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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萬煥：“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論陷阱 ——兼論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體系

點擊：作者：蔡萬煥來源：《思想教育研究》發布時間:2020-05-08 08: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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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蔡萬煥，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常被用來分析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但“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現象，部分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在于其經濟和政治制度、國際分工地位、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等幾個方面。這些原因在中國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適用于分析中國，這一概念沒有反映客觀的經濟規律，也沒有準確反映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在關系中國經濟發展重大問題和道路方向等議題上，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和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并在國內外廣泛流行的一個概念。許多人用它分析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政策建議。但是，“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現象，既沒有反映客觀的經濟規律，也沒有準確反映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不加分析地使用這個概念在理論和實踐中都可能產生誤導作用。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科學認識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征，把握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

一、“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研究概況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由世界銀行在2007年的《東亞復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報告中首次提出，指的是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DP進入3000—10000美元時，快速發展積累的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經濟陷入長期停滯而難以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的狀態。“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世界銀行2006年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該報告試圖探究所謂“東亞奇跡”背后各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以避免類似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風險再次發生。報告認為，盡管東亞國家已實現快速增長并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危機的風險仍籠罩東亞各國。[1]1 2007年的報告中，世界銀行將東亞國家面臨的風險總結為“中等收入陷阱”，據該報告，拉美和中東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兩個典型區域，而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大多數國家正處于這個發展階段，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2]17-18

2010年，世界銀行在《強勁的復蘇和增長的風險》報告中進一步聚焦中國，認為國際經濟危機背景下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等5個東亞中等收入國家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危險，可能出現類似拉美和中東地區國家的工資成本上升、停留在大規模和低成本的生產性競爭階段、無法提升價值鏈、難以開拓以知識創新產品與服務為主的高成長市場等問題，中國等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3]27-282012年，世界銀行在其報告《2030年的中國》中進一步明確，中國經濟即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將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滑，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效率低，拖累了經濟增長。因此，只有進行結構性改革縮減國有經濟規模，才能促進私人部門發展、促進國內競爭、提高投入要素的使用效率，使經濟增長獲得新動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4]11-12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后，在國內外均引起了廣泛關注，并很快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國內外學者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原因及對策進行了多方面探討，取得了一些有借鑒意義的成果，但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導致問題的原因和具體對策等并未達成共識。大體上，國內外學者關于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有以下4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該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建立在大量廉價勞動力基礎上，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就業人口減少，中國的“人口紅利”已不復存在[5];由于資本邊際收益遞減，中國的資本收益已降為0，這意味著中國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進行徹底的西化改革，縮小國有經濟規模、放松和解除管制、全面減稅，才能避免陷入嚴重的危機。[6][7]

第二種觀點認為中國即將或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該觀點認為，中國面臨諸多挑戰，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如：勞動力成本趨于上升;高儲蓄率發生調整;技術創新“瓶頸”制約;工業規模擴張難以持續;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社會矛盾明顯增多;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利益集團之間的斗爭等等。[8]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重新定義政府的角色、建立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構建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的流動和交易機制等。[9]

第三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觀點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中國具有技術和產業的后發優勢。中國當前處于工業化加速時期，潛在的城市化空間能夠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使得經濟持續增長存在較大潛力。[10]根據該觀點，按照目前的發展狀況，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較小或基本上不存在。只要不犯顛覆性錯誤，經濟實現由數量追趕向質量追趕的平穩轉型，就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收入社會。

第四種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不存在或不科學。該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比較狹窄且含義模糊，單純地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作為衡量指標，忽視了許多經濟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其他挑戰，是一個偽命題。[11]持該觀點的學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至多只能是一種現象，而非規律，“中等收入陷阱”掩蓋了“陷阱”的要害，沒有說明這種“陷阱”同社會制度的關系，只講數量關系，卻避開了社會制度這一本質問題。[12]這一理論描述籠統、模糊，將“中等收入陷阱”視為所有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與該國采取何種經濟制度、經濟體制、發展模式無關。每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制度、資源稟賦和社會文化傳統等不同，所經歷的挑戰和問題也有所差別，應具體分析，不應一概而論從而抹殺矛盾的特殊性。[13]

國外對這一概念的探討，主要集中于一批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他們從本國發展出發，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判斷標準、跨越及未成功跨越的國家的經濟特征比較、跨越路徑等進行了討論，認為提高“人力資本”“全要素生產率”和“中產階級”比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值得注意的是，國外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方向與中國不同。如多數國外學者認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政府對市場適當干預使市場有效性提高，加速市場的發展和產業升級;政府能否頒布執行符合本國具體實際的產業提升政策是一國從中等收入階段邁入高收入階段的重點;不同產業發展時期有效的政府干預和制定正確的產業發展政策是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還有一些西方左翼學者研究認為，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相比的技術劣勢、以及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平均利潤率下降問題。[14]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

