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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成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是黨領導下的一個革命文學組織，它標志著中國無產階級從此走上文壇，譜寫了中國革命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光輝篇章。可以說“左聯”是早春的文學之光。

“左聯”自1930年3月2日成立迄今 已逾90年了，回憶和研究“左聯”的文章可謂汗牛充棟，可令人遺憾的是，這么重大的事件，有一個問題卻未見觸及，就是是誰主持了“左聯”成立大會？

我曾經就此請教過專職導游。那天，我跟隨友人走進多倫路上的“左聯”紀念館，“左聯”紀念館的大門朝東，上有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燙金石碑“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當年成立大會就在底樓靠左邊的一間教室內召開，現在按原樣陳列。教室約20多平米，中央一個講臺，墻壁上掛著一塊黑板。講臺下，前方放了4只方凳，之后是二排長凳，每排4只長凳。按此可坐20來人。當時參加成立大會的左翼作家約四五十人，據與會者回憶：“會場內坐滿了人，有的不得不站著，連門外也站著人。”

導游向我們介紹：大會從下午2時開到晚上7時結束，這天白天晴好，晚上下起了雨。成立大會首先由潘漢年代表中共作講話，然后由馮乃超報告籌備經過，鄭伯奇對“左聯”綱領作說明。接著由中國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華致賀詞，之后魯迅、彭康、田漢、華漢（陽翰笙）等先后講話，魯迅的講話就是那篇著名的《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我當即問導游：“那主持這次成立大會的是誰？”導游顯然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說：“時間長了，搞不清楚┄┄”

以后，我翻過許多當事人的回憶，也查過《左聯大事記》、《魯迅雜文辭典》，還請教過有關專家，都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也是踏遍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次文友希平兄贈我夏衍《懶尋舊夢錄》一書，我在此書的《籌備組織“左聯”》中，看到了這樣一段文字：“這次會議我在主席團里，參加主持會議，必須從主席臺上不斷地看著會場”（見夏衍《懶尋舊夢錄》第156頁）。

現在有必要介紹一下夏衍先生了。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曾用筆名沈端先、沈宰白、徐佩韋、黃子布、余伯約、司馬牛等，浙江杭州人，祖籍河南開封。早年參加五四運動，編輯進步刊物《浙江新潮》。從浙江省立甲重工業學校畢業后公費留學日本，入明治專門學校學電工技術。留學期間接觸日本共產黨，參加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1927年，不懼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的腥風血雨，毅然加入中國共產黨。

夏衍原是學電工技術的，怎么參與組建“左聯”？對此錢杏邨(阿英)有這樣的一段回憶文字：

我曾建議調沈端先(夏衍)來參加“左聯”的籌備工作。關于這個問題，我當時有些想法：一、為了爭取魯迅對“左聯”的巨大支持，必須有人經常與魯迅打交道。當時在黨組織領導下幾個主要從事籌備工作的人大多是原創造社、太陽社的，象乃超和我都與魯迅有過文字之爭，夏衍沒有參加“蘋命文學”論爭，不存在這個問題，而且他與魯迅已有點往來。他同太陽社人員很熟┅┅，我想，代表創造社、太陽社一些同志去做魯迅工作，夏衍更能發揮作用，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調整兩個社團成員之間的關系。加上，我同夏衍住得很近，常常交談，他經常在創造社、太陽社的刊物上寫文章，彼此比較了解。所以，我在同大陽社內的幾位同志商量后，便正式同潘漢年談，組織很快同意了這個建議。不久夏衍便作為“左聯”的主要籌備人之一開始工作了。（見吳泰昌《藝文軼話》第299頁）

可見，根據夏衍的資歷、人緣和表現，從便于與魯迅聯系出發，故而黨組織調他進來的。正因為夏衍是作為主要籌備人參與組建“左聯”，因此他理所當然地成為12位“左聯”發起人之一，自始至終地參與了“左聯”全過程的籌備會議。據美術史專家黃可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美術活動史話》中說,1930年7 月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成立時,中共中央部文委曾委托夏衍代表文委參加成立大會。可見他的身份非同小可。在“左聯”成立大會上，他與魯迅、錢杏邨一道被推定為3名主席團成員之一，之后又被選為“左聯”常務委員，一說執行委員。眾所周知，魯迅是“左聯”的盟主，是旗幟。有意思的是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一卷第三期首次報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文章中，七名“左聯”常務委員的排名次序是：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沈端先（夏衍）名列首位。新中國成立之后，七名“左聯”常務委員的排序才改為魯迅、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田漢、鄭伯奇、洪靈菲，魯迅提到了首位。由此可見，夏衍主持“左聯”成立大會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成立大會前排的4 個方凳，應是夏衍所說的“主席臺”，它是主席團成員魯迅、夏衍、錢杏邨，和黨組織代表潘漢年等四人就座之位。

然而，夏衍又為什么說是“參加主持會議”，而不說“主持會議”呢？這就要推究“主席團”的議事規則和會議制度。

綜觀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從來就沒有絕對“最好”、“最佳”或“最優”的制度或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制度或模式。在現實世界中，只有“最適合”、“最適應”的制度和模式。主席團的會議制度是有利于貫徹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據考證，從黨的歷史來說，組成大會主席團始于黨的四大。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開會前，代表們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周恩來等5人組成大會主席團。此后，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全國人大的代表大會，以及有些社團的會員大會上，大多沿用這一制度。當召開全體大會的時候，主席團成員可集體主持會議，也可推選執行主席，輪流主持會議。從夏衍的的回憶文章中說“這次會議我在主席團里，參加主持會議”，看來“左聯”成立大會是主席團成員集體主持會議。正因為是集體主持會議，模糊了主持人的概念，因此造成了幾十年來不知誰主持“左聯”成立大會的局面。

作者：朱亞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