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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對我的栽贓構陷、封堵打壓，以及在全世界制造的種種禍端，給我們上了警醒的一課，讓我們重新明白：帝國主義就是掠奪，帝國主義就是欺壓，帝國主義就是搗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就是我國發展進步的絆腳石或攔路虎。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與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而要與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就必須弘揚抗美援朝精神；而要弘揚抗美援朝精神，就必須光大抗美援朝文學。

抗美援朝文學：中國精神的巍峨豐碑

——答鳳凰衛視記者問

（2020年9月4日）

劉潤為

 

一

 

問：抗美援朝時期，很多文藝工作者親臨前線，創作了一大批文學作品.。請您詳細點評這些作品，并且談一談這些作品在當時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影響,可以嗎？

 

答：抗美援朝文學是一個蔚為大觀的文學現象。從空間看，它波及全國，參與創作的，不僅有作家、記者，還有萬千普通工人、農民和解放軍（志愿軍）指戰員及海外華人；從時間看，它從抗美援朝前夕一直持續到今天，而且還將持續下去。從文學樣式上看，有小說、散文、特寫、通訊、報告文學、傳記、戲劇文學、影視文學、詩歌、快板詩等等，幾乎囊括了所有體裁，可謂爭奇斗艷，美不勝收。

 

遵照你們擬定的采訪提綱，我們把話題限定在曾親臨抗美援朝前線的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但是其中有些作品又被改編成其他藝術樣式，或者與其他藝術種類有密切的聯系，所以我們的話題以文學作品為主，兼及其他，您看可以嗎？

 

即使限定在這個范圍，也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我沒有能力做出全面、系統的回答，而只能談一談印象較深的幾部作品。這就難免掛一漏萬，留下不少的遺憾。

 

談抗美援朝的文學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

 

你們可能會說，這是歌啊？的確是歌，但它首先是一首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首詩是我們的人民子弟兵自己創作的。作者叫麻扶搖，是我人民解放軍炮一師的一位連指導員。入朝參戰前夕，他受全連指戰員委托，起草并在出征誓師大會上宣讀誓詞。這篇誓詞的原文是：

 

“雄赳赳，氣昂昂，橫渡鴨綠江。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中華好兒女，齊心團結緊，抗美援朝鮮，打敗美帝野心狼！”

 

因為這篇誓詞說出了廣大指戰員的心里話，所以就作為一首詩在炮一師不脛而走。新華社隨軍記者陳伯堅到炮一師采訪時發現了這首詩。抗美援朝第一次戰役后，陳伯堅采寫了一篇戰地通訊，題目叫《記中國人民志愿軍部隊幾個戰士的談話》。他特意把麻扶搖的這首詩放在這篇通訊的開頭部分，鄭重推薦給廣大讀者。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陳伯堅在向讀者推薦這首詩時，并未全篇照錄：一是把“橫渡鴨綠江”改成了“跨過鴨綠江”；二是把“中華好兒女”改成了“中國好兒女”。1950年11月26日，《人民日報》在發表發表這篇通訊時，又著意把這首詩放大了字體。這個意圖是相當明顯的，就是要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果不其然，這首詩產生了巨大社會反響。很快，藝術家周巍峙就為這首詩譜了曲。可能是由于韻律的需要，也可能是為了統一提法，周巍峙又把“抗美援朝鮮”改成了“抗美援朝”。11月30日，也就是發表陳伯堅戰地通訊后的第4天，《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這首歌，歌名《打敗美帝野心狼》。后來，周巍峙又把它更名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

 

“從血管里流出來的都是血，從水管里流出來的都是水。”如果不是身經百戰、每戰必勝的戰士，在即將面對新的生死考驗時，斷然不會生出如此豪情，充滿如此必勝的信念。這首豪氣干云又簡潔明快的詩，配上節奏鏗鏘的旋律，就成為一首氣勢雄壯、意態昂揚的進行曲。它一問世，就以連當代新興媒體都望塵莫及的速度傳遍前方和后方，真正成為鼓舞軍民、激勵軍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可以說，《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的歌詞，是抗美援朝文學的第一個經典。

