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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丨巴黎日記：法國女作家的疫情日記被封殺

點擊：作者：宋魯鄭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5-03 08: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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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法國總理愛德華·菲利普說明解封計劃的實施方針。圖自法新社】

2020年5月1日星期五陰

五一假期，我也趁機休息一天，日記質量得對得起催更朋友們的關注和他們的寶貴時間。

法國宣布5月11號解封，但是這種不管疫情什么情況、就先定下解封時間的做法，讓我非常忐忑。再加上托兒所、小學11號也要開學了，而且哪怕連紅區這樣的重災區也一定要開學。小朋友們肯定不會遵守一米衛生安全的規定，他們也不要求戴口罩，但是上學要配套服務的成年人非常多，父母接送，老師上課，還有餐廳人員。特別是，孩子攜帶病毒基本上沒什么癥狀，這實際上是更危險的。

我陪法國打持久戰是大概率事件——今天歐洲死亡人數突破14萬，仍不減大家對解封的熱情。

今天，還和我那些仍然生活在國內農村的學生聊了聊當初疫情爆發時的生活經歷。因為中國發生疫情時，西方不少媒體和學者認為中國農村最危險：人口多，醫療資源和條件比城市差很多。但實際情況卻是中國農村幾乎沒有感染，是安全性最高的地方。通過我這位學生的回憶，我算是明白為什么了。

他說，我們疫情防控得非常好。大年初一早上，各個辦事處就接到通知要封村，當天下午就用鐵皮等用品把各個村的主要道路封上了。黨員、村干部、志愿者開始輪流值班。從初一下午開始，老百姓就很自覺地戴上口罩。大年初一宣布不讓拜年，因為傳統是初一早晨起來挨家挨戶磕頭，初二回娘家走親戚也不讓，人人都在家里呆著。84消毒液和酒精也都給老百姓免費發放了。頭一個月沒出家門，后來出門就是實行濱州健康碼。起初買東西也不能出去，都有人送。人們的安全意識也很強，每天村里大喇叭吆喝不讓出去，聽說還有無人機巡航，雖然我是沒親眼見過，但反正每個村的防控措施嚴格得很，大隊書記親自坐鎮。

他告訴我，說句良心話，感謝國家感謝黨，沒有國家，沒有如此嚴格的防控，中國還真不知道會到什么地步，我是發自內心地對國家感到非常滿意。大家也是真的害怕，如果有一個人出村，全村人責罵，如果誰家來親戚，也是全村找你，說不能帶親戚來，不能讓親戚進來。至于外來人員來到濱州以后，不管是不是本市的，都得在隔離點待上14天。有鄰村的7個人從湖北回來過春節，當天就公布出來，給他家里封上門，不讓出來。過年以后，回來復工的人也都先隔離14天，沒有特殊情況就都回到各自崗位，反正在農村覺得是最安全的。

雖然我這位學生只是描述了一個村的情況，但可以推想整個中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高效負責、民眾積極配合。面對疫情，中國表現出最寶貴的理性、敬畏和責任感。這些都是今天的西方所匱乏的。像美國紐約一家殯儀館外，民眾聞到惡臭報警以后，才發現4輛卡車中存放著六十具尸體，其中2輛冷藏失效的卡車上的尸體已經腐爛。這樣的社會管理能力實在是太low了，死了這么多人，政府還如此麻木，甚至還一直想著解封。解封后的狀況，政府應對的了嗎？美國民眾持槍進入密歇根州議會大廈抗議禁足令的新聞以及民眾在禁足令下涌入加利福尼亞海灘的場景，震撼了法國媒體。同時有超過三十個州放緩禁足措施。要知道此時美國一天的死亡人數都超過2000！這樣的政府，這樣的民眾，這樣的制度，簡直像一場完美風暴。

不僅美國，昨天法國負責交通的國務秘書在接受《巴黎人報》采訪時說，5月11日乘坐公共交通不戴口罩罰款135歐元，約合人民幣1000元。這個政策，讓人看了就怒火中燒。過去近三個月，法國政府一直宣稱健康人戴口罩沒有用，轉眼間又要求民眾必須戴口罩，不戴就重罰。這是什么政府能力和管理水平？為什么顛來倒去就是罰民眾？難道最該懲罰的不是如此荒唐的政府嗎？

