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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公共衛生領域收入下降、隊伍渙散…疾控專家曾光：改革緊迫，再不重視就晚了！

點擊：作者：記者張冉燃來源：《瞭望》2020年第19期發布時間:2020-05-11 09:48:42

◆ “社會對公共衛生不像對臨床醫療那樣有敬畏心，都覺得公共衛生很簡單、誰都懂、誰都能改。”

◆ “出臺一項政策跟下棋一樣，一定要多看兩步，要考慮政策出臺后會不會有副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操盤公共衛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衛生，對改革的結果也不承擔責任”

◆ “傳染病暴露出來后，發現傳染病的人應該被表揚，但如果現實是很可能遭批評，那這是不是無異于鼓勵掩蓋？”

◆ “現實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衛生對策建議非常有效也不行，沒有論文就無法晉升、評獎。”

曾光，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

2003年SARS期間，曾光最先提議關閉當時疫情嚴重的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又是他首先建議設立小湯山醫院。憑借在公共衛生對策研究上的深厚學養，當年4月28日，曾光受邀到中南海講解SARS防治。

1946年出生的曾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再度出山。他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的身份，在1月20日即公開呼吁“現在能不到武漢去就不去，武漢人能不出來就不出來”，為疫情防控留下真知灼見。

盡管建言獻策屢被采納，搞了一輩子公共衛生的曾光仍不免失落：“社會對公共衛生其實不是特別了解。”

他甚至還會著急：“公共衛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

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研究完善常態化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并提出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我國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下稱疾控體系）主要由國家級、省級、設區的市級和縣級四級疾控機構組成，承擔著公共衛生中一部分核心專業職能。

疾控體系究竟應該怎么改？疾控體系改革又會不會牽動更全面深刻的公共衛生改革？《瞭望》新聞周刊就此采訪曾光。

對疾控的貢獻認識“不充分” 期望值卻“非常高”

《瞭望》：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能聽到很多臨床醫生的聲音，但作為“主角”的疾控人，似乎發聲并不太多。

曾光：疾控人發出的聲音太少了。

《瞭望》：你如何評價疾控人在疫情中的表現？

曾光：我覺得表現相當出色，立下很多功勞。可惜媒體報道不夠充分，社會對疾控的貢獻認識不足。

比如，到現場調查的是誰？是疾控人。又是誰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也是疾控人。是誰發現這種病在潛伏期就有傳染性？還是疾控人。還有，是誰提出這種病的潛伏期是14天？仍然是疾控人。要知道，14天這個標準已經是一個世界性標準。此外，也是疾控人率先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相關情況，并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引起國際重視。這些都是疾控人做的工作。

《瞭望》：你覺得媒體對疾控人的貢獻報道不充分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這跟我們疾控系統的紀律有關，紀律不允許我們向媒體表達，有了委屈、受到冤枉，也不能透過媒體去向社會解釋。

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公共衛生不受重視。這也是這次疫情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應該說，長久以來，搞公共衛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說比較弱勢，大家都習以為常了。

與此同時，社會對疾控人的期待又很高，恨不得要求疾控人一到現場就能馬上弄明白原理，趕緊把疫情控制住。

實際上，社會對疾控人的貢獻認識不充分也好，對疾控人的期望值非常高也罷，都反映出社會對公共衛生其實不是特別了解。

也因為如此，我對疾控這支隊伍在待遇不高、社會理解不夠的情況下，只要國家需要、人民需要就挺身而出、忠于職守，感到非常驕傲。他們跟臨床醫生一樣，也是在冒著生命危險上戰場。

《瞭望》：作為一位資深疾控人，你對自己是這支隊伍中的一份子非常驕傲對嗎？

曾光：當然。我從來都認為，公共衛生不光是我們疾控人的職業，更是我們的事業。職業和事業是有區別的。如果你只是把工作當成一個飯碗、一個職業，我相信你做不到全身心投入。只有把它當成一個事業，你才會把自己平時的待遇有多低放在腦后，才會全身心投入。

但是我說的這些，因為大家對疾控這份事業、對疾控人的工作了解太少太少，所以很多人并不理解。我覺得他們應該得到更多尊重。

當然，我國這次抗擊疫情勝利主要還是勝在我們的體制優勢上，勝在正確的防控對策上。

如果從2003年SARS算起，我們在17年里已經應對了3次大的傳染病流行，當然會形成一些經驗。但我們對SARS的經驗教訓還需要更好總結。

“把公共衛生改革作為醫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衛生的表現”