 

說到抗美援朝的文學作品，我們不能忘了楊朔和他的《三千里江山》。

 

楊朔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頗有影響的作家，曾被邀請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但因路途周折，錯過了會期。這位作家對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和新中國建設懷有極大的熱忱，而且文筆優美，比興、象征等手法運用得得心應手，尤其是寫得一手好散文。

 

1950年，他跟隨由鐵路工人組成的志愿軍入朝，1953年出版了中長篇小說《三千里江山》。這部小說以他慣有的優美語言和長于抒情的筆調，真實、生動地展現了我鐵路工人粉碎敵軍破壞，保障交通線暢通的英雄壯舉，以及他們與朝鮮軍民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誼。因此，楊朔曾榮獲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頒發的二級國旗勛章。

 

現如今，這部作品已經很少被人提起了，但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卻是一本受到億萬讀者喜愛的讀物。我上初中的時候，每逢寒暑假，語文老師都要從圖書館挑出一些文學作品發給我們回家閱讀。有一次，大概是1963年暑假前，老師發給我的就是楊朔的《三千里江山》。因為我想看法國科幻小說《神秘島》，便要求老師調換一下。老師長嘆一聲說：真是肉多了，就不知道哪塊香了！意思是批評我不但挑肥揀瘦，而且不識貨。這時，另一位同學立即應聲說：老師，我要《三千里江山》。暑假過后，那位同學就在我們班大講這本書如何好。于是，這本書便在我們班傳閱開來，直到寒假前才被送回圖書館。

 

1952年秋，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為了挽回戰場上的頹勢，在上甘嶺地區發動了一場名為“攤牌計劃”的攻勢。他們用兩個師的兵力去爭奪我方兩個連控制的高地。戰斗的激烈程度為世界戰爭史所罕見。侵略軍用炮彈和炸彈把我方陣地的山頭削去兩米，向我軍發動900多次沖鋒，敵我反復爭奪陣地達59次，持續鏖戰43天。我志愿軍戰士在缺水斷糧的困苦條件下，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勇氣，一次次打退敵人的瘋狂進攻，最終取得了戰役的勝利。志愿軍戰士的英勇頑強感動了我們的作家、藝術家。作家陸柱國很快寫出了中篇小說《上甘嶺》，于1953年由《解放軍文藝》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前后發表、出版；電影藝術家沙蒙、林彬等又把這場戰役搬上了銀幕，于1956年12月在全國公映。于是，小說《上甘嶺》和電影《上甘嶺》就成為抗美援朝文藝經典中的雙子星座。

 

關于這兩部同名作品的價值，用不著我來評論，看一看“00”后的觀后感就夠了：

 

“真想生在那個年代，哪怕當一個排頭兵也好！”

“美帝就是紙老虎，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

“珍惜和平安寧的日子吧！”

“以中國之少年，建少年之中國！”

 

你們看，這些話說得多好啊！這就是經典的魅力，經典的永久魅力！

 

路翎的《洼地上的戰役》也是一篇較早創作的中篇小說。

 

作品寫了一位志愿軍戰士與一位朝鮮姑娘之間的朦朧愛情。作品剛一發表，即引起很大爭議，后來又受到嚴厲批判。求實地說，這是一篇相當優秀的作品，批判它是不對的。為什么這樣說呢？其一，青年男女在相處中產生一些好感、一些愛慕，乃人之常情。連早期的儒家都承認“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作為共產黨人的我們更不能像程朱理學那樣把它視若洪水猛獸。尤其是對嚴酷戰爭環境下青年男女之間產生的情愫，更應當多一點理解，至少不能在他們身上抽鞭子吧？二，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感情發展是有嚴格限度的，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并未走到違犯戰場紀律那一步。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推動這對青年產生感情的都是一些高尚美好的東西，如志愿軍戰士與房東宛如一家的親情，我志愿軍戰士純樸、善良、勇敢的品質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路翎絕不是為寫愛情而寫愛情，更不是像今天的一些作家那樣展示粗鄙的情欲，而是在愛情與軍紀的沖突中張揚我志愿軍戰士和朝鮮人民的美好心靈，謳歌中朝兩國人民的戰斗友誼。這有什么不好呢？

