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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功臣中醫藥

點擊：  作者：半月談記者    來源：半月談  發布時間:2020-05-07 12:34:47

 

      編者按：“當醫學界面對重大疫情時，人們最關心的是有沒有特效藥。似乎這是制定應對方案的唯一標準。就像這一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特效藥，那怎么辦？”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潘毅認為，可以轉換一下思維方式，從“有沒有特效藥”轉變為“有沒有特效的治療思路”，比如，中醫通過調節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使之能夠應對病毒，從而獲得療效。

 

 

4月15日，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院歡迎首批國家援鄂中醫醫療隊廣安門醫院的15名醫護人員回家 陳建力攝

 

大疫出良方。以金花清感顆粒、清肺排毒湯為代表的中醫藥“三藥三方”，在疫情的臨床救治中發揮重要作用，中醫藥被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多位專家表示，中醫藥防治傳染病，注重增強人體自身抵抗力和修復能力，注重維護整體平衡，這使得中醫藥在應對那些病因不明確、缺乏疫苗和特效藥物的傳染病時，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張超中說：“中醫藥一直是中華文明寶庫的一部分，對中醫藥明辨篤行，理當成為一種新風。”

 

上篇：“三藥三方”戰新冠

中篇：偏見是最大攔路虎

下篇：訪談：中醫藥的哲學辯

 

上篇“三藥三方”戰新冠

半月談記者  皮曙初  黎昌政

 

“ 我們沒找到特效藥，但我們有有效方案。”在抗擊新冠肺炎的戰斗中，以“三藥三方”為代表的中醫藥，是抗擊疫情的有效方案。“三藥三方”在阻止輕癥轉重癥、重癥治療及患者康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全程應用，九成以上患者用中藥

 

68歲的新冠肺炎重癥患者楊先生有3年糖尿病史，曾一度高燒到39攝氏度，中醫診斷為風溫病，邪侵肺衛證。在湖北省中醫院，治療以清熱解毒、疏風解表為主，同時予以西醫抗感染、抗病毒及對癥支持治療。經過14天治療，兩次復查核酸檢測均為陰性，CT顯示雙肺病灶明顯縮小，楊先生治愈出院。

 

“沒有特效藥物，戰疫要發揮中醫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建由770名醫務人員組成的5支中醫醫療隊緊急馳援武漢，全國29個省區市共選派4900余名中醫藥人員援助湖北，約占援鄂醫護人員總數的13%，其中包括3位院士和數百名專家。

 

“中醫藥早期介入干預，穩定人心，減少新發患者，為從源頭上防控疫情蔓延發揮了作用。”湖北省衛生健康委中醫綜合處負責人說。疫情發生早期，湖北及時面向集中隔離點的隔離人員、一線醫務人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發放中藥，共發放44萬人份的肺炎預防方，以及19萬人份的中成藥，隔離人員“中藥應服盡服”。

 

方艙醫院是實現新冠肺炎患者應收盡收、應治盡治的關鍵措施。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說：“在方艙醫院，輕癥不轉為重癥就是我們的目標，所以我們采取了中醫藥為主的中西醫綜合治療，除了服用湯劑或中成藥，還有按摩、刮痧、貼敷這些綜合治療。”

 

武漢16個方艙醫院累計收治11740人，每個方艙醫院配備4～8名中醫藥專家，同步配送中藥湯劑和金花清感顆粒等4種中成藥，中藥使用率99.93%。

 

 

2月24日，中藥師在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煎藥室為煎好的中藥湯劑“清肺排毒湯”貼標

 

江夏方艙醫院是專門的中醫方艙醫院。在這里，醫務人員采取以中醫藥為主的中西醫綜合治療方法，所有患者中藥湯劑全覆蓋，還配合灸療等中醫傳統療法，輔以太極拳、八段錦，打了一套中醫藥“組合拳”。江夏方艙醫院564名患者，沒有一例轉為重癥。

 