《瞭望》：如何更好總結SARS等傳染病防治的經驗教訓？

曾光：比如SARS是怎么來的，又是怎么走的，早期為什么會混亂，采取了哪些策略結束了這種混亂等，我們都應更好總結，把這些經驗教訓當作課程傳播給各級領導干部。領導干部沒學過相關知識，自然不會繃緊公共衛生這根弦。這就導致湖北在疫情初期重復了當年SARS時走過的彎路。而且SARS那年，湖北只有6位患者，很容易控制，當地干部從自己經歷中難有足夠的經驗。

更進一步，很多領導干部不了解公共衛生的內容，不了解公共衛生改革。如果把公共衛生改革作為醫改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不了解公共衛生的表現。

《瞭望》：去年6月，你在“中國醫改十年：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對公共衛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開和公信的“五公”思考，這是為什么？

曾光：我在那次會上的發言是多年對公共衛生思考的總結，但很多人并未理解。那其實是一次提高公共衛生重視度的機會。后來有參會的領導干部告訴我，對沒有及時重視公共衛生改革表示遺憾。

《瞭望》：公共衛生跟醫療衛生體制改革既有聯系也有不同，改革策略應該不同嗎？

曾光：公共衛生改革和醫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樣的。什么叫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是關系到一國或一個地區人民大眾健康的公共事業。可以說，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典型案例。公共衛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門和社會群體，政府是公共衛生的第一責任人。

雖然醫改離不開公共衛生，公共衛生改革也少不了醫學，但二者的改革內容差別很大。醫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決定、支撐公共衛生改革。公共衛生改革宜單獨策劃。道理很簡單，醫改改得再好，也沒辦法從根源上防范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

所以我認為，公共衛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

“公共衛生，首先要姓公”

《瞭望》：在你看來，哪些關于公共衛生的改革措施是值得商榷的？

曾光：公共衛生，首先要姓公。但以往的改革把很多地方的衛生防疫站都推到市場，不再姓公了。一邊要搞疾病防控，一邊還要想著掙錢，這樣的機構很難做好公共衛生。這樣的改革，大大影響公共衛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造成隊伍人心渙散。公共衛生改革應該改回來了。

《瞭望》：近年有關部門取消了一些疾控的收費項目，這是不是說明，國家不希望搞公共衛生的人考慮掙錢？

曾光：這個方向是對的。但在實際中，把公共衛生相關收費項目取消后，并沒進行相應補償。

這就跟醫院進行藥品零差率改革大不一樣。醫院藥品零差率后，為了解決醫院收入下降的問題，同時設立醫師服務費，并對一些檢查、護理費用等進行調整，有升有降，最終結果是醫院收入沒有降低，反而提高。

公共衛生在取消相關收費項目后則造成實實在在的收入下降。從根子上說，就是沒考慮到這樣的調整會導致疾控隊伍不穩定。

一些地方的改革把疾控中心給改沒了，或者讓醫院來管理疾控機構。這樣的改革是搞不好公共衛生的。因為疾控機構本來對醫院是有一定檢查督導作用的，把疾控機構劃歸醫院領導，檢查督導作用就沒了。

出現這些問題，本質上還是對公共衛生不了解，遵循公共衛生的規律也就無從談起。

我覺得，出臺一項政策跟下棋一樣，一定要多看兩步，要考慮政策出臺后會不會有副作用。但現在的問題是，操盤公共衛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衛生，對改革的結果也不承擔責任。

社會對公共衛生不像對臨床醫療那樣有敬畏心，都覺得公共衛生很簡單、誰都懂、誰都能改，改革中考慮公共衛生人的意見也少。

“無異于鼓勵掩蓋”

《瞭望》：你的意思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知識結構、認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時，可能就已經埋下了公共衛生諸多問題的伏筆？

曾光：對。就拿傳染病防治法來說，它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傳染病病人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時，都應當報告。但這部法在執行時管不了政府部門。

2004年就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征求意見時，我就提出，這部法要有辦法讓政府部門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訴我們，如果傳染病防治法不能讓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違法無罰的局面不打破，很多問題可能重演。

《瞭望》：你的意見當時收到了什么反饋？

曾光：疾控中心讓我去當時的衛生部講我的意見，后來我還到國務院、全國人大的相關會議上講，該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見沒有被接受吸納。

我還要強調法律對政府部門的約束力。如果政府部門不遵守法律不會受到懲罰，甚至可能帶來好處，公共衛生很難做好。

舉個例子，現在很多城市都在爭創國家衛生城市，指標之一是無甲、乙類傳染病暴發疫情，無脊髓灰質炎病例發生，無院內感染引發的傳染病暴發疫情和死亡事故。在這樣的指標體系下，如果爭創國家衛生城市的重要關頭出現相關傳染病，會不會即便疾控機構想報告，但上級政府不讓，最終還是不報告？如果疾控機構一意孤行報告了，疾控機構的領導會不會反而被認為“沒有大局意識”、受到上級政府批評？

