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發表于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2019年第10期《全球化》雜志，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重大基金課題《“一帶一路”理論與實踐》總報告。課題負責人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理事長、國務院原副總理曾培炎，課題組長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原司長陳文玲。總報告執筆人為陳文玲。本課題研究成果已經正式出版，著作名稱《一帶一路理論框架與成功實踐》，首次提出一帶一路理論框架，系統梳理了七年的成功實踐。
截止目前，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已經出版關于一帶一路研究四部專著，除本書之外，一帶一路”系列研究成果共分上、中、下三冊，即《“一帶一路”：倡議與構想》《“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一帶一路”：合作與互鑒》，這是國經中心推出的抗鼎力作，體現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上、中、下三冊各有側重，既有概覽，又有細分，梳理了“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及面的發展進程，可以看出“一帶一路”理論和實踐的快速發展進程和總體脈絡。
古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中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積累了難得的歷史信任。“一帶一路”核心理念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使“一帶一路成為具有更高境界的超越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造福于人類的全球公共產品。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主線，開創了跨國界、跨時空、跨意識形態、跨不同發展階段融通的進程，探索國際經濟合作的嶄新模式。“一帶一路”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開啟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時，分別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根植于歷史，但面向未來；源于中國，但屬于世界。“一帶一路”建設跨越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文明，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經濟合作平臺、載體和渠道。在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世界上曾有28個國際組織和國家先后提出了類似“一帶一路”的倡議、計劃或規劃，但是都沒有像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有如此大的國際影響、如此多的響應者和參與者。為什么這一倡議會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和認同？這項跨時空、跨世紀、跨洲際的經濟合作重大倡議理論框架是什么？從歷史維度、現實維度和時空維度如何實現這一造福于人類的偉大倡議和行動？這是極具挑戰性的重大命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從2013年開始，對“一帶一路”相關問題進行了連續七年的研究，在曾培炎理事長帶領和指導下，課題組在2018-2019年開始探索研究其理論框架。我們研究認為，“一帶一路”理論框架可以總括為：習近平主席以大國胸襟、大國責任和大國擔當，順應世界發展規律、人類發展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21世紀新文明為目標，以激活歷史上古絲綢之路形成的文化價值符號為世界和平發展賦能，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的互聯互通為主線，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新時代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以吸引更多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自發參與深度合作為推動力，溝通構建開放型世界，點燃更多國家和人民群眾追求發展和幸福的憧憬，鏈接歷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創造人類社會更加美好的愿景。截止目前，全球已有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與中國政府簽署了195份政府間合作協議，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及其他地區組織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及其核心理念，寫入相關成果和文件中。“一帶一路”已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愿景轉化為現實，從倡議轉化為全球公共產品，進展情況幾乎超出所有人預期。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建設一個共享發展的世界，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這既是“一帶一路”帶給世界的宏闊愿景，也是通過參與國共同努力可以實現的夢想。
一、古絲綢之路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積淀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中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積累了難得的歷史信任。
古絲綢之路是一條柔性的、彈性的、具有歷史長度和跨度的、具有豐富文化“含金量”的道路，是一條和平的、互利的、在駝鈴聲中不斷進行交流、交往和交易而融合的道路，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高度認知的文化價值符號。中國古代先賢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古絲綢之路作為一種文化價值符號，符合和平合作發展的大道被世界認可，起源地就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國。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弗蘭科潘在《絲綢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中國為此做出的巨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國正在為人類的未來著想。1、古絲綢之路是歷史鐫刻著的探索人類和平交往的見證。古絲綢之路是古代東亞和地中海之間、貫穿歐亞大陸中心的一條或者多條絲綢之路為主的貿易通路。公元前100多年，中國就開始開辟了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漢代張騫于公元前138年和119年兩次出使西域；西漢時期，中國的船隊就能到達印度和斯里蘭卡；唐、宋、元時期，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同步發展，唐代中國通使交好的國家多達70多個，中國、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環、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都留下了歷史足跡；時至明代，著名航海家鄭和七次遠洋航海，到了東南亞很多國家，使東南亞地區成為中國“南方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南方絲綢之路”“茶馬古道”則把中國與南亞地區連接起來，成為古代中國從西南進入南亞地區的便捷通道。千百年來，在這條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各國人民共同譜寫出千古傳誦的友好篇章。 2、古絲綢之路是多元文化相互開放被對方接受的融合進程。20世紀英國偉大的思想家羅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觸，已經常常成為人類進步的里程碑。”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的人文精神，促進了東西方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接觸、交流、互動與友好往來，推動世界歷史不斷向前發展。古希臘羅馬和漢代中國作為東西方兩大文明中心，對古絲綢之路的發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歐亞大陸物質文明發展的角度，西方學者將“絲綢之路”分為原始時期、古典時期、古典衰弱期、中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興盛期、蒙古治下時期以及蒙古帝國之后7個階段。文明在開放中發展，民族在融合中共存，與澳洲、非洲南部、美洲等歷史上的孤立、半孤立文明不同，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始終通過貿易、宗教和戰爭保持著文明的交流，東亞、南亞、中東、歐洲等人類文明的幾個“軸心地帶”始終保持著經濟、文化、宗教、技術和制度的碰撞與融合，古代的陸上、海上絲綢之路像南北分列的兩條紐帶，貫穿于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將“世界島”上的居民緊密相連。3、古絲綢之路積淀了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文化意蘊。亞歐大陸是人類文明和世界主要宗教的誕生地。佛教源自印度，在中國發揚光大，在東南亞得到傳承；儒家文化起源中國，受到歐洲萊布尼茨、伏爾泰等思想家的推崇。古絲綢之路跨越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的發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信眾的匯集地，跨越不同國度和膚色人民的聚居地。2000多年來，生活在亞歐大陸上的人們，跨越戈壁、雪山、沙漠層層地理阻隔，在這塊地球最大的陸地上演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活劇，不同文明、宗教、種族求同存異、開放包容，并肩書寫相互尊重的壯麗詩篇，攜手繪就共同發展的美好畫卷，絲綢之路成為不同文明交流、互鑒和融合最生動的符號化象征。