 

在這里，我還要向你們推薦一下和谷巖。目前，他已經基本上成為被文學圈子遺忘的角落。其實，他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作家。你們都看過電影《狼牙山五壯士》吧？他就是這個電影的編劇之一。他是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的，1956年回國后才開始文學創作。他的抗美援朝作品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短篇小說《楓》，一個是長篇小說《三八線上的凱歌》。兩個作品寫得都很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實現了主旋律與藝術的比較完美的統一。其中的《楓》，無疑是他的代表作。這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后，即獲得1956年全國青年優秀創作獎，并被譯成數國文字介紹到國外。著名作家，當時的文化部長茅盾撰寫評論予以高度評價，著名教育家葉圣陶則把它選入初中語文課本。我就是在上初中時學習了這篇課文的。

 

作品的故事情節并不復雜，只是寫了我志愿軍一位汽車司機和他的助手的故事。助手天性愛美，總是把一束楓葉放在擋風玻璃的右側。司機則不喜歡，總是把楓葉一次次扔出窗外。然而，在助手為保護汽車及其所載物資犧牲以后，司機一改原先的習慣，總是把一束楓葉擺在原來的位置。這篇作品敘述得十分平靜，卻有著一種深沉的情感沖擊力。那時，我曾經多次閱讀這篇課文，每次閱讀都不禁潸然淚下。尤其是結尾，那束跳動著的火紅的楓葉，已經永遠地刻印在我的記憶里。

 

巴金可能是抗美援朝作家中名氣最大的一位。他曾兩次入朝，與很多志愿軍戰士有過親密交往和深入交流。回國后，巴金寫了不少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中篇小說《團圓》。這篇作品延續了作家從倫理關系透視社會本質、傳達時代精神的創作特長，以抗美援朝戰場為背景，在演繹父子、父女、兄妹、革命同志之間悲歡離合的曲折故事中，揭示革命事業的艱難歷程和革命者的偉大精神品格。這篇作品在1961年發表后，受到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熱烈歡迎，長春電影制片廠也立即啟動把它改編成電影的工作。經過三年的艱苦努力，根據巴金小說《團圓》改編的電影《英雄兒女》被搬上銀幕。

 

與原作比較，電影更加突出并強化了王成的英雄形象。據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戰士們講，王成是志愿軍群體中成千上萬的英雄人物的高度典型化。例如高喊“向我開炮”的通訊步話員趙先友、蔣慶泉、于樹昌，抱起炸藥包沖向敵陣的步兵連長楊根思，如此等等，不勝枚舉。上世紀90年代，原北京軍區某集團軍為趙先友烈士樹立塑像，巴金特意親筆題字：“王成式的戰斗英雄—特等功臣趙先友”。電影的成功，仿佛為這部經典插上了跨越時代的翅膀，感染、激勵、塑造著一代又一代的來者。北京市委講師團一位80后的青年同志曾對我說過：“這些年拍的片子，沒有一部能像《英雄兒女》那樣讓我感動。”

 

長篇小說《激戰無名川》，被原鐵道兵官兵和現今中鐵集團的工人階級稱為“我們的經典”。這部作品以楊連第等一大批鐵道英雄為原型，以他們的英雄事跡為素材，起伏跌宕、蕩氣回腸地描寫了鐵道兵某部九連指戰員在朝鮮軍民的支持、配合下，用鮮血和生命鑄成“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的故事。

 

