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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東：從大歷史長時段看偉大的無產階級十月革命

點擊：3112  作者：譚偉東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10 10:37:08

 

 

 

　　十月革命在列寧等領導人的預言中都屬于偶然的事件（列寧曾因長期流亡海外，以為在他們這一代余生是看不到社會主義的出現了，但恰恰這個時候俄羅斯爆發了二月革命，列寧以偉大高超的領導藝術和果決、卓越領袖才能，創造和“駕馭”歷史，果斷出手，引導全黨和工兵蘇維埃運動，將俄羅斯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無產階級的起義和上升為統治階級。）。但這一歷史大事變的“偶然”，卻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進程，變更了人類命運，成就了人世間的偉大的新紀元。偉大的十月革命，遠遠超出了近代史的西方資本主義三大政治革命，一是1776的美國獨立戰爭，一是1750年后的英國工業革命和之前的所謂光榮革命的（政治革命和產業革命），從政治到產業經濟與技術上看，標志著英國資產階級的全面執政與登上歷史舞臺，最后一個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十月革命，上承了巴黎公社，下繼包括中國革命，東歐及全球的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歷史風暴，和“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洪流，并同時為在帝國主義薄弱環節實現革命突破，在一國與數國建成社會主義，開啟了武裝奪取政權，建立新社會主義的偉大通途。

 

　　十月革命標志著世界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始左右歷史與時代，建設與發展社會主義，并且同時成為變更世界格局與人類文明的由少數人統治與壓迫，走向多數人治理的人民主權新時代。

 

　　十月革命在1991年底被徹底腰斬，不是政治力量對比與政治生態分布問題，不是無產階級執政與專政經驗不足問題，不是歷史匆忙和社會文明建構中的生產力，技術經濟水平，綜合國力等等問題，而是政治背叛，上層統治集團，主要是一小撮邪惡的反革命集團頭目的公開叛變。他們不但叛黨而且叛國，更是背叛人民大眾，并在極權主義的當代世界國家與社會主權模式之下，尤其是在蘇聯的東歐社會主義的集團，缺乏類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免疫力情勢下，而被權貴精英寡頭政客竊取、壟斷和顛覆的。

 

　　但是歷史已經并將繼續永遠表明，巴黎公社原則是永恒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永恒的，中國革命一建設的偉大范式和獨特智慧文化主張是永恒的。

 

　　從邏輯而非時間先后，就歷史沃土與偉大實踐，而非理論艱辛與抽象，創造的現實革命與建設源泉來看，如果說中國革命的先生是馬恩列斯，則中國與世界革命的先生與沃土，卻是巴黎公社，特別是十月革命。就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原則，未來社會最高階理論展望與描繪而言，正是巴黎公社，催生了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這在上述意義上，是比《共產黨宣言》更加經典和偉大的共產黨領導政綱。而可以與此相媲美的，正是十月革命，才催生了并標志著列寧主義誕生的一系列的列寧、斯大林的馬列主義經典文獻，和蘇聯社會主義聯邦的一系列偉大建構。

 

　　一、巴黎公社后的世界歷史高潮和偉大序曲

 

　　1870年巴黎公社的生命和存在是短暫的。社員墻倒下的烈士們慷慨悲壯，堅貞不屈，英勇就義。梯也爾的反動政府不但無恥之極，無德無才，而且慘無人道，背信棄義，喪盡天良，滅絕人性。

 

　　然而，“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德國的資產階級大文豪赫德爾，歌德，荷爾德林，甚至康德們的狂飆運動，啟蒙運動，未能成就黑格爾的世界精神，卻變成了法國工人階級之狂飆運動和革命凱歌。

 

　　同人類史上的一切所謂烏合之眾的暴動、起義不同，同組織有序，奴隸-農民起義有別，巴黎公社不但有著偉大而明確的政治訴求，而且以徹底的民選、民主，徹底埋葬社會公仆變成社會老爺的薪水支付制，和一切自由人聯合體的政治與經濟，文化與社會建構嘗試，宣告了世界無產階級的政權與理想國的基本版本之橫空出世。