16世紀末隨著地理大發現、新大陸開拓和接下來的工業革命，西方世界興起，殖民者的刀光劍影，絲綢之路逐漸隱藏于歷史學家的教科書之中。盡管絲綢之路兩端的漢朝和西羅馬衰落了，歐亞的物質和文化交流仍然長盛不衰，沿著古絲綢帝國之路，基督教在歐洲和拜占庭繼續傳播，佛教和印度文化進入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波斯商人曾經壟斷過東西方貿易，阿拉伯人帶來了伊斯蘭教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印度洋貿易區、南中國海貿易區曾經是重要的跨國交易區域，逐漸隱沒在如煙歷史中的古絲綢之路一直卻有著令人向往和尊崇的力量。4、古絲綢之路是人類生存發展能力在互學互鑒中不斷進步的演進。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姿多彩，人類進步的要義在于互學互鑒。古絲綢之路見證了沿線國家在互通有無中互相學習中不斷提高生存發展能力的歷史，見證了世界如果實現發展繁榮，就必須在相互借鑒中、在取長補短中綻放燦爛文明。沿著古絲綢之路，糧食、皮毛、藥材、絲綢、茶葉、玻璃、貴金屬等運往很多國家，中國的絲綢、瓷器、漆器、鐵器、家具、指南針傳到西方，中國的耕作技術、造紙技術、養蠶技術、冶煉技術、瓷器技術、火藥制作技術等傳向世界。不同國度的先進技術和產品傳到中國，阿拉伯的天文、歷法、醫藥傳入中國，胡椒、亞麻、香料、葡萄、石榴等產品傳到中國。更為重要的是，這個交流過程是自發的、自由的，也是漸進發展的歷史過程，商人、傳教士、游牧民、武士、密使、工匠、農業勞動者都為古絲綢之路形成做出了貢獻，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推動了資金、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動商品、資源、成果等實現共享。古絲綢之路創造了相關國家和地區大發展和大繁榮。古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通商易貨之道，更是一條知識交流之路，生產技術、商品和知識交流帶來了觀念創新，帶來了人類的進步。5、古絲綢之路是世界經濟交流的主干道和世界思想交流的集散地。在古絲綢之路上，不僅各類物資通過東西方的商隊源源不斷地進行交流，滿足各時代人民的物質需求，而且絲路沿線的人民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的思想，形成思想上的交流借鑒與傳播。世界在以陸權國家為主導的時期，經濟、文化、制度影響力主要在東方，中國和印度文化包括佛教、儒家思想、婆羅門教、印度教傳播到東南亞國家和東北亞的日本、朝鮮，使參與貿易的國家擁有趨同的文化和語言。古絲綢之路上，出現了陸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數”的繁華。伊斯蘭教推動物質文明和商業交往，囊括從中東、北非、歐洲到東南亞的廣大區域。以希臘、羅馬為中心的地中海文明，與中東興起的基督教文明交匯，促進了歐洲發展與亞歐交流。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的商人曾經活躍在從紅海到印度南段的貿易航線上。當一些強國走向海洋形成以海權為主導的時期，以戰爭實現霸權國的替代便占了絕大多數。18、19世紀的英國，分別戰勝了原有的“海上馬車夫”西班牙和拿破侖時期的法國，成為“日不落帝國”；20世紀的美國，通過1898年美西戰爭和一戰、二戰國際機遇，造就了20世紀的全球霸權。19世紀的法國、20世紀初的德國、20世紀下半葉的蘇聯和日本，都是“失敗大國崛起”的典型，也是之后冷戰思維、霸權思維、零和思維產生的歷史源頭。當今世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結束了幾百年西方以戰爭實現霸權替代、轉移的歷史，給了世界各國通過合作發展實現人類共同進步的希望和可能。 6、中國作為古絲綢之路起點和最重要的交往者積累了難以替代的歷史信任。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發出重大倡議，不僅繼承和深化了古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而且“一帶一路”倡議為全球化注入了道義感召力，形成世界和平交往、平等交易，平等交換、文明互鑒的新的通途。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響應者眾、參與者眾，還在于幾千年人類發展歷史的積淀中，其文化成為一種歷史基因和文化文明價值符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暢行于“一帶一路”的全球化，與西方推行殖民主義時代，中國曾經遭遇的“帶劍行商”、以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掠奪型全球化完全不同，也有別于國際金融資本大肆擴張時代，寡頭“大鱷”們翻云覆雨、強取豪奪的寄生型全球化。“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外交新境界，不僅使中國成為第一個不依靠戰爭、不依靠殖民、不依靠不平等的國際貿易、金融和經濟體系而成功地實現和平崛起的大國，使中國和各參與國的發展經驗和機遇惠及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成為中國智慧給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來自中國，但共享發展機遇與成效惠將及世界。新的歷史條件下，沿線各國政府攜手為各國機構企業和人民共同提供廣泛、便利、高效、優質、一體化的公共服務，為各國企業和人民相互創造價值、分享成果而提供方便和條件。“一帶一路”超越了“由國家看世界”的狹隘觀點，進入了“以天下觀天下”的新境界。“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為推動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動力和科學指引。中國以這種“兼世以達、獨善則窮”的天下情懷，支撐“一帶一路”走深走實走遠，具備強大的道德道義感召力。7、古絲綢之路在歷史上帶給人類的并非總是正向收益。在一些歷史節點上，為了爭奪財富與權力，對抗、征服的也時有發生，匈奴西進、十字軍東征、蒙古的擴張圍繞陸上絲綢之路展開，歐洲殖民者對東方財富的掠奪基本圍繞海上絲綢之路布局。但是古絲綢之路每次大發展，均有一個處于高度速發展的文明在推動，漢唐時期中國豐富的物質文明為推動絲綢之路發展提供了經濟動力，中世紀中東的伊斯蘭諸王朝成為銜接絲綢之路的中樞，近代以來歐洲各國對財富的追求不斷推動歐洲各國在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擴張，進而將世界各地區帶入全球化時代。縱觀歷史，古絲綢之路帶給人類的是和平、發展和進步，架起東西方合作的紐帶、和平的橋梁的正是中國，而中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并沒有通過戰爭、通過掠奪、通過欺詐或是靠不平等的手段獲得國際地位和利益。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多邊互利共贏之策，是構建開放型世界造福于人類之策，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建設路徑，將推進區域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基礎市場的形成，促進廣泛的互聯互通，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進而實現文化思想交流的繁榮，推動各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鑒。如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帶來的弊端正在持續暴露，糾正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推動國際合作新思維，為不同文明提供多樣性的和平、公平、共享合作新范式，是新一輪全球化必須解決的問題。面對當今世界的各種挑戰，我們應該從絲綢之路的歷史中汲取智慧，從當今時代的合作共贏中發掘力量，發展全球伙伴關系，開創共同發展的光明未來。
二、“一帶一路”核心理念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使“一帶一路”成為具有更高境界的超越民族、國家、意識形態造福于人類的全球公共產品。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習近平在國際國內重要場合100多次談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實踐路徑、路線圖等進行詳細闡述。2017年2月10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首次被寫入聯合國決議。3月17日，首次被寫入聯合國安理會決議。3月23日，首次被載入人權理事會決議。習近平主席指出：“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與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在今天，各國應共同應對全球化時代的挑戰，共同解決世界的難題，共同掌握世界的命運。當代國際關系中任何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都不應脫離對同伴的責任、對國際大家庭的責任、對我們居住地球的責任。 “一帶一路”建設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次認識躍升和偉大實踐，習近平從哲學和價值觀的高度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以此作為“一帶一路”的指導思想和目標，增加了“一帶一路”的道德力量和凝聚力，使“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在新時代為人類的和平發展、共享發展、包容發展和持續發展提供的可供選擇的經濟合作方案，貢獻了站在道德道義制高點上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思想品。1、人類命運共同體詮釋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中國優秀傳統“和文化”理念一脈相承，適應當代世界文明多樣化發展的現實需要，植根于中華民族兼濟天下的博大情懷和世界其他民族包容共生的文化基礎之上，本質是包容互鑒的文明觀、百家爭鳴的文化觀以及和而不同的價值觀。2015年9月，習近平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當今世界，各國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回顧人類發展史，人類社會演進是一個由較小群體演進為較大群體、由信息封閉逐步到信息流通釋放出新一代科技革命的內在動力、由相互隔膜走向相互依存、由文化差異走向觀念融合的過程。