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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來意：河南大饑荒與三年自然災害之后人民的兩種反應

點擊：作者：耿來意來源：紅色衛士發布時間:2019-06-20 18:28:51

20世紀的中國，有兩次饑荒備受關注，一次是發生在1942年的河南大饑荒，一次是發生在1959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這兩次發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饑荒，由于政府處置方式的不同，老百姓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前者導致了人民的離心離德，后者人民則選擇了同舟共濟。

1941年，河南開始出現旱災。1942年，旱災進一步惡化。河南災區的老百姓吃光了草要樹皮，大量饑民倒斃街頭荒野。國民黨高層對于河南的災情置若罔聞，縱任災情發展。

重慶獨立報紙《大公報》因刊登了河南災情報道，被政府勒令停刊三天，一時間河南災情處于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可怕的放任無助狀態。正在重慶進行中國戰區采訪的美國《時代》雜志記者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了解了河南災情的慘狀，于是決定與時任《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赴河南災區進行實地采訪調查。這一去，一幕人間慘劇暴露在世人面前。

一路上，他們看到了人民的死亡、絕望和哀號，看到了政府的冷酷、殘忍和無道。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的驚雷》一書中描寫了當時的見聞：

“路邊簡陋的墳冢，說明了衰弱的人曾在這里倒下。有的時候，一家幾口人都站著，在沉默的困窘之中，注視著一個尸體。小孩子象老人一樣撐著拐棍。

有的小孩子背著的包袱象他自己一樣大。更有些孩子似乎是夢游病者，他們不看任何東西的眼睛，仿佛已有一千年的痛苦了。在所有這些人的后面，寒冷的風從災荒之區吹過來，揚起塵土，把他們追逐到黃色的平原那邊……

征實雷厲風行，吃著榆樹皮和干樹葉的農民，被迫把他們最后一袋谷種繳給稅局。餓得走路都不容易的農民，還必須繳馬料給軍隊，這些馬料要比他們塞在自己嘴里的臟東西營養得多。

繳不出東西的農民，就被逼得無路可走。他們賣掉牲口，家具以及土地，得錢買谷以交納稅款。

最可怕的風氣，是土地投機的颶風。西安和鄭州來的富人，政府小官員，軍官以及依然有糧食的富有地主，努力以罪惡性的低價收買農民祖宗傳下來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脫售同時進行著，和饑荒的激烈性成正比例。”

在走過的每一個地方，他們都聽到人民絕望的呼號：

“停止征稅吧，饑荒我們受得了，但賦稅我們吃不消。只要他們停止征稅，我們是能夠靠樹皮和花生殼活命的。”

在離開鄭州的前一夜，鄭州政府的長官們宴請了白修德一行，晚年的白修德仍然留著一張菜單，有蓮子羹，辣子雞，栗子燉牛肉，此外還有炸春卷，熱饅頭，大米飯，豆腐煎魚等，還有兩道湯，三個餡兒餅，餅上灑滿了白糖。白修德說：“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從河南返回重慶的途中，白修德發瘋一樣地吼叫著：“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還在河南災區，他就急不可待地將消息從返回途中的第一個電報局—洛陽電報局向《時代》周刊發了過去。而那個勇敢的電報局的局長，卻遭遇了被國民政府槍斃的命運。1943 年 3 月 22日，揭示河南大饑荒真相的新聞稿在《時代》周刊上刊登，引起輿論嘩然。正在美國進行游說的蔣夫人宋美齡惱羞成怒，打電話給《時代》老板亨利·盧斯，要求“立即召回那個魯莽的小記者。”

回到重慶后，白修德急切地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知國民政府的最高首腦，因為事關幾百萬人的生命。通過宋慶齡的安排和幫助，白修德見到了蔣介石。后來白修德回憶了與蔣介石見面的情景，他說：

“他站在那里顯得身材挺拔，儀容整潔，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禮節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因為是他多管閑事的妻姐逼他接見我的。”

當白修德講述河南災區的人民如何被餓死，如何被征稅，如何被趁火打劫，如何人吃人的時候，蔣介石都予以了否認，他堅定地說：“人吃人的事情決不會在中國發生!”當福爾曼拿出了照片時，“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

他記下了照片的拍攝地，問了一些官員的名字。這次20多分鐘的會見，讓白修德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但我深信他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如史迪威將軍所說的那樣，而且對他的人民也同樣毫無用處，這一點才是更加重要的。”

之后，糧食就從陜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災區，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余糧食，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涌來。然而，此時饑荒已奪去了300萬條生命。對河南大饑荒，白修德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對當時所見的一切，我現在已經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亂的筆記堅持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

