1997年亞洲國家和地區發生系列金融危機。今天來看，不應該排除這次金融危機是西方國家借香港回歸之機發動的一次主要針對中國的系統經濟攻擊的可能性。由于我國采取了正確的應對措施，成功地阻擊了外國資本，特別是美國資本做空香港金融市場的企圖。而東南亞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和日本、韓國則損失慘重。從這次經驗看，中國必須充分考慮經濟中的不確定因素。而不確定性因素的關鍵就是國際投機資本，也就是國際金融集團中的一些勢力。

1997年，中國雖然抵御住了外國資本對香港的攻擊，但在外需下降的情況下，也第一次使內需不足的問題浮出表面。因此，繼續“穩中求進”成為199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在中國出現第一次內需不足的199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作為主題，實際上也是延續“穩中求進”的政策。對這一年的所謂“穩”的一種解讀是，“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穩定和加強農業，防止和化解金融風險，搞好社會保障，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所謂“進”的一種解讀是，“國有企業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經濟結構調整要有新的進展，解決社會熱點問題要有新的舉措，對外開放水平要有新的提高，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要有明顯改善，在此前提下，繼續保持一個較快的發展速度”【2】。1999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主題是抓好國企改革。從2000年到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幾乎總是離不開宏觀調控。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主題定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該年推出的一個關鍵的政策4萬億人民幣的投資。201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把“穩中求進”作為主題，并可以說延續到2018年。應該指出，雖然表述相同，但由于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有所不同，“穩中求進”的內涵在不同年份也有所不同【3】。比如，2018年12月19日至21日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都強調，要做好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而我們的目標增長率已經降低到6%左右。這與以往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的側重點是有較大不同的。

二、“穩”之內涵

第一部分分析表明，“穩中求進”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工作的一種常態化需要，說它已經成為中國治國理政的一項重要原則也不為過。“穩中求進”既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工作的一種常態化需要，那就表明，中國經濟的不穩定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特征、突出問題。中國經濟的不穩定必然表現在就業率、杠桿率、金融資產價格、出口增長率、外資增長率、投資率、投資增長率等指標上。這些指標互相聯系，互相作用。一個指標的變壞就可能帶動另一個指標變壞，如投資增長率下降一般必然帶動就業增長率下降。而指標間的傳導機制之一就是預期。所謂“穩”，就是這些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處于合理、正常區間。然而，這只是表面上的“穩”。每個國家都希望得到這種“穩”，但有可能得不到。一個國家的制度如果在改革中被搞壞了，那么，即使能夠在一個時期實現“穩”，也終將失去。因此，我們必須從事物的本質，即從最壞的可能性來考慮中國可能出現的不穩定，否則，必然揮之不去，甚至政策與目標南轅北轍。已有的學術研究要么限于對具體工作的探討，要么限于西方經濟學框架下的財政或貨幣政策，可以說，都是缺乏辯證唯物主義的就事論事，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只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提供了一種本質分析的框架，使我們著眼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化來對潛在的不穩定加以根本的解決。

（一）只有避免中國經濟基礎與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基礎趨同，才能從根本上穩定經濟

避免中國經濟基礎與資本主義國家趨同，可以從根本上穩定經濟。這有兩層含義。一是它可以防止發生危害社會制度安全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二是它可以避免中國出現類似英美那種根本性、系統性危機。

