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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毛主席是我跟隨過的最好的一個領袖

點擊：  作者：佚名    來源：人類第一人  發布時間:2017-07-07 09:56:23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后，毛澤東坐鎮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朱德親臨華北敵后抗日前線，他們作為黨和軍隊的最高統帥，共同指揮抗日軍民堅持抗戰，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摩擦，使抗日武裝力量得以壯大，抗日根據地得以發展。

 

毛澤東：我們的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

 

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共中央即于次日發表通電呼吁：“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朱德、毛澤東和其他紅軍將領聯名致電駐守平津一帶的第二十九軍領導人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表示：“紅軍將士，義憤填胸、準備隨時調動，追隨貴軍，與日寇決一死戰。”紅軍抗戰心切，可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談判仍然沒有結果，如紅軍將領肖勁光所說：“國家危亡迫在眉睫，而我黨與國民黨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具體問題的談判卻遲遲沒有結果。我們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針氈，焦慮萬分。”

 

就在朱德、毛澤東等致二十九軍通電時，紅軍已在做奔赴抗日前線的準備。1937年7月13日，毛澤東、朱德在延安召開的共產黨員和各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上，號召“隨時出動到抗戰前線”去。毛澤東、朱德還電令紅軍各部：限十天內完成各項抗日準備工作，聽候出動命令。

 

朱德于18日離開延安，前往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所在地－－陜西省涇陽縣云陽鎮。此時，華北戰局日益嚴重，盡管蔣介石有意把盧溝橋事變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圍，向日方傳遞和談的信息，可是，日軍根本不理睬，蓄意擴大事態。29日和30日，北京和天津相繼淪陷，與日和談已成絕路。蔣介石這才要求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

 

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上其他反侵略戰爭相比，不知要艱難困苦多少倍。我們的敵人不僅野蠻兇殘，而且其國力和軍事實力，比我們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時任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根據相關資料，對中日雙方的國力軍力進行了比較。

 

他以抗日第一期為計：他說：

 

“日本之現役兵力有三十八萬人，

 

預備役兵有七十三萬八千人，

 

后備役兵有八十七萬九千人，

 

第一補充兵役有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人，

 

第二補充兵役有九十萬五千人，

 

各種兵役共計四百四十八萬一千人。

 

戰斗兵屬于現役、預備役、后備役者共計約有一百九十九萬七千人。此外皆是后勤兵役與補充兵役。

 

日本陸軍有十七個師團，海軍有各種艦艇一百九十萬噸，空軍有各種飛機二千七百架，其中屬于陸軍者有一千四百八十架，屬于海軍者一千二百二十架，預備機與補充機，皆包括在此數目中。”

 

中國與之相比，白崇禧說：“我國除一百八十萬現役兵力之外，預備兵役、后備兵役一無所有。”兵役補充極其糟糕，到一九三六年底，“高中與同等學校學生合格為預備軍士者約有一萬七千九百五十四人，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合格為預備軍官者僅八百八十人。”海軍全部湊數也就只有“五萬九千噸”，且質量低劣，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空軍全部湊數也僅有一百一十四架飛機。相應的工業配套條件完全空白。

 

當時，很多理智的人都以為，與日一戰決不能圖一時之快，逞匹夫之勇，而要以我之長滅敵之短，研究相應的戰略戰術。在天津失守后，裝備遠勝于八路軍的國軍一經與日軍交手，就潰不成軍，丟城失地。蔣介石明知八路軍武器裝備遠遜于國軍，可卻令八路軍迅速全部開赴前線，其叵測用心已是路人皆知。毛澤東不得不多了一個心眼，擔心蔣介石把紅軍全部送上前線，分路出動不予集中，對紅軍十分不利。他指出，我們“不要聽信國民黨一部分人之無理浮言，而自亂其步驟。”

 

正是紅軍出動在即的情況下，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陜北洛川馮家村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就軍事問題和國共關系問題作了多次講話。

 

他指出：“我們的方針最基本的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

 

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創造根據地；（二）鉗制與消滅敵人；（三）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四）保存與擴大紅軍；（五）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于山地）”。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在聽了毛澤東等的講話后，朱德作了補充說：持久戰主要是發動廣大群眾，發動廣大游擊戰爭。

 