在古代國際社會的五大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將古代文明與現代文明鏈接起來的國家，是植根于中國歷史的深厚文化，給了一個偉大國度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力量。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個和合天下的世界，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大同世界、天下為公、天下和平、民胞物與、天下一家、萬國咸寧、天下和合，是中華民族古往圣賢以其對天下觀的智慧卓識。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集中體現為“天人合一”思想：五經之首的《周易》以“天地風雷”預示人之吉兇、國之命運；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孔子提出“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莊子說提出“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中國人自古信奉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哲學觀。中國有“大同”理想，以“天下為公”為原則，向往富裕、公平、誠信、友愛、太平的世界，如費孝通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觀”源遠流長，無內無外、天下一家是其核心原則，協和萬邦、世界大同是其終極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汲取“天下觀”與“和文化”的思想精髓，通過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將攸關中國前途命運的中國夢與攸關世界各國前途命運的世界夢緊密連接在一起，給了世界更多國家分享中國智慧、中國經驗，既使世界發展成為中國的機遇，又使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的機遇。2、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西方傳統的國際關系思想。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過去西方國際政治學宣揚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秩序”“日不落帝國安排”“雅爾塔秩序”以及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思想基礎和語言表達。從人類發展的進程來看，西方中心的國際秩序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它把國際關系納入一定的框架中，以相對穩定的規則和機制加以治理。今后的世界秩序和全球秩序將包含這個國際秩序的大部分合理因素，并根據科技革命帶來的挑戰和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共同需要不斷變革與調整。縱觀歷史，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也是從國際秩序到世界秩序形成的500年，其根本缺陷在于排斥了占人類多數的非西方國家。500年間，15世紀有文藝復興和新航路大發現；16世紀發生了宗教革命和教皇體系解體；17世紀形成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大西洋三角貿易；18世紀，歐洲王朝體系解體，世界殖民體系形成；19世紀，東方朝貢體系崩潰，同時世界市場體系形成。世界每100年都有體系的大變化，都有前100年沒有的重大特征，但是每次變化都是“西方中心”秩序的擴張，而不是形成真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在西方主導全球政治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500年之后，“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為許多后殖民地國家和地區提供平等機會參與全球治理并在國際市場上自主銷售本國產品的新機遇，這是對舊有全球化的一次大揚棄，將會推動世界從行政隔離走向互聯，從民族分割走向合作，形成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會和全球人類新文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一帶一路”通過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實現互利共贏，是對仍在奉行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叢林法則、一家獨大、贏者通吃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回應。歷史和現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平等和尊重才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提。符合更多國家人民群眾渴望共享發展機遇、創造美好家園的憧憬和期待，促使人類社會逐漸形成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讓合作共贏超越二十世紀至今的地緣對抗，創造出實現更高視野、更高層次、更高水平且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和理念，適應人類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和“新全球觀”，成為21世紀的人類新文明。3、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時代精神。馬克思、恩格斯曾明確提出并系統闡釋關于“共同體思想”，他們把作為無產階級奮斗目標的共產主義社會命名為“自由人聯合體”。在這種共同體中，個人是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是自由而全面發展并因此具有豐富個性的“自由人”。馬克思揭示了人或社會發展的三種形態：最初的人類以“族群”為本位（人的依賴關系形態），中間經過“個體”本位階段（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態），進而實現以“類”為本位的自由人聯合體（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形態）。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體思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奠定了堅實理論基礎。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恩格斯“共同體思想”一脈相承，它首先是一個認識作為“個人是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是自由而全面發展并因此具有豐富個性的自由人”最大限度交織、交匯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為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人類未來提供了全新的視角，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當代化的嶄新思想境界。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看世界，不能被亂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歷史規律的望遠鏡去細心觀望。”細心觀望，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多的全球性挑戰面前，認清了一個道理：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包打天下。唯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胸襟，“窮則變，變則通”的眼光，才能把握時代的脈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迫切呼喚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歷史背景的人們深入交流，增進彼此理解。 4、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成為全球公共產品。“一帶一路”之所以成為中國為全球提供的重要公共產品，就是因為作為核心理念和目標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責任擔當。在多個國際場合，習近平介紹中國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他說“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同沿線各國分享中國發展機遇，實現共同繁榮。”經過40年改革開放，中國的前途命運已前所未有地同世界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中國正在把自己的發展經驗與機遇，提供給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擴大利益匯合點、理念共鳴點、合作契合點，為“一帶一路”建設尋找最大公約數，彰顯大國智慧與氣度。“一帶一路”的古絲綢之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人均國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國家，有9個是最不發達國家，還有大量民眾仍生活在貧困線之下。這些國家基礎設施落后、產業和社會事業發展水平低，相當多國家無論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看，還是從應對金融危機后影響和適應變革演化中的世界看，各國謀和平、求發展的愿望比以往更加強烈，沿線各國的前途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70周年會議的講話中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筑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成為最受歡迎的全球新型公共產品，成為沿線國家和地區分享市場、投資、貿易收益，分享綠色發展環境的重大機遇，也成為發達國家發揮資金、智力、服務等優勢參與第三方合作的新機遇。 5、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世界在更加持久的和平共處中獲得生產力躍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代表著人類維護世界和平的先進世界觀，“一帶一路”是世界和平發展的載體與通途。