 

　　巴黎公社不是拉薩爾主義似的，不是巴枯寧主義似的，更不是蒲魯東主義似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理想之花的法國革命之果。

 

　　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和歐因鮑狄埃的創作的《國際歌》為杰出代表的理論和詩話藝術，宣告了巴黎公社的偉大與永恒。巴黎公社千百萬社員的無數無私犧牲奉獻和歷史性的創造，以遠遠超出巴黎公社社員強的歷史建筑的物理自然壽命，巍然屹立在世界歷史大殿大堂之上。

 

　　巴黎公社對人類文明的貢獻與影響是具有世界意義和性質的。具有人類解放的永恒價值。因此，其地位與作用也自然遠超中國的辛亥革命。但就政治影響和社會改革與文化變遷的直接歷史作用而言，巴黎公社同中國辛亥革命一樣，都幾乎是曇花一現，呈現出巨大的歷史短暫性。

 

　　從1848年歐洲革命到1870年巴黎公社，歐洲歷史風云和世界文明變動，僅僅經歷了20余年。從拿破侖承繼和轉折的法國大革命而言，歐洲的資產階級全面登上歷史舞臺，從而相應的歐洲與世界現代大產業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儲備而言，巴黎公社的結局與歷史命運是可以想見的。

 

　　然而，無論是康德，黑格爾哲學美學思想，還是馬克思，黑格爾乃至于列寧、斯大林的馬列主義，對東方，特別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對農民，對人類社會政治生態，特別是統治與被統治階級的，并波及和互滲到民族矛盾、社會與家族矛盾，階級與路線斗爭等等，都或多或少帶有具有歐洲中心主義或者巨大體現，或者是某些影子。從而，對國家與革命，歷史與文化，社會與文明的演進與變革中，形成了不切實際的，過度理論片面性的世界革命說和過度生產力和經濟歷史主義的傾向的誤導與解讀。

 

　　這在馬克思晚年所遇到的卡夫丁峽谷和俄羅斯革命等問題上，在一國數國獨立建設社會主義，面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國際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之上，都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不經意中，其可能又為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的修正主義的議會道路的出現，似乎預留了不該有的空間。當然，修正主義以否定暴力革命，走向告別革命，否定階級斗爭，調和階級矛盾與路線，復興少數人統治，完成精英專政，權貴當道，杰出人士與富豪治理，財富權力-身份金字塔之舊制度與社會復興，有修正主義自身和當時社會歷史的必然性，其本身并非來自于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創造和歷史與地理文化局限性。

 

　　巴黎公社后的世界與人類，面臨的是究竟是走向多數人統治還是少數人專政的歷史性抉擇。這個問題在中國，自從階級社會以降，禮樂刑政的制禮作樂后，從“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轉變成“大道既隱，天下為家”之后，面對著每一次的大一統政治經濟文化建構，面對著國家兼并，戰亂和亂治循環，面對著每每的改朝換代，更面對著中國數千年以來的成千上萬次的征伐、戰爭、奴隸-隸奴-農民起義，社會震蕩、造反，并起自于西周姬姓私家王朝，經春秋戰國割據分裂，到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第五或第六次統一中國）后，一切易姓換家的改朝換代，尤顯突出與重要。

 

　　金觀濤們的中國封建超穩定結構論，盡管是無視全球與國際比較史的科學理性分析，刻意凸顯中國封建化的歷史長時段和固化性，無論就奴隸、封建、資本主義斷代，還是各自起源，歷史演進，這種所謂理論都是屬于無根之談，但其無意中涉及到的中國大一統政治經濟文化的合道性，合法性問題本身，卻是始終存在的。

 

　　不管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們如何雄才大略，無論漢文帝、宣帝、唐高祖、太宗、高宗、武則天、唐明皇等等，似乎更多位的類似兩位馬太后，長孫皇后、徐皇后等等的品行德行何等令人肅然起敬，中國政治大周期，決定著經濟與社會主題，中國歷史上，階級社會以降的每一次大的歷史進步，始終未能突破家天下這一本質上少數人統治專政，大眾多數人終極受奴役的歷史宿命和人世間悲劇。