作者鄭直1948年在東北參加我解放軍鐵道縱隊，1950年作為鐵道兵入朝參戰。在朝鮮的鐵路線戰場，他接觸到許多英雄人物，見證了許多戰友的壯烈犧牲。這段非凡的人生體驗躁動于胸，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但是由于從未搞過創作，難免要經歷一些艱難曲折，一直到1972年才完成創作并得以出版。我記得當時有好幾家廣播電臺連播這部小說，有的話劇團還把它改編成話劇演出。不過，影響最大的還是據此改編的電影。那個時候，劇作家黃宗江很積極，當仁不讓地承擔了改編工作。

1975年，八一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同名電影在全國公映，形成了從城市到鄉村人人爭看的熱潮。當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部作品也是有缺點的，主要是在英雄人物的描寫上，崇高的一面寫得多，平凡的一面寫得少。但是，瑕不掩瑜，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缺點而否認它的經典地位。其實，古今中外，很多經典都是有毛病的。韓愈的《石鼓歌》，就有不少臆測瞎說的成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的那些大段議論，也是令人不忍卒讀的。

 

總之，以上談到的這些作品，都很優秀，都在當代文學史上占有不可否定的地位，但是要論抗美援朝文學經典中的壓軸之作，當推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

 

二

 

問：今年是魏巍誕辰100周年。聽說您與魏巍比較熟悉，您能具體地談談魏巍其人和他的抗美援朝作品嗎？特別是《誰是最可愛的人》，作為中學課文，您還記得學習它的情景嗎？

 

答：我與魏巍的交往始于1991年。那時，我在光明日報社文藝部工作。因為向魏巍約稿，或經常在一些研討會上見面，慢慢地就熟了起來。我對這位老人家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三點：

 

一是待人坦蕩而莊敬。

 

無論是私下談話、會上發言還是寫文章，老人家從來都是出以本色、發乎本心，有一說一、有二說二，說到痛快處還經常朗聲大笑，從不嘩眾取寵、漫為大言，從不違心媚俗、詭言邀寵，也從來沒有那種欲言又止、欲進又退的忸怩和世故。

 

孔夫子說：“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馬克思恩格斯說：“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毛澤東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襟懷坦白”。可以說，魏巍的待人接物，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更表現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所謂莊敬，就是與人交往既有原則（如不吹吹拍拍、不拉拉扯扯等等），又恭敬有禮。1997年，國史學會的一個研討會散會以后，我眼見魏巍攙扶著劉志堅走出會場。其時，劉志堅85歲，魏巍也77歲了。望著兩位老人離去的背影，我不禁生出一種莫名的感動。2003年5月，我請原北京軍區政治部的張月奎同志給老人家捎去一件小禮品。是什么已經忘記，但肯定不是什么值錢的東西。未幾，即收到老人家來信：

 

“潤為同志：張月奎同志捎來的禮物收到了，甚精美，謝謝。當然更感謝的是你還沒有忘掉我。/我身體尚好……有什么有意思的材料可寄一點。照信封上寫即可收到。/祝早日戰勝非典，掃除妖氛。/多保重，全家好。/魏巍/03.5.21”。

 

從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體察朋友的心意，并且還之以禮，這就是魏巍！

 

二是思維敏捷而清晰。

 

在多年的編輯工作中，我經常會約一些作家寫些議論性的文字。不須諱言，有些作家，包括一些著名作家，上了年紀以后，頭腦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要么說車轱轆話，一個意思重復兩三遍；要么文意散斷，前言不搭后語；要么雜糅，語句像亂麻一樣摻和在一起。每逢遇到這種情況，便覺得十分頭疼。約了稿，又不能不用；不改吧，又交待不過去；大改呢，又怕傷了老作家的自尊。怎么把文章改好又要讓老作家滿意，這是要經常遇到的挑戰。

 