“中等收入陷阱”在國內受到廣泛關注，有一定的客觀原因。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人均GDP自2008年超過3000美元，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近年來，中國也出現了一些與被認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類似的問題，例如增長速度放緩、產業升級緩慢、貧富差距較大、社會矛盾尖銳等。同時，也不可否認，一些人利用這一概念進行炒作，試圖引導中國經濟改革走向西化(新自由主義)道路。因此，應該客觀冷靜地看待“中等收入陷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科學分析的態度。

(一)“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個普遍現象

事實上，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從中等收入階段進入高等收入階段國家(或地區)的數量是逐年增加的，在1996—2005年是10個，到2006—2015年則增加到20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被世界銀行作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國家，如馬來西亞、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近年來都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人均收入接近或超過了1萬美元，即將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相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在一些發達國家，卻出現了失業率不斷攀升、經濟持續低迷、貧富分化加劇的所謂新常態，落入了所謂“高收入陷阱”。由此可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事實和一般規律。“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統計規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停留在表面現象，并沒有概括出普遍適用的經濟規律。

(二)部分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從經濟和政治制度、國際分工地位、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等幾個方面來看，部分國家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如下：

1.從各國經濟制度看，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本質上是一個制度問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是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國家。從不發達國家國家的內部狀況來看，由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對落后，使其經濟社會的發展面臨著特殊的困境。馬克思當年分析德國問題時曾經指出：“在其他一切方面，我們(指德國———引者注)也同西歐大陸所有其他國家一樣，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15]9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不僅適用于19世紀初德國的情況，對于我們深刻認識“中等收入陷阱”問題也有重要啟示。“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是指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存在著大量舊社會的殘余，如自然經濟、城鄉分離、君主專制、政教合一、法制松弛等阻礙了國家的現代化。“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則指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勞資沖突、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等現代資本主義的弊病日益顯現。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和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雙重障礙的疊加，再加之于長期受發達國家的支配控制，喪失了自主發展能力，必然使經濟社會發展陷入長期停滯和動蕩不安的陷阱。勞資矛盾、貧富分化、經濟危機等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無法擺脫的固有矛盾，即使是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解決這一問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國家則完全不同，蘇聯在由相對落后國家成長為可以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發展過程中并未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相反，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倒退且一直處于經濟發展停滯的困境。

2.從世界經濟體系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而難以自拔，還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本身。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性因素不是人均收入，而是生產能力特別是科技創新力。決定國民生活質量的關鍵因素不是收入的平均水平，而是收入的合理分配。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所呈現出來的種種病癥，如經濟停滯、政治動蕩、就業困難、創新力缺乏、金融體系脆弱等，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生產力不發達，生產關系落后，國家能力孱弱，而與中等收入無關。工業革命之后，西方國家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在國際關系中獲得了統治地位。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而落后國家則變成了發達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樣就形成了發達與不發達或中心與外圍相分割相對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如列寧所說，“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16]578-579在這一體系中，除少數國家之外(如日本、韓國)，絕大多數國家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未能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只是這種不發達問題的一種表現形式。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天生是不平等的，表現在一個國家內部，是資本對勞動的支配以及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表現在國家之間，則是少數發達國家對大多數不發達國家的支配以及財富占有上的兩極分化。發達國家在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科技以及戰略性資源控制等方面都處于支配地位，而不發達國家則處于被支配地位，從而形成對發達國家的“中心———外圍”依附關系。這種不平等的“中心———外圍”依附關系使很多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不發達狀態，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3.從國家政策指導思想看，新自由主義的實施削弱了政府對經濟的調控能力，給相關國家造成災難性的后果。20世紀80年代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所謂的經濟救助計劃向拉美國家兜售新自由主義政策，即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改革。通過十幾年的改革，拉美國家非但沒有實現現代化的發展，卻陷入各種危機中而無法自拔。事實證明，拉美國家不是因為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而陷入了發展的“陷阱”，而是實行了錯誤的經濟政策才使自己置于發展的困境之中。

4.包括政黨輪替在內的西方政治制度治理績效低下。西方國家的權力更迭和多元博弈的“民主表象”，盡管部分掩蓋了西方民主制的資產階級屬性，卻不可能改變其致力于資產階級統治精英利益最大化目標的事實。同時，基于權力制衡原理所建立的多黨制等民主制，從來都不是以實現發展為目標，而是以維系妥協分權基礎上資產階級政治統治合法性為首要考量的，這就導致了大量過程繁冗但結果無效或低效的經濟政策的出現。政治制度的低效和經濟治理能力的低下使得這些國家經濟難以持續發展且極易陷入各種危機。

三、“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并不適用于中國

雖然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也存在一些矛盾和問題，甚至有些矛盾和問題與那些掉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相似之處，但仔細分析發現，導致那些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適用于中國，中國也并未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問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階段以來，仍然保持了經濟的中高速增長，在正常情況下，我國將在7—8年內進入高等收入國家行列。綜合而言，中國存在以下防止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優勢。

(一)中國有解決經濟發展矛盾和問題的制度優勢

在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集團控制了這些國家的政權，所制定和實施的政策往往只服務于本階級的利益，而不顧及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利益，在這種情況下，陷入所謂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者“高收入陷阱”都是可能的。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黨和政府代表的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在制定方針政策方面具有很強的自主性，能夠根據所面臨的問題提出符合國家和人民根本和長遠利益的政策，即便是一時出了偏差、犯了錯誤，也能夠很快糾正過來，從而避免掉入各種“陷阱”。

