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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自主聯合勞動是中國企業的主要發展趨勢》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請閱《自主聯合勞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后續文章內容有，勞動合作企業是歷史存在；自主聯合勞動是一個漸進過程；在提高企業效率的競爭中，自主聯合勞動是實現、鞏固公有制主體的唯一方式。

二、自主聯合勞動是實現企業市場價值的主要出路

1，關于企業市場價值。

無論哪一種生產，都要使產品的使用價值符合市場要求，這就是企業的市場價值。馬克思說：

【“由自己產品的使用價值或者由自己產品是使用價值來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勞動，我們簡稱為有用勞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20頁）】

市場經濟面臨著兩種生產目的，一種是社會主義的，為人民的需要而生產；另一種是資本主義的，為資本的增值而生產。但作為商品生產者，兩者都需要市場認可。

企業在壟斷和競爭上的地位，更為直接地驅動企業謀求市場價值。私企性質，決定了其企業市場價值是資本增殖的工具，通過市場營銷，爭奪市場，實現剩余價值和資本占有最大化。對于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為實現滿足社會需求的生產目的，在不可逾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階段，也必須要取得市場主體地位，全力提高產品使用價值的性價比。能否為客戶創造超額價值，雖然所有制性質是更深層次的決定性因素，但為了防范風險，爭取生存，企業在市場地位中的主動與否，作用更為直接。

企業的市場價值，和企業壽命周期的“S”型曲線重合。延長企業的壽命周期，需要通過創新，縮短投入階段，延長成長上升階段和成熟階段，延后衰退階段。而所有這一切創新由市場客戶認可為準。標普500指數中公司的壽命周期，在50年代-60年代之間通常一個公司的壽命是60年以上，隨著科技創新，現在縮短了一半還要多。因此企業被市場認可，競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激烈，生產更為盲目。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經過30年的市場經濟，公有制企業在早期通過向私有企業學習對市場的敏感，已經形成了市場主體。實踐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可以歸結為，公有制企業常規時期通過市場價格信號決定，結合大數據判斷組織生產，在事關國計民生、產業規劃的宏觀調控等方面，在戰時或疫情、自然災害等緊急時刻，接受政府的指導和指令，直至政府完全征用，實行國家壟斷，發揮非商業的公共服務功能。如此次抗疫，中國政府對指定企業市場范圍的限定，對部分醫療產品實行兜底包銷。

價格信號、大數據預判和政府的指導、指令，構成了社會主義公有企業圍繞社會需求實現市場價值的基本方式。而私有企業，在商品經濟的平等交換中，在公共服務和國計民生以外的社會經濟活動中，發揮輔助、陪體作用。形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機制。

在保證勞動者管理權的前提下，國家用稅收和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利潤部分，通過投入公共服務、扶貧等二次分配，補償通貨膨脹因素，人民共享勞動成果。同時，“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和一般商品生產的基本特性；壟斷是自由競爭的直接對立面。”（《列寧選集》第二卷，650頁）從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出發，把國家壟斷局限在適當的范圍；高度警惕境內外非公資本以“社會資本”的名義，在中國市場上形成壟斷；對于已經形成部分，要動用國家機器力量加以限制，使其退出壟斷。這些是維持市場商品經濟等價交換生態的必要條件。總之，把握國家壟斷的尺度，防御市場自由競爭中，境內外私有資本壟斷的形成，高度警惕境外壟斷資本通過金融開放和代理勢力進行進攻，是我黨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關存亡興衰的重要內容。

2，利潤至上和“現代企業制度”的股東至上，對企業的市場價值逐漸顯露出瓶頸制約

經過建國70年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在不同條件下的實踐，聯系二三百年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狀，至少可以看到三個方面的典型現象：