 

　　這被歐洲思想史描述和定義成東方專制主義，更被黑格爾描繪成東方一個人的自由，希臘羅馬一部分人自由，現代歐洲特別是日耳曼體系的所有人的自由的人類文明起源與傳承的自由故事之宏大敘事。毫無疑問，這完全是黑格爾虛構出來的法哲學與世界與歷史哲學脈動。東方，中國的專制主義，比之西方、歐洲是更弱而非更強。東方中國的禮樂教化與法家王政，比之西方歐洲，是更多的法制規范和倫道公正，而非個人獨裁與獨斷專行。

 

但問題的要害和關鍵，依舊恰恰在于是多數人統治還是少數人的階級特權專政。問題還在于西歐是落后的晚近的，同中國、東方的發展，呈現歷史性的大錯位，而非西方理性主義地事后包裝。黑格爾以自己的卓越才智和同時的東方無知，虛構了這一歷史，更誤導了整個人類，但就如同馬克思明確指出的那樣，不能把黑格爾當成一只死狗來打。

 

　　巴黎公社后，中國鴉片戰爭以降的悲慘歷史命運，西方由資本主義演進到帝國主義，把原始資本積累的血腥與窮兇極惡，放置到了工業化和所謂工業革命、科技革命、交易革命基礎之上，對全球、整個人類，從而從新大陸轉向亞洲大陸的全面征服與奴役，就把少數人剝削、壓迫、專制，演變成了民族、種族、文化與地緣政治的歷史性的大屠殺，大征服，大奴役，出現了列寧筆下的“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的人類巔峰的苛政與暴政奴役和超級剝削。而其旗幟與幌子，卻是文明進步與正義下的所謂啟蒙、解放與自由。

 

　　至此，從制度-經濟-社會，到人性-結構-組織，直至最后的對人類精神價值主體與載體的文化與文明的導向，就走向了最荒唐、最無恥、最虛偽的最高最后階段。強權真理，血腥暴力，無盡奴役，殘酷壓迫與剝削，被納入到自由契約，自愿貿易，自由遷徙，自主創業，自由經營，或自營自由競爭的西方理性主義文明框架和歷史敘說之下。

 

　　于是，原本歐洲舊大陸階級矛盾與沖突，新舊大陸及歐洲美洲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歐洲白人文明同東方外的世界文明的斗爭與沖突，就轉化為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同整個人類的所謂全球化下的是“保留球籍，還是被開除起球籍”，是理性順從，法制接納，還是另起爐灶，以其欺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是復辟舊的少數人之階層-階級統治，還是還人類大多數的朗朗乾坤的歷史分水嶺和大抉擇。

 

　　巴黎公社后的世界格局和人類運命，就是如此將西方化、工業化、現代化，同人類政治、社會、歷史最終解放的雙重任務，呈現在世人面前。

 

　　十月革命和美國方式，給出了兩個截然不同的道路、路線、價值取向和發展未來。

 

　　二、列寧主義的偉大故鄉和馬克思主義的壯麗日出

 

　　巴黎公社當然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第一國際的歷史貢獻是分不開的。巴黎公社的歷史輝煌，當然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但馬克思主義真正的第一次的壯麗日出，是蘇聯十月革命。蘇聯-俄羅斯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的誕生地，偉大故鄉，是值得世人永遠景仰和深度開發的。

 

　　毛澤東畢生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甚至一定意義上的斯大林，稱作先生并且自比和公開承認自己和中國為學生。這是政治誠實、科學誠實、個人生活誠實三大誠實的光輝典范。先生在于啟迪和教育。先生并非永遠優越于、高于學生。卓越的學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強。所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是中華教學相長的偉大理論教化。其自詢荀子時代的諸子百家以降就是如此的基本見地。但先生學生的歷史定位，是歷史和科學的客觀真實。容不得半點虛假和裝神弄鬼。中華史上的趙高、王莽，甚至就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似的，西漢宣帝、元帝和東漢的章帝等們的《白虎通》等的意識形態神話與宣傳態美化，都是無濟于事的，更況切侏儒、矮子們的貪天之功為己有，胡作非為，專橫跋扈呢？