相比之下，愈發顯出魏巍的可貴。約他寫稿，一是交稿快；二是條理清楚，語言簡潔明快；三是能抓住要害又見解獨到，常常給人以悟悅我心的驚喜。有一個成語，叫“不刊之論”。“不刊”，就是不可修改。晚年魏巍的議論文字，在編輯那里就是不用改，或極少要改的。古人說：“智者樂水”。可以說，魏巍的大腦，自始至終都像一條奔流的溪水，清澈而充滿活力。

 

三是信仰堅定而熱忱。

 

魏巍首先是共產黨員，其次才是作家。為了黨，為了人民，為了共產主義事業，他奮斗了一輩子、奉獻了一輩子。尤其是在晚年，他不計得失毀譽，與各種危害黨和人民事業的錯誤思潮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表現出了一位共產主義戰士最可寶貴的政治品格。

 

那是2008年8月的一天，老人家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一次從昏迷中醒來，看到孫兒守候在病床前，老人家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我交代你的只有一句話：繼續革命，永不投降！記住沒有？”孫兒含淚答道記住了，老人家仍不放心，又讓孫兒復述了三遍。這一幕臨終叮囑，堪比宗澤三呼“渡河”而卒的悲壯。

 

毛澤東曾經說魯迅“是一株獨立支持的大樹，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著一個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絕不中途投降妥協。”（《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4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用這些話來評價魏巍，也是十分貼切的。或者說魏巍就是當代的魯迅，似乎也并不為過。

 

我們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不難看到，有些人入黨、宣誓，在當初也許不能說是假的，但是當壓迫或誘惑到來的時候，那個信仰就動搖了，甚至成為革命隊伍的叛徒或國家民族的敗類。個中原因當然十分復雜，但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就是他們對于信仰缺少熱忱。什么叫熱忱？就是全身心地投入，就是成為內在的生命需要，就是獲得了情緒、情感的形式。

 

魏巍在黨的教育下，在和工農兵生死與共的摸爬滾打中，那種革命理想逐漸滲入整個生命的各個方面，成為主宰、支配一切需要和行動的靈魂。人的信仰一旦達到這種深度，也就脫胎換骨。不是么？在魏巍及其他共產主義戰士那里，如果放棄信仰，其他的生命需要（本能、榮譽、地位等等）再怎么得到滿足，也會感到生不如死的痛苦。相反，只要是在為信仰奮斗，其他一切需要的欠缺都不在話下，甚至不怕犧牲自己的生命。

 

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共產黨人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但是，怎樣才能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呢？我想，我們從魏巍及其他一大批共產主義戰士那里是可以找到非常具體的答案的。

 

在抗美援朝作家中，魏巍的貢獻是十分突出的。他三次入朝，并且屢屢深入前沿陣地；他寫了很多作品，僅僅收到《魏巍文集》里的通訊、特寫，就有18篇之多。不過，最為讀者推崇的，還是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和長篇小說《東方》。

 

《東方》的結構頗具匠心。它以志愿軍某英雄團為中心，設置了朝鮮前方戰爭與國內后方階級斗爭兩條線索，彼此互為因果、互相交叉、互為映襯，生動塑造了郭祥、楊雪、楊大媽等普通戰士和農民的英雄形象，深刻揭示了中朝兩國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這是作者在朝鮮前線生活積累的系統性總結，是經過長期沉淀后提煉出的藝術精華。作者于1959年動筆，1975年完成初稿，后又幾經打磨，直到1978年才出版面世。那個時候，它是全國各家書店十分暢銷的書籍，多家廣播電臺進行連播，在大學的當代文學課上，也是老師和同學們討論的重要話題。

 