“中醫綜合治療，顯著降低了由輕癥轉為重癥的比例，是我們取得勝利的關鍵。”張伯禮說。

 

對重癥患者，以西醫為主，中西醫結合。在金銀潭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雷神山醫院，中醫藥也全程參與。張伯禮說：“生脈注射液、參麥注射液，對穩定病人的血氧飽和度、提高氧合水平具有作用；痰熱清注射液、熱毒寧注射液，和抗生素具有協同作用；血必凈對抑制炎癥風暴、控制病情進展有效。重癥救治、中西結合、降低病死率是我們取勝的核心。”

 

患者剛出院時，身體機能往往較弱，有時乏力、咳嗽，免疫功能也沒完全修復，中醫也在積極提供康復方案。2月24日，武漢市中醫醫院康復門診開診，截至4月11日，已經為線上線下862位患者提供了康復治療。

 

據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余艷紅提供的數據，全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醫藥，占90.6%。從隔離人群預防用藥，到確診輕癥、重癥患者，再到后期康復，中醫藥參與面之廣、參與度之深、受關注程度之高，前所未有，中醫藥總有效率達90%以上。

 

老藥新用，“三藥三方”臨床顯療效

 

“中醫藥學是融預防、治療、康復為一體的整體醫學，歷史源遠流長，家喻戶曉，遇到重大疫病事件，都會從中尋找解決辦法。”余艷紅說。近年來，病毒性呼吸道傳染病頻發，中醫藥在治療SARS、甲型H1N1等疾病過程中，都積累了經驗。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沒有特效藥、沒有疫苗的情況下，專家結合臨床實踐，總結中醫藥治療病毒性傳染病經驗，深入發掘古代經典名方，篩選出以“三藥三方”為代表的一批有效方藥。

 

金花清感顆粒是在2009年H1N1流行時研制出的產品，是由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中的麻杏石甘湯和清代吳鞠通《溫病條辨》中的銀翹散，兩個方子合方而成，主要功效是疏風宣肺、清熱解毒。據張伯禮院士介紹，武漢一組102例臨床對照研究顯示，金花清感顆粒治療新冠肺炎輕型和普通型患者，與對照組相比，轉重癥比例下降了2/3，退熱時間縮短1.5天。

 

 

位于武漢市江夏區大花山戶外運動中心的江夏方艙醫院，是武漢首個以中醫為主的方艙醫院程敏/攝

 

連花清瘟是以經典名方為基礎，2003年SARS期間創制的，其主要功能也是清瘟解毒、宣肺泄熱。

 

由全國9省市23家醫院共同參加的一項研究顯示，金花清感和連花清瘟這兩種老藥，治療新冠輕型和普通型療效顯著。

 

血必凈注射液也是老藥新用。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副院長邱海波教授表示，血必凈1月底開始在臨床上使用后，按照西藥的評價體系去研究，發現它能使重癥肺炎的病亡率下降近8.8個百分點。“在重型和危重型病人的治療中，血必凈注射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治療藥物。”邱海波說。

 

“中醫和西醫雖屬于兩個不同的醫學體系，對健康、疾病有不同的認識角度，但都會基于臨床療效這一事實。”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認為。

 

在三方中，第一個是清肺排毒方，它來源于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以及小柴胡湯、五苓散等，是一個輕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通用方劑。57例重癥患者采用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服用清肺排毒湯，無一例轉為危重癥。服藥兩個療程（6天）后，53例肺部病灶顯示不同程度的縮小和吸收。

 

宣肺敗毒方是在麻杏石甘湯、麻杏薏甘湯、葶藶大棗瀉肺湯、千金葦莖湯等經典名方基礎上凝練而來。在武漢市中醫醫院、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江夏方艙醫院，通過對使用該方治療的500例患者開展的隊列研究顯示，輕型和普通型患者，發熱、咳嗽、乏力等癥狀明顯減輕，無一例轉重癥。

 