金融壟斷的資本集中。金融企業對社會經濟流動性、支付手段等市場價值，在投機暴利前，自然降為第二位的屬性，這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帝國主義階段的表現形式。在生產、消費全球化程度日益發展的條件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每日外匯交易量增長40%以上，達6.6萬億美元（債券研究公司LearnBonds的數據顯示）。交易主體由超級銀行，各國央行，投機資本持有者、大型商業公司等，供應鏈結算交易僅占20%，用于流動性管理的外匯掉期和對沖外匯投資組合激增，金融衍生品大量產生，投機交易占據絕大部分份額。

金融企業的如此腐朽與寄生性只能給極少數壟斷資本投資人創造價值。相對之下，實體資本要“有良心”得多，但它們雖然至少通過滿足社會客戶需求而謀利，卻抵御不了金融暴利誘惑。發明大王愛迪生創立的百年通用電氣，早在本世紀初，就在竭力糾正對研發投入的減少，但在股東回報壓力下，金融業務逐步超過主業。2008金融危機中，在美國政府1390億美元貸款擔保下茍延殘喘過來。至今，雖極力回歸“世俗品牌“，發誓制造高質量的飛機引擎、燃氣輪機和醫療設備，但“身體很忠實”，營運以資本運作和短期債務為支撐，在美國政府偏袒下，霸王并購競爭對手法國阿爾斯通，卻因市場變化帶來高庫存低需求，減少30億美元現金流，令其“悔恨不已”。（相關數據引自騰訊證券）本次疫情，勢必對通用的利潤支柱航空業務產生嚴重打擊。這是金融壟斷遏制企業創新和市場價值的典型案例。

在金融壟斷對制造業的吮血打擊中雇傭勞動者成為第一犧牲品，在疫情下，美國失業率直逼大蕭條時期。在尖銳的勞資矛盾中，企業價值受到極大約束。

房地產業在中國對廣義制造業實體資本的“吮吸”。自香港地產資本將地產增殖模式引入大陸后，地方官員和公私投資主體把《資本論》中的級差地租、絕對地租、壟斷地租理論運用到國有土地的經營上，用國家資本主義壟斷的土地財政解決了地方城鎮化所需資金，城鄉基礎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出現超越或趕上歐美老牌資本主義的大躍進。

【“付給國家資本主義大宗貢款，不僅不會葬送我們，反而會使我們通過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會主義。”（見列寧《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

毛澤東說：列寧的這幾句話講得很好。列寧是個干實事的人。（《毛澤東年譜》第5卷269頁）

與此同時，出現了房地產業的過度市場化。市場炒作價格飛漲，加大了廣義制造業（傳統制造業+通訊+物流運輸）的成本，造成GDP注水和“吮吸”廣義制造業研發資金；因投資主體占用大量資金，和其他因素共同參與驅動貨幣超發，出現人民幣長期購買力貶值；與56789的形成同步，助長財富向少數人集中；而公共服務在市場化、私有化牽制下基礎性功能滯后。在這些因素的合力下，增加工人階級和城鄉人民的負債，加劇相對貧困，購買力不足，與產能過剩形成對照。在這個過程中，市場的貧富分化、排擠制造業等效果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類似。

超額利潤誘導各類企業松弛主業，注資房地產，削弱制造企業的市場價值。中國一些有遠見的企業，有意回避參與房地產，如華為、格力、福耀等。而一些央企如中航、重汽、魯能等，在國資委三令五申下，終于退出房地產。十九大以來中央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宏觀調控，對房地產過度市場化有所約束。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公共服務基礎、普惠、兜底的精神，首次提出防范人民群眾的相對貧困。其實踐的實質，是用包括國家壟斷收益的收入和計劃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目的。雄安模式房住不炒宣告了房地產泡沫發展模式將開始終結。

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對市場需求轉型的不可持續性。2010年創造了工人18連跳的富士康，為緩和矛盾成立了“關愛中心”，以處理員工心理問題，但富士康對流水線的精細管理所包含的尖銳的勞資矛盾，通過高度的員工流動率，以及按照投資回報最大化的機器人替代體現出來。自80年代末趁中國的改革開放由小公司發展為近百萬員工規模的富士康，及其類似企業，以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方式，把大批中國小農轉變為城市貧民。用人工智能解決效率和勞資矛盾以后，工人失業由社會承擔，企業沒有向勞動密集型行業轉型的需求。企業的代工市場價值，以勞資矛盾和與社會矛盾為代價。

