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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丨巴黎日記：疫情爆發后才發現，湖北官員平均水平比西方領導人還高

點擊：作者：宋魯鄭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4-23 1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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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用圍巾捂口鼻的法國人/圖@賦漁的文字】

2020年4月21日星期二晴

隨著5月11日的日益臨近，對是否解封的爭論也越來越多。比較主流的看法是仍然會繼續封城。在華人看來，輕癥、無癥狀、密切接觸者都不檢測、不收治、不隔離、不追蹤的法國，一旦解封，第二波就立即爆發。

面對這樣的情景，我寫日記的策略也決定調整一下：以慢對慢，每周也休息一兩天，打持久戰吧。

寫完致作家方方的兩封公開信后，我就決定不再談《武漢日記》，但仍然有不少網友來信質疑我為什么從不批評日記本身，難道就沒有錯誤嗎？《武漢日記》當然有錯誤，而且從我的專業角度看還是很大的錯誤。

比如方方在日記中寫武漢官方前期對疫情的輕慢和封城前后官員們的手足無措，但她仍認為湖北官員的表現其實是中國官員平均水平的表現。官員們歷來按文件做事，一旦沒有文件，他們就六神無主。這次事件如在同一時間落在別的省里，那些官員的表現，不會比湖北的更好。方方將此歸結于官場逆淘汰的惡果、空講政治正確而不實事求是的惡果、不讓人講真話不準媒體報道真相三大原因。

當然，等到歐美爆發疫情后，大家才知道，湖北官員的水平竟然比歐美國家領導人的平均數還要高：他們在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準備的前提下，竟然連檢測試劑都沒準備好，醫療物資全面短缺。瑞典干脆放棄檢測，英國搞出群體免疫，法國數千萬人要投票的選舉照舊、足球照踢，意大利官員為了證明病毒不可怕，相約一起去酒吧聚餐！

從強迫不能戴口罩，戴就要罰款，再到兩個月后強制戴口罩，不戴就罰款，面對嚴峻的疫情，歐美官員想的更多是民主、自由等政治正確，遲遲無法采納被證明有效的封城措施和手機定位功能。特朗普總統竟然宣稱這不過是一個大號的流感，四月天一熱就消失了。更重要的是，如此荒唐的應對能力，竟無一人被問責。這令湖北廣大被受處分的官員情何以堪？

【2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宮發言，稱新冠疫情被夸大；如今，美國新冠確診人數已超75萬，為世界之最】

應該說這個錯誤只是《武漢日記》作者的無心之過，只是隔行如隔山，對于自己不了解的領域，還是謹言為妙。

且不說這次西方官員在疫情上的表現，長期以來，東西方的政治學界公認中國官僚體系的能力是非常高的，這大概也是各方對中國政治制度唯一沒有分歧的學術共識。美國政治學者福山都把中國官僚體系水平太高當作中國模式不能被他國復制的原因：

“我認為中國模式非常難以復制。這些國家缺少中國模式的一個核心的因素，即中國擁有一個高質量的、現代的、集權的中央政府。建立一個集中權力的、現代的、高質量的、以發展為導向的能夠提供基本服務的政府體制是非常困難的”。

很有意思的是，福山在接受法國《觀點》雜志采訪時也這樣點評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中國模式應對疫情很成功，但難以被復制”。其原話如下：

“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家所關切的，即便不能說是實現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幫助。我們不要忘了中國悠久的集權歷史，這一傳統在日、韓等一些鄰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但是，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復制借鑒，例如在拉丁美洲，這種強大政府的傳統并不存在。”

其理由依然是中國有強大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

那么為什么中國官員的能力要高于西方呢？中國學者錢穆曾對比西方和中國人才產生的不同：“一從眾，一從賢”。西方是靠民眾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誰票多誰就獲得權力，這是西方可以產生特朗普（外行、年逾古稀、沖動）的原因；中國的標準則是一個人的賢能。

簡而言之，中國今天的制度模式之所以可以選拔優秀的人才，主要是建立在以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這也是中國“為政之道，惟在得人”、“尚賢”傳統的延續和繼承。

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都是來自貧寒家庭。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43%也是來自貧寒家庭。“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上下流動的寫照。

在當代，僅以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務員來講，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4萬余名公務員，其中來自普通家庭的達93.4％。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5萬余名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的達87.1％；2012年度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考生有15.5萬余名，來自普通家庭的占總人數比例超過82.3％。

今天中國人才選拔公開的規則包括：政績、學歷、基層工作經驗、年齡以及公推公選、競爭上崗、任命前的公示制度、任期制度、差額選舉制度。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并在五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國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針對性地施政。

反觀西方，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么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么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于正視現實和注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臺。

西方基本是從二戰后開始逐步推行全民普選，美國是到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瑞士則是到了七十年代婦女才有投票權。全民普選的一個后果就是造成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本來衡量政治人物的主要標準是能力，但在選舉制度下，形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口才、突發事件、甚至非理性感覺都成為影響選舉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候選人的能力反而退居其次。

以21世紀以來的美國總統為例，克林頓評價奧巴馬只是一個業余級別的政客，是歷史上最差的總統。而奧巴馬的前任小布什，也早已經被卡特批評為史上最差的總統。特別是小布什總統，他第一次出馬競選時，民主黨攜克林頓創造的絕佳經濟景氣竟然敗北，第二次民主黨又企圖利用他糟糕的執政水平想卷土重來，結果再次失敗。更令他們難以理解的是，在辯論時，民主黨候選人犀利的辯才常令小布什處于守勢。然而，誰也想不到的是，正是小布什憨態可掬的形象，對于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就像一個可以信賴的鄰居，反而幫助他一再勝選。