中心是擺在支持華北的持久戰，重點爭取太行山及其以東地區。為了爭取國民黨軍隊能在前線阻擊敵人一個時期，要在國民黨軍隊還能抵抗時，及早布置工作；即使友軍都退下來，而我們也能在華北支持。

 

“在群眾條件方面，地利方面，日軍作戰都要失去一些效用，紅軍則可以充分利用這些條件。華北方面地勢上也有可能發展游擊戰爭，因此，爭取群眾工作，首先爭取華北這一萬萬人。”整個說來，“應估計到我們能牽制敵人，起偉大作用。”

 

會議決定改選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十一人。毛澤東為書記（實際稱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書記（實際稱副主席）。會議期間，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設立中央軍委前方軍分會（后稱華北軍分會）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

 

就在洛川會議召開的這天，蔣介石正式發布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8月25日，毛澤東和朱德、周恩來正式簽署命令，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隨即開赴抗日前線。

 

在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路線上，國民黨又玩起了心思，他們提出八路軍以兩個師由渭南上車，經風陵渡、同浦路至代縣附近下車，到蔚縣一帶集中。

 

另一師沿隴海路轉平漢路，在徐水下車，到冀東玉田、遵化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八路軍被分隔在東西兩端，且這二處皆有國民黨重兵駐守。毛澤東當即致電朱德、周恩來等，指出：這里“包含著極大陰謀，決不能認為有利，堅決不能同意”。

 

“紅軍為安全計，為隱蔽計，為滿足晉綏渴望計，決走韓城渡河，在侯馬上車，到大同集中，再轉懷來、蔚縣，決不走平漢路。”強調紅軍“在獨立自主的指揮與游擊戰山地戰原則下受閻百川節制”。

 

遵照這條出動的路線，朱德率八路軍總部于9月16日到達韓城縣芝川鎮，由此渡過黃河，奔赴抗日前線。八路軍出師抗日，一當戰略部署展開，采取何種戰略部署至關重要。

 

遠在延安的毛澤東與身處抗日前線的朱德，通過電報往還，反復磋商，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原則包含這樣的內容：紅軍有依據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抗日武裝的自由；南京只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堅持依據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

 

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

 

在朱德率八路軍東渡黃河時，平綏線日軍正分兵兩路南下，其中一路就是日軍精銳板垣師團，他們出蔚縣、廣靈、淶源進攻平型關。9月23日，閻錫山電告朱德，22日夜間，日軍忽然奇襲平型關陣地，雙方發生激戰，要求八路軍配合作戰。朱德、彭德懷立即電令林彪、聶榮臻：“一一五師應即向平型關、靈丘間出動，機動側擊向平型關進攻之敵，但須控制一部于靈丘以南，保障自己之右側。”同時，電告毛澤東：“我一一五師今晚以三個團集結于冉莊，準備配合平型關部隊側擊該敵。另以師直屬隊并一部及獨立團出動于靈丘以北活動。”

 

林、聶率領一一五師主力冒著傾盆大雨，向平型關以東進發，于25日拂曉前搶先占領通向平型關兩側的高地。這里居高臨下，適于隱蔽伏擊。上午7時左右，板垣師團第二十一旅團進入伏擊地。師部下達攻擊的命令，指戰員們以密集的火力向敵人射擊。經過一天激戰，共斃敵1000多人，繳獲大量軍用物資和日軍的秘密文件。

 

毛澤東對平型關大捷十分滿意，致電朱德、彭德懷，慶祝八路軍取得的第一個勝利。戰斗結束后，朱德親自來到一一五師駐地。他對前來采訪的中外記者們分析了日軍的長處與短處。他說，日軍的長處：一是武器好，并善于發揚火力；二是作戰頑強，不肯繳槍；三是按計劃行事，退卻快，援軍也能很快開來。他們的短處是：一是戰斗精神差；二是防守時不善于做工事，警戒疏忽；三是爬山不如中國兵；四是膽怯，怕肉搏戰。

 

八路軍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指揮下，積極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以自己的“拿手好戲”游擊戰，取得抗日戰場上令人矚目的戰果。10月中旬，忻口會戰開始。這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作戰規模最大，對日軍打擊最沉重的一次戰役。八路軍各部在日軍側后投入作戰，起了重要的戰役配合作用。

 

 