化濕敗毒方是在國家診療方案推薦方劑的基礎上，中國中醫科學院醫療隊在金銀潭醫院結合臨床實踐優化而成。使用該方后，金銀潭醫院臨床對照試驗入組的75例重癥患者，CT診斷的肺部炎癥以及臨床癥狀改善非常明顯，核酸轉陰及住院時間平均縮短3天。

 

北京中醫醫院院長劉清泉認為，中醫藥治療傳染病已有數千年歷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科學規律，針對傳染病的治療，主要集中在三種治療方法——清熱、化濕和解毒。各種傳染病的病因不同，三種治法各有所偏重，在這個過程中，中醫產生了經典名方。“針對新冠肺炎這樣一個新的疾病，老藥新用，真正是守正創新，病變治化。”劉清泉說。

 

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顯示，新冠肺炎一般重癥占13%左右，危重癥7%左右。經過中西醫結合治療，武漢各方艙醫院轉重率在2%~5%之間。

 

大考之后，中醫藥能否迎來機遇

 

1月25日，61歲的錢先生因持續高熱、呼吸困難被送到湖北省中醫院光谷院區，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由于他基礎疾病多，病情發展快，被兩次宣告病危。急診科主任李剛副教授團隊，對他進行了10多天中西醫結合治療和調理后，2月17日錢先生康復出院。

 

“中醫藥治療貫穿錢先生治療全病程。”李剛介紹，中醫藥武器遠不止“三藥三方”，根據不同病程，開具“肺炎2號”“肺炎3號”“肺炎4號”和“肺炎5號”方。出院后，錢先生還繼續服用了一段時間的“肺炎5號”湯劑。

 

68歲的重癥患者霍先生與錢先生同一天出院。兩人病程發展有所不同，治療過程中，中藥使用也略有差異。“霍先生入院后，先采用抗感染的西藥，控制炎癥反應，再用中藥對癥調理。”李剛說。

 

湖北省中醫院肺病五科負責人馮毅說，中醫藥參與治療，能促進肺部病灶藥物吸收，減少甚至解決肺組織損傷、肺纖維化等并發癥和后遺癥。目前，隨訪出院患者，均反饋病情穩定且在逐步康復中。

 

中醫藥體現中國智慧。劉清泉說，在沒有特效西藥的時候，中醫藥治療用的是傳統智慧中的“圍魏救趙”，通過中藥調整，改變病毒生存的人體環境，從適宜轉為不適宜，病毒待不住，自己就走了。

 

邱海波是一位ICU醫生，西醫背景。他認為，西藥多數為化學藥物，往往針對某一個靶點進行治療，而中醫藥是多靶點的治療。“中醫藥更多像團隊作戰、多點干預。”邱海波說，針對中醫藥的療效問題，現在越來越多地在采用國際上公認的循證醫學的方法來進行評價，越來越多的中藥、中成藥、中藥注射劑正在使用國際上公認的隨機對照研究的方法來進行療效評估。

 

“我們雖然沒有特效藥，但是，中醫有有效方案。中西醫結合救治，是我們中國方案中的亮點。”張伯禮說。

 

中國歷史上，具有一定規模的疫病流行初步統計有300多次，很多中醫藥典籍，包括《傷寒雜病論》《溫病條辨》等，都是大疫之后形成的，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抗擊疫病的經驗。北京中醫藥大學副校長王偉教授認為，從這里面進行深度挖掘，在當下和未來有很多重要的價值，這一點不能丟棄掉。

 

“歷史上，每一次疫情都是一次大考，中醫歷經這些大考，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優秀經典方劑。”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中醫科主任范恒表示，這次疫情對中醫藥現代化既是一次大考，也是一次機遇。但他認為，中醫受重視的程度仍然不夠。2003年“非典”期間，中醫藥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過后就“功成身退”，沒有引發社會足夠的關注。這次疫情之后，應該重新思考如何更加充分發揮中醫藥的作用，如何推進中醫藥的現代化，將中西醫結合起來，提高療效才是硬道理。

 