如果看看法國第五共和以來的總統，也是日益平庸：

密特朗上臺后搞國有化。

希拉克改革遇挫后就當起什么也不干的老好人。

個性張揚、沖動、隨便、花邊新聞不斷的薩科奇則完全不像一個令人尊重的國家領導者——他曾在記者云集的展覽館中公然以粗話辱罵一位拒絕與其握手的農民；一上臺就先把自己的工資上漲140%；其因成績差復讀過、正在上大學年僅23歲的兒子，曾因學法律還拒不理睬保險公司對一場車禍的索賠而被告上法庭，竟被任命為巴黎也是歐洲最大商業中心的負責人；甚至選舉年，他還敢派總統專機把在他國生病的孩子接回。

到了現在的奧朗德總統，連中國的自由派學者都看不下去了。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任劍濤先生在2012年瑞信年會演講中，把法國選出奧朗德稱為政治鬧劇，說他實在是傻得可愛，在國際舞臺上都不會表現。那時，美國《商業周刊》已經稱法國為“歐洲病夫”。

總體而言，西方民主的人才邏輯是先不管能力如何，選上去再檢驗，不勝任就在下一次選舉時進行更替。中國的人才邏輯是只有在一個位置上表現優異或者至少勝任，才能夠被選拔到更高級別崗位，然后通過一級級的淘汰選拔，最后由八千萬黨員中最優秀者進入常委。

治理國家不僅涉及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也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與命運。從這個角度講，把整個國家當成試驗品的西方人才邏輯顯然過于草率和不負責任，而中國則十分謹慎。

從本質上看，西方選舉模式產生人才的體制和中國過去的世襲皇權體制類似：如果運氣好，碰上一個英明的領導人，就能帶領國家進步；如果運氣差，則國勢立衰。克林頓八年和小布什八年就是最明顯的寫照。當然民主之所以優于皇權時代，在于可以一定期限內進行更換，但和今天中國的“改革后體制”相比，則要遜色的多：中國不僅發揮了過去體制選拔人才的優勢，還借鑒了西方定期更替的優點。

政治體制不同的邏輯自然導致不同的表現，這就是為什么西方深陷危機而中國“改革后體制”一枝獨秀。

西方難以選出優秀人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還由于政黨對決，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又被人為切割成幾部分，并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杰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

當然，西方民主的辯護者也自有其一套說詞：成熟的民主社會對政治家的素質要求較低。既然這樣，何必還要舉行成本如此高昂的選舉？更何況過去他們是這樣為民主制度辯護的：由于可以更換不稱職的領導人、選出優秀的人才，就能避免皇權專制時代昏君長期執政的現象，這就是民主制度表現要優于專制制度的根源。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西方社會個人選擇的多樣性、選舉的高成本以及選舉過程日益丑陋，都是西方難以產生優秀政治人物的一個原因。

西方一流人才往往進入收入更高的商界。這也很正常，人才都是跟著資源走的，哪有資源哪就有人才。柯文哲2014年當選臺北市長后，就開始在社會招聘副市長，來了就問對方現在職業是什么、收入多少，一問就馬上讓對方走了——遠遠高于副市長的薪資。這就是為什么特朗普、紐約前市長布隆伯格根本就不要工資的原因，特朗普還說白宮是他住過的最寒酸的地方。

當然，這些商界人士成功了再從政，可以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比如布隆伯格當了三屆長達十二年的市長，雖然工資不要，但家族資產暴漲。特朗普一當選，他的地產項目在全球紛紛綠燈，遍地開花，甚至他在中國申請的專利也迅速被批復。

至于選舉的丑陋，則把一些有志于政治的人才嚇阻了。比如公眾心目中的施瓦辛格原本是一個高大、正直的硬漢形象，他幽默詼諧，而且有責任心，是一位好丈夫、4個孩子的好父親。然而自從施瓦辛格宣布加入州長競選以后，關于他的丑聞就不斷地見諸報端：玩弄女性、對女記者動手動腳、與女明星緋聞不斷等等……

再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的丑陋和鬧劇（都到了少兒不宜的程度）、2012年法國最具聲望的政治人物卡恩在紐約發生令國家蒙羞、自己也身敗名裂的離奇強奸案、2016年法國前總理菲永在選舉領先時，他幾十年前的"空薪門"（老婆和孩子非法以議員助理身份領空薪）橫空出世……相關事例可謂數不勝數。

所以這些原因導致三流的人才或者外行非專業人士占據了西方政治舞臺——大家不要以為我使用“三流”一詞是對西方政治人物的人身攻擊，特朗普就稱佩洛西為“無用的三流政客”，這也是西方應對疫情如此糟糕的原因之一。

美國政府能力多么差，我就舉一個例子：它連感染和死亡人數都統計不出來，還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發布！福山承認疫情應對混亂是這些三流政治人物造成的，但不認為是制度造成的。但這些人能統治西方，就是制度運行的結果啊。看來福山是要嚴守自己的底線：可以承認中國模式成功，可以承認西方的問題，但不能承認中國制度可以復制（就是普世性），不能承認西方制度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