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會主義?
這個疑問是困擾著很多人的。毛主席一直強調要劃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界限,就說明在很多人的腦子里,這個界限是不清晰的,容易把資本主義的東西,當成社會主義。
其實這個問題并不是個難題,區分它,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看它的經濟基礎。
1957年10月2日,毛主席會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軍事代表團,他說過一句話:
“經濟上要建立社會主義基礎,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社會主義就只是空名。”
這句話非常重要,“基礎決定論”,什么樣的經濟基礎,決定什么樣的社會制度。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質。其時,中國剛剛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把生產資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轉變,所有制是根本的經濟基礎,它的轉變,才意味著社會的質的改變,變成社會主義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從建國后六、七年才開始的,為什么不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就開始?就是因為那段時期的經濟基礎還不是社會主義的,因此盡管成立了新中國,仍然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叫社會主義。
中國革命歷經那么多曲折,付出那么大犧牲,目的就是為了一個經濟基礎,實現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最高綱領:社會主義。早在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論述新民主主義時說: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這就是歷史賦予共產黨的神圣使命,這就是共產黨人所要走的道路。
毛主席無疑是時時刻刻牢記著這一歷史使命的,他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一個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中國。
辦法只有一個,建立社會主主義經濟基礎。
1952年9月,毛主席提出了“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的構想,過渡的辦法就是“改造”。1953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武漢同一些地方領導人談話時說:
“有人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還有人主張‘四大自由’,我看都是不對的。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于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渡要有辦法,像從漢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樣。國家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我們現在家底子很薄弱,鋼很少,汽車不能造,飛機一架也造不出來;面粉、紗布的生產,還是私營為主。私人工商業如何轉變?資本家轉變什么?他們如何生活?其中有些人會和我們一起進到社會主義的。只要不當反革命,就要給工作,就要給飯吃。要團結民主人士,使他們的生活好一點,爭取他們和我們一起搞建設。經濟基礎不強,政治基礎也就不強。”
1953年11 月 4 日,毛主席在陳伯達等人談農業的互助合作問題時,提出要“辦社會主義之事”,他說:
“不靠社會主義,想從小農經濟做文章,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產糧食,解決糧食問題,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那真是難矣哉!有句古語,‘綱舉目張’。拿起綱,目才能張,綱就是主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主題,就是綱。……縣干部、區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轉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這方面來,轉到搞社會主義這方面來。縣委書記、區委書記要把辦社會主義之事當作大事看。”
1953年12 月,毛主席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進行了多次討論和修改,指出了過渡的實質,并最終確定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表述問題,他在改寫中說: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社會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起一個革命,把在我國絕大部分社會經濟中使用簡單的落后的工具農具去工作的情況,改變為使用各類機器直至最先進的機器去工作的情況,借以達到大規模地出產各種工業和農業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確有把握地增強國防力量,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最后地鞏固人民政權,防止反革命復辟這些目的。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中已經過去了四年 ,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主席最后確定的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表達是:
“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過渡時期,是毛主席構建社會主義基石的最重要階段,是他帶領中國共產黨人由最低綱領邁上最高綱領的跨越階段,是向中國人民兌現歷史承諾的莊嚴階段。
1954年9 月,毛主席在審閱修改《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修正稿) 》時,關于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分的論述,他作了以下修改:
“就目前來說,我國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主要的有:國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個體勞動者所有制;資本家所有制。國家的任務是盡力鞏固和發展前兩種所有制的經濟成分,即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所以國家要‘保證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特別要注意逐步建立社會主義主要經濟基礎的重工業,同時要‘鼓勵、指導和幫助合作社經濟的發展’”
1955年10月11日,在七屆六中全會閉幕式上,毛主席談到農業合作化與工商業改造的關系時說:
“現在要有新的利益給他們,這就是社會主義。要鞏固工農聯盟,我們就得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使農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窮的要富裕,所有農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過現在的富裕農民。”
就這樣,用了4年的時間,至1956年,新中國搭建起了社會主義的框架,形成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中國真正邁進了幾千年大同理想中的新時代。
毛主席為什么要堅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首先是發展生產力的需要。