 

　　十月革命，列寧主義，人類新紀元，社會主義陣營，這是一體化的人類史上的偉大壯舉。

 

　　列寧是卓越的政治家、革命家，偉大的理論家，戰略家。他以天才的智慧的創造力和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創新的文化功底，大大完備了馬克思主義，系統化了馬克思主義，并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列寧主義的歷史新階段。

 

　　就哲學而言，列寧的徹底的一元化唯物主義和對立統一為辨證法靈魂之理論統合，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推向了前進。就政治經濟學而言，列寧以《帝國主義論》，尤其是國家政治經濟不平衡性，帝國主義的世界市場，原材料之爭奪，從而帝國主義的戰爭與掠奪，靠剪息票與壟斷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寄生性、腐朽性，建構起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最后階段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就科學社會主義而言，列寧以《國家與革命》，《怎么辦》和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一系列的著述，描畫和建構起了從一國數國和高級化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新文明。其中，無產階級專政，防止官僚主義，扼殺特權，防治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汪洋大海等等，構成了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的杰出貢獻。

 

　　列寧主義同十月革命是理論與實踐的人世間最偉大的孿生兄弟。同這一世間最偉大的經世作品，可以比肩的僅僅只有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同中國二十八年的革命和二十七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中國。當然由于歷史慣性，特別是毛澤東無數偉大預見，偉大的全面演習，整個中國方式與道路，就最本質的制度建構，歷史社會結構框架，精神思想文化脈動，特別是最根本的政治審美，政治倫理，政治道化，即道統、政統、法統，中國和當代世界的歷史格局，依舊處于毛澤東時代。這表明同十月革命與列寧主義相媲美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與中國革命與建設這對孿生兄弟，其影響、意義和歷史發展空間可能更大。畢竟，從蘇聯到俄羅斯，不但已經完全地“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而且，國體、政體、政權、意識形態，社會經濟結構與文化形態，均已經徹底步上了資本主義。

 

　　列寧主義被解構，是從反斯大林主義，特別是過度政治糾偏的反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開始的。但對列寧主義的修正，卻是在打著列寧主義旗號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時期的，即從理論到實踐上的社會帝國主義，就已經埋下了種子，特別是制造了廣泛的深厚的社會土壤。勃列日涅夫麾下的第涅河幫，盡管從主義、形式和旗幟上，依然遵奉列寧主義，但其理論、政統路線、政策、方略上都徹底地背叛了列寧主義，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與人類解放學說，把蘇聯政權和國際戰略變成了腐朽與庸俗，沒有靈魂與價值主張，只有功利算計，在世上稱王稱霸的社會帝國主義強盜邏輯和霸道行徑。其實際的政治、文化與社會污染，要比赤裸裸的簡單粗暴的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政客及其把戲，還要惡劣千萬倍。

 

　　從一長制、專家治廠，干部與技術人員決定一切，明顯的特權特供，走向制度化、文化性的官僚主義、特權階層階級，盡管起點在于斯大林時期的政策，但斯大林時代的階級、階層矛盾與國家官僚主義，都還是可控的。斯大林的路線、方針和頭腦，即其個人工作與生活作風，總體上都還是無產階級方式的。

 

　　而從赫魯曉夫的思想意識錯亂，工作作風武斷專制，蠻橫無理，從意識形態源頭上，注入虛偽、人道主義等等，走向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腐化墮落，任人唯親，官僚主義政客階層壟斷國家，從公器到公產，從特供到資源平臺，問題已經成山成堆。但蘇聯垮臺與崩潰，依舊不是效率上、速度上、技術上，或者經濟成就上與層面上的。盡管其中有僵化和錯誤，但成就與社會福利及其平等方面，蘇聯依舊遠遠高于和好于西方世界。最大的問題是農輕重比例失衡，是工業化、全球化、重工業戰略戰線過長，一般物資生活的供應相對短缺問題。這個問題，本質上屬于戰略設計和比例規劃問題。同經濟機制，市場還是中央計劃，并沒有本質上的必然聯系。