從白修德的見聞里不難發現，河南大饑荒完全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政府在其中無所作為，甚至推波助瀾，火上澆油，不顧災情嚴重照常進行征收，放任土地投機交易，掐斷了災民最后一線生的希望。而駐防河南的部隊有足夠余糧可以接濟災民，然而當時國民政府存在一種謬論，即餓死了老百姓，土地還在;而餓死士兵，土地就沒人保護了。

白修德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憤怒地寫道

“我們知道，在河南農民的心底里，有一種暴怒，要比死亡本身要酷烈，我們也明白政府的勒索，已使農民的忠誠化為烏有。”

河南人民將“水旱蝗湯”并稱四大害，湯就是指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有50萬大軍駐扎河南。1944年春，日軍以6萬部隊進攻河南，湯恩伯50萬國軍潰不成軍，河南憤怒的農民用鋤頭、大刀等“開始解除個別士兵的武裝，后來把整連整連的人繳械”(《中國的驚雷》)。白修德認為：在那場超過 300 萬人死于非命的災荒中，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終究為后來的政權崩潰埋下了伏筆。河南大饑荒，國民黨的無為，讓它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定盤的星，為一個政權敲響了喪鐘。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民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型國家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不斷發展起來。

然而，由于嚴重的自然災害、建設社會主義經驗不足以及蘇聯逼債等多方面的原因，這個新國家遭受到了一段長期而又刻骨銘心的挫折和彎路，那就是至今仍然經常被人們提起的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

據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著《毛澤東的中國》中描述：

“(1959年)前所未有的旱澇災害(幾乎波及全國一半可耕地)給農業生產和國民經濟蒙上一層不祥的陰影。……1960年的自然災害比上一年更加嚴重。臺風在中國南部省份和遼寧省造成了巨大的水災，而黃河(水量只有平常的1/3)流域的中下游地區則飽受旱災之苦，害蟲威脅著農村大片地區。全國60%的農田受到了澇災或旱災，農業生產直線下降，饑荒威脅著整個國家。”

據《周恩來傳》一書記載，周恩來總理于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這樣大的災荒那是我們開國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二十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人們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有限，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難以估量，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自然災害無疑是造成中國糧食短缺的主要原因，因此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是與事實相符的。

災害發生后，國家的應急措施是及時、有效而且是傾力的。國家儲備糧實施定量分配，社會主義集體制度的優越性又防止了糧食的投機及囤積，這是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輕了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的大規模饑荒現象。

在三年自然災害這期間里，毛澤東主席經常一連幾個月深入到農村基層搞調研，了解中國社會的真實情況。回到北京后，他從自身做起，堅持“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他連連起草文件扼制基層存在的“一平二調”、共產風、瞎指揮風、浮夸風、干部特殊風等。對基層組織通過“一平二調”占有的農民財物，要求堅決退賠。國家還利用有限的外匯，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購買大批小麥，緩解國內糧食緊張狀況。

這些措施都是有目共睹，而且有大量的資料可以證實。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經毛澤東審閱并多次修改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文件要求：

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至少7年不變;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必須堅決反對，徹底糾正;允許社員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實行按勞分配，積累不能過多，65%用于社員消費;保證農業生產每一線有足夠勞力;組織集市貿易，便于交換產品，活躍農村經濟;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徹底糾正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反對干部特殊化、徇私舞弊、打罵群眾的國民黨作風。

11月15日，毛澤東又起草《關于徹底糾正“五風”問題的指示》：“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1961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修訂了《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取消了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制度，規定了增產不增購，減產不減購的原則。據1988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糧食工作》一書記載，1959—1961年，國家通過調入，進口等辦法，向農村返銷糧食共計546.6億公斤，占總征購量的34.4%。

近些年來，關于三年自然災害的議論突然多了起來，對災害的描述越來越離譜，餓死幾千萬人、餓殍遍野等說辭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在群眾中引起了非常大的思想混亂。

雖然這些說法也遭到一些有識之士的質疑，然而由于沒有官方正式的辟謠，甚至某些官方對此也是閃爍其詞，導致這些說辭大行其道，幾乎完全占據了主流輿論陣地。這不免令人產生疑惑：難道三年災害期間以及之后的較長時期內，國內、國際竟不知有餓死幾千萬人，竟不知有餓殍遍野，而只是近些年才有了這個重大歷史發現?

是毛澤東時代隱瞞的太高明，還是當時的人們簡單的太疏漏?連視中共為死對頭的蔣介石、美帝都沒有想到利用一下這個殺傷力巨大的宣傳武器?