比較之下，通訊《誰是最可愛的人》則是及時地配合抗美援朝戰爭的作品。它寫作于1951年4月1日，9天后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此時距離我第一批志愿軍部隊出國作戰，僅僅過去半年的時間。它在當時引起的轟動，恐怕是在世界文學史上都極為罕見的。從中央到地方，從朝鮮前方到祖國后方，從碉堡、防空洞到車間、田野，形成了一股爭看、爭傳這篇作品的浩大熱潮。毛澤東批示：“印發全軍”；朱德連聲稱贊：“寫得好”；周恩來在第二次文代會上講話時，當著全體與會代表對魏巍說：“我感謝你為我們子弟兵起了個‘最可愛的人’這樣一個稱號。”前方將士從榜樣身上汲取了勇氣，后方同胞由看到前方戰士的可愛而倍增生產支前的干勁。事實證明，它真正成為一種強大精神動力，有力地推進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進程。

 

后來，這篇作品作為經典被選入初中語文課本。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學習這篇課文的情景。我上初中的時候，同學們都要很早來到學校，預習當天所要學習的課程，師生們稱之為早自習。一天早晨，我們所要預習的正是《誰是最可愛的人》。開始時同學們只是靜靜地默讀，后來是七嘴八舌地低聲朗讀，再后來竟變成一起高聲誦讀。上課時，老師講得認真，全班同學也聽得格外認真，竟然奇跡般地沒有任何交頭接耳的私語。課后，老師要求背誦課文的開頭三段和最后一段。單元考試時，有一道題，就是默寫課文的前三段，全班47個同學竟無一人出錯。這在我們初中三年的語文學習中是絕無僅有的一次。事情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至今我還能熟練地背誦第一段。

 

那么，它為什么那樣受到我們的喜愛呢？ 我想主要原因有三個：

一是文章寫得很美。比如排比句式恰到好處的運用，使人讀起來朗朗上口，有一種節奏上的快感。又如極富創意的比喻。我們都知道，古人形容男子挺拔的身姿，一般都是用“玉樹臨風”之類的詞語。杜甫在《飲中八仙歌》中寫貴族青年崔宗之的詩句就是：“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但是魏巍卻說志愿軍戰士馬玉祥“站在那兒，像秋天田野里一株紅高粱那樣的淳樸可愛”。這一比喻極為傳神地道出了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他們不是貴族青年，他們來自農村，天然地帶有田野的氣息，已經經歷并且還在經歷雨淋日炙甚至槍林彈雨的洗禮。沒有對于勞動大眾的深厚感情，沒有對于人民子弟兵的深刻理解，是不可能有這樣的藝術創造的。

 

二是充沛的抒情色彩。作者對于志愿軍戰士的熱愛之情、崇敬之情，確實像潮水一般，“在放縱奔流著”，洶涌澎湃、一瀉千里。這就給我們這些處于易感期的孩子們以極大的情感沖擊，讀來常常是熱淚盈眶，甚至抽泣不已。有人說這篇文章寫得不夠含蓄，這是學院派的迂腐之見。含蓄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不可以絕對化。含蓄與否，要看寫作對象、要看文章的用處。比如《大刀進行曲》，如果含蓄起來，還能鼓舞、激勵人心嗎？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如果寫得含蓄，寫得像克羅德·西蒙的《弗蘭德公路》那樣讓人摸不到頭腦，我們的戰士、工人、農民是不會理睬它的。

 

其三是為我們提供了學習的榜樣。那個時候，我們作為十四五歲的孩子，和今天的孩子們一樣，也是很追星的。不過我們所追的星，不是歌星影星娛樂星之類，而是一些腳踏實地的杰出人物：一類是科學家，如愛因斯坦、齊奧爾可夫斯基、華羅庚、李四光等等；一類是古代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戚繼光、林則徐等等；一類是革命英雄，如劉胡蘭、董存瑞、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張積慧、劉文學、向秀麗、雷鋒等等。課文中所寫的那些志愿軍戰士，正是黃繼光、邱少云、羅盛教式的英雄人物，恰好適應了我們那一代青少年精神成長的需要。有人說，我們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我要說，狼奶總比城狐社鼠的奶好。喝狼奶骨頭硬、免疫力強，百折不撓、百毒不侵。