王偉認為，中醫的辨證論治是非常獨特的，跟現代醫學有很大區別。他建議，將來在國家重大科技項目部署中，應對辨證論治的科學規律等進一步深化研究，這對發展中醫藥將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

 

中篇  偏見是最大攔路虎

半月談記者  劉翔霄  劉懷丕  翟濯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醫藥的介入是一大亮點，中醫藥不僅在國內獲得更多認可，也在為全球抗疫發揮獨特作用。

 

近年來，中醫藥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青睞。但是，網絡上關于中醫藥的爭議卻熱度不減。如何在全社會形成“信中醫、愛中醫、用中醫”的良好氛圍，依然任重道遠。

 

大疫出良方

 

“小柴胡預防方”對新冠肺炎易感人群適用，用中藥貫眾泡茶飲有助防疫，艾絨、生蒼術和白芷制成的“艾蒼散”堪稱“中醫版消毒劑”……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一些中醫藥防疫妙招因其簡便、效驗，開始在海內外走紅。

 

 

4月22日，中國赴馬來西亞抗疫醫療專家組與馬各地中醫藥界人士視頻連線 朱煒/攝

 

“在中醫看來，預防新冠肺炎，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至關重要。”山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省級中醫藥專家組組長、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院長李廷荃說。

 

疫情期間，一些醫院開設了中醫養生專欄，科普一些中醫防疫的簡單方法，受到青睞。山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經方研究室主治醫師張軍鋒推薦用“艾蒼散”居家防疫。在醫院的微信平臺上，張軍鋒通過視頻，演示了具體制作方法，與公眾互動頗多。

 

山西省中醫院也推出了針對新冠肺炎的中藥預防方劑。“在醫院的微信平臺上，咨詢、購買預防方劑的人也不少。海外疫情發生后，預防方劑的銷售一度出現了小反彈。”山西省中醫院藥劑科主任王世偉說。

 

誤解何其多

 

中醫藥在上千年的戰疫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生命觀、健康觀、疾病觀、防治觀，中醫診療著眼于“病的人”，而不僅是“人的病”。

 

除在這次新冠肺炎防治中功勞卓著，中醫藥還在SARS、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疾病防治中發揮了獨特作用。不過，網絡上對中醫藥的爭議熱度不減，成為當前社會“爆款”話題之一。受極端觀點的影響，有些人對中醫藥的誤解越來越深，甚至出現了“黑化”中醫藥的現象。

 

有一種偏見認為，中醫藥療效慢。“中醫注重預防，但不是事后諸葛亮、馬后炮。中醫也不是慢郎中，比如針灸，一針下去，效果也特別快。”山西中醫藥大學人文健康中心副主任劉洋說。

 

還有觀點稱，中醫不科學。廣州中醫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潘毅認為，該觀點的偏頗之處在于：其一，沒有考慮到醫學尤其中醫，并非純自然科學；其二，還原科學并不是自然科學的全部，以還原科學準則代替所有科學的準則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罔顧還原論思維的局限，以之作為判定中醫是否科學的唯一依據，實難說不違科學客觀、公正的基本態度。

 

 

4月3日，在海南博鰲超級中醫院內，中醫為一位患者脈診

 

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教授張懷亮認為，中醫藥被誤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因為社會上一些人打著中醫的旗號招搖撞騙；有的是因為部分中醫不實事求是，夸大中醫藥的療效；有的是故意找茬，靠指責中醫蹭流量賺錢；還有的，帶著有色眼鏡，對中國傳統文化一概否定，中醫藥也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專家表示，中醫藥的綠色健康理念、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辨證施治與綜合施治的診療模式，以及運用自然的防治手段，特別契合未來醫學從疾病醫學向健康醫學轉變、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轉變的發展趨勢。

 

去泛化、去神秘化

 

近年來，中醫藥振興發展迎來天時、地利、人和的歷史性機遇。

 