上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快速發展并改變世界，隨著自由貿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隨著工業化、信息化的推進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方式趨于一致，各國人民之間的分隔和對立日益消失。它不僅改變世界的面貌，而且改變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普遍交往把區域性、民族性的歷史帶入全球范圍，不同的文化在相遇相知中交流互鑒。但是世界范圍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空前膨脹，引發戰爭風險、經濟風險、金融風險、能源風險、糧食風險的因素也在上升，個別國家成為既有國際秩序、國際規則的攪局者、破壞者和肇事者，他們不僅“退群”，破壞各國為了維護和平大局、保護生態等形成的國際共識或條約，甚至有可能瓦解現有國際機構或者體系。全球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便利化自由化的發展趨勢，正在與把一個國家利益凌駕于其他國家之上和國際規則之上的民粹主義展開激烈博弈。盡管逆全球化是回頭浪，最終會被滾滾向前的歷史大潮所淘汰，但當前仍在拍打著兩岸，是容易引發矛盾、沖突、糾葛與戰爭的因素和力量，它不可能自動離開歷史舞臺，人類社會面臨新的挑戰。當今世界安全問題極為復雜，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一個國家的繁榮不可能建立在周邊國家貧窮的基礎上，一個國家的安全也不可能基于周邊國家的不安全，一個國家的內部動蕩會外溢到其他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涉及政治、經濟、安全、社會、文化、生態等多個領域，是對政治共同體、經濟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社會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等的概括和升華。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利益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也是人類情感共同體與安全共同體。安全應當是普遍、平等和包容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地區乃至世界安全事務的權利和維護世界安全的責任，“一帶一路”把世界多樣性和各國差異性轉化為促進世界經濟合作、安全合作的活力和動力。中國已經不再是孤立或封閉于世界的國家，而是與世界聯系在一起的國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要求中國必須與其他國家一道同呼吸、共患難，共同抵御外部風險和挑戰。 6、人類命運有共同體繪就人類更加文明和美好的明天。自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沿著絲綢之路和世界所到之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一條鏈接中國與相關國家地區的感情紐帶。習近平主席強調，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大趨勢。在各區域組織關系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亞洲命運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國—阿拉伯命運共同體、中國—拉美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等。在國與國之間關系上，習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中國—巴基斯坦命運共同體、中國—越南命運共同體、中國—俄羅斯命運共同體等。“一帶一路”提出了清晰明確的方向，給了更多國家和地區休戚與共的依存感，給了通過共同努力解決發展困難的力量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各相關國家多元文明的群體性復興，通過提升文化的相互開放水平，推動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包容精神的多樣性文化，匯聚和釋放文化促進發展的強大正能量，實現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續的增長，“一帶一路”成為在新型經濟全球化大潮下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大力量。習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剛剛走過了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驀然回首，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20世紀后半期到21世紀初，由于中國快速發展與和平崛起，使世界格局特別是經濟格局發生了歷史性、根本性、基礎性變化，中國積蓄了發展的能量和力量，理應為世界作出更大貢獻。中國是“一帶一路”倡議者、推動者、建設者，更多國家和地區人民的參與“一帶一路”的熱情和行動，將繪就更加美好的人類明天。
三、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的主線，開創了跨國界、跨時空、跨意識形態、跨不同發展階段融通的進程，探索國際經濟合作的嶄新模式。
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優先和核心領域，是通過互聯互通實現國際經濟合作的重要途徑。愚者求異，智者求同，仁者求通。“一帶一路”倡議戰略構想內涵豐富，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互聯互通經濟合作伙伴關系。所謂新型國際關系和合作道路，實際上是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和民心相通，實現多維度互聯互通，提高更多國家和地區發展的通達水平，推動形成開放性、通達性、共享性的世界，人類迎來了建立在大流通格局下的認同與行動。 1、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的本質是互聯互通，人類迎來了國際化大流通時代。當今世界競爭博弈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到現代流通能力上，國家戰略利益越來越集中在現代流通能力上，流通規則、流通秩序、流通效率、流通成本和流通組織能力，決定了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也決定了世界合作。建設“一帶一路”的主線是以“五通”為核心內容的互聯互通，是國際化、社會化、信息化、共享化的更有效率和效益的“大流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資金融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的本質是互聯互通，其核心是一個“通字”，互聯互通提高世界的開放度，增強中國和所有參與國的現代流通能力，可以極大調動和激發發展的潛能和動力。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題為《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的主旨演講，提出了構建全球互聯互通伙伴關系。世界正在迎來國際化、社會化、市場化的大流通時代，政策溝通為流通創造環境，設施互聯互通是推進現代流通特別是現代物流的基礎，貨物暢通是商流、物流順暢流通和完善規則的過程，資本融通是國際貨幣、投融資更加便利化有效有序的實踐，民心相通是現代流通的社會環境。“一帶一路”將提升沿線國家、參與國家之間的硬聯通和軟聯通水平，幫助更多國家和更多中小企業深入參與全球價值鏈，將加快推動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和人流跨區域和地區的便利化、自由化、國際化、高效化和共享化。——政策溝通。通過各國戰略、規劃、政策協同或者協調，有助于形成相向而行的共同戰略和政策選擇，創造流通外部環境的一致性，使更多國家和地區的跨國界的國際化大流通有一個透明的、可預見的外部市場環境。取得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共識，構建沿線國家多層次政府間經濟發展戰略、宏觀經濟政策、重大規劃項目對接的機制，形成趨向一致的戰略、決策、政策和規則。推動國際化大流通在政策取向一致的情況下，使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人力資本流通更加順暢。 ——設施聯通。包含兩重含義，一是硬聯通，一是軟聯通。硬聯通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共同推進經濟走廊或物流大通道的建設，諸如從中國到歐洲的新歐亞大陸橋；中國到南亞半島的經濟通道；中國到中亞、西亞的通道，包括中亞五國和西亞的一些國家；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隨著“一帶一路”從古絲綢之路沿線65個國家發展成為更多國家、國際組織參與的開放的國際合作平臺和載體，將出現更多的經濟通道、走廊和經濟帶，出現更多的經濟合作園區、重要城市節點。軟聯通諸如互聯網、物聯網的聯通，5G等下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構成的深度泛在的聯通，諸如各國相互讓渡國家部分權利，實現更大范圍的大通關等制度聯通，形成“硬聯通”與“軟聯通”共同推進的立體化經濟走廊或通道。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創造性的連接都會使區域經濟聯系產生巨變，惠及更廣闊的地域。“一帶一路”將依托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信息化為先導，實現國際通關、換裝、多式聯運有機銜接，貫穿亞歐非，連接三大洋，把活躍的東亞經濟圈、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和更廣闊發展潛力巨大的國家結成攜手發展的“利益共同體”。——貿易暢通。貿易暢通是全球制造業產業鏈接不被打斷的保證，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流通規則，使流通中的國際交易和交換在同一規則或者規則中快速流通、有序流通和有效流通。在當代，一個國家的生產已經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和服務鏈的鏈接，生產過程即是流通過程。在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的過程中，國際貿易商品結構、流量和流向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以制成品、最終消費品為主體的貿易結構正在被以中間品、投資品為主體的結構所替代。