其實，它們怎么會放過任何一件投向中共的武器呢!最近，網絡上流傳著一份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官方解密的1961年4月4日的文件，文件的內容恰恰是關于中國三年自然災害的分析報告，我有位同事將文件的一段翻譯成了中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政權正在面臨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自從鞏固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后，它就一直在遭受經濟困境。經濟管理上的混亂，特別是兩年來不如人意的天氣，導致1960年的糧食產量比起1957年幾乎沒有增長，但1957年時需要養活的人口要少5000萬人。

雖然看起來廣泛的饑荒并不會發生，但在一些省份，有很多人現在已經無法獲得食物供應，在6月收獲之前的一段時間，情況將迅速惡化到最糟。‘大躍進’造成的混亂以及蘇聯專家的撤離擾亂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這些困難顯著地降低了1960年的經濟增長率，而且已經導致了嚴重的收支逆差問題。大眾的信心，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已經降低到了共產黨獲得權力之后的最低點。并且已經發生了一些公開表達不滿的事例。

中國共產黨政權將放棄在工業上進行的‘大躍進’，轉而給予農業更高的優待作為回應，并將減輕人民身上的經濟負擔。北京正在安排的一項重要事務或許可以指示出食物短缺的嚴重程度，在共產黨中國有限的外匯儲備中，將以2億美元為代價，于1961年安排接近三百萬噸的糧食……”

這份文件形成于1961年，已經到了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后一個年頭了，從文件中看出美國中情局的大人們并沒有在中國看到廣泛的饑荒，當然也就不會看到餓殍遍野，這正好可以解答為什么在災害期間國內國際沒有關于餓死幾千萬人、餓殍遍野的記錄、影像等歷史見證的疑問，因為那是壓根就不存在的事情。有人也許會質疑這份中情局文件的真實性，但文件中涉及的相關事件都可以與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相驗證，雖有些許出入并不是無中生有。尤其是文件中的“北京正在安排的一項重要事務或許可以指示出食物短缺的嚴重程度，在共產黨中國有限的外匯儲備中，將以2億美元為代價，于1961年安排接近三百萬噸的糧食”這一件事，與《陳云文選》中一篇報告達到了驚人的吻合。

“文選”里收錄的文章《安排市場要網開一面》，是陳云在1961年1月19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進口糧食問題，陳云說：

“我們這個國家，在糧食問題上的立腳點，當然要擺在自給上面。但是，現在有進口兩百萬噸糧食的可能，已經快要簽合同了;如果能再多進來一些，我們也要。

那末，這里就發生一個問題，有些東西要出口，比如核桃、瓜子、紅棗等，國內吃的就少了。我們現在究竟要顧哪一頭?我看，要顧進口糧食這一頭。……

明年、后年如果再多進一點，那我們就能夠稍微有點存糧了。總之，顧了東頭顧不了西頭，要有所得就會有所失。如果這也舍不得丟掉，那也舍不得丟掉，結果什么也得不到就是了。這和打仗的道理一樣，兩個拳頭打不行，要一個拳頭打。……

現在老百姓的布票已經減少得不象樣子了……但是，上次討論進口糧食的時候，我們還是定下來每人再減少一尺布。每人減少一尺布，就可以多進口十億斤糧食。五美元一匹布，七千萬匹布就是三千五百萬美元，恰好是買十億斤麥子的錢。我看寧肯每人減少一尺布，多進口十億斤糧食。

這樣做是錯的還是對的呢?恐怕是對的，應該這樣做。……”

陳云的講話在1月份，中情局的報告成于4月份;陳云的講話里說計劃進口糧食200萬噸，再多進些也要，而中情局的報告里的進口數字是近300萬噸。應該說，這份中情局的文件的真實性是非常高的，不知道陳云的報告有沒有在當時國內的媒體上公開發表，如果沒有，那美國中情局獲取中國情報的能力也是相當高，他們有能力獲取中共高層的情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三年自然災害”，給人們留下了挨餓的集體記憶，有個別的地方，甚到出現過餓死人的現象，但中國的老百姓沒有因為饑餓而怨忿，他們選擇了勒緊腰帶，與政府共渡難關。

為什么會這樣呢?有幾種合理的解釋：一是在舊中國，災荒、餓死人是社會的常態，中國老百姓已經習以為常，所以對災荒是理解的，尤其是面對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人們更能接受災荒的現實，否則人們也不可能接受政府把三年災荒定義為“自然災害”的說法。