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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理解構建國內大循環（之三）

點擊：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10-12 08:57:29

【編者按】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張，其實早就有中國學者系統地提出。只不過，在大講開放的輿論之下，這些主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注意。比如，王今朝教授等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著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理論與政策》（科學出版社，2011年）就用一章的篇幅加以論述。盡管他們當時沒有使用國內大循環這一字眼，但已經明確提出對外經濟關系轉型的主張。經作者授權，稍加修改、補充，由昆侖策網分三節刊出，以助于加深對構建國內大循環的理解。已發表的第一、二節可點擊文后【相關閱讀】，此為全文的第三節。王今朝教授等還提出了使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建議，但由于分析中用到多個公式，故不在這里展示了。

第三節中國外貿、外匯政策的轉型

中國面對巨額的貿易盈余、巨大的外匯儲備以及它們所產生的問題，外貿政策和外匯政策該怎樣轉型呢？如果再考慮到中國生產力不斷發展，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模式向王今朝等（2011）（即《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理論與政策》，科學出版社）中所指示的方向轉變，生產力發展可能更為迅速，中國的外貿政策和外匯政策究竟應該怎樣轉型呢？這個因素給中國外貿、外匯政策轉型帶來怎樣的實質性變化呢？

2006年以來，面對巨額的貿易盈余，中國已經采取了多種相關政策（見表1，原表9.1）。但在我們看來，這些政策主要著眼于貿易盈余對貨幣供給的影響，而不是著眼于解決貿易盈余本身，它們性質上都屬于短期措施，而不是長遠的根本之道。

表 1：中國對外經濟政策方面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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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結售匯制約束，實行“藏匯于民”的政策旨在不改變現行貿易政策的條件下對國內外匯儲存進行改革，消除貿易盈余對貨幣供給的影響。問題是，一方面，它無助于消除王今朝等（2011）第九章所分析的巨額貿易盈余帶來的成本，另一方面，在貿易盈余不斷積累的條件下，放松結售匯制度對企業的約束對解決外匯儲備積累問題的意義不大。因為人民幣升值已經形成預期，不僅國際熱錢流入，而且國內企業也愿意（而不需要結售匯制強迫）將所賺得的外匯立刻（通過中國銀行）賣給中國人民銀行。因此，只有執行一種接近于國際收支平衡的對外經濟政策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流動性與貿易盈余的聯動機制問題。在這一點上，國際經濟學中國際收支調整機制的研究可說是抓住了關鍵。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居民多級持有的外匯儲備制度、匯金公司、增持黃金、放寬個人用匯標準對于處理目前的對外經濟關系問題所起作用與放松結售匯制大同小異，它們都是在既有對外經濟政策基礎上的緩沖機制。

人民幣匯率升值本來根本區別于上述措施，它可能通過改變中國產品的名義價格和實際價格來糾正中國國際收支的失衡。然而，這種結果是否實現受制于諸多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使用迅速升值還是緩慢升值。如果采用緩慢升值，就會給熱錢流入以時間，最后導致緩慢升值不可持續。特別是，如果在緩慢升值的幌子下，中國如果還對升值報有疑慮，熱錢流入的時間就會更加充裕，而同時貿易盈余還會積累。相比之下，一夜之間升值本來不會產生那種負效應。對此，一部分人以為它沖擊就業加以否定。而按照王今朝等（2011）第1、2章的理論，就業不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中需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從2006年至2011年，已經有大筆熱錢流入中國國內。這個時候，快速升值已經喪失了最佳時機，亡羊補牢也無法達到原本可以達到的效果了。因為流入到中國的熱錢在中國快速升值后，它就立刻實現了資本溢價。如果中國又允許它自由匯出中國，則中國的外匯儲備數月內就可能損失大半。