“中西醫理論不同、方法不同，提倡中西醫并重、并行、并用，各取所長，才是中國特色的醫療衛生體系亮點。”白求恩獎章獲得者、山西省永和縣中醫院原院長王學詩說，中醫首先要自信、自強、自重。只有醫療隊伍學中醫、懂中醫、愛中醫，才能帶動全社會對中醫藥的認同、接受，才能健全中國特色醫療體系，屹立于世界醫學前列。

 

中醫藥文化認同感的建立是發展中醫藥的根基。“普及中醫藥文化精華，要推動進中小學課堂。”王學詩認為，使孩子從小就受到熏陶，熱愛民族文化，崇尚中醫藥知識，有利于樹立對民族文化、中醫藥文化的自信意識。教程重點是中醫藥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中的貢獻、古代醫學名家的仁心仁術。從小抓起是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更是解決醫患問題的良策之一。

 

劉洋等專家表示，要警惕在中醫藥傳承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泛化、庸俗化、神秘化傾向。對中醫藥文化的精華和糟粕要加以梳理、區分、揚棄，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需要中醫藥界共同努力。

 

“古代中醫名家的基礎功底都非常扎實。熟讀醫家名著，現在這方面做得不好，目前不讀書、讀書少是個大問題。”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西名醫魏中海建議，要激發年輕人學習中醫經典著作的積極性，從中培養一批骨干。

 

張懷亮認為，提高對中醫藥的社會認同感，還要依靠中醫藥的現代化推進，這需要既保持中醫藥的特色優勢，又積極利用現代科學技術，廣泛吸收心理學等多學科最新成果，建設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科技創新體系。

 

下篇   訪談：中醫藥的哲學辯

半月談記者  張建新  白佳麗

 

理查德·普雷斯頓在《血疫》中寫道：“文明與病毒之間，只隔了一個航班的距離。”當下的這場新冠肺炎疫情，以更快、更猛的腳步，席卷全球。在這場人類與病毒的戰爭中，每一個行之有效的阻擊成果，都會讓更多人免于病毒侵襲。中醫藥在這場戰疫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疫情防控的中國特色與中國方案。為此，記者專訪3位中醫哲學專家，從“哲學”視角，一窺中醫藥的當下與未來。 

 

張大寧：哲學辯應有之貢獻

 

談到當前中醫學所面臨的環境，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我國著名腎病學家、中醫腎病學奠基人張大寧坦言：“現在的中醫比張仲景、李時珍的時代難多了，那時是‘一家買賣，壟斷經濟’，現在是‘兩家買賣，市場經濟’。現代病人往往是先找西醫看病，治不了再找中醫，這就把疑難病癥留給中醫，這些都是當前中醫所面臨的難題。”他認為，當下的中醫學，應當借勢發力，有更多貢獻。

 

醫學理念上的貢獻。中醫學雖形成于2000多年前，但許多理念至今都是科學的、先進的。如“證”的概念。以“證”為核心的醫學體系是中醫學的根本特色與優勢，是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對人體異常生命活動的分析、歸納和概括，是對現代醫學“病”概念的補充和修正，由此中醫學形成辨證論治等特色。深入發展這個理念，不僅能大大提高防病治病效果，而且也會加深對疾病、對人體一切異常生命活動的認識和了解。

 

“天人合一”本是中國古代一種先進的哲學思想，表明人與自然界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包括季節、氣候、晝夜、地理、社會等都會影響人體的正常和異常生命活動，治療、養生上也要根據不同季節、不同氣候采用不同的方法。

 

治療疾病上的貢獻。張大寧認為，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疾病，中醫治療所占的比例不盡相同，但認為中醫治療在所有疾病的治療中都起著“輔助作用”的說法顯然是不正確的。如對于腎病，尤其是慢性腎臟疾病的治療，中醫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起碼是“半壁河山”。其他如心腦血管疾病中活血化瘀方藥的應用，慢性消化道疾病治療，以及一些中醫認為是“虛證”“郁證”等的病癥，中醫都是大有作為的。那種認為中醫學只是一門“治未病”醫學的觀點顯然是不準確的，中醫學是已病、未病都能治的完整醫學，只有了解已病，才能談治未病。

