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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法國隊員稱自己在武漢軍運會上已染新冠病毒

點擊：作者：宋魯鄭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20-05-06 12:30:12

今天法國最轟動的消息是多家媒體報道：法國女子現代五項運動員艾洛蒂·克勞威爾（Elodie Clouvel）3月25日接受盧瓦爾當地電視臺采訪時稱，2019年10月底，運動員們在中國武漢參加了第七屆世界軍人運動會，代表團中包括她自己在內的多人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法媒相關報道截圖（圖/法國《隊報》）

2020年5月5日星期二陰

法國封城50天了。

法媒相關報道截圖（圖/法國《隊報》）

一個多月前的采訪今天才被關注，自然和中美病毒源頭大戰有關。法國媒體也提到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對美國的質疑。比較奇怪的是——這個采訪發布之后，參加運動會的281名法國運動員中的多數被有關部門要求不要再回答媒體的類似問題，對此媒體也沒說明原因。軍方后來向運動員保證其安全：“你們是10月28日回來的，病毒是11月1日出現的。”軍方這樣認定的原因同樣沒有任何說明。

除了法國，瑞典運動員也出現了同樣的感染。盧森堡一位游泳運動員回憶他們一下飛機就先進行了紅外線體溫檢測。還有一位鉛球運動員回憶說他們所在的村莊每天清洗兩次，深夜則清洗街道。

報道下面網友的質疑則發人深醒：為什么這樣的信息未能上報給衛生部長？軍方為什么禁止討論這個話題？現在混亂的時期需要透明。雖然真相仍然需要時間，但外界對美國的質疑顯然并非空穴來風。中國靜觀其變。

昨天就已經啟動解封的西班牙傳來令人震驚的消息：當天新增867例感染者，其中醫護人員占73%。我一直很難理解的是，西方何以從始至終都無法解決醫護人員感染的問題。

中國在早期對病毒還不了解的時候曾出現過醫護人員感染，但確認病毒可以人傳人后，中國基本就再也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全國援助湖北的醫護人員多達4萬多人，沒有一人被感染。究竟是醫療資源不足，還是管理有問題？沒有人回答，當然也沒有人質疑，更沒有人和中國進行對比。

英國首相約翰遜5月10日將公布詳盡的解封計劃。面對歐洲各國爭先恐后的解封，英國也坐不住了。可是今天的英國已經超過意大利成為歐洲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累計死亡人數超過三萬。新增確診病例保持在4000的水平上。

德國各州也自行加快了解封步伐，連預計周三（不過是明天嘛）舉行的聯邦政府和各州協商一致行動的會議都等不及了：德國最大的州巴伐利亞自行宣布5月25日起開放餐館和賓館，這些官員們真能未卜先知啊。

法國則是盡管一天新增病例依舊超過1000，還有316名市長聯署要求推遲學校開學時間，但仍然被政府拒絕：馬克龍宣布我們需要孩子們回到學校中去。他的理由是孩子待在家里兩個月會有嚴重創傷。似乎全球只有法國的孩子愿意上學。

美國一座城市由于擔心民眾持槍暴亂，不得不取消必須戴口罩的規定。

歐美形形色色的操作，真的是沒有語言可以表達了。

這次疫情，我的一個感受是全球更加意識到東西方文明的差異。

中國打開國門之后，遇到過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直接把剛回歸的香港置于空前的經濟危機之中、2008年的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也遇到過美國第一個發現的艾滋病、英國的瘋牛病、墨西哥和美國的豬流感、在沙特阿拉伯被首次發現的中東呼吸綜合癥、巴西的寨卡病毒、到現在在中國還沒有徹底平息的非洲豬瘟……

中國什么時候把責任推卸到其他國家？推卸到國際組織？而且每一次中國都是挺身而出，做出自己的貢獻，而且是巨大的貢獻。怎么這一次西方面對新冠疫情，表現得如此不堪呢？明明是自己出的問題，卻要把責任推到中國和世衛組織身上。湖北出現疫情，周邊省份和全國是怎樣成功抗疫的？再遠一點的兩岸三地：香港、澳門、臺灣是怎么有效防疫的？怎么到了歐美這些遠離中國、人員交流遠遠少于湖北以外地區的地方，疫情就完全失控了呢？