自馬克思所處的時代開始，資本主義就周期性地發生經濟危機。這就表明，資本主義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無時無處不在。當這一矛盾在利潤率下降到一個臨界點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一些企業開始倒閉，生產開始下降，這又導致新的企業的倒閉，生產進一步下降，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到一個下跌的循環之中。有的時候，危機來得十分猛烈。有的時候會有一段時間的穩定，然后又再次下跌了。直到下跌到一個低谷，資本主義才逐步企穩，再經過一段時間，社會生產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渡過一次危機。因而形成了一個周期。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這樣的經濟周期律的歷史。1929年和2008年，資本主義更是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在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時指出，當前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應該說，我國領導人的這個重大判斷也應該是我國處理經濟工作要遵循的一個基本預期。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深刻內涵之一，當然就是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的衰落。這再次表明，出現于20世紀60年代的由米爾頓·弗里德曼等人所炮制的得到西方政要背書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穩定性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然而，這個錯誤的觀點在中國依然具有影響力。一些學者依然過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而忽視生產關系的重要性，實際上就是主張中國重走西方道路，實際上就是主張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今天的世界所處的時代依然是馬克思所指明的時代，馬克思《資本論》沒有過時。而馬克思《資本論》沒有過時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資本主義私有制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就應該是中國占據統治地位的經濟基礎。近三年，特別是去年，民間俗稱的“五六七八九”數據（即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新增就業和企業數量）出現在一些官方部門公布的資料中，并得以廣泛宣傳。即使這些數據并不為真，它們也反映了中國經濟基礎與西方經濟基礎的相似性程度已經遠遠超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二者的相似程度了。這就使得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性的成因與西方國家經濟不穩定性的成因也越來越趨同了。毫無疑問，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財政貨幣政策曾經為穩定西方經濟立下汗馬功勞，也曾經為中國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宏觀調控政策所借鑒和吸收，但很顯然，它沒有阻止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性、根本性危機【4】，沒有阻止資本主義的歷史性的衰落。它之所以無能為力，不是因為它不想，而是因為它們缺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形態、發展模式理論所具有的徹底的深刻性，缺乏對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統治現實的徹底的批判性，從而缺乏真正穩定經濟的能力。它寄希望于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來穩定宏觀經濟?？梢哉f，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只能穩定一些事后被證明為極其微小的危機。類比來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中國也只能用來穩定一些較小的經濟波動。也就是說，從根本上穩定中國經濟的主要責任不在財政部和人民銀行，也不在任何一個其它部門，而在黨中央。黨中央在掌握中國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該改的堅決改，不該改的（如社會基本制度）堅決不改。這就意味著財政部和人民銀行應該置于黨的堅強領導之下。

十九大提出了中國社會的新的主要矛盾。發展不充分之成為主要矛盾的一個方面是因為來自國際的壓力。假設沒有國際壓力，中國就依然可以“不患寡”，即不用擔心發展不充分?，F在，中國發展不充分的壓力相對四十年前和70年前已經大大減輕。但即使沒有國際壓力，即使發展充分了，中國依然“患不均”。發展不平衡對任何國家都是主要矛盾之一。而發展不平衡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發展。宋方敏認為，40年國有企業改革的歷史警示我們，國企產權制度改革極具風險性，既可能成為國有企業鳳凰涅槃、展翅騰飛的全民產權有效實現形式，也可能成為葬送國有企業的私有制經濟實現形式【5】。

當前，中國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但社會中的一些人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私人資本瓜分國有資本的一次盛宴。而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說明中講得很清楚，“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這是新形勢下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和必然選擇”【6】。也就是說，為了從根本上穩定中國經濟，必須保障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任何改革都不能破壞這個主體地位。任何破壞了這個主體地位的改革都應該被糾正過來。

（二）校正價格、完善保障制度，逐步走向共享

歷史表明，社會主義社會也可能發生經濟波動。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就出現過三起三落【7】，但它們都不是類似西方的那種危害社會制度安全的經濟危機。為什么這樣說呢？主要是因為那個時期城市就業有保障，工資與物價的關系協調，即使經濟增速落下，也沒有失業，工資照發。而且經濟增速下降后，物資供應反而可能更有保障。

在價格、就業制度和收入分配方面，今天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有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中國，在市場經濟、提高效率等口號下，許多產品（如房地產、醫療、教育、食品）的價格過高了，許多工人下崗了。而這就給中國經濟增加了巨大的風險。首先，如房地產、醫療、教育等領域的物價過高，必然壓低人民的實際收入，必然壓低人民用于其它商品上的支出，導致社會消費需求的扭曲和不足，進而也導致投資需求的扭曲和不足。在國家壓縮房地產投資時，又可能放大經濟下行壓力。因此，要穩定中國經濟，不僅僅是控制通貨膨脹，還必須解決這種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背離的問題。實際上，由于這種背離如此巨大，以至于它已經超過通貨膨脹成為中國價格領域的主要問題。其次，在高價格的作用下，中低收入者的財富被大大壓低了，包括失業者在內的沒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壓力加大了。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彈性的就業制度實際上會加劇經濟下行帶給社會的破壞作用。因此，要穩定中國經濟，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恢復那種“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勞動制度，使勞動成為社會的最基礎保障，而不是用讓人們大量失業，再用社會救濟加以保障的辦法【8】。我國社保基金的運作還很不完善，社保基金甚至可能缺少必要的資金。假如可以允許企業任意解雇，那么，當經濟下行時，大量下崗工人因缺乏生活來源，就有可能沖擊政府。如被他國利用，甚至可能局面失控。第三，中國已經形成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格局。高收入者獲得更高收入有了更好的條件，而低收入者一般只能維持低收入。這可以用美國數據加以預測。2016年8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說：“底層90%的人口收入停滯長達1/3世紀。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位數收入其實比42年前有所減少。就底部而言，實際工資與60年前的水平相當”。美國《外交》雜志2016年1/2月號刊登的《不平等與現代化》一文中說：“19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國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年則掌握全國40%的財富”【9】。這種收入分配格局是釀生革命的社會基礎。因此，要穩定中國經濟，必須避免形成這種“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分配格局，在形成之后，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加以消除。只有這樣，才能造成共享發展成果的局面。