 

 

2月19日拍攝的華東醫藥煎藥服務中心的智能化煎藥流水線。該流水線每小時可以容納480多個煎煮筒同時煎煮 徐昱/攝

 

防病養生康復上的貢獻。張大寧認為，防病、養生、康復等是中醫學的強項。不僅是“防治疾病的發生和保健身體”，更重要的是全方位地“提高人的整體素質和質量，達到身心健康、延年益壽的目的”。此外，中醫學在腦血管病后遺癥和骨科康復，在預防流行病、傳染病方面都有豐富的經驗。

 

中藥方面的貢獻。中藥是一個巨大的寶庫，《本草綱目》《新修本草》《經史證類備急本草》等都堪稱中藥學的瑰寶。從20世紀中葉左右，各國學者已對中藥進行了“有效成分”的研究，并取得一些重大成果，著名藥理學家陳克恢正是在其老中醫岳父的指導下，從中藥麻黃中提取出麻黃素。

 

至于內容更廣闊的“方劑組方”研究，更是中醫學的另一大寶庫。據不完全統計，僅古籍記載的方劑就有數萬余種，如果在這個領域能取得重大成果，將會給世界醫藥學帶來嶄新的進步。

 

吳克峰：哲學辯質疑之原因

 

南開大學哲學院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吳克峰認為，面對中醫藥的療效，依然有人在質疑，這和對中醫藥生存的文化背景、哲學背景的認識密切相關。

 

生存環境變遷。中醫藥學的文化背景是中國哲學，中醫藥是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其本身是醫學，它所面對的、要解決的最重要問題是疾病。中醫藥的存在需要有一個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與哲學背景作為支撐，當今中醫藥生存的文化環境與古代已大為不同。

 

思維方式更迭。中醫存廢之爭的關鍵，是在哲學理論上出了問題，在思維方式上出了問題，就是西方重分析、重實證的思維方式被看作是唯一科學的思維方式。中醫藥最初誕生于中國古人與疾病的抗爭，但很快就借助中國古代哲學提升了自己的認識水平，并不斷受中國哲學的影響開啟拓展自身的理性自覺之路。

 

中西之爭看本質。對中醫藥學進行全方位的認識，需從哲學的高度、文化的高度去認識。中西醫之爭的本質是中西哲學之爭、中西文化之爭，是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的問題。所以，進行深入的中國哲學與中醫藥學相關性研究，挖掘深藏在中醫藥中的理性精神，提供中醫藥賴以生長發育的文化背景環境，擺脫中醫藥知識破碎、孤軍奮戰的囧境，形成文化環境的合力，是十分重要的。當然，這種研究不是單純的復古，也要在比較中西文化各自長處中保留精華。

 

張超中：哲學辯未來之路徑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哲學史學會中醫哲學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張超中認為，近百年來，中醫藥一直處于存與廢的論爭中，中醫藥長期處于被動應戰的位置。在沒有成熟的科學理論給出合理解釋之前，或者中醫藥理論的自我解釋被接受之前，療效才是硬道理。

 

張超中說，此次中醫藥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過程中，再次表現出了“簡、便、驗、廉”的特性，簡單而高效，這種特性超出了現代科學與文明的解釋范疇，有利于促進對中華文明的新認知。

 

從歷史來看，中醫藥不僅有臨床療效，而且也有養生保健功能，有人文關懷和生命關懷，在更基礎的層面上體現出中華民族的認知方式和生活方式。

 

只是百年以來，中醫藥的多樣性和有效性除了受到西方科學理念的質疑外，也不為國人所看重。

 

“深刻把握中醫藥擔負的歷史責任，深入研究療效背后的科學與文明體系，創建集科學、文化于一體的新時代中醫藥解釋體系，是我國學術理論綜合創新所面臨的重大課題。”張超中說，“中醫藥一直是中華文明寶庫的一部分，對中醫藥明辨篤行，理當成為一種新風。”

 

來源：《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