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旨在突破各種形式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和投資保護主義及其各種壁壘，形成更為自由和便利的國際貿易規則和貿易體系。在新形勢下，經濟全球化進程受阻，從關貿總協定到WTO，貿易投資便利化和自由化受阻的問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嚴重。通過“一帶一路”互聯互通，沿線國家和地區將共同建設自由貿易網絡體系，拓寬貿易領域，共同優化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和服務鏈，促進沿線國家和地區產業互補、互動與互助，共同探索新的開放開發之路，形成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爭取良好外部條件，使我國發展更多地惠及周邊國家。 ——資金融通。“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資本流通規則以及規則制定權和主導權掌握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手里。美國主導世界銀行，歐盟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主導亞開行，國際資本流通秩序和規則基本被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或主宰。為了促進更多的國家和地區能夠通過資本融通、貨幣流通實現共同受益，中國倡導設立的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籌備上合組織金融機構，為更多國家和地區創造資本順暢流通和使用的環境，形成順應世界經濟格局的金融新規則，構建支持更大范圍開放的金融體系。亞投行正在激活國際金融體系和秩序的變革，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都參與了與亞投行的合作。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銀行開始運營，中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亞洲開發銀行、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務實合作不斷深化，以銀團貸款、銀行授信等方式開展多邊金融合作。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本幣互換、本幣結算、貨幣直兌的步伐加快，沿線國家政府和信用等級較高的企業以及金融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符合條件的中國境內金融機構和企業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券，在沿線國家使用所籌資金。在世界舞臺上，一場“化蛹為蝶”的金融開放和資本流通的合作正在行進時。——民心相通。民心相通就是要創造現代流通更好的社會環境，使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貨物暢通、資本融通得到所在國民眾認同和響應。幾千年積累的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具有差異性，但世界是通的，民心是通的，增強文化認同感，是構筑“一帶一路”開放建設的社會根基。由于交流交往交易，共同的需求是商流、物流、信息流、知識流和人員流通的暢通，現代流通推動了民心相通，民心相通進一步保障要素稟賦和全球布局的經濟交往的通達性。文化的影響力超越時空、跨越國界，獲得參與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認同，要使“一帶一路”建設得到更多國家和地區的響應，必須立足于各相關國家多元文明的群體性復興，弘揚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通過提升文化的相互開放水平，推動不同文明交流碰撞，形成更具寬容精神的共同文化和永恒價值，匯聚和釋放文化促進發展的強大正能量，實現更有效率、更具包容性的增長。2、互聯互通中的設施聯通是關鍵，通過軟硬基礎設施的建設，可以有效彌補世界發展短板， 推動全球更多國家釋放經濟發展動能。亞當·斯密（1776）在《國富論》中指出，良好的道路、航線等可以縮小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的發展差異，互聯互通可以促進地區經濟發展。全球戰略家、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顧問、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所著《超級版圖：全球供應鏈、超級城市與新商業文明的崛起》一書指出：“互聯互通是當今時代的元模式。現在我們還僅僅處于地球工程再造的初期，世界需要更多的設施來服務于飛速增長的人口、商品、貨物、數據和資金流動。”城市、經濟走廊、產業園區、道路、交通設施、通訊設施、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是發展中國家和貧困國家發展的首要需求和基礎需求，對人們的生活和企業的發展會產生變革性影響。在發達或者更為成熟的經濟體中，完善和滿足需求而建設和更新基礎設施，也是維持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2018年，20國集團（G20）旗下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發布最新和牛津經濟研究院發布的《全球基礎設施展望報告》（Global Infrastructure Outlook)）。報告對全球50個國家的公路、電力、鐵路、水資源、電信、港口、機場等7大行業基礎建設投資需求進行了數據分析。2016至2040年，全球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增至94萬億美元，年均約3.7萬億美元，全球基建投資缺口約15萬億美元。亞洲將在未來幾年主導全球基礎設施市場。到2040年，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約占全球的54%，而美國的這一比例為22%，位列第二。據估計，到2040年，中國、美國、印度和日本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占全球的一半以上。其中，僅中國就將占全球基礎設施需求的30%。據世界銀行測算，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每增加10%，GDP將增長一個百分點。另據東盟東亞經濟研究中心（ERIA）報告，2021-2030年，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將使東盟各國GDP 累計增加42.08%，東亞各國（“10+6”）GDP 累計增加5.87%。歐洲知名智庫布魯蓋爾研究所研究報告指出，“一帶一路”倡議促進中歐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在降低運輸成本、促進國際貿易等方面歐盟國家將獲益良多。數據顯示，“一帶一路”沿線跨境貿易的運輸成本占物流成本的比重超過50%。報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帶動中國和沿線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位于另一端的歐洲國家同樣獲得了發展貿易的“新機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沿線大多都是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發展滯后、綜合發展環境改善緩慢、廣義貿易成本居高不下，進而導致經濟落后和難以實現起飛，由于未能有效互聯，有些國家雖然看上去是一個賦有主權性質的整體，但內部的割裂程度遠比地圖上顯示出來的嚴重。特別是有不少內陸國，這些國家因為基礎設施落后，大部分是“陸鎖國”，他們的經濟體要發展，要實現經濟起飛，亟需改善自身的綜合發展環境特別是基礎設施落后的問題。一些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曾支撐了他們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的便利生活與工作，但基礎設施走向全生命周期的后期，亟需改造更新，隨著技術革命如高鐵技術發展和輸出，一些互聯互通的國家成為受益者和發展者，一些國家甚至發達國家成為落伍者。跨國和跨區域互聯互通由于涉及多個國家，供給效率更是低下，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互聯互通的供給意識和能力不足，這涉及資金、民族宗教、技術水平、政府能力等許多問題。這也表明僅僅依靠內生力量無法打破原有的惡性循環，只有引入外生動力才有可能打破這種循環，這種創造性的“打破”，意味著一個經濟體在互聯互通的幫助下，才能能夠創造出與世界經濟連接獲得發展的機遇，并以此參與區域合作。“如果從互聯互通的角度觀察世界，就會看到人類如何重新組織的新圖景。可以說，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需求、利益和選擇的最大交匯點。全球基礎設施的發展正使得世界從割裂走向互聯，從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基礎設施就像是將地球上一切組織連接在一起的神經系統，資本和代碼就是流經神經系統的血液和細胞。” 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前提的“一帶一路”發展導向型區域合作，成為區域經濟合作的新起點。在此過程中，政府間的合作特別是互聯互通的引入，是打破經濟落后惡性循環的突破口。“一帶一路”互聯互通與聯合國致力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提供技術、設備等方面幫助高度契合，宏觀目標完全一致，有助于加快區域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城鎮化進程，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17項大類和169項具體目標落實的重要支撐點（聯合國語）。特別是設施聯通、一國的互聯互通程度決定了該國的國際競爭力，全球互聯互通能力反映出大國為國際社會提供高質量互聯互通的能力，是各國積極平等介入全球互聯互通進程、融入全球互聯互通的過程，也是最終基本消除極端貧困的內在需求。世界銀行相關研究指出，需要化解距離、密度和分割對發展的約束，推動經濟地理重塑，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縮短距離，即通過加大基礎設施投資，降低交通運輸成本，促進生產要素流動，縮短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距離; 提高經濟密度，即推動產業園和城鎮的建設，提高經濟活力; 減少分割，即減少政策造成的經濟壁壘，獲得世界市場準入機會，實現規模經濟和專業化分工。