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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為：懷念李爾重同志

點擊：4975 作者：劉潤為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5-15 1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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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李爾重同志】

李爾重是我的同鄉。我們的家鄉有一條西向的河，原名浭水。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欽二帝被金押往五國城時經此水，徽宗趙佶嘆道：“凡水皆東，唯此獨西。吾安得似次（按：同“此”）水還鄉乎？”時人傷之，遂更名為還鄉河。有詩云：“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浭水自還鄉。”這條河在我們那里走了一個“之”字。李爾重的老家王毫莊在河西，我的老家在河北，相距大約6公里，同屬河北豐潤，上世紀70年代還同屬沙流河工委（縣委的派出機構，下轄4個公社）。

老人家是家鄉父老們引以為榮的話題。究其原因，倒不在于他的官階（論官階，有的比他高，但是沒有多少人理會），而在于他的傳奇經歷，特別是才名。他14歲考入車軸山中學；15歲偷讀《共產黨宣言》，被學校當局警告；16歲參加薄一波領導的唐山兵暴，被學校當局開除。后來憑借自學，先后考取北平大學農學院、北京大學哲學系，繼而又東渡日本，與同鄉楊向奎先生等一起，進入仙臺帝國大學學習。上世紀50年代，老人家的散文《武漢關的鐘聲》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更使得他在家鄉聲名大震。我讀初中時，曾從老師那里得知，毛主席曾經贊賞說：在我們黨內，河北有兩個才子，一個是王任重，一個是李爾重，二重。

【毛主席接見李爾重(右2)等同志(1955年)】

我與老人家相識純屬偶然。那是1993年12月的一天，我應邀到楊向奎先生家里談《紅樓夢》的問題，恰好李爾重也在。楊向奎先生介紹說，豐潤作家王家惠寫了一篇考證文章《曹淵即曹顏——曹寅曾過繼曹鈖之子》，潤為同志寫了《曹淵：<紅樓夢>的原始作者》，對《紅樓夢》的作者問題提出了新的看法。對此，老人家頗感興趣，于是留下他在武漢的地址和電話，囑我一定要把兩篇文章寄給他。1994年1月，即收到老人家的長信。信中，老人家既肯定了我們的觀點，又指出了不足。他說：

“你的和王家惠同志的文章都讀了，有說服力，只是缺少一個直證材料。我看過一九四九年修的江西武陽渡曹氏總譜、曲陽的曹譜、豐潤的光緒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修的曹譜，都沒有曹寅一支的下落。我認為這是修譜人故意干的，因為曹寅家抄了家，所以修譜人不肯把他們列進去。這種例子在歷史上是有的。比如司馬遷受腐刑后，他的韓城老家的司馬姓都改了，有的把司加了一豎，改姓同，有的把馬加了兩點，改姓馮；湖北英山縣是畢升的老家（此事已完全查有實據），但因為畢升后人有用活字印刷偽造文書而被抄家者，所以那里姓畢的都改姓了田。

“看來從現有的家譜里很難找到確證。

“但冀東的曹家自曹端明北遷豐潤之后，已蕃衍于遵化、豐潤、寶坻、玉田等縣，已知者有近四十個村莊。別村是否還有材料可查？冀東的旗地，集中于玉田、寶坻和豐潤、遵化一部分，烏進孝進租一章，明寫進有玉田米。在這些‘莊戶’人家是否可以查到線索？都值得注意。跟豐潤文史館的同志們查問一下有必要。”

由此，我與老人家建立了十幾年的聯系，或書信往來，或通電話。老人家到京，總是喜歡住在黃化門附近的河北駐京辦事處。這里離我當時的住地西單很近，所以他每次來京，我都要去看望他，海闊天空地聊上一通。老人家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中西；筆耕勤奮，在創作、書法、國學、世界語等方面多有建樹。每次聽他談話，總是感覺收獲滿滿、受益良多。“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其是之謂也。