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西方代表的美國，據CNN4月22日的統計，特朗普1月以來至少稱贊過中國的抗疫表現37次，與此同時他不斷淡化疫情，無視甚至否認新冠肺炎的存在。結果當美國成為全世界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后，就要把責任推到中國和世衛組織身上。甚至當本國情報機構的報告、本國頂級傳染病學專家安東尼·福奇也指出病毒不是人為制造，更不是來自中國的試驗室，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仍然一再公開堅持已見，特朗普甚至面對媒體質問直接回懟：“我不能告訴你證據是什么”。

究竟是西方文明衰落淪落至此，還是這就是西方文明的本質？西方這樣的表現難道還不能喚醒所有的人嗎？

今天還是個特殊日子：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的誕辰。馬克思主義從誕生起就影響了全世界，也包括中國，這種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

馬克思主義和民主都是西方的舶來品。相對而言，西方民主進入中國更早。不僅其理論引起中國政治精英的關注，甚至在制度上也兩度進行嘗試——一是帶有君主立憲色彩的戊戌變法，也包括清末新政，另一則是美國共和模式的中華民國。馬克思主義則不同。其真正在中國產生影響則是蘇聯的十月革命之后。然而，歷史卻是如此的令人吊詭，最終是馬克思主義在和包括西方民主在內的各種政治思潮的角逐中脫穎而出，把中國革命帶向一個新的階段，也終于實現了自1840年以來整個民族所孜孜以求的獨立和主權完整。

何以同是來自西方，一個在中國走向勝利，一個盡管有先發優勢，卻仍然歸于失敗？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強調階級斗爭、無產階級革命，但在當時的中國依然是小農經濟，中國的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無產階級相當薄弱，并不具備這種條件，何以歷史仍然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要想理解今天中國政治制度模式，就必須探究個中奧秘。

現在普遍的解讀是，由于救亡圖存的緊迫性，致使歷史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同時西方正處于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的低潮期，與蘇聯社會主義的欣欣向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錯，外因十分重要，但卻并不是決定性的原因。我們還是需要從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本身尋找真正的答案。

根據中國當代最杰出的哲學家李澤厚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有兩大組成部分。一是基本理論，一是革命策略。基本理論包括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革命策略則包括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在李澤厚看來，唯物史觀是核心，即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這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何以在中國成功的前提。我們需要弄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令有著自己長久傳統和文化的中國知識分子精英接受如此現代、新穎和西化的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之前，進化論已經普遍被中國的知識群體所接受。這和中國儒家傳統的“經世致用”實用理性有關。更何況對于沒有宗教傳統的中國來說，比西方更容易接受猿變人的理論。包括魯迅、李大釗、陳獨秀在內的知識精英都是先接受了進化論，再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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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迅速被馬克思主義所取代有幾個原因：

一是唯物史觀更具體地解釋了人類歷史，而不僅僅是一種相對簡單的生存競爭和生物進化，它有更強大的理性說服力。而且這種歷史觀與強調歷史、富有歷史情感的中國文化傳統相共鳴。

二是中國有著極為悠久濃郁的烏托邦傳統。儒家“治國平天下”、洪秀全的太平天國、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直至毛澤東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脈相承。甚至不僅儒家，就是道家、墨家和佛學也都有自己未來的理想國和極樂世界。而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的描述，與中國這個傳統一拍即合。

三是中國傳統和政治文化的道德主義。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價值之一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對剝削的否定，對處于低層的無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同情，從而具有極強的道德色彩。

最后，馬克思主義有著十分鮮明的實踐色彩，特別是強調階段斗爭和暴力革命這一具體手段和途徑，也符合中國當時救亡圖存政治環境的需要。更何況儒家本來重視實踐而不是像西方一樣的抽象思辨。

可以說思想傳統、情感傾向和心理結構上的認同、重合是馬克思主義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接受的內因。從而迅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即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從而將一個一盤散沙的中國高度凝聚起來，掀起了一場浩大的社會革命——這場社會革命的意義在中國的歷史上實在非比尋常，比如（地主和資本階層的消失）帶來的社會平等、婦女地位的提升、土地革命等等。這種能量也體現在建國之初百廢待興一刻，卻能在境外和當時最強大的美國打成平手，一改一百多年來中國積弱不振的國際形象。