正是在忻口會戰期間，朱德、彭德懷和任弼時重新恢復了八路軍的政治委員制度。紅軍改編八路軍時，中共顧全大局，同意了國民黨的要求，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將各師政治部改為政訓處，從而使政治工作受到一定的影響。10月19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聯名致電中共中央，報告恢復政治委員的制度。22日，洛甫、毛澤東復電朱、彭、任、鄧并告周恩來：“關于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

 

太原失守后，在華北以國軍為主體的正面戰場宣告結束，代之以八路軍為主的游擊戰爭。11月8日，也就是太原失陷的這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并告各師主要負責人：“太原失守后，華北正規戰爭階段基本結束，游擊戰爭階段開始。這一階段，游擊戰爭將以八路軍為主體，其他則附屬于八路軍，這是華北總的形勢。”根據這一總體的戰略分析，在毛澤東、朱德的指揮下，聶榮臻、劉伯承、賀龍和林彪帶領各自的隊伍，分別進入晉東北、晉東南、晉西北、晉西南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

 

1938年2月22日，日軍占領屯留、長子，向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安澤逼近。晚上，毛澤東來電告之日軍一部已到晉西黃河邊上的離石縣軍渡，請朱德判斷日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次日凌晨，日軍先頭部隊已進入良馬鎮，而良馬鎮處于屯留和安澤的交界處。朱德據此并根據相應的情報，回答毛澤東的詢問，認為日軍的行動可能是佯動，意在引誘八路軍西渡黃河，回防陜北。是夜，毛澤東回電也作了類似的估計。

 

此時，朱德的身邊只有二百名警衛通訊戰士。日軍來得突然，總部要轉移到安全地帶，已十分不容易。如果聽任日軍長驅直入，從而占領臨汾，那對局勢會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朱德毅然率領身邊的隨行人員，在臨屯縣上的古縣鎮進行阻擊。同時向毛澤東通報，準備以自己手中兩個連的兵力盡量的遲滯敵軍，以等待友軍各部趕到消滅此敵，“總部明日仍在古縣指揮。”

 

日軍偵知阻擊他們的竟是朱德時，立即出動十幾架轟炸機，企圖一舉炸平朱德的駐地古縣鎮。可是，日機誤把古縣和故縣弄混了，故縣遭了一番狂轟濫炸，而古縣卻安然無恙。毛澤東在當日下午來電詢問：“總部駐地之古縣在何處？”擔心朱德及總部的安全。

 

晚上七時，日軍攻入古縣鎮，此時朱德及總部已退出鎮外，轉移到臨屯公路以南的劉恒村。朱德以少量的兵力遲滯敵軍一個旅團達三天之久，為臨汾軍民的安全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朱德率部向敵后的東北方向轉移，打破了日軍逼迫我軍至黃河邊再予以殲滅的企圖。日軍在東路進入臨汾時，又一股日軍多次攻擊軍渡、磧口等黃河渡口，這里的黃河河防一旦突破，將直接威脅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所在的陜甘寧。朱德和左權向陜甘寧邊區的留守部隊發出指示，布置了對付日軍進攻的辦法。此時，日軍將停止東南的動作，而將力量移至黃河以北，向西北推進。據此，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要他們調動部隊向西移動，以加強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隊在晉東南堅持游擊戰爭。

 

此時，晉西黃河邊上的離石、軍渡、文水、交城一線的日軍不超過一個旅，山西全省的日軍也不過四萬人，日軍正籌劃進攻徐州，不會由華中分兵至華北，更不會為肅清八路軍而進攻西北。身在前方的朱德根據來自各方情報，作出如上的戰略評判，據此，他和彭德懷聯名回電，指出：日軍目前大規模進攻西北是不可能的，現在留在晉東南的許多國民黨部隊歸我們指揮，此時決不能離開此地。

 

八路軍總部和朱德、彭德懷的安全，牽動著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心。3月3日，張聞天、毛澤東和任弼時聯名致電朱、彭：“八路軍主力留晉擊敵后路，必須是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之條件下，否則對整個抗戰及國共關系是非常不利的”，同時主張朱、彭二人必須回來，就是有一人留前方指揮，也只能留在呂梁山脈等不易被敵人隔斷的地區，決不應留在汾河以東。次日，毛澤東致電朱彭：“總部現在何處，朱、彭是否已會合？”“望考慮總部取何道移至呂梁山脈，為安全，為便利，如臨汾以南尚無敵，是否迂道臨汾以南回來。”