尤為令人贊嘆的是，老人家于1983年70歲時動筆，不分寒暑、不舍晝夜，至1993年80歲時完成共八部480萬字的長篇小說《新戰爭與和平》。這是反映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全景式鴻篇巨制。這一壯舉感動了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于是欣然為其作序。在談到這部書的創作時，老人家總是反復強調：我寫這部書不是為了出名，都80多歲了，要名還有什么用？我是為了比較形象地留下那一段歷史，留下對那一段歷史的思考，這對民族的未來有好處。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在近代歷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戰爭的勝利，我不過比較忠實地記錄了歷史。從本質上說，這部書是黨和人民用生命寫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寫出了不少鮮活的歷史人物和宏大的戰爭場面，但是他未能寫出戰爭的根源以及消滅戰爭的途徑，因為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部書之所以叫《新戰爭與和平》，除了在敘事宏大上借鑒托爾斯泰以外，就是力求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揭示戰爭的根源和人類最終消滅戰爭的途徑。

一般地說，人到七八十歲還能完成一部數百萬字的作品，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跡，但是老人家并未就此止步。1994年2月5日，老人家寄贈《新戰爭與和平》第八部時，在封三的空白頁上寫道：

“潤為同志：八部路程是走完了，正開始走上一段新路，愿老天爺給我時間，完成此任務：比較文學史。”

看到這幾句話，我簡直驚呆了，真個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啊！

老人家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學者，更是真誠的和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

1977年初秋，沙流河工委召開會議，部署種收、秋種工作。我和老人家的侄子、時任王毫莊大隊黨支部書記李建國坐在一起。他說，秋種的最大困難是拖拉機少，不能及時地把地耕出來。我說：找你叔啊，讓他跟地委或縣委打個招呼，給你調撥一臺不就得了？李建國連連搖頭，苦笑說：“提這事兒，不挨罵就算萬幸了。”是的，老人家自新中國成立起，從來沒有利用職權辦過一件私事。大約是2005年春，有一次和老人家聊天，老人家說：曉丹（老人家的女兒，湖北省委辦公廳干部，時任老人家秘書）的歲數比你還大些吧？這么多年副處了，最近老是讓我跟省委領導打個招呼，解決她的正處級待遇問題。我說：湖北省委主要領導同志對您非常尊重，這應當不是難事。老人家搖搖頭，用非常平緩的語氣說：我的直系親屬中有5個下崗，我都沒找過任何人。曉丹畢竟還有穩定的工資收入，更不能打這個招呼了。

1994年6月底，我寫信向老人家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稿子。7月中旬，老人家回信，對紀念活動中的消極現象表示了深深的憂慮：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是件大事，但黃金時間都被武則天（按：指電視連續劇《武則天》）占去了，有些抗戰影視或被擠到晚上十點以后，或只由省臺播放。文章嘛，都是以‘溫良恭儉讓’掩蓋了應該說的真話，就好像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暫時同盟軍和永久同盟軍是一樣的立場、思想和目的，就好像帝國主義按照人民的意愿認真地處理了戰犯，就好像帝國主義援華和世界人民援華是一樣的值。

“美帝猖狂地向我進攻，攪動著嘍羅們張牙舞爪。李登輝不過是一條狗，罵狗，不罵主人，還‘拭目以待’，叫三千五百萬烈士在地下怎么安心，叫億萬反侵略英雄怎么安心？

“‘和平’不是祈禱能得到的。我的書（按：指《新戰爭與和平》）的卷終語都寫明白了，不過兩千字，在第八卷的末頁。你看看，要是不犯‘忌’的話，請酌可否。

“文章有許多可寫、應寫。于今，幾乎到了‘吟罷低眉無寫處’的境地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老人家曾受到嚴重沖擊，一度被打成“叛徒”、“特務”、“內奸”，最嚴重的時候每天要接受三場批斗。但是，老人家從來不以個人利害得失為念，總是站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切。老人家于1979年底到河北省任省委書記兼省長。處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遺留問題，是當時省委的一項重要工作。1997年，老人家曾跟我講述這樣一段往事：