3，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全員參與管理模式，只有在勞動者主體的公有制的企業中才能充分發揮效率

非公企業中勞動與勞動成果、生產資料緊密結合最終不能解決勞動者的主體性和主動性。無論何種所有制企業，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與勞動成果、生產資料緊密結合與否，這是發揮勞動者主體性，提高生產效率的必要條件。在現代工業發展史上，最先注意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成果緊密結合這一規律的，是維護資本家的企業管理者。泰勒推行的計件工資、科學管理推動了企業生產效率。但是泰勒制實行100年來，不可能解決勞資矛盾和勞動主體性與主動性，私有制成為根本制約因素。

我國從戰爭年代起，毛澤東對于根據地的公有企業管理，提倡過計件工資。二十年后，毛澤東同志總結推廣了“鞍鋼憲法”式的民主管理，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相結合，解決了蘇聯的蘇維埃加泰勒制中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單向性問題，探索了公有企業勞動者當家作主的具體形式，從而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創建大慶紅旗，石油自給，為進入石油農業，最終解決中國糧食問題創造了充分條件。這種全員參與管理，也引發了日美歐工業國家TQC全面質量管理的革命。

一些有海外工作、研究經歷的馬克思主義海歸學者對此有深刻闡述。工人出身的陽和平教授對比了在中美工廠勞動的親身經歷，聯系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做出了有說服力的社資企業對比研究。金寶喻教授長期調查研究美國汽車制造中心底特律工廠的生產效率，對于學習中國“鞍鋼憲法”形成的豐田制，在底特律工廠中的應用進行了分析批判。

豐田瘦身法中的民主管理，“是為了說明工人對生產的參與，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企圖解決福特制下工人的反抗。就連麻省理工學院對豐田制極力推崇的三位教授也承認，豐田制也還是福特制的延伸和更加細致化，使生產更適合今天的不穩定市場和更激烈的競爭，它并不是一種嶄新的工廠制度”。（金寶瑜：《從資本主義的工廠管理來認識鞍鋼憲法的劃時代意義》）

自主聯合勞動在改革開放中產生。我國在社會主義市場實踐中，雖然在理論指導上出現過偏差；國企在建立市場主體的法人治理改革中，也受到歷史虛無主義長期干擾，夸大“現代”企業制度，使其凌駕于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勞動者主體性這一企業基本規律，但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耳濡目染等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下，一些國企和私營企業主把依靠工人群眾作為做大做強企業的基本方式，少數先進的私企企業家因地制宜運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信用制度，通過員工持股和民主管理，變革市場雇傭勞動制度，改變私有制性質，維護企業中的勞動主體地位，實現了企業的飛速發展。這一類型企業以華為為標桿。本世紀初，站在吸收資本主義最新成果和全員管理的高度，華為以毛澤東思想為企業文化，成功營造了科學家群體和工程師群體等全體員工參與的科技創新模式，實踐了“以宗教般的虔誠對待客戶需求”，在經濟機制上“以奮斗者為本，不讓雷鋒吃虧”（《華為人力資源管理綱要》2.0版），員工和上下游供應鏈形成命運共同體的社會化大生產。華為在市場競爭中，受到美國舉國打壓，但科技、管理創新效率其高，世人有目共睹。馬克思說過：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絕不會出現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33頁）】

華為的出現，代表在雇傭勞動制度的資本主義市場方式的胎胞里成熟的“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中，對于資本主義具有免疫力，青出于藍，與馬克思時代的勞動合作工廠不同的是，它的社會化大生產程度更高，它是共產黨領導的。雖然現階段這種類型的大生產程度比起生產資料全社會所有還有距離，但它出現的重要性在于：

【“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 （列寧：《偉大的創舉》，1919年6月28日，《列寧選集》第四卷13頁）】

來源： 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