【法國總統馬克龍圖自路透社】

我之所以和正在農村的學生交流，并不僅僅是回憶過去，而是它揭示了一個在全球都很重大的問題：當疫情來臨的時候，貧困人口能否得到平等對待。

我們知道，中國的貧富差距，一是體現在城鄉，二是體現在東西部。農村是中國脫貧的主要對象。但這次疫情中，中國農村并沒有因為貧窮成為犧牲的代價，或者承受更大的損害。在中國，我們看到沖到第一線承擔風險的還是黨員社區干部。在武漢，社區干部送菜，確定登記疑似病例，各種對外打交道的風險，各種基本服務，多數由基層干部承擔起來了。當然也有很多的志愿者，快遞行業群體也承擔了很大責任，但整體上沒有出現因為是貧困群體就成為疫情主要受害者。

反觀法國，根據民調機構發表的多份疫情期間的社會調查顯示，生活在社會底層、家居條件最差的家庭受疫情沖擊最嚴重，比如說，五六個人生活在六十平方米的套間的家庭，被感染人數大大超過居住在有花園陽臺的高收入家庭。這就是為什么巴黎近郊的貧困省份例如塞納圣德尼的感染比例要遠遠超出其他省份。同樣，當一家五口、拖老帶幼待在幾十平米中，年少愛動的孩子自然難以遵守禁令。這也是為什么因違反禁令被警察罰款的也往往是生活在貧困街區的家庭成員。

中國則由于一視同仁，且迅速采取輕癥、無癥狀者和接觸者一定由政府出面收治、隔離、追蹤的措施，才不會出現像法國貧困家庭那樣——一人感染又不得不在家隔離，從而導致全家傳染的現象。中國采取封城令，主要是靠民眾自覺配合，沒有出動十幾萬警察上街強制執行，更沒有隨意罰款一說。

在許多法國經濟學者看來，處于社會底層的工薪階層始終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新冠危機如同一個巨大的放大鏡，讓法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彰顯無遺。當然，也并非只有法國如此，英國的兩份研究報告得出的結論是貧窮區的死亡率是富人區的兩倍。

【法國疫情封鎖期間，巴黎發生民眾騷亂。視頻截圖】

雖然貧富差距各國都有，但因為貧窮而成為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在中國并不存在。這才是最重要的區別。這個現象其實也是東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個差異，即政黨的代表性：西方的政黨只代表部分或者特定群體，中國則代表全民。

西方的每個政黨之所以只代表部分群體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同的政黨，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是不同的。在社會中也就只能得到相對應群體的支持。美國民主黨的支持者主要是藍領、低收入階層。共和黨則主要是財團和高收入群體。法國也一樣，2012年社會黨的奧朗德之所以贏得大選，是因為60%以上的工人和年輕人投了他的票。二是政黨要想贏得選舉，只需贏得絕對或者相對多數。法國歷次大選，勝負差距很難超過十個百分點（2002年極右政黨進入第二輪是例外），1971年雙方只差1.62個百分點，1981年3.51個百分點。2000年臺灣地區民進黨贏得大選，其得票率僅為三成多一點。

西方政黨的這個特點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執政后，其政策明顯偏袒支持者。一般來講，左派上臺就增加（窮人）福利，右派上臺就（為富人）減稅。2008年，民主黨奧巴馬贏得大選后，盡管面臨經濟危機，卻繼續擴大社會福利。他視為自己政治生命最重要的一項工程是全民醫療保險。客觀而言，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竟然是西方社會中唯一一個沒有全民醫療保險的美國，早就應該通過立法了，然而奧巴馬選擇在經濟危機最嚴峻之際提出來，顯然是一個錯誤時間。

奧巴馬的醫療保險方案，需要政府支出5000億美元，這對財政、貿易雙赤字，同時又有天文數字債務的美國來講，除了增稅別無他法，而征稅的對象只能是富人。相反，此前共和黨執政的里根和小布什時代，任內紛紛給富人減稅，對窮人則減少福利開支，盡管此時的美國貧富差距正在日益拉大。

二是少數群體往往被忽視，甚至遭受歧視和傷害，最終不得不通過極端手段來維權。進入21世紀以來，歐洲屢屢發生大規模騷亂：2005年的巴黎、2011年的倫敦、2013年的瑞典斯德格爾摩騷亂。三起事件的導火索都是警察執法過程中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但根源是弱勢群體長期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生活艱難，更是經濟危機中實行緊縮政策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這些弱勢群體是少數，其選票可以忽略不計，所以他們的命運也就不會受到政治人物的關注。這些人群也自然就選擇暴力，放棄選票。更可悲的是，當他們選擇暴力之后，出事國政府在西方主流社會的支持下、在國內外主流媒體的配合之下，對其進行堂而皇之的鎮壓：控制社交媒體、僅倫敦騷亂就抓捕3000多人，法院在政府的要求下，對1000多人迅速重判——有人僅僅是接受別人給的鞋而被判刑，但司法大臣克拉克明確表示：“判決力度掌握的很有分寸”；首相卡梅倫還發明了“連坐”——只要家里有一人參與騷亂，全家人都從政府廉租房中趕出去。這些人自然也都被扣上暴民、暴徒和“徹頭徹尾犯罪行為”的帽子，試想，類似事情發生在非西方國家，那可就是反體制英雄，哪個政府敢像英國政府這樣做，那就是違反人權、侵害互聯網自由。