亞洲開發銀行針對亞洲的跨國經濟走廊進行了案例研究，該研究認為，經濟走廊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一般包括四個階段: 首先推動基礎設施投資，降低交通運輸成本; 其次，以城鎮化、更新城鄉基礎設施、促進工業發展、改善中小企業投資環境、增加旅游基礎設施投資等方式，實現“地區發展計劃”，拓寬經濟走廊; 再次，以貿易便利化為核心，促進跨境商品、服務、人員的流動; 最后則需要協調不同國家區域發展的計劃與政策，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跨境經濟走廊。事實上，該研究已經表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業園區的結合，有助于將“一帶一路”發展演化為拉動周邊經濟體發展的經濟走廊，而這種演變就是一個經濟體從封閉的不發達經濟向開放經濟的發展轉變過程，與此同時，這也有助于該經濟體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引領的 “一帶一路”合作倡議正在將割裂的全球化帶入到一個互聯互通的全新時代。未來40年的基礎設施投入將超過人類過去4000年。如何打破基礎設施滯后和經濟發展落后之間的惡性循環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互聯互通已經取代區隔成為全球組織新的范式。隨著工業經濟時代基礎設施的衰落，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在全球興起，大范圍的連通各個國家和地區、各大洲，這其中涉及的建設、融資、管理也均超越了國界，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基礎設施聯盟。超級都市、高速公路、鐵路線、油氣管道、通信光纜等象征著全球網絡文明的標志，將密密麻麻布滿全球，將幾乎所有的經濟體的利益密切連接在一起。3、互聯互通從注重“硬聯通”到“軟聯通”先行，戰略、規劃和政策協同，成為通過制度聯通全球有效治理的嶄新路徑。“互聯互通”不僅是一種國際共識，也成為一種方法論，日益成為療治當前全球各種疑難雜癥的“藥方”，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建設使中國與更多國家攜手建設“一帶一路”，使古老的“絲綢之路”延伸至現代版的國際關系和國際秩序調整與整合，對推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迷、重新尋找和發動經濟增長新引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戰略價值。從亞歐大陸到非洲、美洲、大洋洲，共建“一帶一路”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新空間，為國際貿易和投資搭建了新平臺，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拓展了新實踐，為增進各國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貢獻，成為共同的機遇之路、繁榮之路。互聯互通是一個廣義聯通概念，既包括基礎設施物理性的硬件聯通，也包括在政策與軟件上的制度聯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2年經合組織國家平均關稅率為4.97%，而東亞與太平洋國家為8.15%；南亞，中亞地區達到14.05%與7%。政策壁壘導致的要素流動障礙同樣使得“一帶一路”地區面臨著嚴重的分割。未來“一帶一路”通過降低關稅，降低交易成本、跨境物流成本以及制度成本，堅持非歧視原則和消除貿易壁壘，加快“一帶一路”區域國家標準、規則、法規對接，打造“大通關體制”將有望實現“軟聯通”。據世界經濟論壇估計，如果全球供應鏈壁壘的削減能夠達到最佳實踐水平的一半，全球GDP 預計將增長4.7%，貿易量將增加14.5%，遠超取消所有關稅所帶來的福利收益。東盟東亞經濟研究中心（ERIA）報告表明，2021-2030年，供應鏈壁壘和非關稅措施的削減將使東盟各國GDP 累計增加31.19%，東亞各國GDP 累計增加7.76%，因此不僅加快了有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步伐，也整體推進了參與合作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當前，全球面臨增長動能不足、結構性矛盾突出、治理體系滯后、區域發展失衡，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升級，多邊機制不振等問題，“逆全球化”暗流涌動。冷戰思維、零和博弈有悖于世界合作潮流的主張重新抬頭，經濟全球化走到歷史十字路口。近年來，世界對交通、能源、通信等互聯互通產品的需求正急劇增加，而發達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供給意愿和供給能力卻相當有限，很多時候自身還有很大的更新需求。“一帶一路”建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積極利用既有雙邊合作機制、國際組織和多邊論壇等有效平臺，在推動形成戰略對接、規劃對接、政策對接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政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軟基礎設施聯通水平不斷提升，可以大大降低區域間商品、貨物、資金、物流、信息、技術等交易成本。據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ESCAP）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主要通過兩個途徑拉動經濟增長：一是降低運輸成本和生產成本；二是提高市場進入的便利程度。報告援引“渝新歐”鐵路和青島港口的統計數據為例，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中歐之間的陸路運輸實現了快速通關、快速換軌、快速檢驗，使成本降低了50%，海路運輸成本降低了5%。陸地、空中和海上交通運輸成本每減少10個百分點，國際貿易額將分別增長2%、5.5%和1.1%。在交通運輸成本降低后，比利時、荷蘭、斯洛伐克的國際貿易上漲幅度將接近10%；奧地利、匈牙利、丹麥、摩爾多瓦、德國、波黑及波蘭的國際貿易增長幅度也將達到8%以上。4、互聯互通是各國和地區、國際組織尋求價值觀和發展觀交叉重疊最多的部分，是現代國際關系演化的基礎性動因。“互聯互通”深嵌于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之中，也是當代國際關系演變的動力。經濟全球化演化的內在動因是現代流通運動的結果，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逆轉的、持續演進的客觀進程。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經濟全球化是在新技術革命和信息革命的時代，商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和人的流動對阻礙其順暢流通的沖擊力，這種導致經濟全球化必然結果的內在動力不可遏制，并且在加快聚集、放大、發展，產生著人們已經預料和難以預料的變化，乃至產生顛覆性技術革命、業態變革或商業模式創新，更引發國際關系包括地緣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方式的變革。“互聯互通”不僅停留在實踐和政策層面，還上升到區域合作以及全球治理層面，從而對國際關系的演化形成助推力。習近平主席在多個國際場合對“互聯互通”的涵義、目標和任務做出重要闡釋。中國借助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亞歐互聯互通等會議機會，力推《亞太經合組織互聯互通藍圖（2015-2025）》。此外，中國與東盟成立互聯互通合作委員會，設立中歐互聯互通平臺，倡導建設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等。六年來中國與參與國共同推動建立互聯互通基礎設施合作框架，基礎設施聯通從交通、能源、通訊、管道、口岸等的“硬聯通”，向標準、通關、認證、融資等“軟聯通”逐步發展。目前，中國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130多個涉及鐵路、公路、水運、民航、郵政等方面的雙多邊協定。其中，與沿線15個國家簽署了16個雙多邊運輸便利化協定，與沿線47國家簽署了38個雙邊和區域海運協定。中國政府與歐盟委員會簽署諒解備忘錄，啟動中歐互聯互通平臺合作；中國與老撾、緬甸和泰國等三國共同編制《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發展規劃（2015-2025）年》，推動制定了《大湄公河次區域交通戰略（2018-2030）》和《中國-東盟交通合作戰略規劃行動計劃》。與老撾、緬甸和泰國等三國共同編制《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發展規劃（2015-2025年）》。在多個國際合作機制、雙邊多邊交流平臺下，積極與沿線國家進行對接，先后與伊朗、孟加拉、阿富汗等國家信息通信主管部門簽署了《政府間信息通信技術合作諒解備忘錄》；與東非共同體五國、埃塞俄比亞和國際電信聯盟分別簽署了《共建東非信息高速公路合作文件》，并“在2017年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期間，與國際電信聯盟簽署《關于加強“一帶一路”框架下電信和信息網絡領域的合作意向書》。2016 年9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通過了中國提出的建立“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在加快中歐陸海快線、中歐班列等區域和國際物流通道建設的同時，沿線國家開展口岸通關協調合作、提升通關便利，平均查驗率和通關時間下降了50%。“互聯互通”經濟合作伙伴，作為踐行“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者，既有各自獨特的、豐富的實踐基礎；又有共識性、共通性的國際經驗。中國是互聯互通經濟合作的倡導者、實踐者和引領者，2012年，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將“互聯互通”作為政策理念納入其中。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理念推進“互聯互通”，與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的自由貿易網絡體系成為完善國際關系的“粘合劑”，成為中國大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作為一項長期的國際經濟合作行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可以在人類面對共同挑戰面前的最佳選項。互聯互通是世界各國人民尋求自身發展的共同利益與共同訴求的新型公共產品，是為全球秩序、全球規則提供“中國方案”，并已經變成了136個國家和30個國際組織參與的國際經濟合作行動。