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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時間以來，學術界，包括境內外多種媒體，圍繞對中國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評價，爭論不已。從爭論的性質看，有不同學術見解的爭鳴、不同認識的思想碰撞，也有不同政治立場和歷史觀的對立和較量；從所持的態度看，有客觀、嚴謹的分析，以求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有新的發現，或者對不科學的認識予以糾正；也有刻意標新立異，通過曲解甚至任意編造歷史以達到其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目的的。不同的爭論性質、不同的研究態度，反映出歷史唯物主義與堅持唯心史觀的歷史虛無主義兩種根本對立的歷史觀。

　　從本質上說，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幾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為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接力探索、蘊蓄積累和開創發展的奮斗歷史。對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性質和相互關系的認識與解釋，是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內容，必須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根本指導，抓住新中國歷史發展的本質，深入思考和科學分析有關方面的輿情，撥開謬論邪說的迷霧，闡明歷史的真相，明辨理論是非，把思想認識統一到黨中央始終一貫的明確結論上來。

　　一、 兩個歷史時期探索的主題、主線是統一的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這一精辟論斷，如實反映和高度概括了兩個歷史時期探索的同一主題、主線：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這一主題、主線表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推動新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動力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探索，進行的歷史創造活動是社會主義建設。

　　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發展主題、主線的確立，是由三個基本因素決定的，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其一，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近代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決定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只有完成前一個任務，才能為完成后一個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新中國成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中華民族完成了第一大歷史任務，必然開始向完成第二大歷史任務邁進，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

　　其二，新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這包括黨的領導力量和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基本綱領的題中之義，也是中國人民近代以來奮斗的目標追求。中國全部近代史證明，要實現這一目標，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才能實現。

　　其三，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頭幾年，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缺乏經驗，借鑒了不少蘇聯的做法，其間也走了一些彎路。1956年春，毛澤東提出《論十大關系》，開始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是與蘇聯模式不同的新思路。雖然在這種建設進程中出現了“文革”等嚴重錯誤，但我們黨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進行了全面撥亂反正，把黨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作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決策，糾正了錯誤并開創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征程。

　　新中國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的展開過程，就是幾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實踐的探索過程。它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邏輯的歷史統一。這種探索接續至今天即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度，并在實踐中實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文化的四者統一。在這個過程中，黨和人民在深化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認識的基礎上，形成了對四個重大問題的科學認識：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些認識的體現形態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它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社會發展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發展和治理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我國人民實現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理論成果。這一成果既是在第一次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獲得的，又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樣在持續探索自己國家歷史發展主題主線的過程中，用新的思想和理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

　　二、 兩個歷史時期之間是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新中國的歷史發展，具有發展的連續性和發展的階段性相統一的特點。兩個歷史時期的客觀進程，表明二者之間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其內在聯系是本質性的。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同時，在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雖然歷經千辛萬苦、艱難曲折、付出了各種代價，但依然“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這些獨創性的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基礎、正反兩方面經驗、思想保證、理論準備、物質技術基礎。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實行改革開放，明確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

　　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又依據新的實踐確立了黨的基本綱領、基本經驗，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地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21世紀。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推進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成功地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上述表明，我們黨探索和開創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分成了前后兩個時期，但這是一個不可割裂的統一歷史過程。

　　正如黨的十七大報告所指出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的繼承和發展。

　　黨的十八大報告以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進一步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黨和人民以獲取“根本成就”為價值目標，孜孜求索，奮斗不息，創造積累，一以貫之，這就是近90多年來、更是兩個歷史時期歷史聯系的本質所在。

　　毋庸諱言，我們黨在前一個歷史時期所犯的錯誤特別是“文革”的重大錯誤，給黨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也給新中國的歷史發展造成嚴重挫折。但是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要把握幾個嚴格的界限：一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因缺乏實踐經驗、客觀條件犯錯誤，不同于根本否定或拋棄社會主義；二是某一個時期犯錯誤不等于整個歷史時期都在犯錯誤；三是做某件事情犯錯誤不等于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錯誤的；四是發現錯誤就糾正錯誤不同于頑固地堅持錯誤；五是要分清功與過哪個是主流，不能顛倒主流與支流。前一個歷史時期雖然犯有錯誤，但并沒有中斷新中國社會主義歷史發展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也是如此。確如鄧小平的科學論斷：“毛澤東同志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勛。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經過長期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不但在歷史上曾經引導我們取得勝利，而且在今后長期的斗爭中，仍將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對于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三、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是在螺旋式上升中產生的區別