 

 

三

 

問：最后，您能不能談談抗美援朝文學的特點是什么？對今后社會進步、文學發展有何影響？

 

答：抗美援朝文學運動是延安文藝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在創作宗旨、創作方式、藝術規范上，它與延安時期的文學(我們一般習慣地稱之為解放區文學)是一樣的，或者說是差不多的。不同之處在于創作題材和精神內涵的差別。解放區文學寫的是創建新中國的斗爭，抗美援朝文學寫的保衛新中國的斗爭；解放區文學反映的是發生在國內的反侵略、反壓迫戰爭，抗美援朝文學反映的是中朝兩國軍民的反侵略戰爭；解放區文學表現的是抗戰精神和人民民主革命精神，抗美援朝文學表現的是抗美援朝精神。

 

那么，什么是抗美援朝精神呢？概括起來，就是愛國主義、國際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三個方面。這既是對于中華民族精神的忠實繼承，又是對共產黨人、人民戰士革命精神的揚厲。中國古代仁人志士的愛國，不能說完全是為了君王，為了封建統治者。在他們那里，君王和民眾是一體的，忠君即愛民，愛民即忠君，而看不到或者不愿看到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對抗性的矛盾。因此，往往把維護君王作為愛國的第一選項，正所謂“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這是歷史的局限，作為后人的我們是不可以因此而苛責前人的。

 

共產黨人、人民戰士超越古人的地方，就在于他們把人民作為愛國的唯一選項。恰如《誰是最可愛的人》里那位普通戰士所說：“我在這里吃雪，正是為了我們祖國的人民不吃雪”；“我在那里蹲防空洞，祖國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厚大度的民族，從來不以鄰為壑、一向反對恃強凌弱，始終主張“協和萬邦”、“守望相助”。你們知道，春秋時期，齊桓公救援燕國，幫助邢、衛兩國重建，都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這一優秀傳統到在共產黨人和人民戰士這里，則被提升到爭取世界勞動者階級解放進而實現全人類解放的高度。這是什么？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的馬玉祥，拼著性命從烈火中搶救朝鮮兒童，就是把朝鮮兒童看作自己的兄弟，把朝鮮人民當作自己的同胞。我們常說中朝兩國人民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而凝成這種友誼的精神動力就是崇高的國際主義。在這里，愛國主義是根本，國際主義是愛國主義的延伸或擴展，革命英雄主義則是由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生發出來的英勇與剛強。“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勛？”

 

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這種氣概一旦植根于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之上，就會迸發出排山倒海的偉力，放射出照耀千古的絢麗光芒。王成（《英雄兒女》）、吳天寶（《三千里江山》）、張文貴（《上甘嶺》）、郭鐵（《激戰無名川》）等志愿軍英雄，為什么能夠一往無前、視死如歸？就是因為他們戰勝了自私和狹隘、可憐和渺小。他們在奮斗、犧牲中體驗到的不是委屈和痛苦，而是一種為正義和崇高獻身的大快樂和大幸福！這樣的情懷、這樣的境界，是那些蠅營狗茍的民族敗類們所永遠都無法理解的。

 

正是憑借抗美援朝精神，我們的志愿軍戰士打出了軍威國威，打出了和平安寧，打出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尊嚴，使得我軍、我國不僅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稱贊，也贏得了對手的尊重。去年的一次研討會上，我見到駐港部隊原副司令員王郡里。午飯時他對我說：我接待過美國一個艦隊的來訪。在和對方司令的交談中知道，我倆的老爸在朝鮮戰場上曾經是對手。那位美艦司令馬上把手機調到免提狀態，跟他老爸通了話。他老爸說什么，我聽不懂。那位司令請翻譯轉述說：他聽說我與你在一起感到很激動。他讓我通過你，對你英雄的父親及中國軍隊全體英雄老兵致以崇高的敬意！

 