反觀中國，共產黨一直扮演代表全民的中性角色，總體來看，其政策沒有特別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

中國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現代保障體系。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提供種糧補助；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養老保險制度即新農保；免除學雜費、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現在，又開始改革戶籍制度、城鄉平權。

即使在改革的不同階段，某一特定群體承擔了改革成本，但往往會在改革的其他階段得到補償，絕沒有西方這樣某一個群體長期受到漠視和歧視的現象，甚至越是少數群體越是得到特殊傾斜，比如針對少數民族的各種扶持優惠政策，以西藏為例，1952年至2012年，中央財政安排各項補助達4543.4億元人民幣，占西藏地方財政成立以來累計支出的96%。

【法國女作家Leila Sliman 圖自法新社】

今天，還要和大家討論的是，假如方方在法國會怎么樣？這并不是一個虛構的話題，而是法國真實發生的事件。一位法國女作家Leila Slimani的疫情日記，由于民眾不滿而被封殺了。Leila Slimani是法國最重要的文學獎項——貢古爾文學獎得主，相當于中國的茅盾文學獎，她在法國也算小有名氣。

法國《世界報》在禁足令剛啟動時，也試圖連載她的封城日記，因此人們稱其為“法國方方”。但是，中國的方方日記可以毫無阻力寫完，這位“法國方方”的日記卻因為受到輿論攻擊而自動封鎖。《世界報》最終放棄連載計劃，原因是作者在擁有花園樓層、奢侈寬敞的鄉間居所感嘆度日如年，對許多法國人來說無疑是無病呻吟，特別是讓那些困守在幾十個平方米中的下層民眾難以接受。

我一向認為，一個社會有法律底線，也有道德高標準。一個人的行為只要不違法，就不能阻止，至于道德只能提倡不能強迫。這位法國方方，愿意通過自己的才華抒寫疫情下自己的傷感，也無可厚非，更何況有同樣感受的人也很多。但就是因為她的傷感引發弱勢群體的不滿，報社只能封殺。

可是在中國，方方日記引起再多人的不滿，只要不超出法律底線，她也照寫不誤、照發不誤。方方是不是應該慶幸自己生活在更為寬容和自由的中國？但很奇怪的是，如此不自由的法國，還要出版方方的《武漢日記》，讓法國的作家同行Leila Slimani情何以堪？只是，中國的出版社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把法國方方被封殺的日記出版呢？中國完全可以在封面上寫著“來自新冠病毒爆發城市的遭禁日記”——這和德國出版社造謠不同，方方的日記沒有遭禁，“法國方方”的日記可是切切實實遭禁啊。

大家可能還很奇怪，為什么法國作家這么沒有責任感？怎么不像中國的方方一樣報道疫情下的真實法國呢？原因早被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先生在接受法國《言論報》采訪時一語道破了：“在法國抗擊疫情過程中，法媒總會報道一些積極向上、鼓舞人心的消息，能夠提振士氣，顯示團結一致。”

法國總統馬克龍早就宣布，現在不是批評的時候，應該團結一致。這位法國的方方如果敢效仿中國的方方，引發抗議的可不只是弱勢群體了。就算是她寫，也不會有媒體刊登的。

如果我們以西方的法國為衡量標準，是不是中國媒體和方方對國家、對民族太缺乏責任感了？如果以中國為衡量標準，是不是法國媒體和作家對國家和民族太缺乏責任感了？我想問的是：究竟是中國應該學習法國，還是法國應該學習中國？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的回答是，中國的媒體和方方應該向法國學習，他們在國家面對重大危機挑戰的時候，團結一致去解決問題，維護體制和社會穩定。查原因，追責任，那是以后的事情。其實這也是個常識。當失火的時候，我們是要先滅火，然后再去查原因，去追責任。怎么可能倒過來呢？

但不管怎么說，中國出版社的商機來了：盡快出版法國女作家Leila Slimani的疫情日記，出版日期可以選在7月14日。當然，不僅僅因為這天是我的生日，主要是這天是法國國慶節啊。國慶獻禮是中國的傳統，德國出版社也很懂的啊。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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