 

朱德、彭德懷再次致電中共中央，提出現在不宜過河而應東進太行的理由，希望中央考慮他們的意見。3月9日，毛澤東回電朱、彭，同意在目前階段，八路軍在不被敵隔斷的條件下，應在敵后配合友軍堅決作戰。同時應準備下一階段情況迅速變化時的轉移，為了保障將來轉移便利，必須鞏固呂梁山脈的轉移樞紐，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工作。如果八路軍全部被限制在華北敵軍的包圍圈中，根本不能轉移至陜甘豫邊區，則對整個抗戰及全國政治關系都是不利的，這是政治局戰略決定的基本精神。

 

朱德：我們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陳獨秀

 

1938年8月下旬，八路軍完成改編后開赴至華北前線，此時三個師的確實人數為三萬四千人。到一九三八年底，八路軍已發展到十六萬人左右。八路軍遵照蔣介石的命令加入第二戰區，參加對日作戰。山西大部淪陷，八路軍仍在敵后堅持斗爭，建立抗日根據地，并在立穩腳跟后分兵出擊日軍，游擊戰爭發展到河北，綏遠，并已在山東敵后農村創建抗日根據地，華中地區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在創建之中。

 

這一切令蔣介石和國民黨極受刺激，認為八路軍是得漁翁之利，國民黨“失地愈多該黨發展愈速”。蔣又念起“防共限共”的緊箍咒，下令八路軍不得跨越戰區，并特別選派鹿鐘麟擔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目的就是要把八路軍逼出河北。鹿鐘麟到任后就試圖取消以共產黨員主導的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并另行任命各縣縣長。

 

正在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朱德得知后，于9月7日與毛澤東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邊區各軍政機關，如果沒有得到邊區政府和軍區司令部的指示，拒絕服從任何人的命令，并禁止任何其他人在邊區進行軍事、政治活動；如果河北省政府和張蔭梧正式派人來交涉，須給以禮遇并與之談判。朱德多次派人與鹿鐘麟交涉，并相應作出一些讓步，而這非但未能止息事態，反被鹿等以為八路軍軟弱可欺，變本加厲地進行磨擦，有意制造事端，公開散布反對八路軍的言論。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時，毛澤東把蔣與汪作了比較，認為蔣是抗日的，但“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表《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蔣總裁及五中全會電》《中共中央為國共關系問題致蔣介石電》，指出在日本陰謀分化我國內部之際，必須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蔣并沒有響應中共的建議，反而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的《宣言》中 公開宣稱：“本會鄭重聲明，吾人絕不愿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種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一貫之志業，因信仰不篤與意志不堅，致生頓挫。”

 

毛澤東、朱德對此立刻作出反應。1月31日，朱德和八路軍其他重要將領致電延安，請轉發致蔣介石電。電報說：“自防止異黨活動辦法流行以來，各地磨擦紛起，沖突時有，力量抵消，莫此為甚。”希望蔣“明令禁止防止異黨辦法之流行，并對抗日陣營中之矛盾現象作徹底之調整，對暗藏之汪派作徹底之清洗，用以鞏固團結，加強抗戰力量，則裨益抗戰實為多多矣。”2月4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閉幕式上說：“為國為民的共產黨是絕對不會被溶化的，應當溶化的是那些發國難財、吃磨擦飯的頑固分子和其他的壞東西。”他還提出了兩條反磨擦原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這些警告并沒有引起國民黨的注意，他們仍然在不斷地挑起事端，破壞兩黨合作抗日的局面。2月上旬，八路軍汪乃貴支隊在束鹿附近同日軍作戰時，其中的一個連隊因與支隊失去聯絡，遭到鹿鐘麟部的襲擊，二十名八路軍戰士和二名帶路老百姓被殺。鹿部所屬還活埋了八路軍通訊員、地方工作人員二十余名。朱德及時地電告蔣介石、程潛、閻錫山、衛立煌，要求他們嚴厲制止這種殘暴的罪行，不使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受到破壞。

 

蔣根本不在意中共的提醒，磨擦事件仍然在擴大在漫延。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報告，指出，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教訓。“不論何種情況，黨的基本任務是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國共合作與三民主義”。“積極幫助蔣與督促蔣向好的一邊走，仍然是我們的方針。”國民黨五中全會后，對于在河北、山東，特別是陜甘寧邊區所進行的磨擦，是必須給以堅決的抵抗，但必須嚴格站在自衛立場上，絕不能過此限度。“統一不忘斗爭，斗爭不忘統一，二者不可偏廢，但以統一為主，‘磨而不裂’。”