如果說過去全球通過公共產品的供給，更需要的是維護國際安全秩序，今天世界各國則更加迫切地需要以道路、交通、管網、通信為主的“互聯互通”，迫切需要以互聯網、物聯網、云服務、云計算和人工智能為基礎的“互聯互通”。因而，世界越來越需要一些全球性組織或地區性大國為國際社會提供保障互聯互通的制度、規則與管理變革，這是實現全球高質量互聯互通能力的核心。當前，國際力量對比格局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全球治理體系醞釀深刻變革與調整。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拒絕承擔氣候變化問題 上美國應盡的責任，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各國利益深度交融、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今天，美國卻筑起高墻，滑向保護主義和國家至上主義。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主張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本著“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進一步完善全球治理，反對任何排他性安排或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國際社會之上。為此，一方面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 金磚國家合作等多邊合作機制，推動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深化改革，使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具有更多代表性并使之互相協作配合。
四、“一帶一路”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開啟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新型經濟全球化進程，創造人類更加美好的未來。
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第四輪經濟全球化、第四輪科技革命與第四輪產業革命首次交織交匯在一起，不僅發生了歷史性、根本性和革命性演化，而且正在產生化學反應、乘數效應和連鎖變化。“一帶一路”適應經濟全球化大潮，是推動全球人類均衡、包容、可持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智慧設計。“一帶一路”站在人類道德、道義制高點上，從更長遠的歷史發展周期和歷史長河的演化、從應對全球和各國面臨共同挑戰和共同機遇的視角，提出了嶄新的經濟全球化思路。 在浩浩蕩蕩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經濟全球化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不可逆轉的、持續演進的客觀進程。“一帶一路”建設既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也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器。習近平主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一帶一路”正反映出不可遏制的經濟全球化內在動力。“一帶一路”重大倡議提出六年以來，從無到有、由點及面，取得了長足進步，形成的共識、取得的進度和成果令世界矚目。 1、“一帶一路”體現出新全球化中的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這兩種基本經濟形態是現代經濟發展并駕齊驅的兩個輪子，成為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性特征。世界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特別是隨著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和現代通訊技術的發展，世界各國正處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嵌套式發展格局中。商品、資本、技術和人員的自由流動是全球化繁榮的基礎，目前全球40%以上的GDP創造都來自于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跨境自由流動。“一帶一路”通過推進互聯互通，包括軟硬基礎設施聯通，鏈接那些被割斷或阻隔的經濟關系，平衡兩種基本經濟形態的關系，使之進入完全的、內生的“全球化”進程，在這樣的世界，傳統意義上的諸多“邊界”日漸消弱甚或消失。通過全球經濟形態演化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從農耕社會到工業社會，其基本經濟形態是實體經濟，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在原來實體經濟發展的同時，服務經濟、信息經濟、智能經濟、生態經濟交互發展，推動現代經濟形成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世界經濟從以實體經濟為主的工業文明時代，進入以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共同構成的知識經濟時代，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經濟基礎、技術基礎、社會形態和上層建筑都在經歷著一場偉大重塑。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并駕齊驅，互為表里、互為作用、互為溢出和轉化的能量，導致有形要素稟賦與無形要素稟賦共同進入流通，有形市場與無形市場日益融合，有形國界與無形國界日益交錯。這兩種基本經濟形態發展導致的現代經濟演化，使當前和未來的經濟全球化從沿著單向軌道前進、轉而成為在雙向軌道上加快前進的速度。當前逆全球化思潮能否使全球化進程倒轉，這是人們擔憂的一個現實問題。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動，或許會暫時對這個歷史進程產生破壞或切割，但終將阻擋不了經濟形態演化所產生的全球化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帶一路”既適應了現代經濟的兩種基本經濟形態的變化，也推動兩種基本經濟形態平衡發展。“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際產能合作、共建經濟走廊和貿易投資等實體經濟形態發展，給參與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數字絲綢之路”、“網上絲綢之路”等虛擬經濟形態，以“軟聯通”形式后來者居上。2、“一帶一路”體現出新全球化中的經濟表征：呈現萬物互聯的網絡狀態并形成網絡體系，以大數據化、高度智能化、強融合化、移動化和泛在化，推動全球經濟社會呈現更緊密的聯系。“一帶一路”建設在全球新經濟表征——網絡狀態和網絡體系的鏈接中，可以使更多國家和區域進入越來越完善、越暢通、越有序的網絡狀態和網絡體系。目前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六條經濟走廊六大經濟走廊已經啟動并獲進展，以陸海空通道和信息高速路為骨架，以鐵路、港口、管網、電信基礎設施等重大工程為依托，形成包括新加坡港、馬來西亞巴生港和關丹港、印尼雅加達港和比通港、緬甸皎漂港、孟加拉國吉大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和漢班托塔港、也門亞丁港、沙特阿拉伯達曼港和吉達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法國馬賽港、德國漢堡港和不萊梅港、比利時安特衛普港、荷蘭鹿特丹港等在內的“多國多港”框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推進跨境光纜等通信網絡建設，提高國際通信互聯互通水平。目前，中國已與周邊12個國家建成跨境陸路光纜系統。中緬、中巴、中吉、中俄跨境光纜信息通道一批標志性合作項目取得明顯進展，已經完成中阿跨境陸纜系統擴容、中尼跨境陸纜系統修復，正在建設/擴容中吉、中巴、中緬、中蒙和中俄跨境陸纜系統。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一個領域網絡狀態和網絡體系越密集、越完善、越順暢，其產生的集成、集疏、集散、集約功能就越強，共享發展的機遇和程度就越大。這種網絡狀態與網絡體系一旦被切割或呈碎片化，網絡體系中的節點、環節或單體將失去其顯在或潛在價值。“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全球化的動力之源，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決定著全球化發展規模的大小和速度的快慢。“一帶一路”有力推動互聯網革命與物聯網發展，提高沿線國家和地區、乃至全球的經濟互聯性，加快產業和要素跨國界流通的速度，成為直接驅動全球范圍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變革的內在動力。隨著攜手共建“一帶一路”的推進，將使互聯網與物聯網革命帶來的新經濟表征凸顯，以云計算、大寬帶、大數據、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支撐，以全球范圍內個人電腦、智能手機等設備普及為基礎，以實現智能化識別、定位、跟蹤、監控與管理為保障，以可擴展性、可移動性、泛在性、異構性、復合性、增值性為特征，對在沿線國家進而在全球形成跨國界發展萬物互聯的網絡狀態，新經濟發揮著重大作用。“一帶一路”通過互聯網、物聯網的軟聯通和高鐵網、公路網等實體網絡的硬聯通，推動各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社會呈現更緊密的聯系。不僅在一個國家和地區，推動形成跨國發展的互聯網、物聯網的鏈接，更推動實體經濟表征也呈現出網絡狀態，諸如高鐵網、公路網、航空網、管道網、港口網、店鋪網、自貿區網絡體系等。3、“一帶一路”體現新全球化中的經濟鏈接：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資金鏈和價值鏈等，這些較之過去的組織形式具有更大的粘性和融合度。中國倡導并與相關國家推動的“一帶一路”建設，是順應經濟全球化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發展到更高水平、各國經濟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程度增強、阻礙生產要素在全球自由流通的各種壁壘不斷削弱，經濟運行的國際規則逐步形成并不斷完善的必然產物。“一帶一路”不僅通過運用新技術手段實現對生產以及生活方式等諸多領域的影響和滲透，而且通過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資金鏈和價值鏈等協同互動發展，創造新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實現更深層次的融合發展。