保定那里有一個村（老人家當時說得很具體，但我已經記不清是哪縣哪村了），文化大革命中兩派尖銳對立，武斗很兇，甚至有不少致殘現象。為了平息那里仍在繼續的“派性”，老人家帶省委工作隊進駐該村。經過深入走訪調查以后，老人家認為，如果對那些參與“武斗”的人追究法律責任，大概要抓起數百人之多，而且會形成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因而那個村子也就永無安寧之日。基于這種狀況，老人家提出，這個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問題，應當由我們黨來承擔責任，而不應去追究個人的責任。這個建議得到時任省委第一書記金明同志和其他省委常委的支持。于是，省委工作隊在該村一個一個地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比如這家的人打殘了另一家的人，便動員其到對方家里賠禮道歉，并堅持給對方幫工。老人家不無欣慰地說，二年下來，這個村子不僅恢復了安定團結，而且還有一些過去的仇家變成了兒女親家。

更讓我欽敬的，是老人家他們那一代共產黨人的擔當精神，為了人民在關鍵時刻能夠豁得出去的那么一股勁。這是老人家在1996年講的兩件事：

一件發生于老人家任中南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時候。當時湖北的一處景點（記不清是哪里了）十分破敗，省里又無力修繕。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張體學想通過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申請一筆資金，又不知怎樣做才好，于是去向老人家“討教”。老人家給出的點子是：想辦法把陶鑄拉去那個景點，陶鑄一看如此破敗必定要罵，你就乖乖地聽罵。罵完了，你就提要求。張體學依“計”而行，果然使那個景點得到修繕。

另一件是老人家自己的事。上世紀三年自然災害時，老人家任武漢市市長。一次，國務院為上海從四川調撥的糧食經過武漢時，被老人家扣留。周總理聞訊后勃然大怒，命令老人家立即到京做出交待并接受處理。面對怒容以待的總理，老人家說：總理，武漢還僅有五十幾個小時的糧食，您叫我這個當市長的怎么辦？總理聽罷，沉默了一會兒，揮揮手說：回去吧！下不為例。

2009年10月下旬，我因參加湖北省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會議來到武漢，于是向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同志提出，請他們安排一下，去看一看老人家。湖北省委宣傳部的同志非常熱情，不但提前與老人家的家人約好時間，準備了鮮花，還專門派兩位同志陪我去老人家家里。當時，老人家已病得很重，全身水腫，而且幾乎喪失了聽力，但是思維還像從前那么敏捷。我用筆，老人家講，這樣交談了大約40分鐘左右。老人家不愿多談自己的病情，總是把話題引到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上。而談得最多的，是當時的國際金融危機。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老人家說：

很多經濟學家關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分析不著調。什么這個原因、那個原因，都是皮毛之論。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國際資本的貪婪擴張。如果說在冷戰時期，因為有一個社會主義陣營存在，國際資本還有所顧忌的話，那么在冷戰結束，特別是里根、撒切爾夫人推行新自由主義以后，國際資本這匹野馬就瘋了，到處亂踩亂啃，不出問題才怪呢。是讓資本來管人類，還是讓人類來管資本，這才是問題的要害。讓資本來管人類，人類的前途只能是毀滅。只有讓人類來管住資本，人類才有前途，當然也就不會再有什么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之類。讓人類來管住資本是什么？不就是共產主義嘛。

盡管當時我預感到留給老人家的時日已經不多，但仍然以為還有再見的機會。殊不料老人家竟于兩個月之后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更讓我遺憾的是，當時竟全然不知，直到次年1月才從媒體上得到消息的。今春“宅”在家里抗疫，由關注武漢而不禁想起把武漢作為第二故鄉的老人家，一幕幕往事歷歷涌上心頭，而且久久不能消褪，于是只好放下其他事情，寫作這篇短文，以排解心中的塊壘。

（作者：劉潤為，《求是》雜志社原副總編輯，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會長。此文寫于2020年4月29日。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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