從以上對“穩”的內涵的兩個方面解讀看，在當前的中國，“穩”的實現就不可能主要是指用財政或貨幣政策來穩定中國的經濟了，而只能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了，即應該大力加強公有制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比重。實際上，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真正校正價格，完善保障制度，滿足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需要，逐步走向共享。這也意味著每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不能僅僅基于短期需要來安排政策，而必須上升到更宏觀、更長遠、更根本的層面。十九大確立的中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就是更宏觀、更長遠、更根本的層面的問題。今后若干年內每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都應該緊密圍繞解決這個社會主要矛盾展開。

本部分分析表明，其實，所謂“穩”，最重要的就是要穩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不能為了追求生產力，就用經濟私有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那樣，必然增大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性，最終必然使中國重蹈英國日落覆轍，重演美國系統性、根本性危機，因為英美就是在追求生產力的過程中（實質是追求資本家占據大量生產力）走入經濟發展的死結的。

三、“進”之內涵

所謂“進”，應該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的角度來理解。它應該意味著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擴大而不是縮小，意味著我國的生產力應該主要是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加以推進。

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在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這兩個廣泛意義上使用生產關系這一概念【10】。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歸納了馬克思的生產關系概念而認為，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包括三個層次，即（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為轉移的產品分配形式（斯大林，1961，第58頁；李匡夫，1984）。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人們在生產的物質條件上結成的復雜的關系，就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歸誰所有，歸誰支配——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個人、集團和階級支配并被用來剝削其他的個人、集團和階級（斯大林，1961，第58頁）。【11】基于斯大林的表述，很顯然，在上述三個層次的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根本、支配意義的生產關系。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是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上產生的。所謂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實際上就是一個社會的階級、階層關系（包括管理關系，即企業內部關系，以及不同人群關系等）、企業間關系、產業間關系、區域間關系，甚至國家關系。于是，生產關系方面的“進”就應該是斯大林所說的三個方面，特別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應該在中國有一個長足的發展。

2019年3月21日下午14時48分左右，位于江蘇省鹽城市響水縣陳家港鎮的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發生爆炸，導致至少64人死亡。據有關資料，江蘇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于2007年4月成立，占地面積約220畝，由自然人投資或控股，即屬于私人企業。倪成良通過注冊資金約2.5億元的江蘇倪家巷集團有限公司間接持有天嘉宜化工70%股權。這家公司存在多項安全隱患問題和諸多環境問題，都在爆炸之后凸顯出來。對于爆炸中死亡的人、受傷的人、致殘的人和他們的家庭而言，這家私人企業在安全問題上的失責是造成他們損失的主因。

無獨有偶，2019年3月10日，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波音737飛機在德布雷塞特鎮附近墜毀，機上有157人，包括8名機組人員，遇難者來自35個國家。這是該型號飛機在5月內第二次發生事故?，F在的初步判斷是，波音公司在與空中客車的競爭壓力下，匆忙推出了這款新飛機，淡化了增加飛行員培訓的必要性，并利用與航空管理機構日益親密的關系使這款飛機獲得了批準。在第二次空難后，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個宣布停飛波音涉事機型的國家，并隨后有多個國家跟進。有分析認為，波音可能因此受到重創。

這兩個例子都表明，私人企業以大概率對環境或安全失責。失責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私人企業盲目追逐利潤而不擇手段，不管環境污染，不管安全保障。因為對環境和安全的負責都意味著成本的付出和利潤的降低。私人企業是由私人主導的，既然私人已經受利潤主導了，則企業的安全規章、安全設施可以不建立、不設立，即使建立、設立也可以形同虛置，這樣，企業內部的管理就必然出問題了。于是，為了求進，中國應該逐漸增大公有制在經濟中的比例。