中國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絲路基金、中非發展基金、中國-中東歐投資合作基金、中國-歐亞經濟合作基金、中拉產能合作基金、中國-東盟基礎設施專項貸款以及中國政策性、開發性、商業性、財政性、援助性資金，與世界各國全方位推進國際產能合作，推動中國優勢產能、富余產能與沿線國家產能需求對接，重構“一帶一路”沿線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服務鏈，幫助沿線國家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提升產業發展層次。目前中國已同哈薩克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亞、巴西等41個國家簽署了產能合作協議，同東盟、非盟、歐盟、拉共體等區域組織進行合作對接，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并加強與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西班牙、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開展共同開發第三方市場合作。截至2018年9月，中國企業在46個國家在建初具規模的113家合作區。從全球看，在產業存在特別是制造業關聯的狀態上，形成了一種鏈狀的鏈接，從制造業來看，其產業形態已不局限于原來的一條生產線、一個工廠或者某幾個工廠的聯系或疊加，而是沒有任何產權關系的產業鏈等鏈條的鏈接，這些鏈條比傳統的組織和實際關聯更具有粘性。這種經濟鏈接成為現代產業特別是現代制造業的鏈接方式，這種產業之間的鏈接關系一旦形成，將產生直接沖破國界和行政區劃的內在動力。供應鏈的鏈接、服務鏈的鏈接、資金鏈的鏈接和價值鏈的鏈接，之所以能成為一個鏈，就是因為在現代流通中，信息作為一種特殊要素稟賦進入流通，成為流通中的最大變量。信息與其他商品不同的一個規律是，一般商品當完成交易過程進入消費端的時候，就走到了自身的終點；而信息進入成為流通中要素稟賦后，它被交易的次數越多、被使用的次數越多、被消費的頻率越高，信息流通中產生的價值就越高。或者說，信息的價值是隨著它在流通過程中被交易或消費的頻率而增加的。通過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促使若干產業變成跨國界、跨區域、跨產業的鏈狀鏈接或組合，既使市場呈現出潛在爆發力，也使信息加入流通產生巨大變量，促進產業跨國界或跨區域實現更優組合。這種力量導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不斷優化調整。這是一種內在的需求和選擇，任何行政力量或者思潮都奈何不了，人為地進行干預或阻擋，只能是如“螳螂擋車”被浩浩蕩蕩行駛的車隊所“碾壓”。在美國第一批對中國輸美500億美元商品加征關稅時，其中70%是中間品和投資品；在第二批2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征關稅時，其中78%是中間品和投資品。這種切斷全球供應鏈的逆流，越來越受到歷史的懲罰。4、“一帶一路”體現出新全球化中新經濟主體：跨國公司、若干大數據集成系統、平臺經濟、體現消費者個人主權意識的市場集成組織，具有更大的跨國發展的新動能。“一帶一路”建設為新業態、新經濟主體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這些新經濟主體具有強大生命力，將成為跨國界發展的主力軍。原有的跨國公司繼續成為全球性企業主體，既是全球化的產物，又是全球化的推動者，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適宜的企業組織形式。跨國公司在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更大的跨國經營能量，在全球范圍內利用各地的優勢組織生產，促進各種生產要素在全球流通和國際間分工，并由此極大地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其面向“一帶一路”進行的全球性采購體系、營銷體系、研發體系、生產體系，成為利用全球資源、全球市場、全球比較優勢發展的先行者。在跨國公司成為經濟組織主導經濟全球化主體的同時，大數據集成系統、平臺經濟、體現消費者主權意識的市場集成或更多自由創業的個人，這些迅速發展的新經濟主體，成為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器或催化劑，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新能量。如大數據集成系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和不斷產生累積效應，使數據不再僅僅是動態記錄的過程，而成為獨具價值和增值價值的資源，并逐漸成為直接交易物進入流通。信息流通由桌面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轉變，成為“泛在互聯網”，促使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及多類要素稟賦都能順暢地快速流通，而大數據集成系統本質特征是泛在和跨界，這種新經濟主體跨國界的能量，高于傳統企業組織。再如平臺經濟，也快速發展成為一種新經濟主體，這種跨領域、跨行業、跨業態、跨國界的新經濟的平臺經濟，具有極強的生命力與競爭力，具有準公共服務的功能，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其規模越大，服務功能越強，平臺經濟成為跨國界的消費者集成、生產商集成、供應商集成、市場集成的力量就越強。特別是第四次產業革命發生以來，美國引領了信息產業的變革，以IBM、微軟、思科、蘋果、谷歌、FACEBOOK等為代表的企E業先后崛起。而中國則依靠改革開放和巨大市場規模，引入外國先進技術，實現了信息通訊領域的跨越式發展，誕生了像阿里巴巴、騰訊、聯想、華為等一批世界級互聯網和信息科技企業。5、“一帶一路”建設催生新全球化的貿易形式：E國際貿易將成為體現普惠、智能、高效、便利的下一代貿易方式，將漸次與一般貿易、加工貿易、邊境小額貿易和采購貿易融合。E國際貿易方式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應用于發展，將大大快于其他國家和地區，大大快于傳統貿易方式，而傳統貿易方式，或者漸次被融合、替代，或者演化為下一代貿易方式。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之一，是生產的全球化，貿易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投資的全球化和消費的全球化。其中，特別是貿易的全球化，使國際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加強了資源和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合理配置，加快了資本和產品在全球流通，促進了科技在全球性的應用或轉化，有利于促進不發達地區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方式中的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小額邊境貿易和采購貿易等傳統貿易方式，已經被各國采用。隨著中國與相關國家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國際貿易正迅速被E化，向著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演進。以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E國際貿易涵蓋了生產、流通、金融、投資各個領域，囊括了世界經濟和與世界經濟相聯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過程。隨著E國際貿易發展，又將推動國際分工從過去以垂直分工為主發展到以水平分工為主的一個新階段；使國際資本流通達到空前規模，金融國際化的進程加快；促進世界市場不斷擴大，使國際分工更加深化，各國可以從事能獲得最大限度比較優勢產品的生產，促進產業的轉移和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的加速流動，從這個意義上說，E國際貿易——下一代貿易方式形成的過程，既是一個全球性制度變革和相關國家政策溝通協調的過程，也是一個既相互競爭，又相互融合滲透的過程，由于中國在E國際貿易的領先優勢，必將通過“一帶一路”沿線貿易的E化，率先在這一范疇內形成更為便利和自由的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作為下一代貿易方式，將使國際經濟關系更加復雜，要求以往的國別關系、地區關系發展為多極關系和全球關系，并要求強化國際經濟發展的協調性與經濟政策的趨同性，導致一系列全球性新經濟規則的產生，國際組織、區域組織經濟的作用更加重要。“一帶一路”將由于E國際貿易的發展，使這些復雜的經濟關系簡單化、趨同化和平臺化。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以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或許能為人類真正帶來“自由、民主、博愛”。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解決困擾人類社會千百年的信息對稱問題：區塊鏈技術已經使去中心化的金融體系成為可能；生命科技的飛速發展正在使人類逐步實現大幅度降低疾病困擾的愿望；將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能力與機械力量相結合的智能制造等，有望極大地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為未來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完全不同的社會場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要讓經濟全球化進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續，世界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世界正處于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并將繼續發生調整和演化。各國到了與全球同頻共振的時代，認識這個充滿矛盾的時代，認識這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站在人類道德道義的制高點上，堅定不移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讓經濟全球化的正面效應更多釋放出來，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迎接人類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執行局副主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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