然而西方的民主在中國卻是走了一條先揚后棄的道路。西方的民主之所以能夠在清末和民國被接受，還是源于中國的實用理性。西方列強英、美、法等國的制度以及日本效仿西方迅速崛起的實例，都使得中國上下認為只有立憲或共和才能救中國。但是所謂成也蕭何敗蕭何，中華民國的失敗也使得擁有實用理性傳統的知識分子迅速將它拋棄掉。無論是袁世凱的復辟、在現實面前提出“軍政、訓政、憲政”的孫中山、還是學者章太炎提出的“民國亡國論”都以不同的方式將之拋棄。

西方民主在中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比如實行條件的苛刻。要實行議會制民主，首先要進行人口普查，以確定各省的名額。然而，中國第一次實現人口普查是1953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事情。在清末和民國舉行的幾次選舉，都是估計出來的人數，基礎就存在先天的不足。

其次，實行民主就要成立政黨，這和中國“君子不黨”的政治傳統相背離。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競爭性的政黨政治，在中國根本就沒有土壤。在中國的傳統上，權力如果處于固定歸屬狀態，則社會處于穩定和發展狀態。一旦權力歸屬不明確，則群雄逐鹿，戰爭四起，血流成河。所以在中國實行競爭性政黨政治帶來的就只能是宋教仁的悲劇、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軍閥的混戰。

西方民主另一個與中國傳統的背離之處是缺乏道德感。正如章太炎所說：過去改朝換代，奸臣盡戮。但在中華民國時代，舊官僚投機分子悉數留任，而能夠進入議院者多是各地豪強，道德低下、人格墮落、醉心名利、趨炎附勢、佞媚諂偽、貪污腐化而胡作非為。故章太炎斥之為：“故議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這只不過是“財主地棍土豪”的民主，對于人民而言，又增加了一批壓迫者而已。然而這確實是當時中國的現實。沒有道德感的民主自然無法和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高度強調集體、無私、奉獻、廉潔、團結的中共相比。

西方民主在中國的失敗，簡而言之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一是和中國的傳統背離。二是它無法解決中國的問題。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成功的原因。可以說沒有足夠的社會基礎、經濟基礎、思想基礎，任何變革都只能以代價極其慘重的失敗而告終。

當然，1949年后一直到1978年，中國走向一條靠強調意識形態、強調主觀能動性的發展道路，實是偏離了馬克思唯物論，特別是生產工具、生產力、科技是人類社會生存延續和發展的最終基礎。中國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妨看作是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復歸。

當然中國這七十年的成功，是現今任何理論所無法涵蓋和解釋的。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所說的，“你是無法用舊模式中的詞匯來理解一個新模式的”。

這也可以理解今天何以中國所謂的“自由”派、“民主”派在中國被邊緣化，失去了影響力。因為他們的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也無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比如北大號稱“憲政學者”的張千帆先生，2月11日在《紐約時報》發表《防治病毒，中國需要憲政民主》一文，并提出如下兩個判斷：

“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這場危機極很可能一開始就不會發生，因為言論與新聞自由即足以將新冠病毒扼殺于搖籃。言論與新聞自由賦予公民知情權，有助于遏制病毒傳播。”

“即便危機失控爆發，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能力也遠勝專制國家。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護下，能讓居民獲得疫情發展的準確信息；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各級民意代表能合理權衡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系，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確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并監督各級行政依法執行。遇到武漢肺炎這樣的嚴重疫情，憲政國家的民意代表絕對是閃現在各種場合的活躍人物，其忙碌程度不會亞于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

隨后發生的事實完全否定了張千帆先生的這兩個判斷。如果回顧中國發生疫情直到西方疫情爆發這一段時間的輿論，類似的觀點可謂不絕于耳。

有華人微信群的朋友看到張千帆先生的結論后，直接回應道：“事實說明西方不是憲政民主國家，中國才是。”

我在五年前曾和張千帆先生發生過一次辯論，各自撰寫文章闡述觀點。我的回應文章《張千帆VS張維為：西方民主還是中國模式？》就刊登在觀察者網上。當時我就指出過他的問題所在。那時的張千帆先生還提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