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的經濟發展不能用西方經濟學進行解釋,因此能否結合新實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平臺上形成重大理論成果,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面臨的新挑戰,關系到今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
作為理論經濟學界的泰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之一,衛興華教授在《資本論》研究、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在全民所有制內生產資料的商品性質、非公有制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國有企業改革的模式、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學術觀點,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如何認識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若干重要理論和現實問題,訪談人與衛興華教授展開了深入交流,對衛興華教授一以貫之的學術觀點和嚴謹學風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和體會,并深深意識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相關論述對于指導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感覺到青年一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者重任在肩。茲記錄如下,以饗讀者。
訪談人: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內,習近平總書記三次提出學習、堅持、發展政治經濟學問題,并提出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概念。請問在當前條件下學習和發展政治經濟學,側重點在于哪些問題?
衛興華教授: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內,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三次提出學習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的問題,雖然具體提法有所不同,但其精神和根本內容是一致的。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側重點在于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揭示資本主義經濟規律。我們學習、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其他政治經濟學論著,應該系統深入地學習,這一點不言而喻。但是現在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顯然側重點不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是要通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服務。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把馬克思主義劃分為三個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里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而我們現在講的政治經濟學,是要與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聯系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著作雖然沒有專門的篇章集中論述社會主義問題,但是對未來社會主義的某些根本原則和特點提出了一系列的科學預見,散見于《資本論》和其他論著中。
我們過去學習和研究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多地重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如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等,這些特點在《資本論》中就被闡釋過。馬克思把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稱作“自由人聯合體”,意指擺脫了剝削與壓迫的勞動者的聯合體。這里,生產資料歸公共所有;由計劃調節生產和社會需要的適當比例;勞動時間是計量生產者在產品分配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即現在所說的按勞分配。這是為了與資本主義對比而提出的。
我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應遵循和發展這三項社會主義原則。但是,需要明確的是,這三項原則并不是對社會主義全部特點和本質規定的完整論述。改革開放前,我們講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主要是講這三項特點。但是,出現了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后所講的我們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不甚清楚的問題。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正是與沒有全面、系統、深入地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論有關。例如,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理論和規律,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一般原理和規律,特別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的一般規律,以及生產力自身發展的規律,沒有很好地遵循,辦了一些超階段的錯事。強調社會主義要實行公有制,卻沒有講清楚為什么要實行公有制。曾經有一種繞圈的解讀:什么是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是實行公有制的社會!為什么要實行公有制?因為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實行公有制!這樣認識社會主義,必然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要徹底弄清這個問題,還需要首先闡明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怎樣才能搞好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回答了這個根本性問題。
為什么要搞社會主義? 如果概括地講,根據馬恩列的理論概括,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讓勞動人民擺脫受剝削、受壓迫的舊制度,能夠過上日益富足的生活。用列寧的話講,就是社會主義要“使所有勞動者過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1] 。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這個最終的目的。怎樣才能過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 需要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物質條件,就是社會主義要快速地發展生產力。不發展生產力,沒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怎么能過上富裕的生活?另一個是社會制度條件,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僅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保證共同富裕,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發展生產力,才能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馬克思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2]200”。迅速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是什么?馬克思回答說:“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2]200也就是現在講的共同富裕。
由此可見,搞好社會主義必須緊抓三個環節:大力發展生產力;實行和發展生產資料公有制;遵循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在當前條件下學習和發展政治經濟學,應該圍繞上述幾個方面展開,以這三個環節為側重點。
訪談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的理論總結與概括,那么在實踐中,有哪些經驗可以被歸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體系中?
衛興華教授: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論和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諸多重要理論成果。[3]
所有制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一位的問題。堅持、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首先是要堅持、發展和創新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實現形式,而不是動搖、否定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地位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3]
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在理論認識上弄清兩個問題:為什么要搞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怎樣搞好社會主義。馬恩列告訴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從根本上說,一是要更快更好地發展生產力;二是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滿足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實現共同富裕。
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和黨中央十分重視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如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論十大關系”中的經濟理論;黨的八大提出的當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理論;關于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的理論;陳云提出的綜合平衡的理論等。其內容主要都是論述怎樣更好地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怎樣更好地處理和發展多方面的經濟關系,特別是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
但是,我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中,也出現過違反經濟規律、人為拔高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大失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結社會主義實踐中得失、成敗的經驗與教訓,提出了一系列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并在實踐中獲得成效,包括:社會主義本質論以及判斷改革開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關于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道路的創新觀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特別是新提出使市場在資本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并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理論;十八大強調“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中央新提出的關于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的發展理念;關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于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等。這些都是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提出的新的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理論。通過分析可以發現,這一系列的創新理論都是圍繞怎樣更快更好地發展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怎樣更好地發展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包括民生為重、縮小收入過大差距,使勞動人民全面發展,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形成系統的體系,但它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的不斷發展,經濟實踐會取得新的成就和產生新的問題,從而被總結和上升為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用以指導社會主義新的經濟建設事業。理論創新是創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條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工作的重要任務。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相互推動與發展,將使我國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次上升到中級和高級階段,將充分顯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
訪談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目前理論界討論的熱點。有人認為,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要按照供給學派的思路,實施簡政減稅。這是解決當前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道路嗎?