1956年1月25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指出: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的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 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 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
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勞動者實際享受各種權利的牢固而可靠的保證。
1959年12 月18日,毛主席學習小組成員們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三章《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時,讀到蘇聯憲法規定的人民享有的種種權力,毛主席做了批注:“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他指出教科書中“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他進而說道:
“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不管理上層建筑是不行的。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不是一朝建立就可以安于泰山的,它還存在著一個“誰勝誰負”的問題,毛主席一直對此都有著清晰的認識,他認為“要解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時間。”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需要保護,它的穩固需要斗爭去實現。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法制問題,他說:
“我們的法律,是勞動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維護革命秩序,保護勞動人民利益,保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保護生產力的。”
1959年12月22日,毛主席在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二十四章《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時,讀到社會主義國家要同社會主義法制的破壞者作斗爭這一問題,他說:
“要上層建筑干什么?就是為了對經濟基礎起作用。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1962年12月 21日,毛主席召集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在談到精簡問題時,他說:
“上層建筑是保護經濟基礎的。我們要保護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
1968年8月,毛主席在改寫《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一文時,在當前斗批改處改寫到:
“在各個領域中引起深刻的變革,猛烈地沖擊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教育廣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動派 ”
毛主席始終站在維護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最前線,他與一切可能動搖這一基礎的思想、現象進行著不屈的抗爭。
當美國人杜勒基斯預言要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時,他說: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國的大地上再出現人剝削人的現象,再出現資本家、企業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鴉片煙,如果那樣,許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當來自高層的單干風越刮越大的時候,他硬著頭皮也要堅決地頂住,他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實現農業機械化,生產工具落后,如果分田到戶,困難戶怎么辦?勞力不足怎么辦?時間長了怎么辦?如果那樣,不要多少年,一年就可以見分曉,窮的窮,富的富,我們共產黨人革命幾十年,難道還要學洪秀全?還要退回去?難道還要像過去的地主那樣向農民收地租?”
“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產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
當中國的文藝界充斥著才子佳人帝王將相時,他怒斥:
“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無數的先烈拿生命換來的,是他們用偉大的犧牲為中華民族奉上的最寶貴的財富。它是毛主席最看重的東西,是他不可碰觸的底線。毛主席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最堅定的捍衛者。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毛主席曾在批評一些知識分子時用過這個話,他說:
“過去五百萬知識分子所依附的經濟基礎,現在垮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現在
五百萬知識分子是吃工農的飯,吃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現在知識分子有些不自覺,他們的墻角(經濟基礎)早已挖空了,舊的經濟基礎沒有了,但他們的頭腦還沒有變過來。”
經濟基礎變了,建立在它上面的東西也會隨之改變的,一時不變,終歸要變,只是時間問題,因為它依附的“皮”不存在了,它生存的基礎就失去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是勞動者管理國家權利的基礎,從而也是勞動者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的保證,這個基礎一動搖,就會地動山搖,社會主義就會成為一個空名,所謂勞動者的權利自然也就無從保障。
這個道理,并不難明白。過去有句婦孺皆知的話,叫“挖社會主義墻角,薅社會主義羊毛”,這實際上就是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如果是偶然性的、不成系統地挖一下,薅一把,還不足以動了這個基礎的根本;如果系統的、一貫的挖和薅,按毛主席的說法就叫“修正主義”,危險就大了,就是動了社會主義的“國本”,就會把社會主義挖空,把社會主義變成一個空名。這方面的教訓是慘痛的,農村單干風造成的“三農問題”,城市股份制造成的“下崗運動”,以至于現如今廣泛存在的侵害勞動者權利的社會痼疾,無不是因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發生動搖的后遺癥。
毛主席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說過這樣一句話:
“我們有些同志,遇到困難不是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而是向資本主義那里找答案。”
這句話不是一句狠話,但它卻象一根長鞭,揮舞在歷史的天際,狠狠地抽了不少人的。搞社會主義,就要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上動了歪心思的人,向資本主義找答案的人,無論說的多么動聽,是騙不了人的,終會被人識破,你搞的那不叫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能叫社會主義嗎?搞社會主義,真的不能偏離了這個基礎。
毛主席的社會主義一定是存在不足的,但他懂得向馬克思那里找答案,他構建的社會主義是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因此也是名符其實的,這是他最偉大的地方,也是他能夠獲得世人越來越多尊重的地方。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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