上述政策無法解決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上的不可持續性。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的轉型必須是如下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大量壓縮中國進口。中國存在大量的由于資本主義因素發展所產生的炫耀性消費品進口（比如，中國石油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錯誤地決策用合資企業辦法發展轎車工業產生的炫耀性消費品進口）、重復性資本品進口（比如，中國許多高校重復性進口西方國家的設備、儀器、圖書、教授）等。中國應該仔細審視進口資源的使用效率（必然存在極大余地），提高進口品的使用，壓縮進口的總量，以極大地改進中國進口政策發揮作用的效率。1949-1976年期間，印度的大學畢業生、碩士、博士擁有量遠超中國，許多人從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卻由于資本主義和封建種族主義的生產結構無法發揮效率，結果，加拿大學者發現，中國這一時期以更低的人力資本總量，卻由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激發出無比巨大的學習熱情（產業發展與知識進步產生了有機的結合），創造出遠高于印度的勞動生產率和人均生產總值（Riskin 1987）。同樣道理，不是一個簡單的進口總量決定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而關鍵是進口品如何最有效率地使用。只要我們把進口品的使用效率加以巨大的改進，那么，中國就可以大大地壓縮進口。比如，中國今天遍地的昂貴轎車、別墅、高檔衣服、高檔辦公樓、高檔飯店、遍地的“學術會議”，這些在西方都被許多學者視為資本主義的消費特征（如凡勃倫的炫耀性消費概念）。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人們不掌握私人生產資料、收入分配比較均等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浪費的。

許多人可能以為，壓縮進口是貿易保護主義。這是糊涂認識。貿易保護是在必須進口、進口有利的情況下，仍堅持不進口。如果不是必須進口、進口無利的情況下壓縮多余的不必要的進口，那就是科學的貿易政策。實際上，在國際貿易中，盡管不少進口品年度增長率驚人，但年度下降比率也完全是正常現象。比如，2008年相對2007年，中國大量商品的進口不僅在數量上大幅下降，在金額上也大幅下降了。見表2（原表9.2）。這些大量數據表明，壓縮進口并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激進（既然這些領域內生產者能夠忍受進口量的這樣的變化，整個經濟為什么不能忍受呢）。

表 2：中國2007-2008進口數量和金額的變化（金額單位：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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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17-10】

第二，大大壓縮中國出口。中國在壓縮進口后，就為壓縮出口打下基礎。畢竟，國際收支平衡是一種國家約束。然而，中國壓縮出口還不是簡單因為這種會計上的抽象原則。重要的是，中國今天的出口結構具有對中國社會的致命后果：1）它是用中國的環境惡化、資源耗竭來支援世界最富裕、自然資源最豐富的那些資本主義國家。2）它是把本來是社會主義國家主人公的工人和農民轉變為資本主義私人企業的雇傭奴隸。3）貿易盈余所積累起的國際貨幣在西方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通貨膨脹后即成為廢紙（這意味著中國是在把真正的資源直接間接白送給西方國家）。

據說，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中已經有一半以上由私人生產。在我們看來，這種所有制結構正是產生中國巨大社會問題的根源。就是在貿易問題上，它也是最主要的根源。如果沒有私人企業的出口，中國環境、資源、能源就會納入規劃管理的體系，做最有效率地使用，特別是真正用于改善人民生活。而如果被私人企業獲得其使用權，那么，最廣大的工人作為雇傭勞動者、雇傭奴隸能夠從中得到什么呢？只能分到殘羹冷炙罷了，而且還冒生命危險、疾病危險。不壓縮中國國內的資本主義私人生產，中國的出口壓縮政策即使制定出來，也會半路而終。

有人會說，壓縮私人生產，就業怎么辦？馬克思主義從來沒有因為資本主義有充分就業就認為資本主義不被社會主義所代替。社會主義的保障制度（不是西方的社會保障）完全可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就業只是一個問題（今天中國許多學者把它強調過了頭，用就業問題恐嚇中國的領導人），而根本不會構成對社會主義發展的威脅，只要真正是社會主義。

實際上，在國際貿易中，盡管不少出口品年度增長率驚人，但年度下降比率也完全是正常現象。比如，2008年相對2007年，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不僅在數量上大幅下降，在金額上也大幅下降了。見表3（原表9.3）。

表 3：中國2007-2008出口數量和金額的下降（金額單位：萬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9》表17-9】

很顯然，上述出口的變化（約占出口商品總量的1/3）并非政府的有意而為，而是市場環境發生變化的結果。政府的有意而為只不過至多將會使出口商品中出口數量和出口金額都發生下降，部分出口下降，出口金額反而可能上升。當然，上述出口的巨幅變化部分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所產生的結果。我們不厭其煩地羅列上述數據的目的是要指出，把經濟危機引起的出口下降看成正常現象，而把政府根據自己國家的正常需要調低出口看成異端，在邏輯上是荒謬的。