正常情況下，傳染病暴露出來后，發現傳染病的人應該被表揚，但如果現實是很可能遭批評，那這是不是無異于鼓勵掩蓋？

我曾在某個以皮毛、皮革加工為支柱產業的城市發現，由于工廠收購的皮毛、皮革本身帶有布魯氏菌，工人也就感染了布魯氏菌病，當地政府怕我們揭露這個情況導致皮包等加工品賣不出去，就想方設法不讓我們報告，但這顯然會危害更大人群的安全和健康。加強公共衛生，其實就是要從這些方面加強。

“對疾控人來說，論文不應該是最重要的東西”

《瞭望》：在你看來，公共衛生的核心價值是什么？

曾光：公共衛生的核心貢獻是要給政府提出科學合理的對策建議。

SARS期間，我們首先提議關閉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首先建議設立小湯山醫院……這些被政府采納的對策建議，應該比論文有分量。

但現實是，這些貢獻不像影響因子可以量化，也沒有辦法用論文來表達，更無法轉化為科技成果。

《瞭望》：那該如何考核疾控機構的職能發揮得好不好？

曾光：還是要看它做了哪些事，比如疾病的自然史調查清楚沒有，疾病的規律弄明白沒有，提出了哪些對策被政府采納。

《瞭望》：所以你認為，疾控機構的核心職能還是疾病控制？

曾光：對。

《瞭望》：我們看到，現在很多疾控人為了晉升等原因，不得不騰出精力去寫論文，這會不會影響疾控人專注于疾病控制這套看家本領？

曾光：對疾控人來說，論文不應該是最重要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要解決公共衛生中的現實問題。

但現在就是用論文這些東西衡量我們的貢獻。比如現在宣傳群體免疫的論文多如牛毛，很多還發表在重要雜志上，影響因子很高，引用量也很好，但這些論文有多少科學含量呢？

現實是哪怕你提出的公共衛生對策建議非常有效也不行，沒有論文就無法晉升、評獎。

《瞭望》：這是不是說考核疾控人員的工作績效，需要有更科學的指標？

曾光：所以公共衛生改革是一系列改革。

包括公共衛生教育都需要改革。目前國內公共衛生學院講授的課程其實并不是公共衛生，而是預防醫學，兩者大不一樣。預防醫學偏向自然科學，公共衛生不僅是自然科學，還包括社會科學。可以說，公共衛生院校的教育，是掛著公共衛生學院的牌子，賣預防醫學的內容。這導致國家花了很多錢建立的公共衛生學院，其畢業生缺乏公共衛生實踐經驗，并不能很好培養出公共衛生人才。

另外，當下的疾控系統人員大量流失，又沒有一流畢業生補充進來，隊伍很不穩定。現在國內一流公共衛生學院的畢業生超過95%都不選擇到疾控中心工作，因為收入待遇太低。如果招不到好的人才，提升疾控能力又從何談起呢？

公共衛生對人的素質要求特別高，不但需要醫學知識，還需要社會學知識、法學知識、倫理學知識，還要有溝通能力、偵探能力，更要有擔當、有勇氣。如果薪酬待遇不好，是沒辦法留住高素質人才的。

“還是落后、還要趕追”

《瞭望》：你談到的公共衛生的諸多問題，都是由來已久的老問題。

曾光：我們現在都承認公共衛生安全非常重要，但在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管理手段卻不能與之匹配——我們對公共衛生實行的還是橫向管理，橫向管理就意味著地方政府說了算。

《瞭望》：你怎么看未來疾控改革的方向？

曾光：我建議至少也要是垂直管理和橫向管理相結合，在監督體系上應該是垂直管理。

公共衛生還不光是管理手段上的困擾。我國公共衛生的一個尖銳矛盾，在于問題最大的貧困地區公共衛生經費最少。因為公共衛生的經費來源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財力不發達，公共衛生的日子就不好過。這勢必造成人才流失的“孔雀東南飛”現象，長此以往，貧困地區的公共衛生事業肯定受到沖擊。

《瞭望》：我國公共衛生的這些情況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嗎？

曾光：差距非常明顯。現在我國的公共衛生改革還有一件大事，就是要走向世界。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有員工26000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才2100人。我們的經費可能不足美國的1%。再以流感疫苗接種為例，我國流感疫苗的接種率大致為2%，有些國家能達到80%。我認為，這些數據跟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很不相稱。

《瞭望》：在你看來，我國與發達國家相比，公共衛生的差距呈現什么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