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任何事物、對任何人都要唯物的、辯證的、一分為二的、正確的判斷是非,這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共產黨人所堅守的理論基礎所在。
改革開放是在改革開放前的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基礎上搞起來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所以要把改革開放前的國情要實事求是的簡單說一下:改革開放前國家的經濟實力當然不如現在雄厚、人民的生活不如現在這么溫飽甚至饑寒交迫,但是國家一無外債,二無內債,無債一身輕。各種工業體系已基本建立,用28年走完西方用200-300年才走完的工業化并濟身世界第六工業強國。國防軍事力量兩彈一星上了天,國際地位大大提高,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一邊喊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邊喊蘇聯是修正主義,世界兩個超級大國都不敢動中國一根汗毛。農業集體所有制的基礎鞏固,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思想占領了領導地位,全國黨員干部工農兵學商的思想和工作都在空前絕后的愛國、愛黨、愛民的向往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信念中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工作和生活。怎奈被解放的全國黨員干部工農兵學商中的極少數人當家做主時間長了后忘記了過去,特別在農民中一部分人出現了出工不出力的壞現象這是事實。但如果沒有這個基礎中國處于封建和半封建三座大山壓在人民頭上的社會,能有改革開放的起點嗎?比如家庭;有爺爺才有兒子,有兒子才有孫子,哪有沒有爺爺的兒子和孫子啊。所以要按習近平同志講的‘不忘初心’的深遠意義上認識好、講好、處理好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相連關系。現在社會上出現了一部分別有用心的人和一些對黨的歷史知識淺薄的人,想否定毛主席、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革命英雄和先進模范人物,這是黨和人民絕對不答應的。黨和國家在這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上一定要分清是非、扶正壓邪、不忘初心、選正路子、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執政以來,從農業實現責任制到逐步將改革開放推向工業等各個行業和領域,這些生產關系的變化提高和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綜合國力的整體增強和國防軍事力量建設的強大世人矚目。江澤民同志及胡錦濤同志執政至十八大前基本上是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路線走下來的,同樣取得很大成就。但這個積極性、這些成就不是用社會主義性質的愛黨、愛國、愛民的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積極性,而是用中華民族劣性私心欲望的積極性發展起來的,私有制的產生、生產關系的變革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的改變,就意味著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被改變,更意味著共產黨的性質被變質,共產黨仍然講改革為了人民、改革的成果讓人民共享,但由于路線政策和措施不得力,造成社會嚴重分配不公、改革的成果到了少數人的手里、改革開放后出現的利益嚴重分配不公引發的貧富懸差到了世界的警戒線,出現了新官僚、新資本家、新黑社會、貪污腐敗嚴重、社會風氣低下。我說這些可能說的嚴重一點,可能錯誤,但這是事實,黨和國家認可不認可老百姓認可,所以毛澤東時代人們衣食住行非常困難,但社會風氣良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基本人們缺錢不缺德,人人都發自內心的喊毛主席萬歲?,F在衣食無憂,社會風氣低下,部分人缺德不缺錢,信仰和理想信念危機,人的道德品質嚴重滑坡。所以造成人們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從以上這些發展關系上所出現的是非矛盾來看,黨和國家更要在發展的這個十字路口中選擇好哪些道路絕對不可走,走哪條道路是按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走社會主義、讓人民共同富裕的正確道路。
我這樣講不是否定改革開放,而是肯定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的同時要必須處理好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的相連關系及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后的利弊關系。
毛澤東同志用社會主義價值觀、用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調動發揮人們的積極性,發揮的淋漓盡致,人人為黨、為國、為民而奮斗和獻身。鄧小平同志用物質刺激調動和發揮人們的積極性,同樣發揮的淋漓盡致,人人為私、為己、為利忘掉了黨、國家、人民。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應該將兩種路線應合二為一,不能再走兩個極端的道路了,應形成將相合關系,互為促進,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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