 

朱德對張蔭梧的反共活動，下令進行有力反擊。同時，朱德還要求賀龍、聶榮臻、劉伯承等加強同鹿鐘麟的聯系，向他報告冀中、冀南的敵情和對日作戰等情況，并作出指示：“加緊各方統一戰線工作，團結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難；對一切頑固勢力必須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須適可而止。”

 

毛澤東說“磨而不裂”，朱德說“反磨擦亦須適可而止”。他們對團結和統一抱有良好的期待，可國民黨則不然，一改過去“政治限共為主，軍事限共為輔”的策略，極力推行“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策略，蓄意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12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部侵占了陜甘寧的淳化、橡邑、正寧、寧縣、鎮原五縣。閻錫山在山西發動“十二月事變”，進攻抗戰決死隊，殺害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次年2月18日，自恃擁有實力的國軍第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糾合龐炳勛、張蔭梧、侯如塘等部，進攻太行區域的八路軍總部。

 

中共對挑釁的國民黨軍，歷來是“先禮后兵”，只是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才利用有利時期予以沉重的打擊。朱懷冰被打痛，這才來找朱德，他以所謂“軍令政令統一”的名義，蠻橫地要八路軍把河北讓給他，并威脅說，究竟是打還是讓？朱德回答，我們建立根據地是為了抗日，為什么要讓？再說，大革命時期我們讓過一回，讓壞了。大革命一失敗，國民黨右派來了，要殺我們，我們那時候沒有軍隊；領袖陳獨秀又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只能讓他殺。現在我們有八路軍；我們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陳獨秀，為什么還要讓。

 

 

當時，給八路軍制造磨擦的除了朱懷冰，還有石友三。八路軍在掌握了石友三勾結和準備投降日軍的證據，決定對石友三予以堅決、徹底、全部、干凈消滅之。3月4日，八路軍總部發起打擊石友三的衛東戰役，到11日共斃、俘石部3600多人。后來，石友三因通敵罪而被國民政府槍決。次日，發起打擊朱懷冰的戰役，僅交戰四天，朱部便作鳥獸散。在打擊朱懷冰時，朱德掌握一個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當朱部全線潰退時，朱德立即下令停止進攻，并主動后撤，準備與國民黨當局談判。

 

從石友三到朱懷冰，國民黨頑固派在與八路軍較量后，已沒有理由和能力再掀起波瀾了。毛澤東與朱德共同領導和指揮了反磨擦斗爭，勝利地結束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朱德：毛主席是我跟隨過的最好的一個領袖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由莫斯科回到延安，他是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回國，其使命是督促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王明在黨的會議上批評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他說抗戰主要靠的是國民黨領導，共產黨不要同國民黨爭領導權，并說這是斯大林的一貫思想。這些說辭很有權威性和鼓動性，黨內很多同志被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外衣所迷惑。

 

王明明顯正在勢頭上，毛澤東只得暫避鋒芒，用已經賦閑的李德的觀察所說，這段時間，毛澤東常去的地方只能是抗大了。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的情況和抗日戰爭的形勢，并接替已在莫斯科的王稼祥，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在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匯報時，支持毛澤東抗戰以來的政治路線。一直霧里看花般的共產國際對中共和中國抗戰，終于有了更清晰的概念，知道遵義會議后，毛澤東一直在中共起著實際領導核心的作用。7月6日，蘇聯《真理報》刊發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釋放出肯定毛澤東和朱德的信號。

 

王稼祥回國后向中央政治局轉述了共產國際負責人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全體黨員都應該支持毛澤東為中共的領導人，毛澤東是在實際斗爭中鍛煉和成長起來的領袖。季米特洛夫還讓王稼祥轉告王明，不要與毛澤東去爭當領袖。在這種形勢下，中共中央準備召開六屆六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確定黨在抗戰相持階段的戰略方針。

 