衛興華教授:習近平總書記于2015年11月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了具體部署。幾個月來,社會上出現了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種種解讀,但有些解讀并不準確,甚至存在較大偏差。只有澄清認識誤區,將理論與實踐結合,從而完整準確地把握中央精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取得預期效果。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新的經濟術語,是黨中央的重大創新。因此,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經濟學比如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的觀點中尋找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源泉,因為兩者根本不搭界。薩伊是用供給創造需求、總供給會與總需求相一致這一觀點來否認資本主義會出現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進而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而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供給側結構與需求側結構失衡的現實形勢下采取的新的有效舉措。也不能將某些西方國家供給側改革失敗的案例套用到中國的改革上。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實際問題出發采取的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措施,有利于經濟更好發展,不能與其他國家簡單類比。
為了正確認識和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到中央的有關論述中尋找答案。2015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應當“在理論上作出創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4]由此可見,我國的經濟政策重點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這里強調“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是指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因此,決不能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擴大需求分離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決不能割裂供給與需求的內在聯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通過調整供給結構更好地發展經濟,以適應和滿足國內外市場需求,是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舉措。
有觀點認為,過去一直強調的發揮“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屬于需求側管理,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立的、矛盾的,因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拋棄“三駕馬車”。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并不矛盾。消費、投資和出口的“需求”是從發展經濟要滿足這三方面的需要來講的,其中只有消費需求是相對于供給側需求的,投資和出口則不能簡單地看作相對于供給側的需求。
“三駕馬車”中的消費,主要是指國內消費需求,國內消費需求旺盛會有力地帶動經濟發展。2015年,我國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6.4%。現在和將來依然要重視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它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分離的,而是統一的。關于投資,固然存在對投資品的需求,但投資作為生產行為,是為需求提供產品,屬于供給側范疇。至于出口,則用以滿足國外的消費需求,對我國來講,是向國外供給產品,也屬于供給側范疇。因此,不能將促進“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簡單地理解為需求政策,也不能誤以為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為了取代對于“三駕馬車”的需求側管理。當前,我國仍然需要發揮消費、投資和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從消費方面說,隨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推進,我國幾千萬貧困人口在脫貧后對日用消費品的需求將不斷擴大。應注重滿足這些需求,同時在供給結構方面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發生變化的新形勢,生產適銷對路、質優價廉、安全方便的產品。特別是隨著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對中高端消費品的需求增加,要求增加中高端商品的多樣性供給。
從投資方面說,經濟發展離不開投資,我國每年仍然需要新增投資以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應更加注重投資效率的提升和投資結構的優化,做到有壓有增,按照“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的方針進行投資。
從出口方面說,由于受國際需求疲軟的影響,我國近年來出口增速下降。應積極探索擴大出口貿易的新途徑,包括優化出口結構,提供更加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的優質中高端產品;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推動我國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等等。
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針對促進“三駕馬車”發揮作用的需求側管理,反而恰恰要求投資和出口作為提供產品的供給方進行適應需求變化的結構性改革,實現需求側與供給側的更好契合、有機統一。因此,在實踐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包括投資結構性改革和出口結構性改革。
訪談人: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其根源在于國有企業效率低拖累經濟發展,而解決的關鍵在于清理所謂的“僵尸企業”,即國有企業。如何理解國有企業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衛興華教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了未來新社會中將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共同勞動,計劃調節,按勞分配。這些根本原則或特點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遵循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這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包括我國憲法和歷屆中央文件一再予以說明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5]。這就說明了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核心的國有經濟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沒有以國有經濟為主導、以公有制為基礎或主體的經濟制度,就沒有社會主義。這就要求必須搞好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
中國的改革道路和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是建立和完善國家宏觀調控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這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的重要基礎。正是由于實行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國才實現了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9.8%的經濟增長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長期以來,一些人誤解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上源與流的關系,將改革開放前的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立起來,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在于各種私有制經濟、非公經濟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主張消滅私有制的看法是不科學的,而誰不贊成這種觀點就會被他們扣以“反改革” “反市場經濟”的帽子。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且影響很大,我與他們長期爭論。
持上述錯誤觀點的人經常引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作為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據。恩格斯曾經指出:“自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社會主義。”[6]實際上他們錯解了恩格斯的原意,這不利于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第一,用恩格斯上述這段話來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張冠李戴、文不對題之論。為什么恩格斯要將俾斯麥的國有化斥為“冒牌社會主義”呢?這是因為俾斯麥搞某些國有化措施,“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并不是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制變為社會所有制,他將鐵路國有化,是為了“適用于戰時”的需要,是為了獲得“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收入來源”,這與社會主義無關。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下實行某些國有化措施,是從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考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經明確回答了為什么要批評“冒牌的社會主義”的道理。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7]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反復說明,建立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把生產資料掌握在代表勞動人民的國家手中,在勞動人民掌權的條件下,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將把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掌握在國家手中。[8]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同樣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9]
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明確的論述,駁斥了所謂國有經濟是來源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謬論。其實,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始終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首先是國有化作為運動的中心任務。
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大量國有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國有經濟,為什么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呢?