正是憑借抗美援朝文學，讓中國人民在藝術觀照中確證了自己的黨、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國家的偉大，從而激發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信心和無窮力量；正是憑借抗美援朝文學，讓世界人民認識了新中國，新中國的人民，新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從而形成了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完全可以自豪地說，偉大的抗美援朝文學，是人類和平的燦爛花朵，是新中國的生動肖像，是中國精神的一座巍峨豐碑！

 

在半個多世紀里，不管風云如何變幻，廣大人民群眾對于抗美援朝文學的熱情始終不曾消褪過。但是一個時期以來，它卻受到文學界、教育界的冷落、貶損和否定，有的甚至被移除語文教材，這是出現文藝亂象、教育亂象的一個重要原因。習近平同志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這是發展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原則。而要把這一原則落到實處，就必須撥亂反正，學習抗美援朝作家們的創作精神。

 

要像抗美援朝作家們那樣有擔當。什么是擔當？就是責任或義務，就是要明白文學的性質和功能，讓自己的創作自覺地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事業服務。抗美援朝是那個時候新中國的命運所系，是全黨全國工作的大局。我們的作家們紛紛以筆為刀槍，投入抗美援朝的斗爭，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有人說，強調擔當、責任、義務，會妨害創作自由，寫不出好作品。這其實是逃避擔當的一種遁詞。正如黑格爾所說：“義務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義務就是達到本質、獲得肯定的自由。”有擔當就寫不出好作品么？上面提到的那些，哪一部不是堪稱經典的好作品呢？相反，那些遠離人民、逃避責任，去思想化、去價值化、去歷史化、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東西，哪一個不是文字垃圾呢？

 

要像抗美援朝作家們那樣扎根生活、扎根人民。回頭去看抗美援朝作品，沒有一部是面壁虛構、凌空蹈虛、無病呻吟的東西，無不蘊涵著深厚的生活積累和情感積累。有的作家甚至干脆就在前線進行創作。例如陸柱國的《上甘嶺》，就是“在結冰的碉堡里面，突擊了十幾個晝夜寫完的。”他說，“這有很大的好處，周圍的戰爭氣氛會很快地跑到筆下，耳旁的炮聲，更能激發自己的創作熱情，使我凍裂的手不離開紙筆。”曹雪芹曾說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滋潤了筆墨，而我們的抗美援朝作家卻是讓滾滾硝煙、隆隆炮聲雄壯了筆墨。這是一種怎樣的境界！須知，深入前線、在前線寫作，不但極為艱苦，而且是有生命危險的。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在任何時代條件下，躺在安樂窩里，都不會寫出有出息的作品。

 

令人遺憾的是，多年來我們忘記了帝國主義的本質，拋棄了斗爭精神，這讓我們吃了大虧。如今，帝國主義又撅起尾巴搗亂來了。我常對朋友們說，特朗普這個人好啊，應當像毛主席談赫魯曉夫那樣，給他頒發一個臉盆大的24K金的獎章。特朗普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他是一個美國版的申公豹。《封神演義》里的申公豹，有兩個特點：一是面部朝后，在別人看來是前進的東西，在他看來就是倒退的東西；相反，在別人看來是倒退的東西，在他看來就是前進的東西，因而總是倒行逆施。二是他閑不住，總是要搗亂破壞、無事生非。中國民間有一個歇后語，叫作“申公豹的嘴—搬弄是非”。

 

近年來，以特朗普為首的美國政府對我的栽贓構陷、封堵打壓，以及在全世界制造的種種禍端，給我們上了警醒的一課，讓我們重新明白：帝國主義就是掠奪，帝國主義就是欺壓，帝國主義就是搗亂，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就是我國發展進步的絆腳石或攔路虎。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必須與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而要與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就必須弘揚抗美援朝精神；而要弘揚抗美援朝精神，就必須光大抗美援朝文學。這就是結論，一個大致不錯的結論。

（來源： “紅色文化網” ，原載《中華魂》2020年第10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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