在1978年后的30多年中，中國長期把GDP增長率作為“進”的核心內涵，為此，不惜犧牲環境、安全，不惜犧牲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不惜用比較優勢戰略、勞動密集型戰略。中國在移動支付、建筑、高鐵領域雖然極大地發展了生產力，但存在著生產關系的代價。這些領域的生產力發展實際上成為了中國收入分配兩極分化的催化劑。住房建設催生了許多房地產富豪；高鐵建設中存在著嚴重的腐敗，導致一個鐵道部部長被投進監獄。本來這些領域如何更多用國有企業的辦法就可以較好地減少甚至避免這些問題的。如果生產力發展了，中國的收入分配沒有兩極分化，很少有官員腐敗，那不就是一個高質量的“進”嗎？

在十八大后，中國已經逐步擺脫了GDP崇拜。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要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顛倒過來。習近平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看得非常重，反復強調。習近平在全國國企黨建工作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上一些人制造了不少針對國企的奇談怪論，大談“國有企業壟斷論”，宣揚“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企是不堪的存在”，鼓吹“私有化”、“去國有化”、“去主導化”，操弄所謂“國進民退”、“民進國退”的話題。特別是各種敵對勢力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重點拿國有企業說事，惡意攻擊、抹黑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聲稱“肢解”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最佳方式。醉翁之意不在酒！這些人很清楚國有企業對我們黨執政、對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性，想搞亂人心、釜底抽薪。他嚴肅批評：我們有的同志對這個問題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接受了一些模糊的、似是而非的甚至錯誤的觀念。我們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絕不能認為這只是一個簡單的所有制問題，或者只是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那就太天真了！他還突出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為什么是政治基礎？如果把國有企業搞小了、搞垮了、搞沒了，公有制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怎么堅持？工人階級領導地位還怎么堅持？共同富裕還怎么實現？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還怎么鞏固？我們一定要想清楚，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想清楚，國有企業廣大黨員、干部、職工要想清楚，不能稀里糊涂跟著喊口號，更不能中別人的圈套！十九大后，習近平首次外出調研，考察“混改”中的大型國企徐工集團，又再次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頂梁柱”?！?2】

從生產力的角度看，中國在汽車、大飛機、芯片、操作系統、互聯網等諸多戰略性領域還未能取得突破，還在被西方某些國家卡脖子，構成中國生產力求進的重要方面。有不少觀點強調在這些方面求進的難度。但中國依靠國家力量，在北斗系統、電信網絡、建筑、高鐵、電力供應和傳輸、治理沙漠等領域都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為中國未來的發展打下了非常好的物質基礎。這些領域的生產力的發展也正好表明，中國在汽車、大飛機、芯片、操作系統等領域的生產力的不發達實際上是中國本來可以避免的代價。中國是人口大國、教育大國，足以支撐起主要利用公有制的辦法讓所有上述產業領域在70年的時間里都達到世界生產力的前列，這就會在保證發展質量的前提下提升中國的發展速度。這是本文對“進”的內涵的基本判斷。

中國經濟體量已經很大。從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看，不用達到6%，只要穩定在4%-5%的范圍就可以了。因為一般而言，美國經濟增速不會達到4%。因此，中國只要保持超過4%的經濟增長率，我們就可以在未來不長的時間里在生產力上超過美國，為我國解決一系列問題提供物質基礎了。

注釋：

【1】陳東琪. 穩中求進的宏觀政策導向[J]. 生產力研究,1996(06):1.

【2】正確把握穩中求進的內涵[J]. 農村金融與市場經濟,1998(01):30.

【3】陳振鋒,柳春明. 穩中求進的豐富內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讀[J]. 中國城市金融,2013(01):14-16.

【4】王今朝. 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系統性和根本性[J].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6(20):14-22.

【5】宋方敏. 客觀辯證把握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探索意義,

http://www.jqdstudio.net/klzt/guoqigaige/2019-03-22/132091.html, 2019年3月23日。

【6】《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1-15/5509735.shtml.

【7】“起”是用接近20%的年經濟增長率來衡量。“落”是用負的年經濟增長率來衡量。

【8】實際上，中國私人家族企業一般都安排了大量并不稱職的家族人員參加管理、生產。這本身也是一種“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