 

　　市場經濟，在應對短缺，資源比例失衡，社會成本巨大和過度產銷和重大的社會資源浪費上，即盲目性、災難性，往往被其風險推后，危機的貨幣、金融表象和其他的滯后和錯覺所極大掩蓋。市場經濟在合成謬誤的宏觀意義上，是基本上非理性的，從而是無序的。這一點被主流經濟學所刻意回避和從無數的經濟表象和龐大的數理模式求解和計量，換算體系游戲變換中，貨幣金融之債務契約的假象與邏輯推演所遮蔽。

 

　　列寧的政治同經濟相比，在任何情況下都更重要更優先，是一種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發現。在這一點上，毛澤東不但同列寧心有靈犀一點通，而且以其宏大的開闊的世界史地知識背景和深刻的歷史洞察力，把每每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政治先行，提到了理論與歷史高度。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是制度變遷，意識形態和國家等前憲政，和憲政建構本身，因此，政治永遠比后憲政的契約化、法律化下的一般性經營和經濟運作，要重要得多得多。因為其界定和規范、調節的是游戲規則本身，是對游戲角色，游戲裁判，游戲訴訟的框架決斷等等更為重大的核心框架的界定與規范。因此，政治第一，政治優先，政治主導，才是辯證的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馬列毛主義同時，永遠反對教條主義，口頭政治家，主張一切從實際出發，從實事求是，在現實的歷史的存在和條件下，完成革命與建設，但這卻不是要把政治掛帥擱置在一邊，一切從單純的生產力，簡單繼承技術條件與水平，以落后的甚至反動的社會歷史遺留，自私自利的經濟本位主義和經濟福利條件，和一切的物質刺激為原則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作為歷史借口和復辟依據。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學理、思想、體系、架構，不但歪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大師，真正經濟理性與思想的無端曲解和肆意強奸。如果說西方經濟學大家的絕大部分是“無意”的庸俗化，則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歪理邪說則是有意而為之。

 

　　當然，如果從階級矛盾與斗爭，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濟與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發展根本學說來看，各種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思想。而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方法論，政治經濟文化主張與政策，必然地以各自的時代的代理人，形成本時代、國度、社會的基本意識形態，則古今中外的思想精神運動和學術思想發展規律，都是一樣的。魯迅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已經把這種自覺自愿，同具體是從哪家主人那里領賞，是否歸順與從屬于哪一具體的資本家，則無關宏旨這樣的階級屬性與地位，作了最透徹的說明與詮釋。

 

　　十月革命，從制度、文化、社會、體制、政權、歷史，并理論與實踐，戰略與政策的一體化和統一中，開啟了人類文明的文明的歷史新紀元。

 

　　十月革命的道路，將巴黎公社永恒的原則，轉變為偉大的蘇聯七十多年的社會歷史現實，創造了一個開啟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直接示范了中國革命道路和建設無邊的現實存在。

 

　　十月革命引致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的歷史變遷，不僅直接改變了盎格魯-撒克遜的日日耳曼歐洲文明發展歷史軌跡，并以后續社會主義陣營的之存在，從1929-33年世界大危機時期的人類文明新典范，到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偉大蘇聯衛國戰爭和蘇聯紅軍鐵流滾滾，到包括援建中國一百五十六個項目等在內的整個的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工業化大推進，計劃經濟的效率、福利，在速度與人均社會指標上的偉大創造，成為人類經濟、社會與文明史上，無比壯麗的偉大奇跡。

 

　　十月革命徹底改寫了巴黎公社以降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的世界歷史，使無產階級專政，從理想國變成了現實國家、政權與社會。

 

　　偉大的十月革命萬歲！偉大的列寧主義萬歲！英明的蘇聯統帥大元帥斯大林同志永垂不朽！

 

　　（作者系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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