(二)從世界體系來看，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獨立創新和自主發展的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

與那些處于外圍半外圍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們5000年輝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近代以來的革命和建設經驗都不允許我們走一條依附發展的道路。經過長期艱苦卓絕斗爭的黨從各種經驗教訓中也得出結論，必須堅持自主發展。同時，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市場潛力巨大，創新能力穩步提升，產業結構不斷升級，具有自主創新自主發展的能力和潛力。同時，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倡導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堅持正確義利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有利于促進建立良好的國際關系和全球政治經濟生態環境。

(三)我們長期堅持反對和抵制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短期內可以促進經濟泡沫式增長，但長期會帶來貧富兩極分化、市場失靈、金融泡沫等影響。中國始終堅持反對和抵制新自由主義，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強調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提高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加強政府監管，特別是對金融領域的監管，堅持資本項目謹慎放開等。這些舉措為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四)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有力領導

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新形勢下，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奔赴在民族復興之路上，中國共產黨具備了調動一切有利資源，包括掌控引導各類資本力量，服務于中長期發展目標的戰略性規劃的能力，也相應確保了中國經濟政策最大限度避免了消極政治因素的掣肘，體現出總體連續性和協調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避免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四、從馬克思主義角度看待中國問題應堅持的原則

當前在理論界和輿論界，除“中等收入陷阱”外，還有“馬爾薩斯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各種陷阱學說，以及“劉易斯拐點”“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等似是而非的學說。有學者指出，這些陷阱說有其話語體系和隱含邏輯，如果采用其邏輯，就會陷入其邏輯陷阱。很多所謂的陷阱往往只是局部經驗、階段總結，并不反映必然規律。[17]這些理論學說，在方法論上存在根本缺陷，并未上升到普遍規律的層次。在看待中國問題上，應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堅持以下原則。

(一)不應將個別國家特有的問題總結為經濟發展的普遍性問題

應當看到，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是復雜多樣的，也是具體歷史的，與所謂的中等收入其實并無直接的必然聯系，人均收入這一概念只具有統計學的意義，而不反映任何經濟規律。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人們在生產和交換時所處的條件，各個國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個國家里，各個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歷史時代都是一樣的……誰要想把火地島的政治經濟學和現代英國的政治經濟學置于同一規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陳腐的老生常談以外，他顯然不能揭示出任何東西。”[18]153比如，以現價美元計算，美國人均收入處于3000美元時，是19世紀80年代末，阿根廷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而中國則是在2008年。情況完全不同，不可同日而語。在當今世界，處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有100多個，它們的發展階段、社會制度、經濟體制、資源稟賦和文化傳統千差萬別，面臨的問題各不相同，很難用一個空泛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加以解釋，否則就會抹殺矛盾的特殊性，陷入形而上學的泥潭。

(二)不應將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技術問題歪曲為制度性問題

雖然我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中國的經濟政治制度保證了我們不會掉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掩蓋了問題的本質，誤導了改革方向，給走西方道路提供了口實。雖然“中等收入陷阱”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需要引起關注，防止此類問題在我國的發生。當前中國經濟發展趨勢良好。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應明確，有些問題是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技術性問題，并非制度性問題。而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制度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會經歷貧富分化、勞資沖突、經濟危機等問題，社會主義國家則不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如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擺脫貧窮落后、被動挨打的宿命，提高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顯然，這并不是什么新鮮的問題，而是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題，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主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的探索、努力和奮斗，已經找到了一條實現現代化、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正確道路，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其根本之點在于，不斷堅持、完善和創新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貫穿到現代化建設各個方面，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和激烈國際競爭的過程中贏得發展的主動權。

(三)不能因為個別問題而否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道路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盡管經濟面臨一些結構性問題，但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有些問題是需要在進一步發展中逐漸解決的問題，不能因為個別問題而否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道路。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我們完全有能力跨越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現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在學術界進行深入討論和研究，有益于我們澄清相關認識，深化對經濟發展規律的理解和運用。但需要強調的是，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普遍現象，“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掩蓋了不發達問題的本質，忽視了不同歷史條件和社會制度下經濟發展的本質差別，無助于我們準確反映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的階段性特征并制定科學的戰略和政策，特別是一些以“中等收入陷阱”為依據而主張中國應當完全照搬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錯誤觀點，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很大誤導作用，需要高度警惕。

綜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并不適用于中國，如果對此概念不加以分析而直接套用，可能會對中國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對于“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應持審慎態度，雖然在學術界可以深入研究，但在黨和國家的主要媒體和公開宣傳報道中應盡量少用或不用。與此概念類似，應慎用所謂“劉易斯拐點”“庫茲涅茨倒U型曲線”“全要素生產率”和“人力資本”等概念，尤其在關系中國經濟發展重大問題和道路方向等議題上，應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和使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話語體系，掌握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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