壓縮出口是比較簡單的。那就是把今天中國已經頒發出去的出口許可證逐步地收回，對外貿易權全部收回到國有公司中。但這里還有一些問題，那就是外資政策。可以用加強稅收、貨幣、勞動、國有化率等政策，削弱外資公司相對中國國有企業的優勢，從而為國有企業發展建立起良好的社會政策環境。中國受外資的技術優勢、管理優勢誘惑已經30年。外資公司相對于中國今天的經濟總量、社會有機運作顯然偏大。因而同樣也要壓縮。壓縮了外資公司，就與壓縮中國私人企業一樣，為真正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創造出空間。這并不是說公有制企業的生存、發展非要以人為地壓制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為條件。從理論上可以證明，在可比性條件下，公有制企業一定比私人企業有效率。也就是，公有制企業一定可以在市場競爭中戰勝私人企業。我們這里提出的壓縮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政策建議是為了給國有企業的快速重新生長創造最優條件。畢竟，改革開放30年，是國有企業為私人企業發展、外資企業發展付出了重大、慘重代價（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積累、國家財政主要是國有企業等）。本來，如果中國在過去30年中仍然如1949-1976時期一樣發展公有制經濟，私人企業和外資企業這樣的發展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說，中國在企業發展上產生了嚴重的鳩占鵲巢現象。現在，鵲要把巢奪回來。

中國壓縮進口和出口對于提高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上的利益這里就不加以論述了。我們只是要指出，在這方面，擴大出口和進口有害，壓縮出口和進口有利。而且，前者害處大大，后者利益大大（包括國際力量對比、地位提升、發言權擴大、貿易條件改善、而西方等國也就不會因貿易順差指責中國了等）。總之，這里再一次表現出辯證法，即并非越大越好，越小反而越好。

第三，賣出以外匯購買的西方債券，同時制定出實行外匯雙軌制的預案，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堅挺貨幣。十年前（21世紀初），不少學者提出，中國購買國外債券是不利中的有利（即相當于存款還有些利息）。而從西方危機后發生的事件看，購買國外債券是不利中的大不利（雖然沒有利息，但還能有本金）。因此，大幅減持西方國家債券是保護中國社會利益、政府利益的最明智之舉。既然西方國家已經讓中國忍受了巨額損失，中國自然沒有義務維護西方的市場穩定。中國以此為要挾，在較好條件下，還有可能挽回一些失去的損失。而切實執行這種政策，就會使中國免受重大損失。當然，這是以西方國家不發生嚴重通貨膨脹為條件。長期而言，為了免受西方長期來看必然發生的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損失，中國在外匯儲備持有量上不能學習日本。中國擁有一個可以支付數月進口之用的外匯儲備即可。而且只能這樣，必須這樣，可以這樣。那時，即使中國因不虞之需而需要更多外匯，完全可以用國家信用來支付幾十億美元的債務。這種債務比持有美元這種資產要合算得多。

鑒于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總量，鑒于金融賬戶大批資金還在流入中國，鑒于中國有關部門打算允許人民幣更多升值，我們認為，中國必須制定出在緊急情況下實行外匯雙軌制的預案。大量的熱錢流入目的就是通過短期投機獲得巨額利潤，如果根據有關部門或有些學者的愚見，采取彈性制，據我們的觀察，這些人不把中國推向浮動匯率制就會永遠喋喋不休。而在目前高額外匯儲備、熱錢大量流入情況下，貨幣升值也好，浮動匯率制也好，只能把中國引向當年泰國、墨西哥、阿根廷外匯危機一樣的境地。而由于中國今天國內貨幣的大量供應，最終的結果只能是人民幣幣值的巨額貶值和國內的高通貨膨脹。一旦走到那時，中國社會不發生動亂也就不可能了。為了防備這種可能，中國在打算升值時，必須隨時準備遇到外匯流出中國的現象發生時，把流出的人民幣匯率貶值，而把流入的人民幣升值，從而把任何外國游資在中國投機所能得到的任何利潤都截流在中國。只有這樣，庶可保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穩定。否則，不出幾年，東亞、北美、南美發展中國家的危機就有可能在中國重演。從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看，這也不能看成是聳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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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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