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國在十九世紀、美國在二十世紀,各自成為最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工化業國家,是公認的事實。因此,對經濟增長發展史的的誤讀或者缺乏了解必然會得出一個扭曲和錯誤的結論。張維迎對世界經濟史整個過程的錯誤解讀所造成的嚴重性甚至高于對產業政策的誤讀。但這些錯誤相互關聯,因此值得論述。
張維迎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作者:羅思義 日前(編者注:指2016年),張維迎和林毅夫就產業政策展開了爭論,這引起了我的興趣。我先拜讀了林毅夫對產業政策論述的文章,然后看了張維迎所著的《林毅夫在產業政策問題上的四個錯誤》。我驚訝地發現張維迎對英美歷史存在誤讀,比如他在文章中寫道: “人類歷史上真正的經濟增長奇跡應該是英國和美國。由于工業革命,英國從一個邊陲島國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引領者。美國則從一個南北戰爭之前80%以上人口都在農村的農業國家,在三十年后的1890年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 因為英美歷史與產業政策相關,所以我特借此文澄清張維迎對英美歷史的誤讀。 首先,他的“英國工業革命前是一個邊陲島國”的說法違背史實。事實上,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是歐洲(或許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英國當時唯一的潛在替代者大清帝國正走下坡路。 工業革命前近一個世紀以來的世界范圍內的戰爭,英國是所向披靡,不僅在歐洲戰勝了法國,而且在海外奪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和北美洲,這幫助其在工業革命前成為最大的帝國——日不落帝國。日不落帝國包括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以及非洲大部分地區。大英帝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張維迎將世界上最大的帝國稱之為“邊陲島國”,不能不令人驚訝。 其次,美國內戰后借助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速度超越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并不是奇跡。美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霸是依靠勞動力和資本的巨大積累。 在1860至1890年期間,受大規模移民的刺激,美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從3180萬升至6330萬,英國人口則僅增長30%。1860年,美國人口只高于英國人口三百萬;1890年,美國人口則高于英國人口2600萬——美國人口從英國人口的1.10倍升至1.69倍。 同時,美國固定投資占GDP比重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前經濟超級大國——英國以前所達到的任何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單年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的最高數據僅為10.6%,美國的最高數據則為21.8%。正如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總結道: “從1890年至1950年的六十年間,美國國內投資率增速是英國的近兩倍。1890年,美國人均資本存量水平是英國的兩倍,也高于世界其他所有國家。這幫助美國對所有其他國家保持壓倒性的優勢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 從1860年至1890年,美國GDP從低于英國的約20%到高于英國的30%,一小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國略微縮小了與英國的人均GDP差距,從約30%降為約20%,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巨大積累。 英國和美國實現快速增長并非依靠自由市場 英國和美國在其各自成為世經濟霸主期間實現經濟增長的政策是依靠政府的大量干預,而非“自由市場”。 英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霸主期間的特點是依靠巨額的政府借貸和支出——主要是為建立世界最大的帝國而發動的戰爭的融資。1763年,英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超過150%;1815年,這一比重甚至超過250%。 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霸主期間利用政府干預手段建立了世界上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關稅制度之一。這些高額的關稅是為保護美國北部各州的工業發展而刻意設計的。 美國關稅保護主義始于《美國1789年關稅法》。從關稅法制定到南北戰爭爆發的七十一年間,由于美國南部各州沒有實現工業化,所以其不在意關稅保護,而美國北部各州實現了工業化,所以其在意關稅保護,這種矛盾使得美國關稅出現某種程度的波動。但自北部贏得內戰后,其利益便與征收高額貿易關稅掛勾。截至1870年,美國進口關稅年均增長45%,到1910年一直保持在27%以上。 如果說英國崛起成為世界經濟霸主靠的是大量的政府借貸,那么美國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崛起成為世界經濟霸主則是依靠政府建立的關稅墻,而非自由市場。 西方增長模式 從經濟增長原因到經濟結果看,如果照搬西方經濟增長模式,將會使中國永遠落后于發達經濟體。 數據顯示,英國/美國經濟模式是數個世紀以來持續放緩。從1900年至2015年,美國人均GDP年均僅增長1.9%,英國則為1.5%。不過,如果從十九世紀算起,結果相差更大。很明顯,英國/美國十九世紀的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甚至比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更慢——從1820年至2015年,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1.7%,英國則為1.4%。 中國部分媒體有時呈現的“西方經濟體過去持續快速增長,僅僅是現在放緩”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以1995年至2015過去20年為例,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1.4%,僅略微低于其長期平均水平;英國這一數據為1.7%,略高于其長期平均水平。美國和英國變得更為發達時,其人均GDP增速并沒呈顯著放緩趨勢,而且其人均GDP增速顯著低于中國當前的水平。 因為美國/英國增長模式造成了非常低的增長率,如果中國采用這樣的西方模式,那么中國將同樣如此。這意味著,中國放棄數年后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可能性,中國可能永遠不會追上西方生活水平。如果中國放棄幫助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幫助中國實現比美國或者英國經濟增速快數倍的經濟模式,那么這樣的政策將是荒謬的。 