1938年8月25日，朱德從前線返回延安，出席9月14日至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朱德在抗戰前線，對八路軍的發展最有發言權。他在會上表示，抗戰之初，如果不堅持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聽命于蔣介石、閻錫山，把八路軍全部放到正面戰場，其后果是不堪設想，怎會有今天的抗日根據地，八路軍又怎會發展到現在的20多萬人。如依王明的意見辦下去，八路軍又會回到從前，重蹈東北軍、西北軍的老路，會被國民黨收編。

 

緊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后，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的一所小教堂舉行。朱德在會上作了關于八路軍的報告。六屆六中全會開的很長，從9月29日至11月6日。期間，因武漢形勢吃緊，朱德又飛抵漢口，與周恩來一道會見蔣介石。在武漢僅僅一天，朱德又回到延安，繼續參加會議。會議開的很成功，包括朱德在內的四十多人先后發言，一致支持毛澤東的各項主張，點名或不點名地批評了王明。會后，朱德又返回華北抗日前線。

 

1940年4、5月間，毛澤東一再致電八路軍總部，希望朱德早日回到延安，協助他籌備中共七大。朱德接電后，即在警衛部隊的護送下，于4月下旬，經洛陽、西安等地，途中處理了諸多軍務，于5月26日到達延安。次日，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禮堂舉行歡迎朱德晚會，毛澤東高興地出席了晚會。當朱德由華北前線奉召回延安時，很多同志也包括朱德本人，都沒有想到朱德再也沒有返回華北，因為毛澤東太需要他的幫助，以清理黨內的路線是非，指揮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的斗爭。

 

王明并無悔改之意，而且，他的影響仍然在起著一定的作用。1940年3月，王明把他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斗爭》的小冊子加“序”再版，所謂“布爾什維克”，說到底就是“共產國際化”、“斯大林化”，這種不顧本黨的階級利益，無視中國的實際情況的教條主義，于抗戰于中國革命都是極為有害；可它在黨內偏偏有一定的市場。

 

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而引發了太平洋戰爭。美英西方大國對日宣戰，蘇聯對日的擔憂松了一口氣，再也不因擔心東方戰線而一味地遷就蔣介石了。毛澤東認為，對全黨進行整風的時機已經到了。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曰，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檢討黨在歷史上特別是土地革命時期的政治路線問題。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后又在中央宣傳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由此為起端，以高級干部為主要對象的延安整風運動正式開始。

 

朱德積極擁護整風運動，在各種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教條主義，批評有人爭當領袖的問題。他說，有些人念了幾天書，背了幾條原則，就自高自大，以為是萬能，毫不虛心，這是不好的。有些人，開口閉口社會主義原理原則，結果不少事情就是他們弄壞的；他們對世界各國的事都懂（自然也是皮毛的），就是眼前的實際事實他不懂。他還說：有的人時時刻刻想做領袖。領袖是群眾封的，不是自己想干就能干的。朱德這樣講，當時幾乎所有高級干部都明白，講話中的“有些人念了幾天書”，指的是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而“有的人時時刻刻想做領袖”，則指的是王明了。

 

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王明的錯誤的事實也越來越清晰。朱德對王明的批判也無需以“有些人”代稱了。他說，抗戰以后王明左傾錯誤主要表現在只要一大堆統一，而不要領導權。“只要誰放手發展自己的力量，他就說你破壞統一戰線，我有些不高興。他不要政權，忽視八路軍，忽視游擊戰爭，對自己看不起，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就是靠游擊戰爭來發展自己的力量。”又批評道：“在黨內，王明目無中央，以代表國際來指揮中央自居，對書記處鬧獨立性，在黨內關系上采取一打一拉的手法。”即“對外（指國民黨）一切服從，對內（指中央書記處）獨立自主。”他尖銳地指出：“我們的革命家務，他也沒有出過力。搞掉革命的家務，當然不傷心。結果只有跑到大資產階級營壘去，可惜蔣介石太蠢了，不要他！”

 

 

毛澤東與朱德從井岡山始就已經共事，朱德雖然年長7歲，可他由衷地敬佩毛澤東，他說：“我一生跟過三個領袖，一個蔡鍔，一個孫中山，一個毛主席。毛主席是我跟隨過的領袖中最好的一個領袖。”毛澤東十分敬重朱德，尊重他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薄一波回憶道：“關于朱德的評價問題，在延安整風時，毛主席最后說，朱德是中國人民的領袖，偉大的戰士。”1945年4月23日下午5時，中共“七大”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第一次并排掛在主席臺。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組成中央書記處，這是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領導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