過去的一些觀點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可被稱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是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因此不具備社會主義性質。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并沒有錯,但也存在一些不科學的地方。經濟成分的社會性質,國有經濟是資本主義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由什么決定?是由上層建筑決定的嗎? 應從其內部關系入手來進行分析。恩格斯曾指出,資本主義國有經濟、股份制企業沒有改變資本與雇傭勞動間的關系,只要生產資料是私人占有,其資本主義性質就不會改變。對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國有經濟,我們的分析也不能簡單化,不是說政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國有經濟就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性質體現在企業內部的經濟關系上。國有企業工人擁有主人翁的權利,擁有話語權、知情權、選舉權,企業經營體現工人的利益,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要真正讓企業的工人當家做主,這才能體現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不同性質,決定了生產力中人和物的要素相互結合的不同形式,是具體地區分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形態及其性質的基本標志。一切剝削制度都是生產資料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的。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國有企業,勞動者與公有生產資料相結合,作為生產的主人出現,這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就調動不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我們也不應放棄改革開放前對勞動者的重視,要充分尊重工人、發揮工人的創造力,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底線。
當前很多人將國有企業妖魔化,用“低效率”“與民爭利”等詞匯批評國有企業。俄國在十月革命后迅速縮小與美國的差距,抗衡法西斯德國,成為可與美國爭霸的另一超級大國,在 1929—1933年資本主義大蕭條期間蘇聯蓬勃發展,這些都源于國有企業作出的貢獻,而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徹底私有化轉向資本主義后至今仍停滯不前。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國有經濟的經濟效益相當高。改革開放后政府對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稅收減免優惠,而改革的社會成本卻由國企來承擔。有數據顯示,目前國企員工的工資是私企的2倍,“效率”本身衡量標準就不合理,而且從實際數據來看,國企效率也并不比私企低。
訪談人:2016年4月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高級研修班開學典禮上,您將獲得的第四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的100萬元獎金全部捐贈出來,您捐贈的目的是什么?您有何期望?
衛興華教授: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我經歷了政治生活和教學與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風雨; 改革開放后,我投身到新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傳播和發展中。“吳玉章獎”是對我所做工作的肯定和鼓勵。當前知識更新不斷加快,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我雖然已年過九十,但仍然要不斷充實理論知識儲備,靠勤奮學習繼續發光發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我見證了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的發展與成就,這些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取得的。但目前,如何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精髓傳承下去,成為我經常思考的一個問題。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方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已經揭示,事物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任何社會經濟制度都處在發展變化之中。因此,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當作靜止的教義來對待,而應把繼承、發展與創新統一起來。
理論要掌握群眾,首先就要掌握高等院校的青年學生。只有他們真學真信、踴躍投身,才能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注入新鮮血液和生機活力,才能讓創新理論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正是出于這種期待和信念,我作出了將“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百萬元獎金全部捐出的決定。這筆捐款將被納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基金”,用以支持青年學者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研究,用于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究、人才培養及優秀成果獎勵。
讓人深感振奮的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對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和建設,強調要“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在這樣的新要求、新任務面前,我時常提醒自己:勤學、勤思、勤寫,不斷充實理論知識儲備,繼續發光發熱,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接力棒交給年輕人,讓他們繼續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揚光大,推動真理走向世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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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習近平: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EB/OL].(2015-11-24)[2016-06-12].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24/c_1117247999.htm.
[4]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領新常態[EB/OL].(2016-01-04)[2016-06-12].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104/c1001-28006547.html.
[5]習近平:央企在我黨執政和國家政權經濟基礎中起支柱作用[EB/OL].(2014-08-18)[2016-06-12].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40818/3661788.shtml.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7.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民出版社,2009:561.
(作者系訪談人蔡萬煥,經濟學博士,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來源:“高校馬研”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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