美國的真實歷史 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超越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方法已經在上文分析過了,這種方法同樣幫助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崛起成為真正的經濟霸主。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對于這些事實已有說細的論述,所以在此僅概述幾個關鍵點: “在1939至1945年,美國GDP增長91%——年均增長率達到11%。在1939至1944年(戰爭結束前的最后一個完整年度),美國經濟年均增長14%——這是世界歷史上一個主要經濟體在5年期間所取得的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到1945年,盡管受到大蕭條的干預,美國經濟規模仍比其1929年經濟規模翻了一番。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幫助美國在二戰后成為全球經濟霸主是二戰時期的美國經濟發展。 這再次表明,推動美國經濟出現史無前例增長速度的是龐大的政府支出:在1938至1945年間,美國居民消費增長30%,私人投資增長12%,但美國政府支出增長553%。以1937年美元價格計算,在1938—1945年間(美國經濟史上增速最快的時期),美國GDP增長的82%由政府支出貢獻…… 結果是,美國政府基本上取代了私營企業,成為驅動固定投資的主要力量:到1943年,美國83%的固定投資是由政府實施。因此,事實是,美國經濟史上增長最快速的時期,即確立它無可爭議的經濟超級大國地位的時期,經濟增長是由國家投資而非私營企業拉動的。 總之,美國確立其無與倫比的國際經濟主導地位,以及美國歷史上增長最快的時期——為美國最終在20世紀下半葉崛起成為經濟超級大國奠定了基礎——并不是由私營企業推動,而是在規模空前的政府支出熱潮下得以實現!正是這只‘看得見’的手,而非‘看不見’的手促使美國登上世界經濟霸主的寶座。” 政府產業政策 英國在十九世紀、美國在二十世紀,各自成為最大經濟體和最大的工化業國家,是公認的事實。因此,對經濟增長發展史的的誤讀或者缺乏了解必然會得出一個扭曲和錯誤的結論。張維迎對世界經濟史整個過程的錯誤解讀所造成的嚴重性甚至高于對產業政策的誤讀。但這些錯誤相互關聯,因此值得論述。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也對這些實際問題進行了論述,因此在此僅摘錄部分以作總結: “正如《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為英國薩塞克斯大學創新經濟學教授馬里亞納·馬祖卡托的經典研究著作《創業型政府》(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所寫的書評指出: 創新取決于勇往直前的企業家精神。但是甘冒最大風險并做出最大突破的并不是私營企業,而是政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Google搜索引擎算法的研究。蘋果公司的早期資助來自美國政府所屬的小企業投資公司。而且,使iPhone更加智能的互聯網、無線網絡,全球定位系統、微電子、觸摸屏顯示器、以及最新的SIRI語音助手等所有技術也是國家資助的……蘋果公司將他們組合在一起,這一手干得很漂亮,但這也不過是他們收獲了70年來政府始終扶持的創新的成果。 鑒于大規模研發成本很高,并且研發結果和所需時間充滿不確定性,企業更傾向于采納和改進經實踐檢驗的現有技術,而不是熱衷于拓展前沿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根本性創新方面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正如沃爾夫總結道: 為什么政府作用如此重要?答案在于基礎科學創新所需的相關成本和時間跨度的巨大的不確定性。私營企業無法也不會承擔這些成本,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無法確定收獲成果,部分原因則是因為這些成果目前為止取決于未來。 事實上,越具競爭力和越依賴金融驅動的經濟體,越少私營企業愿意承擔這樣的風險……還有,私營企業無法創造互聯網或全球定位系統。只有美國軍方有資源這樣做。” 因此,正如馬祖卡托就蘋果所作的詳細分析: “使喬布斯的iPhone如此‘智能’的互聯網、地理信息系統、觸摸屏顯示器和最近的SIRI語音助手等所有技術都是政府資助的。這種蘊含著極大風險的慷慨投資絕不會因‘風險資本家’或者‘車庫創業者們’的存在而出現。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促成了這些創新的發生。假如我們坐等市場或企業靠自己的力量去做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觀,僅提供基礎服務,創新就不可能發生。” 同樣地,林毅夫2012年籠統地談到了美國在研發領域的全面領先問題: “目前就美國產業政策的必要性進行的討論并沒有改變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最近幾十年來在行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個事實。政府干預措施包括將巨額公共資金投入國防相關性采購或將其用作研發經費,此項舉措將在整個經濟系統內產生強大的溢出效應。” 林毅夫還從定量角度分析道: “聯邦政府在全部研發經費中所占的份額,在1930年僅為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保持在50%—66%之間。經濟學家常建指出:‘美國在計算機、航天和互聯網等行業仍保持國際優勢,盡管其總體技術領先水平正在下降。如果沒有聯邦政府對國防相關性研發活動的投入,上述行業都是不存在的。’政府的支持對醫療等其他重要經濟行業的發展也非常重要:政府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術機構的研發活動,這對美國保持其在該行業的領先地位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我為何要澄清張維迎對英美歷史的誤讀? 因此,有必要問,為何張維迎會犯這樣令人驚訝的錯誤——將工業革命前就已成為世界最大帝國,也可能是世界最強大國家的英國稱之為“邊陲島國”?他也為何沒有提及美國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巨大積累,以及政府強制推行的關稅壁壘保護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 這是因為如果事實與理論不一致,只有在兩種方法中采取一種方法應對。首先,正確的方法就需要以中國名言“實事求是”和科學精神為依據,如果理論和事實不一致,那么理論就必須被拋棄,因為其是錯誤的;其次是拒絕科學,如果事實和理論不符,那么事實就必須被忽略。盡管這種方法證明,理論是錯誤的。但對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世界史上兩個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體缺乏認識或者存在誤讀,是試圖忽略事實以支持錯誤理論的一個極端例子。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如果在大學研討會上試圖為錯誤的理論辯護而壓制事實,最多是損害學生獲取知識;如果在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政策制定過程中為錯誤的理論辯護而壓制事實,那么將會危及13億人的生活,中國的民族復興也會因此遭受嚴重的挫折。
(作者系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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