　　兩個歷史時期相互聯系，又有區別。問題在于如何正確看待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共產黨前后幾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執政路線之間的關系，核心是是否承認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繼承與發展的關系。

　　總的說來，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是我們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中產生的區別，是探索、創立、發展中國的社會主義不同歷史階段的區別。

　　從制度層面看，兩個歷史時期的區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黨已經建立了新中國，成功進行了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確立了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以此為前提和基礎，創立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新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權性質、國家結構和政權體制四大方面構成了新中國社會主義根本的、基本的和重要的政治制度。改革開放以后，在堅持這些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又根據改革開放實踐對其進行完善。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經過多次討論，對憲法進行修訂，創立發展了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逐步形成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通過改革國家的權力運行模式，建立起相應的政治體制，現在正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由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的、基本的和重要的政治制度從未動搖過。

　　在經濟制度上，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出現過要求過急、工作過粗、形式單一等問題。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際出發，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分配方面，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在經濟運行方面，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共產黨人以偉大的創舉完善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并沒有根本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

　　在思想文化建設上，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一直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重在建設、繁榮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和文藝，建設立足中國現實，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汲取外國文化有益成果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當中曾受“左”的錯誤影響，導致“文革”嚴重錯誤發生。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經過全面撥亂反正，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為目標，我們黨提出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建立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文化體制。進入新時期，黨中央堅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教育科學文化水平；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力地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和腐朽思想的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制度更加豐富、完善。

　　從黨的基本路線看，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這條基本路線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確立的。這條基本路線也是在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正反兩方面經驗總結的基礎上形成的。

　　從其基本內容看，首先是“一個中心”。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以后，城市中其他工作都要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強調不把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做好，我們就會失敗。當時就確定了由落后的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向。在1956 年 9 月召開的黨的八大上，我們黨正確把握國內主要矛盾，進一步提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但是之后一直到 20世紀60 年代前半期，由于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判斷。

　　再看“兩個基本點”。1956年我們黨發表了以《人民日報》編輯部署名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把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概括成五條，這是我們黨關于“四項基本原則”的最初提法，之后，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又將五條基本經驗概括成“識別香花和毒草”的六條政治標準，而將這六條政治標準提煉、概括成“四項基本原則”，則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事。

　　關于改革開放。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確定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制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革命，從共產主義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也是革命。共產主義一定會有很多個階段，因此一定會有很多的革命。這就從理論上解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動力的問題，為社會主義改革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把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確定為基本方針，并提出向外國學習，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但是囿于當時國際國內的復雜原因，沒有形成改革開放的基本方針。

　　再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可分階段的思想觀點：“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階段。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在當時，這一觀點沒有來得及形成系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前一個歷史時期，為形成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準備了理論和物質條件，并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的基礎上形成。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發展成今天的“五個基本”（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和基本要求），是經過幾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接力奮斗，不斷總結經驗，進行理論概括的結果。這表明從黨的指導思想層面看，兩個歷史時期是有區別的，這種區別是在繼承、延續中的前進、上升和創新。

　　在黨的方針政策和實際工作方面，關于兩個歷史時期的內在連續性和區別，鄧小平有一個明確的論斷：“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 300 頁）這是對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關系的實事求是的表述。歷史證明：“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是波浪式發展。”（《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頁）兩個歷史時期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區別也是如此。若無區別就不會出現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但區別不是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斷裂、不是彼此的根本對立，而是螺旋式的上升，也可以稱之為歷史的辯證聯系、創新性發展。

　　（作者：梅榮政，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武漢大學分中心研究員、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靜，武漢紡織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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